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清宫影视剧，网文上会看到这种情况：汉人在皇帝面前称臣，满人则称奴才。陈垣老先生是这么说的：“满人称奴才，有时可以称臣;汉人称臣，无时可以称奴才”。鲁迅说：“在清朝，旗人自称奴才，汉人只能自称臣。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赐以嘉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现在也好多人赞同这种说话。其实这话对一半错一半，有道理但又没道理。清朝接近300年的国运，不同时期满汉大臣在皇帝面前的称呼是不同的。

先申明一下，旗人不等于满人，因为旗人简单意义上说是为清朝打下江山的那20万人的后裔，是由不同民族共同组成的，除了满族、汉族和蒙古族外，还有鄂温克、达斡尔、锡伯、朝鲜族及一些维吾尔族、俄罗斯族人等。而文中说的汉臣是指未入八旗的汉人，就是民籍汉人，而不是血统汉人。“臣”满文写 amban，“奴才”满文写aha。

纪晓岚与和珅

从清朝入关前的资料里看到：清还没入关时，称呼随意，称“臣”是很平常的，尤其是汉臣，称呼什么都可以，有的直接称“我”。那时“皇帝”作为八旗事实共主的概念还没有完全确立，而旗人对本主称呼奴才，对共主则（像皇帝)可称臣。到了顺治康熙时，因入主中原，各种典制逐步建立，臣子的自称虽没有明文的规定，但也逐渐形成惯例。汉人在这两个时期主要以称“臣”为主，但汉人中的武官一半以上称“奴才”。而这时的旗人在皇太子，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面前称奴才，但是面见皇上还是称臣，这时的旗人本主共主分得比较清。

和珅与纪晓岚

雍正继位后，打破了惯例，下了一道上谕：“凡奏章称臣、称奴才，俱是臣下之词，不宜两样书写，嗣后着一慨书写臣字。”可见，雍正对这种为公为私不同的称呼有点不满。到这，汉臣不必说，都称臣。旗人呢，事实上在雍正朝的折子里，旗人称奴才的例子还是能见到，但以请安和内务府官员的折件为多。乾隆时期，对旗人下了一道上谕：“满洲大臣奏事，称臣、称奴才字样不一。著传谕，嗣后颁行、公事折奏，称臣。请安、谢恩、寻常摺奏，仍称奴才，以存满洲旧体。”对汉臣，乾隆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而乾隆三十八年又规定：“武员即官至提督亦称奴才，此乃向来定例。”简单来说就是：满文臣公事称臣私事称奴才，汉文臣公私奏事一概称臣。武臣无论满汉无论公私，一概自称奴才。这规定一直延续到清末。

清末，人们对旗员与汉官的不同称谓多有议论，1907年，两江总督端方等联名上“满汉平议”折，提出“奏折中无论满汉一律自称曰臣，不得再用奴才字样”。至宣统二年(1910)，清廷宣布：“我朝满汉文武诸臣，有称臣、称奴才之分。因系旧习相沿，以致名称各异，当此豫备立宪时代，尤宜化除成见，悉泯异同。嗣后内外满汉文武诸臣陈奏事件，著一律称臣，以昭画一而示大同，将此通谕知之。”但不久，清朝就覆灭了。

清乾隆开始，国立越来越弱，对汉臣防范越来越严，限制也越来越大，以至于在称呼上也要体现优越感。到了清末，导致旗人无可用之人，不得不重用汉臣，实属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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