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永信和他的信徒：为人父母不用经过考试，太可怕了|163

文 | 缓缓君

首发 | 缓缓说

“一想到为人父母不用经过考试，就觉得太可怕了。”

杨永信，临沂市第四人民医院副院长，临沂市网络成瘾戒治中心（简称临沂网戒中心）主任。

2008年，央视播出了纪录片《战网魔》。

在这部纪录片里，杨永信有着奇特的魔力。任何少男少女，无论之前做过什么，只要走进网戒中心的13号治疗室，出来后立刻就会“脱胎换骨”“改过自新”，不仅对父母恭敬顺从，甚至会下跪痛哭流涕。

这让杨永信成为了一些家长心目中的网瘾少年救世主，但也将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很多网友对杨永信的“电击疗法”大加讽刺，称呼其为“电击狂人杨永信”、“磁暴步兵杨永信”、“雷霆萨满杨永信”、“十万伏特杨永信”等等。

随后，《中国青年报》、《21世纪经济报道》、《广州日报》等媒体对网戒中心的丑恶真相进行披露，杨永信也一度成为了时代的笑话和网友眼中的跳梁小丑。

2009年，国家卫生部向山东省卫生厅发布通知，明确禁止使用电刺激方式治疗“网瘾”。

这多少会让人觉得官方已经给这件事定了调，杨永信也由此淡出了媒体的视野。

直到2016年8月，雷斯林发布的一篇爆文《杨永信，一个恶魔还在逍遥法外》让他再次回到了公众的视线。

原来杨永信从来没有倒下过，而且，更多的杨永信站了起来。

10月25日，知乎网友@温柔在他的专栏里发表了文章《中国到底有多少个杨永信？》，揭露了南昌豫章书院以体罚、殴打、绑架、非法拘禁、强迫劳动等手段剥削虐待学生，差点导致学生自杀身亡。

第一次读到这篇文章时，我只能用触目惊心来形容我的心情。

10月29日，我根据@温柔和一些当事人提供的资料，写下了《从杨永信到豫章书院：你是有多恨孩子，才把他们送去戒网瘾？》这篇文章，希望能够声援那些孩子们，也让更多的家长看到戒网瘾学校的真面目。

文章的阅读量慢慢地涨到了10万+，当时我多少有点不安，因为去年雷斯林写杨永信时就收到了律师函，但幸运的是，10月30日，南昌市青山湖区的官方微博@南昌青山湖发布了事件的初步调查结果，承认了网上反映的部分问题确实存在，《人民网》等官方媒体也跟进做了报道。

但在这个事件中，当地前任市长是否拥有学校的股权？学校是否存在非法拘禁？学生自杀有没有通知家长？

这一系列重要问题的调查结果我们依然不得而知，而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同样值得我们深思。

网上已接二连三曝出孩子在“戒网瘾”学校被虐待甚至殴打致死，但为什么还是有父母前仆后继地把孩子送进这样的学校？

在我文章的下方，有一条留言说：

天下无不是的父母，一个人恨父母说明他心里思维严重扭曲自私，这样的人不教育就是反面教材，作为他们的父母肯定希望他们学好，只有这种学校才能教育好。

类似的留言并非孤例。

这些留言的背后，通向了杨永信们屹立不倒的源头。

所以我写下了这篇文章，重新回到事件的起点，谈一谈杨永信和他的信徒们。

知乎上有一个话题：如何评价杨永信？

有一位名叫 @网瘾患者的答主写下了自己的经历：

我是被父母找了几个亲戚强行在网吧带出来扭送进去的。

（杨永信）来了之后就说“来，我们做个检查，检查一下你有没有网瘾”。

说罢，八个盟友开始用力按着我身体的所有能动的关节。

机器打开“滴滴，滴滴，滴滴，滴滴”那声音，现在我还清清楚楚的记得。

第一下下去，我看到眼前一道白光，类似于闪电，贯穿左右。我明白了为什么要有人按着我，我张口大骂“我艹你m……”

最后一个音节还没说出口，第二下已经上了我的脑，那个ma音也变成了呜呜呜呜的下意识音节。

第二下结束之后，我缩短了言语“草泥马这是什……”

第三下，闪电又一次穿过我的脑袋，我已经虚脱了，所有的力气在刚才的挣扎中已经全部用尽。

杨说“还骂么？”
“不骂了”
“知道自己为什么来这里么？”
“不知道”

一阵呜呜呜呜呜（哀嚎）。

“知道了么？”
“知道了”
“为什么”
“我不听话.....”

类似这样的洗脑对话很多次之后终于：
“等会出去知道怎么跟你父母说么？”
“知道，我好好说”
“恩，好。让他起来吧。”

盟友松开手，我下床的时候直接跪在了地上，并在盟友扶我之前自己站了起来，我怕他们说我装可怜再把我弄上来。

出门，见到父母。

那是我这辈子最虔诚的一次忏悔，没有之一。

我看到他们脸庞的那一刻，泪水就止不住了，我走过去，很自然的跪在他们面前，抱着他们止不住的哭了好久。

“像”个受伤了之后想找依靠的孩子。

那是我印象最深的一个画面之一。

那种无助感。

那种无助感。

被电击是怎样一种感受？

一位电击疗法的亲历者曾用“大脑里有虫子钻来钻去”来描述这种体验。

这就是13号治疗室里公开的秘密。

但在杨永信看来，“忍受这一时的疼痛，会带来一辈子的快乐”。

真的是如此吗？

心理学界，曾有3个意义重大却又臭名昭著的实验，分别是：斯坦福监狱实验，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以及“情绪化的小阿尔伯特”实验（也有翻译为小艾伯特）。

先来说说斯坦福监狱实验。

1971年夏天，斯坦福大学心理学教授菲利普·津巴多的团队在学校地下室搭建了一个模拟监狱。

研究人员挑选了一批身心健康、情绪稳定的大学生，这些人被随机分为狱卒和犯人两组，置身于模拟的监狱环境。

第一天，风平浪静。

第二天，无聊的囚犯们开始挑战权威，撕掉自己囚服上的编号，并且取笑狱警，并由此发生了激烈的对抗。狱警脱光囚犯的衣服，没收他们的枕头被褥，半夜让他们起来报数，甚至还对囚犯进行分化，服从管理的囚犯能够得到一些特权。

第三天，一名囚犯因为精神压力太大而歇斯底里地失声痛哭，一个“心理健康的、正常的”好人，就这样被另一群“心理健康的、正常的”好人折磨得几近崩溃，最后只能退出实验。

第五天，虐待不断升级，又有两名犯人达到精神崩溃的边缘。

津巴多的女研究生克里斯蒂娜·玛丝拉奇来到实验现场时，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她愤慨地对津巴多说：“你在折磨这些男孩子，这简直太可怕了！”

津巴多听到后，内心也有些动摇了，但仍想将实验进行下去。

直到他通过监控录像发现，“狱卒”竟然在夜间强迫两个“囚犯”模仿动物交配！

原本身心健康的大学生已经变成了残暴不仁的狱卒和心理崩溃的犯人。

一套制服一个身份，就轻易让一个人性情大变，侮辱和暴力突破了津巴多的容忍限度。

第六天，原定两周的实验提前终止。

在实验结束后，津巴多写了一本书《路西法效应：好人是如何变成恶魔的》。

津巴多用这本书告诉我们：

环境可以彻底改变一个人的性情，把好人变成魔鬼只需要6天时间。

限于篇幅原因，剩下两个实验不再做具体介绍，这里只说明一下结论。

米尔格拉姆电击实验也被称为“服从实验”，指的是在某种刻意营造的环境下，一个人会因为服从权威的命令，而做出违背良知甚至是致他人于死地的恶行（实验中，服从命令使用450V电压进行电击的比例达到了惊人的65%）。

小阿尔伯特实验则是通过条件反射，让一个原本非常亲近动物的9个月大的孤儿，变得一看到毛茸茸的东西（小白鼠、兔子、甚至是白色毛皮大衣）就惊恐到嚎啕大哭。

这个实验严重违反了学术伦理和道德操守，两名实验者也因此声名狼藉。

但这个实验却为厌恶疗法找到了理论基础，而电击疗法就是一种非常残忍的厌恶疗法。

作为一名精神科医生，杨永信把这3个臭名昭著的实验融合地淋漓尽致。

根据中国青年报《接受过杨永信“电击疗法”的少年如今咋样了》、新京报《“电击网瘾”：杨永信“网戒中心”里的“戒网”少年》等相关媒体的报道，在网瘾戒治中心，有非常明确的上下级权力结构。

所有被带进网戒中心的孩子都被称为“盟友，而和“盟友”一起入院的还有他们的家长。

杨永信会挑选出一批听话的家长来组建“家长委员会”，然后对“盟友”和其他家长进行监视，举报越线行为。

在“盟友”之中，还会推选出班委，班委负责监察“盟友”，还要检查所有人的日记，同时还享有一定的特权。

而杨永信则处于绝对权威地位。

每一个初次进入网戒中心的孩子，都会被一群盟友强行按住，然后遭受惨无人道的电击，直到摧毁孩子的意志。

在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一位化名为张旭同的孩子，从13号治疗室出来见到父母时，他很“自然”地跪下，抱着他们哭了好久，就像“孩子本能地饿了想吃奶，想找妈妈”。

他的母亲也抱着他哭，那种“喜极而泣，我儿子好像回来了”的感觉。

而一群家委会的成员和那些被扭曲了人格的盟友，则在此时为他们鼓掌祝福，甚至是热泪盈眶，营造起一种感动中国的场景。

每当这种场景出现时，杨永信的地位和权威就获得了一次强化。

久而久之，杨永信在这个独特的小环境里，被捧上了神坛，而那些家长们则成为了他忠实的信徒。

除了树立绝对的权威之外，杨永信还有一招，叫做打击异己。

在这里，举报他人是被鼓励的。

任何人都能向家委会或班委会报告他人的违规行为，这些违规行为以画圈的方式被记录下来。盟友每满5个圈（也有一种说法是15个圈）就需要被电击一次，而每电击一次甚至还要交200块的治疗费。

那什么样的行为算违规行为呢？

一共有86条，其中有具体的也有抽象的。

具体的如 “忽悠家长想回家”“吃巧克力”“上厕所锁门”等，抽象的如“严重心态问题”“执行力不足”“在点评课上带有不接受情绪”“挑战杨叔模式”等。

（违规行为在那里被称为点现钱）

有一位化名为江一帆的孩子，曾被班委问道，为什么日记里把自己写得那么“积极”，而点评课举手发言却不积极呢？

江一帆说：“没有不积极，只是我偏内向。”

结果这件事情成为点评课上讨论的焦点，主题就是“做人不能口是心非，说一套做一套”。课后江一帆被送去了“13号室”，接受电击。

有一位女盟友甚至只是因为在窗边站了一会儿，就被认定为有“出逃嫌疑”而遭受电击。

还有一个盟友只因在军训时说了一句“我累了”，结果第二天就被举报，并接受了电击治疗，理由是“思想负面，不接受改造”。

江一帆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这里的任何人都不能信任，“即使是亲生父母”。

在“四院”，吃完药后，江一帆起初只是觉得非常平静，后来察觉到自己反应迟缓，做事总比别人慢半拍。

他的“冷淡”引来了母亲的不满，认为他在对父母使用“冷暴力”。江一帆辩驳了几句之后，母亲举报了他。被认定为“过于情绪化”后，他又接受了电击治疗。

网戒中心如同一个大规模的“斯坦福监狱实验”，家委会和班委扮演狱卒，而盟友（普通孩子）则是囚犯。

家长举报孩子，班委举报盟友，甚至连盟友都会举报盟友，人和人之间再无信任可言。

人性渐渐扭曲，人们变得以举报他人，让他人受惩罚为乐。

杨永信亲手打造了一个人性的修罗场，但他却以此为荣。

2015年，在一篇名为《杨永信：永远坚信每个孩子都是天使》的专访中，杨永信大言不惭地说：

一些媒体或个人“总是用外行人的视角来评价专业性很强的东西”，并指责此前的一些报道“把治病救人的医学手段渲染成令人恐怖的摧残或酷刑，使得戒治网瘾的探索一度受到阻碍，甚至差点夭折”。

杨永信指责反对他的人都是外行，然而早在2009年7月26日，美国《科学》杂志就用 The most infamous（最臭名昭著）来形容杨永信。

《科学》杂志是全球最顶级的学术期刊之一，究竟谁是外行，不言自明。

然而，那些会把自己孩子送去戒网瘾的家长，显然不可能是《科学》杂志的受众群体，他们没有辨别能力，他们只知道杨永信能让孩子“听话”，那就够了。

知乎上有一个话题：中国现在到底有多落后？

答主@拉格菲尔德的回答获得了1万多个赞：

前几天和一个中年妇女聊天，聊到杨永信，我说这种人渣居然还没进监狱。

中年妇女眼睛瞪得跟铜铃大：他干嘛要进监狱？他治好了很多网瘾，是孩子的功臣啊。

我：……他这么干是违法的，网瘾和一般的心理疾病是有区别的，算是心理依赖，根本不能用电击的方法来治。

中年妇女一脸过来人的语气：你没养孩子你不知道，你不知道网瘾有多可怕，网瘾这种病得上了就很难治好！哎呀互联网真是个害人的东西！

我：……那也不能用电击啊……

中年妇女打断：我孩子要是得了网瘾，我第一时间给杨教授送过去！

我：……你不怕孩子被殴打被电击？

中年妇女斩钉截铁：只要能让孩子听话，怎样我都接受！

……

如果这就是我国这个时期家长们的普遍看法，真是不寒而栗。

我总算明白杨永信为什么还没进监狱了。

当我们以为杨永信早该臭名昭著，声名狼藉的时候，杨永信依然有着忠实的信徒，他获得了“感动山东十大健康卫士”“山东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先进个人”等诸多荣誉，甚至还享受着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厉不厉害？

魔不魔幻？

在新京报的报道《“电击网瘾”：杨永信“网戒中心”里的“戒网”少年》中，一位父亲对杨永信有着极高的评价：

“我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奉献精神，这种爱心不是每个人都能具备的。”他说，孩子在网戒中心有了“很不错的变化”。“他会自己主动认识到以前的一些事情做得不对，认识到自己有‘网瘾’。”

然而，在亲历者们看来，这里是另外一种景象。

付楠、齐青等人说，他们在“网戒中心”的经历远比所谓“网瘾”本身来得可怕。在他们的描述中，那种一种没有安全感的生活。

“没有进去过的人，无法体会那里面的恐怖。”今年年初才“出院”的齐青对剥洋葱（新京报深度报道部）说。

曾在7年前接受“网戒中心”治疗的鲁平，现在英国留学。他依然记得那种由于疼痛所带来的恐惧感，“出院”之后，他变得“很没有安全感”。

“特别多疑，尤其是刚回来那段时间，我谁都不信，家里面来客人，我会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刀就放在我枕头下。”

而在中国青年报的报道中，那个被母亲举报过的名叫江一帆的孩子，后来去了离家2000里之外的鄂尔多斯，从事煤矿设计工作。

他几乎从不回家，反而特别喜欢下矿井去检查自己设计的矿井工程实施情况。

即使到了深达500米、令人窒息的黑暗地下，他的内心依然充满安全感。“自己设计的自己了解，这比在‘四院’和父母的身边强多了。”

缺乏安全感，是这些经历过杨永信电击治疗的孩子们的通病。

还有一些孩子，则无法再原谅自己的父母。

张旭同曾试图说服自己和父母和解，但他的母亲曾在他被举报后，恶狠狠地说出了一句“加大剂量，电死他”。以至于每当他想和父母和解时，脑子里就会出现这句话。

“我从来不怀疑，我的父母是爱我的，但是方式有问题，依旧不能被原谅。”

这是他在接受采访时说的话。

还有一位曾在清华美术学院就读的孩子，他是在2008年的大年夜被母亲骗到了杨永信的网戒中心，从此过上了被拘禁的生活。

多年以后，他在接受ONE实验室的采访时说：“就觉得这个世界这种苦，真的，你不跳出来，没有幸福可言。”

谈及自己的母亲时，他是这样说的：

“她需要自己成长，这一代家长他们自己需要成长，他们才配收获亲子之间修复的关系。”

一语中的。

（王一南曾以奥运小画家身份接受中国日报采访）

从网戒中心到豫章书院，那些在特殊学校接受“特殊训练”的孩子们中，也确实存在一些极端情况。

在我那篇《从杨永信到豫章书院：你是有多恨孩子，才把他们送去戒网瘾？》的文章下面就有这样一条留言：

很不幸，在我看来进来评论的都是一些没有孩子或者孩子尚小的读者，你们没有经历过一个天天给你捅篓子的孩子，所以你们不清楚这些半大不小的孩子有多少的破坏力。你们觉得孩子受虐了，告诉你们家长都知道孩子进去会受虐，甚至觉得或许这是最后一条挽回孩子的路，如果这都转不过来我宁可这孩子都不要了。昨天隔壁邻居把房子卖了替十几岁的儿子还赌债，不是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只有经历过绝望才会想让孩子置之死地而后生！

可他的孩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孩子？

难道是有人从一出生就是个坏种吗？

如果你不赞同有人天生就是个坏种，那你就应该想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