首先需要说明的是，他俩不是婚姻，是同居好不。

鲁迅死后，鲁迅好基友许寿裳为撰写《鲁迅先生年谱》，写信给许广平说：“年谱上与朱女士结婚一层，不可不提，希弟谅察。关于弟个人婚事，弟拟依照事实，真书‘以爱情相结合，……’”云云。

倒是许广平很干脆，回信说，我可不是小气人，“关于我和鲁迅先生的关系，我们以为两性生活，是除当事人之外，没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缚，……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我们不是一切的旧礼教都要打破吗？”所以甭写什么“以爱情相结合，成为伴侣”了，直接写成“……与许广平同居”。

最后许寿裳在“许广平”之前加了个“番禺”，在“许广平”之后加了个“女士”，变成了这样的：“……与番禺许广平女士同居”。

就是鲁迅全集的处理，也得人家朱安夫人授权。具体是1937年，朱安这边给许广平发了授权信：“闻先夫鲁迅遗集全部归商务印书馆出版，姐甚赞成。所以一切进行以及订约事宜等，即请女士就近与该书馆直接全权办理为妥。”此外，朱安还把自己的图章寄往上海交付许广平使用。看到了吧，朱安称许广平为“女士”，称鲁迅为“先夫”。一句话，鲁迅与朱安才是夫妇，鲁许只算同居。

其次，幸福是一种感觉，所以，要看就看他们自己，是否感觉幸福。

1934年12月，鲁迅赠给许广平一部《芥子园画谱》，并在扉页上题下一首诗：

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也可哀。

聊借画图怡倦眼，此中甘苦两心知。

看来，周老师本人还算满意的，那另一半，广平兄满意不？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你，不满意！

1925年，广平兄跟周树人写第一封信的时候，是学校的风头人物：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国文系三年级学生、女师大学生自治会总干事、正在进行的女师大风潮即驱杨运动中的领军人物。

不过，收信者周老师更牛逼：教育部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女师大兼职教师、中国文化名人。

一来二去的写信与回得，广平兄先勾搭的周老师；周老师呢，顺水推舟，把个许版娜拉收编到自己身边了。周老师的意思，娜拉出走不外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总之，他是学雷锋做好事，把广平兄拉回了家。

第一，他反对她参加任何活动，包括两人关系尚处于暧昧时期的三一八惨案那次，许广平是干事，鲁迅拦着，没让她去。否则周老师就不再是《记念刘和珍君》，而是《纪念许广平兄》了。

第二，不让她从政。两人关系确立，一个在厦门，一个在广州。在广州身为国民党左派、跟我党邓大姐是同学的许广平被人介绍去汕头做妇女部长，鲁迅直接给她否决，要那不是要做“政客之流”么。

两个人1925年在北京恋上的；1926年一块南下的；1927年打到上海同居的。可以说，鲁迅一步一个脚印，把广平兄领回家，什么运动，什么政治，什么工作，什么新女性，统统地，回家伺候老爷吧。伺候的时候，本不想要孩子的，但无意中怀上了海婴，那就抱孩子吧。

广平兄心里的苦，可以从她诸多的回忆中看出。

初到上海的时候，周老师光顾着写文章，冷落了蜜月期的广平兄，广平兄上前骚扰了一下，双手放在周老师肩上，竟惹得他满脸的不高兴。从此在他写作时，她再也不去打扰，天一晚，自己就一个人识趣地先上床睡了。鲁迅也知道小娘子被自己冷落了，所以有时会陪在旁边，抽一支或两支烟，常常是鲁迅第一支烟还未抽完，那边的小娘子已鼾声大起——家务活累的。这时他就轻轻走开，重新写自己的战斗檄文去了。

许广平说，因为自己不加检点地不知什么时候说了话，使他听到不以为然了，或者恰巧他自己有什么不痛快，在白天，人事纷繁，和友朋来往，顾不上，但到夜里，两人相对的时候，他就沉默，沉默到要死。最厉害的时候会茶烟也不吃，象大病一样，一切不闻不应。搞得许广平痛苦万状：“为了我的过失吗？打我骂我都可以，为什么弄到无言！如果真是轻蔑之极了，那我们可以走开，不是谁都没有勉强过谁吗？”

鲁迅不高兴时，还会半夜里喝酒，跑到空地去躺下。他对许广平说：“我们的感情算好的。”但许广平可是体会到了，他对一切人可以不在意，但对爱人或者会更苛求，以致于许广平感叹：“我同情他，但不知此时如何自处，向他发怒吗？那不是我所能够。向他讨饶吗？有时实在莫名其妙，而且自尊心是每个人都有的，我不知道要饶什么。抑郁，怅惘，彷惶，真想痛哭一场，然而这是弱者的行径，不愿意。就这样，沉默对沉默。”

鲁迅气消了，会跟许广平说：“我这个人脾气真不好。”许广平回曰：“因为你是先生，我多少让你些，如果是年龄相仿的对手，我不会这样的。”一句话，广平兄让着老师哩。

鲁迅老年中无意得子，海婴也愿意跟父亲玩耍，但许广平夹在中间左右为难。她需要察言观色，看看他是否急要做事，再看海婴是否到了适可而止的机会；如果错过了机会，或者不晓得他在忙于工作，或者以为他们父子间正玩得高兴，不好摹然叫开，等之又等，才由他开口叫海婴到别处玩的时候，这个做父亲的会埋怨说：“把小孩交给我领了几个钟头了。”许广平说：“在同小孩玩的时候他是高兴的，我又不敢打断他们兴致——再把小孩叫开，但是走后他马上又珍惜时间的浪费，他是这样的克制着，为了和爱子周旋都觉得太过长久了。这更使得我在彷徨无主中度着日常的生活。”

1939年，鲁迅逝世的第三年，许广平写文章说：“我不知道自己属于那一种女性。我想，大约是有一点旧头脑，有一点新思想，融合起来的一个东西。这东西，——像我似的——也许被一些人所满意，如她的对手方面就是，然而在她本身则是不满意的。”

看来很不满意哈。

许广平说，我私意除了帮助他些琐务之外，自己应当有正当职业，再三设法，将要成功了，但是被他反对了好几次。他说：“如果你到外面做事，生活方法就要完全两样，不能像这样子，让我想想再说。”这样于事情就搁起来了。遇到另外的机会，又向他提起做事，他说：“你做事这些薪金，要辛苦一个月，看人家面孔，我两篇文章就收来了，你还是在家里不要出去，帮帮我，让我写文章吧。”

许广平说，这样的结论，迫得我好似一个希特拉的“贤妻”，回到家庭，管理厨房和接待客人，以及做他的义务副手。后来再做了母亲，成天给家庭的一切闹昏了。

关于钱，小许也有委屈，她说，我不愿意浪费一文钱，在他的辛苦劳役换来的仅有的生活费，我不应该无故分润。我克制自己；穿的是粗旧衣服，有似村妇，和摩登的化妆品绝缘，除了两餐饭食，我没有更多的零用，因为我自己不需要。我们不交际，不和亲戚往来，我自己没有世俗所好的一切嗜好。有时一同去看电影，这是唯一的娱乐了，就这样地生活着。最后她总结说：“他的工作是伟大的，然而我不过做了个家庭主妇，有时因此悲不自胜。”

1941年，英国那边有丈夫给家庭主妇发工资的动议，这让许广平嗤之以鼻，大骂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下被豢养的狗的态度”，“甘愿度妓女式的生活”！而她最喜欢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女性，说：“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社会上得到真正平等，她们不但在宪法上得到保障，而且实际上都解放了。这里没有谁想到分人家的酬金，只是无论谁，都在职业上发展，再不是家庭里的囚徒，丈夫的豢养者。这才是妇女解放的楷模。”

看来，给鲁迅做助手，做家庭妇女，她不乐意，“悲不自胜”；让鲁迅给她开工资，她更不乐意，那成了“狗”或者“妓女”了。而她喜欢的，就是女人自已出去找工作。可惜，鲁迅死后她才能走出这一步。

所以哪，广平兄幸福不幸福，空口无凭，看看她三卷本的《许广平文集》就知道了。里面很多三观，都是周老师去世后，她才能说出的真心话。给周老师做同居女人，你以为容易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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