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凌：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建构与研究路径 ——兼议单波著《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163

摘要：21世纪以来，国内一些学者从媒介伦理、新闻专业主义、心理学、社会学、政治学、美学等角度观照和探讨跨文化传播学的新命题。本文以单波教授所著《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为例，从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跨文化传播的问题视域与基本议题、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场域与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的多学科建构、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等五个方面刍议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建构与学术趋向。

关键词：文化转向；议题；场域；跨学科；研究方法革新

目前，在跨文化传播学研究领域中，除去翻译和英文原版著作，以及从事语言、文学、历史文化学的学者著述外，来自新闻与传播学界一般性的介绍和综述成果较多，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尚不多见。《礼记·学记》云：“独学而无侣，则孤陋而寡闻。”近获武汉大学单波教授所著《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可谓当前国内跨文化传播学研究领域不可多见的一部力作。有幸受该书启迪，拟不拙浅陋，从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跨文化传播的问题视域与基本议题、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场域与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的多学科建构、跨文化传播学的研究方法等五个方面刍议跨文化传播的学科建构与学术趋向。

一、从文化转向到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

自19世纪六七十年代尤其是“二战”以来，在西方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出现了文化研究的热潮，传播学、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语言（翻译）学、文学、地理学等多种社会学科均将“文化”置于研究的焦点，在有关制度、仪式、风俗、思维习惯、社会正义、归属、认同、价值等问题的研究中，创出一派新局面。这种由人文和社会科学界广泛卷入文化研究而引发的学术动态被称为“文化转向”，其实质是将各种社会“事实”视为一种文化产品，而对于“事实”，不同阶级、种族、性别、民族、政治信仰会有不同的解读方式；而社会中的“权力”则对于社会中的“其余”者，在对“事实”的解读上具有左右力量。“文化转向”被认为发现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动力本质，该动力源于思想(价值、情感等)产生的文化动力，即文化改变世界、文化营造空间、文化构筑传播力。有评论说，这一发展甚至可以看作“二战”以来的一次极为深刻的社会观与政治观的变化。

传播是人类生活基本的手段和目的。美国教育学家杜威先生云：“传播值得人们当作手段，因为它是使人类生活丰富多彩、意义广泛的唯一手段；它值得人们当作生活的目的，因为它能把人从孤独中解救出来，分享共同交流的意义。”[1]随着人类活动空间和社会交往范围的扩大，“传播”一词已成为覆盖现实生活各个方面的公共话语，传播的含义亦变得越来越多元化，“它包含着多种多样的意义要素，诸如符号、言语、讲述、互动、关系、反馈、传递、交换、联系、共有、交流、沟通等，它不仅界定着信息在自然空间内的传播，而且界定着人与人之间的传递关系和交换关系，界定着人所共享的文化世界，界定着人的社会交往仪式、界定着文化的生存与再生。”[2]由此可见，在“传播”的涵义或语境下，文化是核心的意义要素和基本命题。

“二战”后，在传播学领域形成了从文化转向到跨文化转向的趋势。德国哲学大师海德格尔、伽达默尔等人强调跨文化对话的重要性，力推欧洲与亚洲的文化思想交流，“我们必须欣赏和容忍多样性、复合性和文化差异……多样性的联合，而不是均一，是欧洲的遗产。这种多样性的联合必须扩展到整个世界——包括日本、中国、印度和穆斯林文化。每种文化，每个人都对人类的团结与幸福有其自己的独特贡献。”[3]他们甚至将跨文化传播与交流上升为“人类的对话”和人最本质的精神需求，为当代欧洲跨文化传播研究定下了哲学思辨的基调。人类社会学家哈贝马斯基于“交往理性”的视角，探讨跨文化沟通的可能性与有效途径。

1946年，爱德华·霍尔在哥伦比亚做博士后研究时，在社会学和心理学、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上研究文化与性格，观照潜意识、非语言传播（如手势、表情、时间、空间等）等议题，传授跨文化沟通的知识和技艺，1959年，他在其《无声的语言》中首次使用“跨文化传播”的概念；20世纪60年代的民族志传播学试图解释某一文化或群体所采用的传播方式，把传播实践而非语言形式当作研究中心，形成了跨文化传播的研究形态；20世纪70年代，世界进入后殖民时代，文化差异与文化多样性统一成为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基本研究命题，亦成为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普遍话语，并上升为人们的社会交往理性。跨文化传播作为传播学中的一门独立学科亦逐步形成。单波教授基于跨文化交往与互动的视角认为，文化多样性统一的可能性在于文化适应过程中，在于作为文化代码的语言存在着在差异中求共性的过程，在于人类的跨文化能力——个体能根据具体语境、性格、目标及期望创造交互式文化认同，特别是人有移情能力，即站在他者的立场去思考、去体验、去表达情感的能力。[4]事实上，文化差异、互动与多样性确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但跨文化沟通与交流是一种不确定性的冒险，奢谈文化的统一性，似乎可能性不大。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跨文化传播学日益受到中国传播学界、外语与教学研究界的关注；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后现代思想家德里达、福柯以及受其影响的萨义德、斯皮瓦克等学者传播学研究者在“后(反)现代思潮”的背景下开始关注文化、语言和传播观念等诸多议题，使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呈现出近20多年来不断强大起来的学术趋势。其中，美籍华裔学者J.Z.爱门森编译的《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一书选取了一批美国跨文化传播领域权威学者、东亚跨文化传播教育者和实践者、华人学者的著述或采访实录，在东西方学术对话中建构跨文化学科的批评理念，丰富了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内涵，展现了自由、开放、多元的跨文化传播学术气象。2010年7月，单波所著的《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把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趋势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单氏在梳理西方跨文化思想源流与跨文化转向的基础上，着力于全球化的跨文化思维、跨文化传播的基础与障碍、跨文化心理、文化差异与文化适应、文化焦虑及其消解、语言与跨文化理解、语言与文化身份建构、语言与权力关系、跨文化传播的文化伦理与现代性困境，以及跨文化传播的政治基础与和谐理念等方面，在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之研究实践中默默前行。

然而，在新闻与传播学的实践领域，跨文化转向之路方兴未艾，中西方媒体之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先进与后发展国家之间，由于文化价值观、政治价值观、文化语境或背景的不同，在议程设置、信源采纳渠道、文化态度、报道立场和偏向等方面依然存在诸多理解、交流和沟通障碍。尤其是专业壁垒下的新闻专业主义偏见，常常通过市场化、商业化的运作机制生产流行化、时尚化意义，制造文化共享与统一的幻觉；通过差异化、标签化的表征夸大文化差异，消弭文化的交叉、互动与融合，或通过文化偏好和趣味塑造指向性的媒介文化，等等。[5]比如，西方媒体常常把中国的人权问题狭义地理解为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并将其限定在西方持不同政见者的自由表达上，压倒性地采纳西方媒体带有文化偏见色彩的信息来源，以自我的需要想象、美化或丑化他者文化，以优势心态负面报道后发展国家或他者文化，这种报道倾向无法为公众构筑客观真实的他者文化图景。[6]为此，21世纪以来，一些学者从媒介伦理、新闻专业主义、跨文化心理学、跨文化社会学、跨文化政治学、跨文化美学等角度观照和探讨跨文化传播学的新命题，比如单波、石义彬等学者主编的《新闻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7]，汇集了20余位中外跨文化传播领域的学术精英文章，集中探讨了跨文化对话的媒介困境、跨文化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跨文化对话的媒介伦理，以及跨文化传播观念的反思与建构等议题。再如，孙英春的《跨文化传播导论》[8]一书从社会学的角度探讨跨文化传播的社会权力关系与社会交往形态，试图构建跨文化传播学的理论基础。

需要正视的一个基本事实是，当代的传播知识谱系与面貌极大地受到传统和现代文化的影响。因此，一些学者从传统经典文本和现当代文化中提取文化传播要素，甚至从各种仪式和表演形式（如戏剧、舞蹈、民谣、礼仪庆典等）、日常传播行为中寻求跨文化传播的意义，比如，来自东亚的学者Hui-Ching, Guo-Ming Chen, MaryM.Garrett, Satoshi Ishii, William G. Kirkwood, Yoshitaka Miike, June Ock Yum等在基于文化传播行为与传播哲学考察跨文化传播动态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进展，并付诸使用，证明其在传播学上的重要性及其当代价值等，这其中的内容充满张力和活力，蕴含了文化背景、文化价值、文化逻辑、文化认知等内涵，于丰富以文化研究为导向的现代传播学理论颇有裨益。

二、跨文化传播的问题视域与基本议题

一般而言，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是学术发展的基本路经。从某种意义上说，问题意识是学科建构、学术发展的内在驱动力，跨文化传播学的构建、发展与创新、完善，需要具备基本的问题意识，以问题、议题或命题为核心推动学科进步，凸显学科优势。如孙英春所言，置身于全球化、民族化、区域化、本土化的语境中，跨文化传播研究的“问题视域”涉及不同文化之间、文化内部的各种相互关系与交往的复杂现实，以及不同文化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精神理念、价值观念、社会规范等方面的调适与变迁。这一“视域”也意味着，研究者要从文化、社会、心理、观念、技术等多个视角筛选和探讨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涉及的有关社会关系与社会交往事实的变量，对其进行确认、分析和分类，从现实的变动中追寻跨文化传播的主要方式、形态与普遍本质。[9]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传播国际化、全球化、本土化趋势的蔓延，不同文化之间在实践层面上进行着广泛而深入的交流与分享，跨文化传播的议题或命题也在传播实践的各个领域延伸与扩展。据单波教授统计，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的跨文化传播研究议题主要集中于以下十方面：翻译中的跨文化、商业中的跨文化、跨文化交际、文学作品中的跨文化、旅游与体育中的跨文化、教育中的跨文化、跨文化心理、不同文化间的比较、跨文化传播、艺术中的跨文化传播。[10]相对而言，这些议题主要集中于文化、教育、交际为主的范畴内，以揭示或描述跨文化传播表层现象、提出对策性建议为主要论述模式，理论简述方面乏善可陈。

到了21世纪，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文化之间、同一国家或民族的不同文化群体之间的对话、交流、渗透、融合、抵触、冲突日益频繁，跨文化传播的学术旨趣或研究对象越来越广泛，除了观照不同国家、地区、族群之间文化传播系统的差异和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理解、交流、包容、共存的可能与机制外，还与国际传播、传播与政治价值观、传播与经济发展、传播与文化发展、传播与社会发展等密切相关。其基本议题应涉及：不同文化背景中的个人、群体、组织、国家之间交往的特点及其基本规律，不同地区文化之间的血缘关系、亲疏度及其差异性，不同文化之间的意义阐释及其理解和沟通，不同文化的起源、演变、创新、分野、渗透、交融的进程及其规律，不同国家、民族、群体的文化传统与现当代的延续、沟连与整合，文化精神与民族、族群的文化价值观，跨文化交往与政治价值观的联系，文化政策与文化交流，文化交往的基本伦理与制度范式（规范），文化软实力与跨文化传播与交往，文化与民族心理、思维方式的差异，跨文化语用研究，文化的冲突与解决路径，跨文化传播的控制与管理，民族文化自觉、自信与文化发展，跨文化交往与社会的发展，跨文化传播中的社会权力关系，跨文化传播的和谐理念，等等。这些议题还可以扩展和延伸到更广泛、更细微的层面，凸显了跨文化传播学的科学性、实践性、创造性追求。仅就跨文化传播学的应用层面而言，就包括话语生产、话语控制、话语传播、话语能力等众多领域。

与此同时，面对全球化浪潮曲折变动的事实，跨文化传播的议题还应包括城乡跨文化传播问题、电影电视的文化交流、信息主权研究、大众媒介与他者的文化形象建构、东西方媒体跨文化传播障碍分析、跨文化传播中的“误读”现象[11]，甚至需要考虑到技术、人口和经济意义上的文化范畴在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应用。跨文化传播学者拉里·萨摩瓦（Larry Samovar）就提醒研究者：要注意三个方面使跨文化传播愈加广泛和频繁的因素：新技术与信息系统；世界人口的变化，全球经济的迅速发展趋势。[12]法国跨文化传播学者于格·欧梯也曾在其《报道他者文化：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一文中指出，就记者本体而言，在基于新闻媒介的跨文化传播中，可能会遇到三个基本障碍：他的个体文化所可能导致的主观性风险，他的专业实践及所属的社区文化的影响，理解其他文化所存在的难度。[13]因此，他认为，报道和传播他者文化、达到跨文化交流与沟通的预期效果是不可能的。国内的单波教授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中独树一帜，他以深邃的问题视域和开阔的文化视域，从“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这一哲学本源命题入手，引发了“我能够交流吗？”、“我、我们与他们的关系如何走向自由、和谐？”、“文化的多样性统一如何可能？”（似乎比较难）、“如何面对媒介作为‘桥’与‘沟’的双重文化角色？”等基本命题[14]，在文化、传播、语言、社会、陌生人、文化认同、文化多元化、文化适应等议题中寻求该学科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并就人的交往理性、跨文化传播思维方式、心理路径、伦理基础、政治基础、社会权力关系、交往意义、媒介技术、和谐理念、多元文化主义-文化间性，以及文化与传播的同构、人与传播关系、他者在主体建构自我意义中的作用等议题深入开掘[15]，开创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新局面，在目前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达到了较高水平。

跨文化传播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时代文化环境和社会实践密切相关。事实上，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沿进展一直敏锐地捕捉着时代变迁的敏感问题，关照时代和现实正是其学术生命得以延续并向纵深发展的推进力。因此，研究者需要克服空头的理论说教，跳出学术冷落现实或刻意与现实保持距离的误区，立足时代和现实关怀，理论联系实际，力图呈现全球社会文化交往的多维图景。值得庆幸的是，世界不同国家、地区、民族、群体的文化传播与对外文化交往的当代实践，尤其是在各个国家、民族纷纷强调文化软实力的当下，跨文化交往的政策、理论与实践日益受到重视，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绝好的问题场域与实践蓝本。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快速健康发展，在和平发展、和平崛起的伟大历史征程中阔步前进，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跨文化传播实践日益频繁和深入，中国文化软实力日益彰显，为跨文化传播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历史机遇。同时，在全球化浪潮泥沙俱下，跨文化传播亦在前进中曲折发展，带来了一系列错综复杂的全球性、现实性问题，诸如文化霸权、文化话语权争夺、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保护、东西文化冲突，以及文化帝国主义、文化原教旨主义、文化东方主义等等。面对当代文化变迁、交往和社会现实的复杂性，跨文化传播学需要秉承开放和灵活的学术思维，尤其需要带着“问题意识”进入跨文化交往实践，在与现实问题的对话与沟通、交融中发现并揭示或阐释新的文化意义，在学术理念、研究方法、理论范式等方面开拓创新，逐步建构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和时代特征相适应的跨文化传播理论和学科体系。

三、跨文化传播的全球场域与本土化

在经济、科技、通讯与信息技术等背景下，作为现时代最为强劲的社会思潮之一，全球化是指一种发展过程，即世界上各种社会、文化、机构及个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快速发展变化的过程。[16]这一过程不仅大大压缩了各种时间和空间，而且也大大扩展了各种社会关系和文化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全球化使得的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的世界化，并与一系列的文化要素密切相关。在全球化时代，文化全球化已成为一个带有普遍性的现象。所谓文化全球化,是指不同民族的价值观念、思想意识、风俗习惯和伦理道德等不断地突破文化地域或文化模式的局限，在全球范围内交流、碰撞和融合,不断地形成“全球意识”或“全球共识”的历史过程。预示了一种相互沟通、相互依赖的世界文化图景。在文化全球化时代，一方面文化与经济日益“一体化”，另一方面文化的功能日益膨胀,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生产消费方式和思维习惯、社会心理等层面形成多重冲击。总之，全球化已经打破了时间、空间、文化假设、文化交往以及人类社会的范围、结构和功能的种种局限，它不仅要求新的思维方式、组织方式和社会生活方式，而且提出“在知与行、理论与现实、结构和程序之间探求有力的联系是亟待解决的新问题。”[17]这些新问题需要一种新的传播方式以促进跨文化传播和交际活动，这使得跨文化传播研究乃至人类社会生活方式具有了前所没有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长期以来，欧美学者们在进行跨文化传播研究时，倾向于将注意力集中在自身社会内部的跨文化、跨种族、跨民族冲突上，他们所进行的跨文化比较或对比研究，常常带有传统的东方主义色彩，鉴于中西方跨文化传播事件中的冲突和障碍，欧美跨文化传播研究需要通过通过更为广泛和系统的研究，结合历时与共时的研究视角，从而使思路更为国家化、全球化。所幸的是，随着中国和东亚的崛起，传统的以西方为主导视角有所改变。在全球场域下，跨文化传播的议题在社会文化交往实践活动中的各个领域扩展或延伸，这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价值取向。在全球文化场域中，跨文化传播的实践及研究通常采用己方的文化视角去审视异域文化，并且在理解他者文化的基础上反观自身的文化。“与异域文化的接触过程是以面向世界的胸怀陶冶自我的过程，是认识己方文化和异域（他者）文化的相互依赖性以及了解异域（他者）文化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18]单波所著的《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一书则不仅以“自我”文化为基本立场，而且注重从他者出发，站在“他者”文化的角度，即以真正的全球化跨文化思维和研究路径，追寻西方跨文化研究之思想光芒，反思文化全球化，提出、分析和解答跨文化传播中的基本议题，建构跨文化的多维视野。尤其是其第三章中“文化与传播的同构”、“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他者是主体建构自我意义的必备要素”等论述中颇为典型。[19]

文化的全球化倾向，不仅没有消除各国文化的多样化，反而使文化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变得更有价值。各国、各民族文化呈现出一元化与多元化共存、普遍性与特殊性兼容的发展格局。文化的本土性与全球性呈现出一种动态的内在统一关系，在民族性文化与全球文化的交流与互动中促进文化的生成。“文化本土化与文化全球化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它是对文化全球化的一种自然反应。两者相辅相成,构成全球化条件下文化发展的一个‘合理的悖论’。”[20]也就是说，本土意识、本土身份与全球文化多样性之间或者说全球性的世界文化与异质性的民族文化、本土文化之间的辩证冲突如何协调？这是一个“全球性悖论”。全球化既要求在全球范围内对文化差异进行整合，同时又反映了人们发展鲜明的自我或者说文化身份、文化交往的需要，因而，它须以本土性、民族性为基础，对于民族国家而言，文化本土化的实质就是凸现民族特色的文化发展过程。文化全球化与本土化的逻辑关系不仅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提供了全球视域，也为它开辟了本土空间。

人类如何通过传播活动，整合不同的文化身份和利益，协商与共建文化身份从而建立一个合理、有序的全球文化网络和公民团体，这将决定人类社会未来社会的安全与和谐。跨文化传播的本土化研究，须立足于全球化语境或全球场域中人类文化系统和社会系统的图景，结合民族、地域文化的基本特征和内在规律、社会需求来阐释和评估人类跨文化传播活动的逻辑和问题类型，进而从本土视角审视、评估、验证其内涵、价值、功能和意义。美国知名跨文化学者威廉·B.古迪孔斯特在其《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中展望了跨文化传播理论未来的发展方向，其中，本土化是一重要的趋势，“传播学研究的本土化方法应植根于具体的文化中”，“理论一旦建立，就应该将之置于其本土文化中检验，采用与本土文化相应的方法。”[21]

威廉·B.古迪孔斯特认为，目前美国以外的跨文化传播理论比较缺乏，“由美国以外地区的学者发展本土化理论是当务之急。”[22]有些地区的学者试图修改或转变美国的跨文化传播学理论，使之适用于本土跨文化交往过程（理论本地化），还有些地区的学者想从最基本的理论假设做起，发展本土化理论（理论本土化）。两种方法都有利于跨文化传播的本土理论发展，区别在于，后者是前者的高级阶段，更具有创造性。目前，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仍处于初级阶段，主要表现在：“缺乏科学的、富有成效的本土化研究，照搬西方跨文化传播理论而忽视其本土适用性的现象大量存在，理论范式模糊且缺乏实践指向，既无法建立有影响力的学术自治地位，也无法为中国日益丰富的对外传播与交往实践提供有价值的支撑。”[23]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如何有所作为？当前，中国学者首先需要立足于中国历史、社会、文化和现实交往语境，阐释和评析西方传统跨文化传播理论，从本土文化体系中寻求相应的理论和思想，通过系统性的理论梳理、阐释、调整与补充，以期为开拓中国跨文化传播应用研究视野注入新鲜的理论血液，提升中国学术的自主性，在全球场域中争取中国和平崛起的文化空间和话语权。国内学者姜飞在其《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一文中曾提出：“跨文化传播学合适的发展方向就是首先要对由殖民主义时期以来的奠基于西方人类学基础上的思维方式进行批判，在全面检索跨文化传播学到目前为止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机制的前提下把跨文化传播引导到良性的、客观的发展轨道上来，使人类文化的发展重新回归到自我积淀机制和跨文化传播双重作用、协调互动的轨道上来。”[24]美籍华裔学者J.Z.爱门森在其《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工而自然”的人文境界和人文理想》[25]一文中立足于中华文化的本土视角，追本溯源，廓定了“工而自然”的概念范畴和历史生成，论证了“工而自然”的人文理想在跨文化传播中的现实意义，可谓本土化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一种探索。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这方面做了更进一步的有益尝试。比如，单氏在其专著《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中所倡行的跨文化伦理建构与跨文化传播的和谐理念不仅具有全球性意义，更具有本土化理论色彩，他在中国的面子形象与中国媒体的面子协商问题研究中的本土化视角更为典型。

四、跨文化传播的多学科建构

跨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背景的个人、组织、民族、国家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其研究对象和议题相对宽泛，是一个广泛与复杂的领域。因此，跨文化传播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科，其核心在于多学科交叉和融合。这门学科的建立，需要回答一个问题：该学科与已有的相关学科的关联何在？其实，在新闻学、传播学、哲学、历史学、文化学、美学、人类学、社会学、心理学、语言学等各个领域，都涉及跨文化传播的概念、议题和内容。仅以跨文化语言行为研究为例，对于一个跨文化传播领域的语言研究者、教师或实践者来说，就需要一个对为数众多的不同学科的概念和经验数据整体上的理解。

传播被视为社会的血液，在人类社会关系和社会交往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因此，从社会学视角观照跨文化传播研究至关重要，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跨文化研究奠基人米尔斯呼吁回归“社会学的想象力”，“他的研究通过描述日常生活中的个体经验与固化为社会结构的社会集体利害之间关系，重建了文化和权力、从属关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联系。”[26]这为今天跨文化传播研究中的社会权力关系（包括语言、媒介、话语权等）与社会交往开辟了新的研究路径。跨文化传播学真的有必要存在吗？答案是肯定的，虽然在研究对象上与其他学科有某种程度上的重合性，对于跨文化传播学来说，不仅在于能否争得学科目录或学院体制下的建制地位，更在于不同学科背景的研究者的积极参与和有效对话。其学科基本支撑点在于：以传播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社会学、语言学的理论与研究范式为基调，强调问题意识、基本议题、世界眼光、本土意识、互动思维、多学科视域下的整体观念。

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背景下，跨文化传播学的核心学科是什么？从西方跨文化传播学研究历史来看，这门学科是由文化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社会学、传播学等不同学科的学者共同开拓的，“这些学科不仅构成了跨文化传播学最直接的理论来源，也对跨文化传播研究的研究方法和研究取向都具有独特的贡献。”[27]美国学者认为跨文化传播学与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语言学的关系最为密切，其学科研究方法主要有三：心理学的社会科学方法，文化人类学和社会语言学的描述性方法，以及运用其他学科的评论性方法。因此，跨文化传播学者自身可以处在一两个具体学科之内，但其阅读视野、知识储备和问题意识应该是宽泛的，至少要有与传播学、语言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社会学等相关学科的关联互动意识。美国知名跨文化传播学者古迪孔斯特认为，跨文化传播研究是一个跨学科的领域，不仅需要从已有的跨文化传播的论著中寻找资料，还要从文化人类学、比较社会学、跨文化心理学、跨文化培训、群体关系（心理学和社会学）、国际事务、国际关系、语言学、宗教研究、社会心理学等领域获得帮助。[28]这不仅意味着研究范围的学科越界，更意味着不同文化背景和不同学科之间自觉对话的形成，如此才能促成跨文化传播学真正意义上的生成和发展壮大。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迪尔凯姆曾说：“当一门学科正在产生的时候，要想取得进步，必须借鉴所有现成的学科，将这些学科中的宝贝经验弃之不用，显然是很不明智的。”[29]因而，建构中国的跨文化传播学需要汲取人类学、文化研究和传播学、社会学相结合的方法，以促进跨文化的理解和交流为己任。“中国跨文化传播理论范式的最终形成，就是要把相关学科领域的不同观念、知识和理论综合起来，把一个个零散的‘飞地’汇聚成一个相对连贯的、交融的‘科学共同体’”，这一“知识整合”运动，需要学科开放思维和融合心态，“以多元、多维的学术话语汇聚诸多学科的知识，归纳、阐释相关社会科学及各个学派有关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成果。”[30]

目前，中国学者的跨文化研究学科背景和知识结构不足、学科对话欠缺，制约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本土理论构建和纵深发展。中国跨文化传播学研究的先行者、北京大学教授关世杰在其《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1995-2004）中指出，在参与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学者中，“学语言学背景的最多，学传播学的其次，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人类学背景的很少。”“我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者跨学科研究不够，限制了研究的深入。”[31]这一方面说明，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融合度不足，跨学科建构不足，另一方面对西方跨文化传播理论前沿跟踪和研究不够，借鉴和内化为本土理论的程度不足，在理论框架、研究目标和实践途径等各个方面尚在探索之中。可喜的是，近年来，一些国内学者开始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比如，孙英春的《跨文化传播学导论》，从语言学、符号学与文化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化学、社会学、心理学、科学技术等方面比较试图构建跨文化传播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命题，在单波等人主编的《新闻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中，不同作者从新闻学、传播学、伦理学、社会学、美学等实践层面进行跨文化传播学的跨学科对话，进一步扩展了这门学科的研究视野，特别是新闻学、美学和伦理学等学科视角，是之前的中外学者研究所欠缺的。

在目前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前行者中，武汉大学单波教授在这门学科的跨文化建构和学科融合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高度。学哲学、新闻学、传播学出身的单波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已较早涉足这一学科领域研究，经过十几年的学科知识积累和沉淀，其研究日益深入，日趋哲学思辨和充满理性。他在分析、批判西方理论的基础上，力图构建具有中国国情的跨文化传播的多学科融合。在其十余年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中，他从文化学、传播学、社会学、心理学、哲学、语言学、伦理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角度辨析西方跨文化传播理论、融入自己的独到思考，使跨文化传播学的一些基本命题有了本土化的色彩，尤其是其伦理学层面和政治学层面的思考最为精彩。比如，他对跨文化传播的伦理性和伦理危机的解析，对其伦理融合的认识，颇具创见。他的跨文化传播的伦理建构和伦理融合丰富了这门学科的基本理论，在国内外独树一帜。[32]再如，他从政治学的角度解读跨文化传播亦别具新意，在其《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的“余论”中，他辨析了多元文化主义的政治内蕴，倾向于以“文化间性”取代片面的“文化多元主义”，并得出结论“文化间性通向自由的、和谐的多元文化主义，从而形成跨文化传播的政治基础。”[33]在各个学科从不同角度解读约瑟夫·奈的“软实力”的基础上，他从跨文化传播学的角度批判“软实力”（单氏译之为“软权力”），揭示其政治强权逻辑，提倡以“平等权力”替代“软权力”的观点（不过，“平等权力”的实现恐怕并不那么容易，这是一个理想与现实的悖论），最后，单氏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的和谐理念”，与当今中国构建的“科学发展”“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的政治理念相统一。

五、跨文化传播研究方法的革新

目前，国外学者在跨文化传播研究领域的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较为成熟，美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方法走过了从定性研究为主到定量研究为主、再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发展轨迹，即从爱德华·霍尔的《无声的语言》为代表的定性研究方法占主流地位到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古迪孔斯特为代表的定量研究方法占主导地位，演变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定性与定量研究相结合，并根据自己思考的议题或课题的属性有所偏重。以定量分析为例，20世纪70年代美国第一本全面介绍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专著《跨文化传播导论》[34]就利用了香农的信息理论和信息模型，运用信息处理技术和经验数据分析跨文化传播中语言的问题，以通讯理论的数学化推动跨文化传播学模型的转型；20世纪70年代，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史密斯教授援用生物学的分类精神，对文化进行区分，建构文化的向量矩阵，欲建构一个有效预测跨文化传播效果的向量-矩阵模式，不失为跨文化传播理论建构的量化维度的有益尝试。[35]

国内学者的研究方法以定性和思辨为主，相对比较单一。关世杰教授在其《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与反思》一文中曾指出，在1995-2004年的十年中，国内跨文化传播研究“运用思辨式研究方法的多，基于定量研究方法和定性分析的实证性的论述少。其基本研究范式是：阅读一些中外相关论著，提出某个观点或理论＋一些论据＋结论”。[36]一些论著主观臆断多于客观分析，文献研究多于调查取证，跨文化传播的学理内涵探讨较少。自21世纪以来，尤其是2005年以来随着网络技术和新媒体的异军突起，一些跨文化传播的议题比如以新媒体为背景的有关跨文化传播、管理与营销，以及新媒体跨文化传播个案分析与典型例证分析逐渐开始运用调查分析和实证研究方法，取得了一些新成果。比如，郭镇之的《网络舆论与中国形象：对〈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及其网络评论的个案分析》一文对《纽约时报》一篇报道《奥运光彩之后：中国面临什么》的文本解读和读者评论、网络舆情的实证分析便比较典型。[37]在单波、石义彬等主编的《新闻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一书中，亦有部分学者文章通过定量和实证分析解读跨文化对话的媒介困境、跨文化语境下的新闻专业主义，甚至一定量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力图建构跨文化对话中的新媒介伦理。[38]

在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构建方面，美籍华人学者丁允珠的“面子协商”理论独树一帜，近年来，她和她的团队通过调查实证分析，进一步丰富和完善这一理论，比如，她与人合著的《冲突中的面子和面子功夫——中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跨文化比较研究》一文，通过调查分析四国912位大学生受访者样本分析，对面子、面子功夫和面子-协商理论进行了有理有据的分析，得出了令人信服的假设性结论，堪称上乘佳作。[39]在研究方法上，单波的《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最大的特色在于以哲学思辨为主，理论思辨和实证研究相结合。比如，在论述“话语偏见与面子协商”问题时，作者运用思辨的方法修正和扩展、丰富面子协商理论的同时，抽取了美、英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四份报纸《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泰晤士报》、《卫报》对中国汶川地震的报道，进行实证分析，呈现其基本意义和话语框架、中国面子（形象）被贬抑的话语逻辑，以及中国主流媒体选择性解码背后的面子协商问题，结论令人信服。当然，从总体上看，单氏《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似乎思辨有余而实证和定量分析不足，在今后的研究中有待加强。

作为一门学科，理论、历史和实务是其三个基本板块。运用历史学的视角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跨文化传播史研究是跨文化传播学科构建的基本要素。西方学者在这方面走在前列，比如，美国学者古迪孔斯特的《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系统梳理了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历史演变，考察了跨文化传播理论发展过程中的基本问题，创见叠出，可谓传播学理论史的集大成之作。[40]美籍华裔学者J.Z.爱门森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工而自然”的人文境界和人文理想》一文从中西哲学比较角度追溯“工而自然”的历史生成，论述了不同历史时期儒释道三家对其结构成分的不同贡献，系从历史学角度研究跨文化传播的有益探索。[41]但总体上而言，当代以欧美为中心的跨文化传播研究主要使用共时态的方法，而忽视了历时态研究，或者说没有从历史的视角和方法来看待跨文化传播实践。中国乃至亚洲文化拥有深远的历史渊源和历史背景，并且历史对文化有着强大的导向作用，在学术研究尤其是跨文化传播史研究中越来越重要。近年来，跨文化传播领域突破了原有的援用新闻学、传播学的理论与视角观照中华传统文化仪式、文化现象及其意义生成的模式，注重跨文化传播史料的梳理分析，借鉴历史学的研究方法进行学科建构。

比如，跨文化传播研究学者姜飞的《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形成发展的理论脉络》[42]、《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30年》等文章对中外传播学史作纲要性的爬梳和总结，为跨文化传播学科建构提供了理论脉络和历史经验；单波的《跨文化传播的问题和可能性》一书对下方跨文化传播理论和思想进行了简要梳理分析，并融入自己的创见，比如，该书第二章“跨文化传播的思想之旅”，与美国学者古迪孔斯特的《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有异曲同工之妙。但是，从历史的视角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构建跨文化传播学术思想史，以及跨文化传播史集大成之作或专门性的开拓之作，目前国内外尚不多见，有待国内外学者深入开拓。

马克思曾说：“一门学科提出的每一种新见解，都包含着这门科学的术语的革命。”[43]根据孙英春的理解，这个术语的革命可以理解为学术原创性的深刻表达或学术自主性的自觉意识。[44]在过去数十年中，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一直被笼罩在欧美中心范式之下，一些非西方学者亦把其作为通约性的、泛文化的、普遍性的特征而单向地、不加批判地“拿来”。面对全球场域和本土化视域的研究趋势，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者亟待学术自主性的觉醒，在全球场域中，在开放和融合的心态下，以最大的创造力探求、译介、综合、推进中国和西方跨文化传播学术自觉，创新研究方法，把中国乃至与之文化背景相似的东亚地区的文化、社会语景和现实需要与研究议题密切结合，构筑中国乃至东亚跨文化传播研究的本土理念和本土特色、东亚视角或亚洲方法，提升中国乃至东亚地区跨文化传播研究的自主性、科学性与实践价值，完善学科体系建设。

近年来，日本和中国香港地区跨文化传播研究学者、教育者和实践者的学术自主意识开始觉醒。日本学者石井敏在其《用东亚社会文化的视角与实践完善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一文中，在批判性质疑和回顾了西方当代跨文化传播学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东亚视角与实践——以“关系”为中心的视角与实践、历史的视角与实践、国内的和国际的视角与实践、宗教的视角与实践、语言的视角与实践；[45]

日本学者三池贤孝在其《建立亚洲背景的文化与传播理论：一个假设性基础》中提出了有别于从西方视角研究亚洲跨文化传播模式的欧美中心跨文化传播学术，或者说，使用非西方的方式来研究具有东方人文化特质的传播编码、传播情景和传播实践的“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他将“亚洲中心传播学术研究”定义为：一种理论体系或传播学派，其理念、基本原理和资源根植并来源于多样的亚洲文化传统所凝聚的智慧。[46]在该文中，他提出了亚洲中心范式的“三个假设”。即：理论假设，鉴于东亚文化的互惠性、他人导向性与和谐性，提出了跨文化传播研究的三个核心命题：关系；循环；和谐；哲学假设，基于关系、循环、和谐意义上的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三个层面的假设；传播假设，一是传播发生在跨时空的多种关系的情景下，二是在许多情景下，传播者在认知和行为方面既主动又被动，三是互相适应在和谐传播过程中具备核心重要性。[47]香港大学教授维莫尔·迪萨纳亚克在其《人类传播的亚洲方法：回顾与展望》一文对亚洲传播学研究方法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认为构建亚洲传播学理论体系在于：一是对经典文本尤其是具有哲学价值的经典文化文本加以研究；二是从传统经典和现代文化中提取精华；三是从各种文化仪式和表演形式群球文化线索；四是观照日常传播行为，特别是其如何被有序地纳入传统文化的框架之中。[48]

基于亚洲（东方或中国）中心跨文化传播学术研究，中国的跨文化传播研究学者一方面可以用亚洲（东方、中国）语言研究跨时空的跨文化传播关系，书写本土文献；另一方面，转向亚洲（东方、中国）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构建基于集体主义、“权力”、“关系”、“情景”、“融合”、“和谐”等命题为核心的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挖掘更多的本土文化资源和本土理论。国内学者单波在其《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一书中，以集体主义、“权力”、“关系”、“和谐”等具有中国或东方文化特色的命题为主线贯穿全书，积极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跨文化传播理论。比如，他的“人是传播关系的总和”的理论、“语言与权力关系”、“跨文化传播的伦理融合”、“权力关系体系与跨文化新闻传播”，以及“集体主义与面子协商理论”“文化间性”“软权力与平等权力”“跨文化传播的和谐理念”等等，在质疑和批判西方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基础之上，融入中国文化特色和个人创见，明显具有理论建构的倾向。当然，单氏如果在这些命题上更深入地挖掘，并赋予更多的定量和实证分析（文化可以定量研究和实证分析吗？答案是肯定的），有望构建出更为鲜明的本土跨文化传播理论体系。

Cultural Turn,Issue,Field,Interdisciplinary

and methodsof innovation

——Discussionof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Professor Shanbo written

Jiang ling

（CulturalIndustry Innovation & Development Academy of China,

School of Media & Design, Shanghai JiaoTong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40,China.）

Abstract：Since 21st century, some scholars have been researched the new proposition of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edia ethics, journalisticprofessionalism, psychology, sociology, political science, aesthetic angles. Asan example problems and possibilities of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by professor Shanbo written, 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 steering, the sight of the fundamental issues of 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 global field and localization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 multi-disciplinary construction and research methods. Thisarticle discuss on this five aspects of 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disciplinesconstruct and academic trends.

Key wordsCulturalTurn; Issue; Field; Interdisciplinary; methods of innovation

[作者简介] 江凌，男，1975年11月生，河南淅川县人，史学博士，新闻学博士后（出站），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研究人员。中国编辑学会会员，中国新闻史学会会员，中国管理科学院特邀研究员。主要从事新闻史学、跨文化传播学、文化产业学研究。

作者地址：上海市闵行区东川路800号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设计学院 邮编：200240

电话：13818940983,13062704659

邮箱：jiangling1118@126.com,jiangling1118@sina.com

[1]参见Bybee.Carl.Can Democracy Survive in the Post-Factual Age? A Return to the Lippmann-DeweyDebate about the Politics of News, Journalism＆Mas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 Vol.1,No.1, Spring 1999.

[2]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3.

[3] Dallmayr. F. BeyondOrientalism. Essays on Crass-Cultural Encounter. State University of NewYork Press.1996.另参见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40.

[4]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20.

[5]单波、石义彬等主编：新闻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8.

[6]参见单波、石义彬等主编：新闻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8-9.

[7]单波、石义彬等主编：新闻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8]孙英春：跨文化传播学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9]孙英春，孙春霞：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全球场域与本土追问[J].浙江学刊，2010(4):38-39.

[10]单波：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综述[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5):638.

[11]单波：跨文化传播国际学术会议综述[J].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4(5):638.

[12] Larry Samovar, Richard Porter. Communicationbetween Cultures, Belmont,CA: Wadsworth,2004. pp.5.

[13]（法）于格·欧梯也：报道他者文化：一个不可能的任务[A].载单波、石义彬等主编：新闻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19.

[14]参见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导言：跨文化传播如何可能，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1-24.

[15]参见单波：跨文化传播的基本理论命题[J].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1):103-113.

[16]参见（英）约翰·汤林森：文化全球化与文化帝国主义[A].载陆扬，王毅选编：大众文化研究[M].周越美译，上海：三联书店，2001:1.

[17] Kofman E.＆Youngs G. Globalization:Theoryand practice , New York Pinter,1996,pp.1

[18]梁镛，刘德章：跨文化的外语教学与研究[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25.

[19]参见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87-114.

[20]俞可平：现代化和全球化双重变奏下的中国文化发展逻辑[J].学术月刊，2006(5): 20.

[21]（美）威廉·B.古迪孔斯特：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二）[A]，载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85, 86.

[22]（美）威廉·B.古迪孔斯特：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二）[A]，载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85.

[23]孙英春，孙春霞：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全球场域与本土追问[J].浙江学刊，2010(4):39-40.

[24]姜飞：跨文化传播的后殖民语境[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4(1).

[25]（美）J.Z.爱门森：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工而自然”的人文境界和人文理想[A].载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158-173.

[26]（法）阿芒·马特拉，米歇尔·马特拉：传播学简史[M]. 孙五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31.

[27]孙英春：跨文化传播研究与中国的国际话语权[J].攀登，2010(2):26.

[28]参见关世杰：跨文化交流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67.

[29]（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研究方法论[M].胡伟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8: 118.

[30]孙英春，孙春霞：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全球场域与本土追问[J].浙江学刊，2010(4):42.

[31]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J].对外大传播，2006(12): 33.

[32]参见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第七章，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192-243.

[33]参见单波：跨文化传播的问题与可能性[M].第八章，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0: 250.

[34] John. C. Condon and Fathi S. Yousef. An Introduction to Tntercultural Commucation, Bobbs-MerrillEducational Publishing Indianapolis.1974.

[35] Alfred G. Smith. Taxonomies for Planning InterculturalCommunication. International andinter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nual. Publisher. Falls Church,Va(etc.):Speech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Vol.5. pp1-10.

[36]关世杰：中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十年回顾[J].对外大传播，2006(12): 33.

[37]参见郭镇之：网络舆论与中国形象：对《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及其网络评论的个案分析[A].载单波、石义彬等主编：新闻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45-69.

[38]参见单波、石义彬等主编：新闻传播学的跨文化转向[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

[39] John Oetzel, Stella Ting-roomey等：冲突中的面子和面子功夫——中国、德国、日本和美国的跨文化比较研究[J].Communication Monographs,Vol.68,No.3, Sep,2001.

[40]（美）威廉·B.古迪孔斯特：美国跨文化传播理论综述（一）（二）[A].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35-97.

[41]（美）J.Z.爱门森：中华民族的文化精华：“工而自然”的人文境界和人文理想[A].载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58-174.

[42]姜飞：美国跨文化传播研究形成发展的理论脉络[J].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3): 17-27.

[43]（德）马克思：资本论[M].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34.

[44]孙英春，孙春霞：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全球场域与本土追问[J].浙江学刊，2010(4):43.

[45]参见（日）石井敏：用东亚社会文化的视角与实践完善当代跨文化传播研究[A].载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98-106.

[46]（日）三池贤孝：建立亚洲背景的文化与传播理论：一个假设性基础[A].载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38.

[47]参见（日）三池贤孝：建立亚洲背景的文化与传播理论：一个假设性基础[A].载J.Z.爱门森编译：国际跨文化传播精华文选[M].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07: 141-1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