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歧视的关键少数，却蕴含着一个社会更大的可能性|163

作者：鲁舒天／微信公众号：qspyq2015
这是秦朔朋友圈的第1616篇原创首发文章

在看Hidden Figures的时候，笔者不禁想起乌拉圭作家爱德华多·加莱亚诺在他那部颠覆欧洲中心的文化历史体系的非虚构文学《镜子》里记录下的一则世界史故事：

一战中法国损失了一百五十万人，其中三分之一是无名烈士。法国政府决定建一个“无名士兵”墓以致敬，于是随机选中了凡尔登战役的一个阵亡者作为代表。但当他们看到尸体后才发现这是个黑人，来自法属殖民地塞内加尔营。于是法国人及时纠正了“错误”，他们把另一具白皮肤的尸体葬在凯旋门下，身裹国旗，接受军方的荣誉与赞颂。

电影Hidden Figures在国内存在三个不同的中文译名，大陆按照字面意思把它译作“隐藏人物”；香港的翻译是“NASA无名英雄”；台湾的翻译结合电影内容来看最为传神，叫做“关键少数”。电影讲述的是上世纪60年代几位黑人女性科学家在美国宇航局的贡献和争取权益的过程，即便当时距离一战已经过了半个世纪，但是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对于有色人种的歧视仍旧根深蒂固。

歧视

《关键少数》围绕三位性格各异的非裔女主人公的工作境遇展开，嘉芙莲、玛丽、多萝西都在美国宇航局的西翼大楼（有色人种专属）从事为航空航天事业服务的精算工作。当时正值冷战对峙，美国为了同苏联进行航天竞赛，紧锣密鼓地招集各类人才进入NASA效力。电影中的女主人公们日常从事最枯燥、重复度最高的精算工作，在计算机还没有被投入科研之前，NASA里的女性正是这样被当作机器使用的。对于女主嘉芙莲这样的黑人计算员来说，改变命运的机会就看那些临时征配能否转为长驻。

偶然的机会，嘉芙莲被调进NASA的核心部门——太空计划小组负责数学技术提供，玛丽则进入“水星计划”工程组从事辅助任务。看似前程似锦的上升道路，因其中布满了种族主义的歧视而使主人公们难以舒展愁眉。白人已经习惯了对有色人种的颐指气使，从而罔顾与其共进退的后者已纳入了国家力量的现实，不仅未予其以平权待遇和尊重，反倒处处摆出“你们能有现在就烧高香吧”的架势。电影中着重表现了这些部分：嘉芙莲刚到新岗位的时候，被当成清洁人员；东翼大楼没有给有色人种使用的厕所，她不得已抱着文件跑回从前的大楼，一边如厕一边办公；更有甚者，白人组员们甚至难以忍受嘉芙莲在办公室接咖啡喝，然后为嘉芙莲配备了贴有歧视标签的水壶。

同样的境况多萝西和玛丽也遭遇到了：前者一直顶替着有色人种计算部主管的工作，但是她的白人上司却告诉她组织是不会为有色人种所在的部门设立主管的。玛丽的情况则是，虽然犹太裔总工程师鼓励她加入工程师培训计划，但玛丽明白，身为黑人的自己只能屈居计算员的位置。总工程师问玛丽：“如果你是白人，你会当工程师吗？”玛丽斩钉截铁地回复：“（实际上）我已经是工程师了。”

抗争

故事中黑人女性们面临的歧视其实有两层，一层是人种上的，另一层是性别上的。即便是同为黑人的男性，也难免潜意识里冒出“女人竟然可以从事如此高智商科研工作”之类的想法。面对以上令人扼腕的现实，女主们不仅要在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风起云涌的上世纪60年代争族群的平等，同时又要在个人层面取得性别的独立。某种意义上看，这两种努力的发力点如果没错，结果终究要会于一处。胡适说过：“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族群）争自由”。

嘉芙莲在新环境里虽然颇得组长夏教授的赏识，但又时刻面临以保罗为代表的科学家们的排挤。保罗经常性地把大堆资料粗鲁地扔给她测算，却又觉得嘉芙莲不配得知机密信息，所以把最关键的部分用铅笔涂上。这就逼迫嘉芙莲不得不透过灯光从纸张背面识别信息，工作变得困难异常。玛丽的问题在于她虽已有数学和物理学学位，但申请工程师培训必须取得当时仍在施行种族隔离的弗吉尼亚州的大学学历。以上矛盾还处在NASA的可控范围内，机构外的美国社会，歧视更是无处不在：街上的白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黑人，多萝西带着孩子去图书馆阅读却被告之很多区域她们不配看。在公交车隔离区的后排，多萝西告诉自己的孩子：“隔离与平等是两回事，已存在的不等于正确。你举止正确便是当然正确。”

是苏联方面加加林的载人飞行成功加剧了NASA的紧迫感，正是利用“敌我矛盾”跃过“人民内部矛盾”的当口，主人公们加大了自我实现与抗争命运的步伐。玛丽通过诉讼的手段驳倒了落后的种族隔离规定，最终获得夜校就读的资格。她在法庭上告诉法官：“既然不能改变肤色，那么我只有成为该校第一个就读的黑人女子。”与此同时，嘉芙莲也利用一次被问及为何如厕时间过长的契机向工作小组发难，她厉声控诉自己尽心尽力工作以来所遭遇的不公平待遇。夏教授终于行动起来，亲自砸烂了禁止有色人种在白人区如厕的标识。在夏教授的帮助下，业务能力明显高出同僚一大截的嘉芙莲不断在工作权限上取得了更多突破，比如以女性身份参加了NASA的重要会议，并在与会期间凭借自身的数学天赋获得了包括宇航员格伦在内的航天项目工作组的认可。

关键少数

时代的变化接踵而至，电子计算机IBM7090以碾压性的技术优势走进NASA的历史舞台，敏锐的多萝西预见到了它将会威胁到有色人种精算员们的饭碗。于是她奋发钻研相关知识，最终成为了NASA内第一个熟练掌握IBM操作的人。首席工程师不得不请多萝西来IBM部门帮忙，多萝西非常仗义地告诉传信的白人主管，她不仅拒绝解散精算组，还要带着全体有色人种计算员们移师新部门。理由是IBM7090需要大量人手，而自己早已经把它的运行技能授予麾下女将。

在太空计划小组里，夏教授也越来越离不开嘉芙莲的技术支持，他甚至这样告诉此前屡番刁难嘉芙莲的保罗：“你知道你的任务是什么吗？在天才之中找到（像嘉芙莲这样的）天才，提升我们全体。若不一起登顶就只能一事无成。”当然，保罗也不是平庸之辈，他是杰出人才，但杰出人才永远也迈不到天才的那端。因为人才总是更接近人，人是一种很容易生出偏见并受制于偏见而不自知的生物；天才则对事物本身保持专注，生来只为实现天赋。

电影最终的结果当然是皆大欢喜的，玛丽顺利获得学位，后来成为NASA及美国史上首位非裔女航空工程师；身为电脑程式语言专家的多萝西成为NASA史上首位非裔美国主管；而嘉芙莲则如愿留在太空计划小组，参与了包括“阿波罗登月计划”在内的美国航空航天史上的重大项目，97岁时获奥巴马总统颁发的“总统自由勋章”。

但如果仅把《关键少数》的结局看作是女权主义的逆袭，无疑则陷入一种未经思量的狭隘。什么是女权？女权就是男权，就是人权。电影反映的社会意识直接践踏的对象很好总结，无非是种族平等与性别平等。但隐藏在这种臭名昭著的歧视背后的东西则是一种饱含偏见、居高临下的制度性的设限。

今天这种设限冒犯的是有色人种或者女性，时人能看到，后人也能看到。但如果这种标准不是这么简单的定向呢？如果是一些更复杂的、形而上的偏见呢？如果某些深刻的逻辑虽然上不了台面，但却无时不刻地把台面给拖下水呢？这里的问题就大了。比如电影中的女主角们，她们比规则中被允许的那些人更适合坐到那些关键的位置上去，但她们通常需要经历很多额外的条件才行。电影中的玛丽最终获得了法官的允许，并且成功通过学业，但这些条件不是说来就来的，实际过程中不是每个“玛丽”都能成为电影中的那个玛丽。就像她对犹太工程师说的那样，不管她是黑人还是白人，她的脑子和业务能力已经比工程师还工程师了，但她就是必须得取得某些资格才能成为工程师。

种族问题和性别平等问题从理论上讲已经不成为一个真正的问题，实际上当它们被公开提出并讨论的那一刻起，这些问题的被解决就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某些似是而非、自成体系的偏见意识不革除，即便嘉芙莲和玛丽们换个肤色和性别，他们也还是会被保罗甚至不如保罗之辈比下去。虽然“开盘不利”的“嘉芙莲和玛丽们”从能力上讲从未被比下去，也从不会被比下去。但在这种比赛中得出结果并不需要过程，只需某种历经合谋的定论而已。

所以笔者更喜欢电影的那个译名——《关键少数》，嘉芙莲们不止是性别斗士和种族平等旗手，她们更是社会学范畴的少数派。她们存在的更重大的意义从来就在于，以自身的天赋或毅力所集结之成就，向那种已被先验划分的“关键性”作彻底的决裂与宣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