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走半道儿上，想上厕所了，跟墙根儿下蹲着晒老阳的老爷子打听下哪儿有公共厕所，老大爷必是将手一指：“顺着味儿找，那儿味儿正”。这就是说，过去北京的公厕味道比较冲，闭着眼睛靠鼻子闻都能找对地方。

北京公厕过去为什么这么大味儿？因为早年北京用的都是旱厕，死坑，好多东西都跟那坑位底下酝酿呢。

过去老北京还有一类人，被叫做“掏大粪的”，现在的小孩儿已经见不着了，不过一提起劳模时传祥，估计再怎么着也在书本里学过。

这个工作的内容，看字面儿就知道是运送粪便的，这个行业是明清时候起，为了给老北京人上茅房“殿后”而诞生的。虽说北京人讲究，可上厕所这事儿，条件有限，北京人真没法忒讲究。过去的北京不像现在那么方便，又没抽水马桶这一说，老百姓解决个人需要基本就靠“存够了去外面一倒”。

别说老百姓了，即使是明清皇帝还在的时候，在当年的故宫内，您也找不到厕所，这大概与中国文化中不齿谈人体排泄有关。皇帝上厕所用恭桶，用完了，把灶灰倒在便盆里，由粪车定时定点，统一运出宫去。

清末：熏倒八国联军

老百姓在家里好歹有夜壶、“马子”。那出了门怎么办呢？您可能问了，明清有公共厕所没有？

明清时期，北京还真已经有公共厕所了，不过《燕京杂记》记载，当时北京的公共厕所，入厕者必须交钱。

清末民初时的公厕，疑似是为外国人设立

清代的前因居士则在《曰下新讴》中记载：“大街……无地可遗，于是有设茅房者。门外高张大幅布画，宽六、七尺。上绘神仙或杂色故事。当街列一朱漆四方高架，状如香梯，顶面立一方牌，标曰‘洁净茅房’。其铺内一室则环列小坑，以板界隔，人各一坑。与钱一文，给纸两片。诚方便经营也。”

另一位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到北京的朝鲜人金士龙，在其所著《燕行日记》中也有一段记录北京琉璃厂收费厕所的文字：“琉璃厂有溷厕十余间，厕中置净几，几上爇芙蓉香，其四壁贴春和图，使人登厕，则其价必收三文。”

清末民初时的公厕

在几百年前的北京，上个厕所要一文钱甚至三文钱，这可不是什么便宜事儿，这要是赶上拉个肚子，可能一天都上不起几回。不少人干脆不上什么公共厕所了，“人都当道中便溺”。

再加上北方牲畜用的多，大街上还要时常路过各种马、狗、驴、骆驼，夏天热了一发酵，那感觉可以说十分崩溃了，明朝人形容这叫“酸风掠面”，搁现在年轻人的话讲，就是“倍儿酸爽”。

清朝末年，清政府自顾不暇，北京城里的卫生情况也变得恶劣起来。生于清朝末期的著名戏剧艺术家齐如山曾经回忆，那时北京的大街中间有条所谓的“雨路”，“各大街之雨路，都是高与人齐，矮者也有三四尺高，两边的便道也很宽，但除小商棚摊之外，其余都是大小便的地方，满街都是屎尿，一下雨则都是水洼。雨路上头，浮土都是一二尺深，步行可以说是万不能走，所以北平有两句谚语：‘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又有两句是‘不下雨像个香炉，下了雨像个墨盒’。”

旧时北京的街道

由此可见清末的北京城卫生是比较糟糕的，甚至连侵略进来的八国联军都不得不专门对如厕问题定了规矩。

“近来各界洋人，不许人在街巷出大小恭、泼倒净桶。大街以南美界内，各巷口皆设公厕，任人方便，并设立除粪公司，挨户捐钱，专司其事。德界无人倡办，家家颇甚受难。男人出恭，或借空房，或在数里之外，或半夜乘隙方便，赶紧扫除干净。女眷脏秽多在房中存积，无可如何，真所谓谚语‘活人被溺蹩死’也。”

旧时北京的街道

据赛金花在某本书中的口述说：“北京的街道，那时（注：拳乱时）太腌了，满街屎尿无人管。洋人最是嫌腻这个，便下了个命令，叫商家住户各自打扫门前的一段，倘有一点污秽，查出来是先打后罚。他们这种办法，固然太厉害些，可是北京的街道却赖以洁净了许多。后来西太后回銮抵京，看见街上比从前又整齐，又干净，很是欢喜，很夸赞洋人们能干。”

八国联军成立“管理北京委员会”

图中俄军在驻守东便门

慈禧是否夸赞过洋人能干，赛金花倒是未必真的知道，但北京城确实在慈禧出逃后变得干净多了，而这却是八国联军占领的结果，是侵略者首次将“市政管理”的新概念引入了中国，这也算是一种讽刺了。


民国：粪勺子擓市长

因为明清时，“城中人家都无坑厕，其妇女溺器，清晨则倾门外沟眼中。”粪便倒入沟渠，使得沟渠不通，故而需要定期淘沟。

于是，北京城的粪便污物清运就形成了专门的行业，执此业者称为“粪夫”。粪夫从住户家或公厕中收集粪便，运到郊外，集中到“粪厂”晾制成肥料，再卖给农民获利。20世纪30年代，北京约有粪夫四五千人。

粪场正在晒制粪饼

长年以来，粪夫收粪形成了特定的路线和区域，称为“粪道”，粪道所有者对其享有“专营权”。粪道的历史相当悠久。据说明朝中叶时，粪夫的工作地点还不固定。不同街道胡同的住户人数、社会地位不同，自然粪的产量、品质也不一样――官僚富商大户人家不但出产多，而且饱食粱肉，粪质好、肥力足，卖的钱也多。结果粪夫都愿去好地方掏粪，日久自然生出利益之争。到明嘉靖年间，争粪引发的吵闹斗殴已经很多。一番争斗之后，大家逐渐开始划地自营，将掏粪的区域固定下来。

清末民国时，粪夫“每至各巷打扫，行规极严，各走各道。若欲作此营业，须先出资买道，始可背桶下街”。尽管官府不承认粪道的产权，民间依然把粪道作为一种“私产”，可以世代继承，也能相互买卖。

底层粪夫

由于能带来收益，粪道的“转让费”价格不菲。据说在清光绪年间，一股普通粪道就值几十两白银。进入民国后，粪价陡增，20世纪20年代，能收取100户左右粪便的粪道，价值高达银元五六百元。30年代北京经济不景气，粪便价格下跌，也能卖到二三百元。

除了粪道之外，城里各处粪夫收上来的粪便，都要送到粪厂“卸货”，再制肥销售。粪厂就成了粪便集散的枢纽、肥料交易的中心，更是大宗买卖，获利极丰。因此，粪夫们视粪道、粪厂为重要财产和安身立命之根本，极端珍视，严加守护。

民国时期的粪夫

粪夫收入微薄，但工作十分艰苦，被利益链上层的粪商、粪霸剥削，还要受社会的歧视。他们常常被蔑称为“打扫茅厕的”、“掏大粪的”、“屎猴”、“屎壳郎”，承受着巨大的社会压力和偏见。长此以往，粪夫们也变得易躁易怒，间遇有纠纷，常常拳脚相向，武力解决。

1925年3月11日的北京《晨报》上，就报道了一场“粪夫之争屎战”。这场“凶斗”最终在多名警察的压制下结束，这场恶斗导致轻伤11人，重伤“卧地不语”者两人。粪夫对粪道、厕所“产权”的执着以及面对矛盾问题时的暴力倾向，由此都可见一斑。

民国时期的粪夫

民国建立后，北洋政府多次想要对北京的粪业进行管理调整，都因粪商、粪霸们反对而作罢。

1925年5月，警察厅限令宣武门外黑窑厂21家粪厂迁出城外。于是粪厂“相率罢业，以相要挟。至下午三时余，贾家胡同、潘家河沿、粉房琉璃街、南横街等各巷住户及各厕所粪秽狼藉，便桶漫溢，各住户均向区署请求设法（救助）”。罢工持续了5天，警察厅只好妥协，宽限一个月，令其各自觅地迁移。

民国时期的粪夫

不料拖到7月份，粪厂主们仍拒绝搬迁，并殴打了前来劝告的巡警。警察当局拘留了当地厂主、粪夫十余人。即便如此，众粪商仍宣称“誓死不能迁移，在区署内大肆扰闹”。各厂主家眷妇女23人，以“男人被拘无法掏粪卖钱”为由，“携带男女幼孩二十余人，冒雨齐至外右五区（警署）门前，伏地痛哭，请求设法释放男人，否则一并拘禁，以免挨饿”。“一时哭声震天”。警署不堪其扰，只得将被拘诸人释放，迁移粪厂之事也就此作罢。

袁良

1935年，袁良任北平市长期间，欲将粪道收归政府管理，结果遭到了粪道主、粪霸的强烈反对。大粪霸于德顺勾结同伙贿赂特务军阀，并组织粪工闹事请愿，给袁施加压力。袁良被迫辞职，收缴粪道成为泡影。这便是相传的“粪勺子擓（kuai）市长”。


解放：枪毙粪霸，改造公厕

解放初期，北京城里面到处都是粪霸、粪商建立的粪场，光广安门外、天宁寺、白菜湾等处就有粪场272家，其中最早开设的粪场是在1848年。这些粪场导致这一地区春夏秋三季蝇蛆成团，臭气熏天，令人窒息，成了污染环境、传播疾病的大本营。过去人说的“崇文门外的蚊子，广安门外的苍蝇”形象描绘了这一带当时的情况。

五十年代初正在运送粪便的工人

1951年11月13日，北京市人民政府颁布《关于改革粪道制度的布告》，将粪道占有制度彻底废除，同时逮捕了23名有血债和重大罪行的粪霸，经法院审理后，将其中四名罪行最严重的处以了死刑。

1952年，北京市卫生工程局命令限期取缔设在城内和关厢地区的粪场，城区粪便的晾晒一律迁至市卫生工程局统一设置的安定门外曹八里、阜城门外八里庄、右安门外宏善寺、朝阳门外八里庄、广安门外岳各庄等五个粪污处置场。同时卫生工程局开始粪道的接收管理工作，到1964年全部接管完毕。

胡同里的老旧厕所

这个时期，北京也开始在胡同里兴建更多的公共厕所，也就是现在北京人还喜欢提到的“茅房”。最早修建的公厕比较简单，多是灰土顶、土地地面，厕所的布局有点不合理，上厕所时要么“手牵手”要么“面对面”，不过对于爱聊天的老北京人这都不是事儿，常有大爷们一边蹲坑儿一边畅谈国家大事。

厕所门口聊天的老北京

虽然这样的公厕是胡同文明的进步，但实际用起来，大多公厕还是传统的自由落体式坑位，没遮没挡，低头就能看到下面荡漾的平面。夏天时气味浓重，苍蝇擦着臀部乱飞。冬天气味虽淡些，可落脚的地儿都是大黄冰棱子，坑下金柱高耸嶙峋峻峭，一个不小心滑倒蹭上了，泡一天澡堂子也洗不干净。于是便有热心老人，夏天往坑里撒点石灰和敌敌畏，冬天往冰棱子上撒炉灰，顺手把金柱砸断了。

过去条件简陋的厕所

有老北京人回忆：“那时候厕所外面粪池的水泥板总缺着，每年都听说有谁家倒霉孩子失足掉进去了，但总还有倒霉孩子拿砖头往里砸，试图溅蹲坑人一屁股。”

最大的问题是厕所不够用。每天早起厕所外面都要排长龙，所以那时管上厕所叫“开会”去，解决个人问题的同时还得倒夜壶，每天都有因为排队占坑儿吵架的。

时传祥与同事们

由于这种公厕的粪坑仍然是死坑，这也就意味着北京依然需要掏粪工。所以解放前当过粪夫的有不少被分期分批地接收为国家正式职工，成为环境卫生队伍的一部分，担负城区粪便的清除任务，这里就包括中国家喻户晓的时传祥。

时传祥14岁从家乡逃难来到北京，迫于生计背起粪桶当了一名生活在最底层的“粪花子”，饱受了粪霸的剥削压迫，遭人白眼，受尽了凌辱。解放后他加入了北京市崇文区清洁队，继续从事城市清洁工作。1955年，时传祥被评为清洁工人先进生产者，1956年当选为崇文区人民代表，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年被邀请担任北京市政协委员。1959年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

北京话剧《厕所》

六十年代，北京公厕又进行了一次改造，采用抽粪车清除粪便，到了七十年代前后，北京公厕陆续安上了自来水，换为水冲式厕所，基本结束了几百年来人工掏粪、背粪的历史。

从八九十年代到今天，北京的公共厕所大都逐步连上了下水管道，除去偶尔一些公共卫生间仍然有些瑕疵，已经国际化的北京算是基本解决了人们在家和在外的“内急”问题，“酸风掠面”的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

可能只有胡同里的老人们还在习惯说“上趟茅房”之类的话时，才会偶尔勾起当代人们对老北京旱厕的记忆了吧。

参考资料

《北京卫生志》

《北京市宣武环卫志》

《北京市西城环卫志》

《京华忆旧》

《民国时期北京的粪夫群体与清污体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