逼仄境遇中无望挣扎的女性生存痛感和精神嬗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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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南映辰

原文标题：逼仄境遇中无望挣扎的女性生存痛感和精神嬗变——张爱玲《金锁记》与铁凝《玫瑰门》之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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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有两位女作家喜好冷眼看烟花，素手绘凡俗，以其卓越的才情、敏锐的感觉、深刻的思想在文学的画布上绘出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们一个是民国时期广为人知的才女，一个是当代女性文学的领军人物，她们是张爱玲和铁凝。她们虽处在不同年代，但其对于人性的准确把握以及女性命运与意识的审视却有着共通之处。张爱玲善以略显犀利冷峻的笔锋直击人性的丑陋、命运的无常，字里行间难掩一针见血的利落的质感和不近人情的冷漠与苍凉，她对女性生存处境的描述和女性精神、心理的挖掘都极为透彻、深刻，阐述了女性在男权社会中的无可奈何。《金锁记》便是张爱玲这类小说的典型代表作品。铁凝在创作中常将不乏睿智哲思的笔触伸向当下抑或底层生活，细致描摹了诸多世俗生活中的平凡小人物，充分展露了普通人真实的生活状态与思想意识，同时她也如张爱玲一般，十分珍视自己的女性身份，对女性世界进行源于性别本能的深度思索和探究。《玫瑰门》是铁凝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亦是她最重要的一部小说。

《金锁记》与《玫瑰门》堪称中国现当代女性文学的代表性作品，二者的故事框架极为相似，都是一个女人在情欲压抑、婚姻畸形、家庭不幸这一特殊处境中，进行疯狂的抗争和报复，最终步入人性陷落甚至泯灭的不归之路。两位女作家在作品里皆抛弃了宏大叙事，奉行女性化的个体叙事，拒绝善恶分明的道德归罪，通过对女性历史与现实的沉静审阅，将女性命运和意识寓于人物形象之中。小说的题目亦都富含丰富的象征意义，耐人寻味，提升了人物形象的厚度及主题思想的深度。

一、曹七巧与司猗纹的形象比较

张爱玲和铁凝在其代表作《金锁记》与《玫瑰门》中，通过对自身性别特征的发现和体认，以女性化的叙事视角解构了以往作家建构的女性神话，还原女性日常生活里真实的生命本相，并对女性的现实处境进行冷峻的质询，具有冲击力与革命性。她们塑造的女性不再是淑女、圣女等于神话中行走的理想形象，而是生存在世俗生活中琐碎疲惫的庸常女人。“写出女人的让人反胃的、卑琐的、丑陋的、男人所看不到的那些方方面面。”两部作品里的女主人公曹七巧和司猗纹皆是富有厚度的多面人物，具有可比性，尤其在人生遭际、心理裂变与人性陷落上存在惊人的相似，她们的挣扎和反抗、“扭曲”与“变态”、“阴险”和“丑恶”，使其成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臭名昭著的悲剧典型，真正展现了女性破碎人格中最为悲壮惨烈的图景。

（一）婚姻畸形与家庭不幸的异常生存处境中的挣扎和反抗

人类从生命之初挣扎着离开母体到最终闭上双目葬身于黄土，都在为生存而奔波忙碌。曹七巧、司猗纹皆具顽强的生命力与强烈的生存欲望，并非逆来顺受之人，情感和婚姻的畸形、家庭生活的不幸、周围环境的异化迫使她们为争取生存必需的空间与权利而不择手段进行满含悲剧意味的反抗。“反抗是一种价值的选择，即在尬尴的生存处境中选择的一种生存方式，是试图对尴尬生存的突围和超越。”她们的反抗源自强烈的自我保护意识，最基本的生存完全遭到破坏，便不得以放弃了一切，甚至包括尊严、感情、道德……只为生存下来。

1、曹七巧：为金钱而抗争

张爱玲以其特有的闺阁话语和阴性书写的方式，反映了曹七巧在荒谬生存环境中的边缘位置以及她对此进行的抗争。

曹七巧本是小镇上麻油店家的姑娘，虽然出身低门小户，常显粗鲁泼辣，但较少受到传统礼教的束缚，确是充满朝气、活力四射。然而正当她对未来美好的爱情充满玫瑰色的幻想之际，代行父权的兄嫂因贪图钱财不负责任地把她嫁给了患有软骨病的姜家二少爷，名为“嫁”，实为“卖”，这极不相称的婚姻从此成为一个陷阱，开始了她畸形、残缺、悲哀的人生。

一个市井人家的女儿，嫁入与自己格格不入的钟鸣鼎食且讲究门第等级的封建大家庭里，难免要受到自上而下的轻蔑与歧视。另外，作为一个正值青春年华，具有旺盛生命力的女性，却嫁给一个“废人”，他们之间不仅缺乏爱情，连最起码的肉欲的满足都全无可能。婆婆的漠视、妯娌的疏离、小姑的冷眼、佣人的讥笑、丈夫的无能……曹七巧在冰冷的家庭氛围中忍受畸形残缺的夫妻关系的禁锢，从未享受到一个正常女人在婚姻生活里应得的尊重和快乐。少女的梦想、妻子的渴望、母爱的光辉逐渐被扼杀，犹如一棵茁壮成长的树苗折断在肃杀的秋风里，心中只有孤寂、屈辱与怨怼。情感的缺席、尊严的丧失、生命的错位致使她像刺猬一般，不断刺伤别人，力图保全自己。她以低俗的谈吐、鲁莽的举止来宣泄内心的不平，以蛮横无理的行为方式向荒谬的生存境遇发起挑战。她故意挑拨离间，处处与人作对，对刚过门的弟媳尖刻挖苦，对未婚的小姑子冷嘲热讽，对威严的婆婆阳奉阴违，对丫鬟下人非打即骂，对形同残废的丈夫冷酷无情……通过攻击别人寻到报复的快感，情感逐渐走向虚无并陷入了疯狂报复的歧途。

在生活与时间的打磨下，曹七巧的生存意识越发强烈，用青春和幸福换来的金钱是她生存下去的唯一依靠。分家时她打滚撒泼，用年少的儿子做招牌，以过世的丈夫为托词，公然与九叔公抗争，用近乎无赖的方式换得了多年苦苦煎熬中梦寐以求的钱财。当她获得自己财产的支配权后，对他人更是严加设防，惟恐别人骗取被她紧紧攥在手里的饱含辛酸苦痛的钱财，即使是曾承载过自己情感寄托的人。最初的一切美好历经岁月的腐蚀逐渐发霉变朽，此时的曹七巧经一番挣扎、反抗总算抓住了生存的“依靠”，却也被牢牢套在黄金的枷锁里,变成一个毫无人情人性的悲哀之人。

2、司猗纹：不断斗争以求被认同

《玫瑰门》以一个女孩眉眉的视角审视她的婆婆司猗纹扭曲挣扎的人生，铁凝以司猗纹不断反抗的一生反观女性心理和精神的嬗变,对女性进行深入的主体性探索。

从根本上看，司猗纹并非一个十恶不赦的坏女人, 她是一个渴望在家庭与社会中求得生存权利且拥有自己地位的女人，为此她一生都在与外界斗争，与亲人斗、与家庭斗、与邻居斗、与社会斗、与时代斗……她和曹七巧抗争的目的与方式不尽相同，如果说金钱是曹七巧赖以生存的依靠，那么自己“社会角色”的不断被认可则是司猗纹获取生存勇气和意义的关键。

司猗纹出身名门望族，是一个接受过良好教育颇具新潮思想的大家闺秀。她在少女时期曾怀有一份朦胧的爱慕情愫, 并敢于为爱情反抗家长权威，终于在一个雨夜完成了一个少女最神圣的洗礼以及女性意识的觉醒与女性身份的重建，但也就此结束了她的锦瑟年华, 拉开了人生不幸的帷幕。爱人的音讯全无击碎了她的梦想，无奈之下只得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而嫁入庄家却是她如梦魇般生活的开始，无爱的婚姻、到处拈花惹草的丈夫、无能又自视清高的公公使她坠入了无底深渊，她频频忍受着丈夫的无视、羞辱乃至寻花问柳、常年不归。为了能在冷漠的家庭里得到肯定，她忍辱负重，竭力支撑岌岌可危的大家庭，屡次帮助庄家摆脱经济困境，而得到的却是丈夫一如既往的厌恶与公公的藐视甚至仇恨。爱情、婚姻以及家庭的不幸给予她的只有无尽的屈辱、伤害和女人尊严的丧失,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心理的畸变，于是她开始不顾一切地疯狂报复, 其中最怵目惊心的是她放弃人格尊严, 用肉体引诱公公与其乱伦，从而巩固了她在家庭中的地位。她用邪恶的方式争得了看似合理的生存权利，在荒唐的生活处境中逐步走向偏执与病态。

迈入新时代后,司猗纹敏锐地觉察到新旧社会的差异，在“思想政治”方面表现出她那个阶层鲜有的“远见卓识”，糊纸盒、砸鞋帮、当老妈子……很快便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文革开始时,她的政治嗅觉格外敏锐，先是主动献出钟爱的房子,再是戏剧性地捐家具……为了不被社会潮流所淘汰,她费尽心思挤进了自己以前所不屑的“特殊居民”行列。一系列处心积虑的策划和部署，只为获得社会的认同。司猗纹被社会化的过程亦是她人性异化的过程，她的悲剧色彩随之不断加深，她从不放弃任何改变命运的机会,不安于做一个普通的家庭妇女,渴望得到他人的认可与肯定，为此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甚至包括降低自己的人格、出卖自己的灵魂、泯灭自己的人性。“她无时不在用她独有的方式对她的生存环境进行着貌似恭顺的骚扰和亵渎,而她每一个践踏环境的胜利本身又是对自己灵魂的践踏。”

（二）性的压抑和苦闷最终导致人性的极端扭曲与变态

“弗洛伊德将人类心理结构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个层次。‘本我’多指人类的本能与欲望，是最原始的、无意识的心理结构，它不受道德、法律和传统观念的束缚、制约，只遵循唯乐的原则。当这种本能与欲望通过正常方式无法实现时，就会采取一种扭曲、变形的方式作为主体的补偿。”曹七巧和司猗纹由善变恶即是如此，情欲本是正常人性的体现，性亦是人类的正常需要，然而她们一生都没有过正常的合乎人性的性爱关系，压抑的结果是她们对“性”产生了病态的敏感，并以歇斯底里的变态方式宣泄心中积郁的愤懑。张爱玲与铁凝都舍弃了阳化书写，以女性自省的目光审视人物心灵的内部构成，对女性意识进行深度挖掘和拷问,表现女性的压抑与内囿, 剖析女性自身的觉醒、反抗、报复、扭曲和畸变过程，毫不留情地揭穿人物病态的真相。

1、曹七巧：从人到“鬼”

曹七巧人性的扭曲、畸变是人类赖以正常生存的情感需要严重缺失造成的，具有必然性。

曹七巧的婚姻本身是物欲对情欲的出卖与压制，情欲得不到正常的疏导及合理的发泄，长久的压抑最终造成其人性的极大扭曲和变态。充满青春活力的曹七巧嫁给一个患“骨痨”的丈夫，在他身上得不到情爱的生命体验，无法享受正常夫妻间的欢爱。由于伦理道德的束缚，她只能将自己的人性欲求压抑到冬眠状态，但愈压抑愈渴望得以满足，无奈之余她把目光转移到小叔子身上，在沉闷无趣的生活中，只有这份感情能够给予她最大的热情与慰藉，然而小叔子的若即若离，使她的身心遭受了更大的煎熬和折磨。曹七巧分得家产搬离姜家后，小叔子却突然登门造访，用尽花言巧语只为骗得其财产，曹七巧识破了他的诡计，但他的一番撩拨却翻腾起曹七巧压抑多年的爱欲。难平的情欲最终还是被曹七巧以清醒冷静的姿态压制在内心深处，纵然在无爱又无性的绝望里打发残存的余生，她也要守住那用一生幸福换来的珍贵钱财。于是，她的生命逐渐黯淡，“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

无限度地压抑性欲造成她对“性”的过分敏感，无论何事都能联想到“性”。她以毫无顾忌的满口粗话发泄潜意识中本能的冲动，甚至采用更为扭曲、变态的方式以求得心理的平衡，她的尖酸刻薄、剑拔弩张正反映出其内心的情欲已在不知不觉中化为一股戾气。她以“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去杀人，扼杀了儿女的婚姻和爱情。她千方百计摧残儿媳，无非是企图从情感与肉体上占有儿子，在她眼里儿子并不是儿子, 而是一个男人, 她是在与儿媳争夺同一个男人。不仅如此，她还想方设法阻挠女儿的婚事，以残忍而巧妙的方式断送了女儿迟来的爱情,一次次将其从对未来美好的憧憬中拽回, 逼迫其与自己一样走进没有光的所在。热烈的情欲在过度压抑中逐步畸变，促使其心理和人性发生了极大的裂变与扭曲，甚至于母亲对子女伟大而无私的爱，也在她的身上消失殆尽，留下的只有因对性和爱的渴望却不可得而产生的强烈恨意，并对周围的人施加残酷的报复与打击，一步步逼近人性人情变态的极致。

2、司猗纹：性本善的“恶之花”

相比曹七巧，司猗纹自然富有知识和教养且更加复杂、微妙，但也同样输给了那真实的生命躁动，未能摆脱人性畸变与陷落的悲剧命运。她们虽然有着不同的出身与思想，却具有相同的人生遭遇和人性裂变。

嫁进庄家后的司猗纹仿佛置身于痛苦的漩涡，丈夫常年在外，即便回家也不会给予她性的满足，不但如此，她的乞求更换来了丈夫的耻笑与侮辱。司猗纹面对这一切由痛苦地忍受渐渐转变为深切地憎恶，她甚至认为“性”是丈夫轻视她的主要原因，更是她悲惨命运的罪魁祸首。尊严的丧失、性欲的压抑，一无所有的孤苦境地促使她调整人生的逻辑，不再循规蹈矩、娇柔作态，而是把“性”作为武器，以此向周围出击，以毁灭他人来抚平自己内心的伤痛。

她首先对道貌岸然却孱弱无能的公公发起进攻,试图通过“性”来征服庄家的主宰者，用乱伦这种极端的方式来释放极度压抑的情欲并实施报复。没有被认可为贤妻使得她无法成为良母，对儿子、儿媳不仅没有舐犊深情，甚至还妒忌且不惜一切破坏他们的婚姻生活，偷窥他们的房事以确定是否和谐，得知儿子性无能时竟然幸灾乐祸。她扭曲地看待身边每一个女人，以不合情理的“性”的角度来审视自己的儿媳，憎恨这个行动主义者永远光鲜地活跃在男人的圈子里，因为她切实感觉到自己的苦寂岁月和儿媳的惬意自如之间的悬殊差别。她对外孙女眉眉亦没有母性的温情, 而是用一种敌视的眼光将其视为日常累赘，时时刁难这个无辜的女孩。当眉眉遭受流氓骚扰时她不但没有任何安慰反而对其进行审问、责备，甚至精心安排这个纯洁的女孩见证她对儿媳偷情的控诉,达到报复儿媳对儿子的不忠并以此挟制邻居的目的。她嫉妒眉眉似她年轻时一般娇俏可人，以至于想要粉碎眼前的这个风华正茂的自己，遂无情地折磨这个纯真的女孩，让其在无爱的冷漠环境里艰难成长。她将孩子视为自己的替身，不知疲倦地玩弄限于家庭的权力，绞尽脑汁试图让他们也遭受自己所遭受的损失, 甚至妄想把自己的不幸转嫁到他们身上，以求达到内心的平衡。这种变态的心理补偿机制，不仅给他人造成了毁灭性的痛苦，也使自己的人性无可挽回地陷落了。

二、“锁”与“门”的象征意义比较

《金锁记》和《玫瑰门》作为张爱玲与铁凝的代表作，其题目的命名显然是别具匠心的。“锁”和“门”都是极富隐喻性与象征性的词语，除了它们本身所代表的动作、事物外，“锁”还给人以窒息般的压制和禁锢之感，“门”则带有霸权统治下的封闭性与空间意义上的隔绝感，也不乏一丝希看。两部小说皆有女性生存痛感的有意或无意凸显，女性肉体和生命力在特殊场景里的禁锢与压抑，从题目中便可窥探一二。两部作品题目的多重涵义着实增加了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形象的厚度以及文本主题思想的深度。

（一）“锁”：“受锁”和“施锁”

“锁”，带有极强的霸权意识与禁锢性，且具有被动和主动两方面的意味。“金锁”，黄金做的枷锁，虽然价值连城，但锁住的却是比黄金更宝贵的自由。“金锁记”这个题目意味深长，暗示了故事的主人公戴着黄金的枷锁，在禁锢中耗尽一生。受制于强烈金钱欲望的曹七巧，不但葬送了自己的青春与幸福，而且在变态心理的驱使下竟然妄图毁灭儿女的人生。金钱腐蚀毒化了曹七巧, 导致其人性的异化，使她由“受锁者”转变为“施锁者”，自虐和虐人似乎成为其生命的主要构成。

1、“受锁”：深受黄金枷锁的禁锢

曹七巧以婚姻的美满、人生的欢欣作为抵押，却换得金钱枷锁的禁锢与压制，在性压抑、性苦闷中煎熬了一生，终致其人情人性陷落甚至泯灭，确是可悲可叹且发人深省的“受锁者”。

曹七巧的畸形婚姻得以维持无疑靠的是钱财的力量，残缺的夫妻关系无法满足她正常的生理需要，姜家上上下下的鄙视更无从给予其应有的人格尊严，她唯有凭借对金钱的掌控来获取生存的信心和勇气。在对钱财的强烈渴望与疯狂追逐下,其情欲和物欲进行了激烈的较量，最终情欲被彻底的物化，她不惜以牺牲性与爱的享受为代价去换取所谓的荣华富贵,仿佛只有金钱才能填补其内心的空虚，她将人生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那个黄金的梦里。

终于，曹七巧如愿以偿分得一笔足以使其衣食无忧的财产，并从陈腐的大家庭中解脱出来自立门户，这是其用巨大而沉重的代价换来的,须小心翼翼地精心守护。此时的她在金钱面前已经全然丧失了自我，为钱财所点燃的欲火驱动着,这股物欲之火日渐燃尽了她人性中的脉脉温情，于她而言, 所有的欲望、希冀都应在金钱面前低下头来，她对钱财的缺失怀有难以言表的深深恐惧。为了守住这得来不易的财产，她宁可在情欲的极度压抑中度过残缺不全的人生，也要坚定地拒绝自己心仪的小叔子的挑逗，她要完全占有这弥足珍贵的钱财，绝不容许任何人窥视、觊觎, 包括自己的子女。

曹七巧被牢牢套在黄金的枷锁里，于无爱的绝望中苟延残喘。她把金钱视为生存的唯一依靠，为了钱，她忍辱负重，舍弃了一切收获幸福和满足的可能，终于从人的附庸变成了物的附庸、金钱的奴隶。冰冷而沉重的黄金枷锁，锁住了青春的绚丽，锁住了爱情的甜蜜，更锁住了人生的欢喜。

2、“施锁”：锁住他人的青春与幸福

曹七巧戴着黄金的枷锁，日益暴虐而残酷，金钱将其心理和人性的痼疾赤裸裸地袒露出来。她用人生中最美的时光与最真的感情换来一面沉重的金枷，受其禁锢一生、压迫一生。而当她手握限于家庭的权力时，又肆意玩弄，百般破坏子女的爱情和婚姻，试图锁住他们的青春与幸福，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施锁者”。

曹七巧的归属唯有那冷冰冰的黄金枷锁，没有她爱的人，亦没有爱她的人。在其孤寂落寞且倍感压抑的生活中，鲜有人伦亲情的温馨，随处可见的皆是鲜活生命的憔悴和凋谢以及惊心动魄的阴谋与算计。她的心灵日益扭曲，人性渐趋异化，连那份为人母的善良和无私也荡然无存，她忌恨别人的浪漫爱情与美满婚姻，甚至无法容忍自己的儿女享有生命的乐趣，遂扼杀了儿子、儿媳间的欢爱，断送了女儿来之不易的恋情，把他们牢牢地锁在身边作为陪葬，一同在无爱、无望的阴冷地狱里了此残生。这个鞭笞情欲、贪婪物欲的女人，手持冰冷而坚固的枷锁，锁住了自己，也锁住了他人，最终从一个被害者转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害人者。“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曹七巧过世以后，她的女儿如她一般戴上了金钱的枷锁，“谣言说她和一个男子在街上一同走，停在摊子跟前，他为她买了一双吊袜带。也许她用的是她自己的钱，可是无论如何是由男子的袋里掏出来的。”或许有朝一日她会变成另一个曹七巧，继续“受锁、施锁”的循环。“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二）“门”：“门内”与“门外”

和“金锁记”相比，“玫瑰门”的象征意义显得愈加隐晦而复杂。从语法规则来看，“门”对“玫瑰”这一命名永远处于排斥状态，二者并不存在搭配的可能，但正是这两个处于完全不同意义关联域中的词语违反常规的搭配，产生了妙不可言的象征与隐喻的作用，确实展现了铁凝的匠心独运。从对词语的熟悉，到对语法结构的陌生，再到解读后的熟悉，在这从熟悉到陌生再到熟悉的过程里，文本中女性形象和主题思想的深层内蕴得到渐变式的凸显。

本身颇有欣赏价值的“玫瑰”常作为女子娇艳馨香的隐喻而被选为文学作品的意象，“门”则含有隔绝里面与外面的空间意义，因此，“玫瑰门”作为一种空间符号，可以理解为女性的内在特征和外在特征的分界面。“门内”是女人的天性与本能的欲望、追求, 人性之善在其中得到升华，人性之恶也在其中无限膨胀；“门外”则是社会利益和事态风云影响下的女性行为表现，也许出于对外界的迎合，而未必出自本心。走进“玫瑰门”，不仅能够近观不同女性本质层面的美与丑，还可以深切感受到这些女性在特定时代生存的痛感，如此一来，“玫瑰门”从一个空间意义上的符号转化成为对女性人物深度透视的入口。作品正是以一个成长中的女孩独特的视角和感受，悄悄地窥探“玫瑰门”里的奥秘。

铁凝亦借“门”这一意象暗示了女性的尴尬处境“你终于走到里面去也可以说你终于走到外边来。面对一扇紧闭的门你可以任意说，世上所有的门都是一种冰冷的拒绝亦是一种妖冶的诱惑。”“很多人都在宣称他找到了自己他拨开荆棘破门而入走进了那妙不可言的殿堂其实那不过是一种租赁甚至不如租赁”这扇“玫瑰门”以其带有的封闭性与隔绝感造成了女性内在和外在的严密阻隔，女人似乎总要面临“走进门内”与“走出门外”的两难抉择，而无论选择“门内”还是“门外”，都无法获得肉体和灵魂的双重满足与幸福，人生终究是残缺不全的。以司猗纹为中心的响勺胡同诸位女性之间互相猜疑、相互窥视的异常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在身受“玫瑰门”的囚禁，女性健康生理抑或心理得不到尊重、发展的特殊生存境遇中形成滋长的。当然，铁凝同张爱玲一样在控诉“门”、“锁”等外部因素对女人的摧残，表达对女性现实境遇的质疑，以及展露女人生存于世最幽深的隐痛的同时，也不忘揭示女性自身的弱点和局限性。曾被家庭与社会一再排斥、拒绝的司猗纹，在怨愤和绝望中显露出阴险、丑恶的灵魂，那是不能被长久掩饰的女性真实的灵魂，亦是被历史与现实纵横挤压得扭曲变形的灵魂。铁凝对人性中不可救药的堕落及女性生存的艰辛作了全方位的展示，完成了对于在“玫瑰门”禁锢下的女人灵魂深处的勘测。

张爱玲和铁凝以理智、冷峻甚至残忍的笔锋描绘了一幅幅悲壮惨烈的女性人生图景，半个世纪的沧桑并没有阻隔两位女作家对女性生存状态与生命过程的共通认识，这种一脉相承的敏锐性和深刻性反映在她们的代表性著作《金锁记》与《玫瑰门》中。两部作品在人物形象的塑造，特别是女主人公生存本相的呈现和复杂灵魂的透视上确有异曲同工之妙，曹七巧与司猗纹，她们在婚姻畸形和家庭不幸的异常生存处境中不断挣扎与反抗，而性的压抑和苦闷又最终导致其人性的极端扭曲与变态，她们的生命历程皆折射出女性伤痕累累和阴暗的一面。除此之外，两部小说在题目的象征与隐喻作用的发挥上亦不谋而合，“锁”与“门”，都富含多重象征意义，丰富了人物形象和主题思想的深层内蕴，使其更加厚重而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