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斯诺文集》第一卷，[美]埃德加·斯诺著

宋久、柯南、克雄 译，新华出版社，1984年8月

我闻到过军用列车被炸后，人肉在钢板上烤糊的气味，在列车的周围，一些青年人在衣服被炸飞后，赤身裸体全身焦糊，显得比他们食不果腹活着的时候还要胖一些。

——埃德加·斯诺

记一次被遗忘的战役

埃德加·斯诺

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八日，漆黑的午夜。

突然从远处传来了日本人的步枪和机枪声，我从上海北站匆匆赶到出事地点。但见一个人影停了下来，又倒了下去。稍远处，一个中国士兵跪下来，爬进一所房子的门口后就开枪还击。街上空空荡荡。铁闸象蛤蜊似的紧闭着，最后的一点灯光也消失了。枪声呯呯大作时，我挨着墙壁而行，不辨路径，脑里只有租界和安全的大致方向。此外，我还依稀记得当年在国民自卫队里学到的临时隐蔽办法。当国民自卫队员时间短暂，但很不光采。

我拐进一条狭窄的弄堂，躺了下来，一边咒骂，一边自问，“你为什么要在一场与自已不相干的战争中找死呢？你不能活着把消息发出去了，写出来又有什么用呢？”

因为这是一场“真正”的战争，不象在报道日本占领满洲里时所目睹的那种追击和占领了。我是在几个星期之前才从那里回来的。我象其他人一样，曾以为中国人是决不会打仗的。可现在，就在这条臭气熏天的弄堂里，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的战斗开始了。

我不知道沪宁铁路的运输经理程宝成（译音）是否已经把旅客和全部车辆撤离遭到公开袭击的北站。我曾去那里想了解究竟出了什么事，却发现一切都照旧。我忙着找负责人，结果找到了那位程先生。我对他说，我刚去过日本舰队司令盐泽的司令部，获悉他正命令日本海军陆战队开进闸北。闸北位于上海中国人管理的那部分地区的中心，在苏州河和公共租界以北的工商业区。

在我们附近的车站里，依然象平时一样拥挤、嘈杂：背着沉重行李铺盖的男男女女，一篓篓新鲜水果和装着鲜鱼的竹筐，堆得高高的坛坛罐罐，嗷嗷待哺的婴儿，端着蟋蟀罐和提着鸟笼的老头。

数以百计天真的旅客正在候车，我同程争论起来了。他是受过美国教育的中国人。我把身份证给他看了，在这以前，他从未见过我。

“你得想法子把这些人撤离这个地方，”我说。“日本人已出动了。我亲眼看到日本海军陆战队已开始进军。”

他笑了，似乎在问，难道我还不知道上海市长吴铁城当天下午已经接受了日本的全部要求吗？中国军队已经开始撤退了。

我掏出司令官盐泽几分钟前发送给吴铁城的一份简短声明的抄件来。那是一位日本记者给我的。声明宣称，日本军队将立即占领闸北和其他中国地区，以便监督中国军队撤退，“维护法律和秩序”。

“这意味着冲突已不可避免。按他们的话说，是要‘教训抗日的十九路军一顿’。你看，是否应该让旅客撤离？”

“旅客？”程这时显然着急了。“车辆怎么办？我们最好的机车都在这儿。抢救机车是我的首要责任。但是，要是你搞错了，我可怎么办呢？”

“错不了，我告诉你。但是主意要你自己拿。”

“要是我采取了行动，到头来却是一场虚惊，那我的脑袋就得搬家，”他惊慌地说。“要是不采取行动，而你说的又是真的，那我就既失机车又丢脑袋！”

我撒下程不管，去给吴铁城打电话，打不通，线路已被切断。接着，我找到了车站的警卫团长。他对日方的计划也一无所知。当我去看依然驻守在租界内虹口边上的士兵时，我听见了钟声、汽笛声响成一片。是不是列车在开动？旅客的情况如何？但是，我此刻已沿着一条街奔逃，什么情况都不得而知了……

半小时后，我回到苏州河边，进入租界的西方人的天地。之后，我发出了关于这场战争的第一篇目击记。一连几个星期，报纸都在第一版刊登有关这场战争的消息。

我发出的消息不免这样开头:“今晚，鲜血染红了上海街头。”一位慈悲为怀的编辑把导语改掉了。我发的快讯很成功。美国几家大报的编辑向我表示热烈的“祝贺”，其中有纽约《太阳报》和芝加哥《每日新闻》。开始，在我看来，这是在那场奇怪无聊的战事中最有意义的事情。

后来，我写了一本题名为《远东战线》的书，记述发生在上海和满洲里的这场“不宣而战”的战争。今天看来，那些详细的记述和对后来发生的战争，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记述一样没有意义。留下的只是对死去的人们的纪念，而他们之所以死亡，正如帕斯卡说的那样，仅仅是因为他们生活在“大河彼岸”。后来，我见识多了，对在其他地方看到的战争的丑恶情景渐渐习惯了，然而这些最初见到的情形却一直在我的脑际浮现。

我见到过一具被击毙不久的日本驾驶员的尸体。一名中国士兵刚刚挖走了他那颗还在冒热气的心脏（鲍威尔当时也在场，他认为是被拿去烧烤了），用刺刀划开的胸膛上留下了活象一个十字架形状的伤口。我闻到过军用列车被炸后，人肉在钢板上烤糊的气味，在列车的周围，一些青年人在衣服被炸飞后，赤身裸体全身焦糊，显得比他们食不果腹活着的时候还要胖一些。我记得有些穿着蓝粗布棉袍的人象布偶一样被日本人吊起来当活靶练刺刀。侵略军以“维护法律和秩序”为借口，在市里纵火，整整烧了一个月，火光冲天，而在租界里舞会却照旧举行。

外国情报官员向本国发回消息报告重大发现说，一个中国飞行员投弹失误，没有炸中日本的旗舰，而把炸弹扔到了租界境内。它很可以炸死一千名无辜的百姓。那颗炸弹使得南京路空无一人，看上去就象是肮脏的黄浦江突然被抽干了水，或者说象毕加索在他的油画《格尔尼卡》中表现的惨绝人襄的战争综合图象。还有一回，机关枪的子弹在一道木板墙上烧穿了几个洞，离我头顶仅两英寸，从一处倒坍的房子里传出了女孩的尖叫声，我赶快过去把她从一条浸透鲜血的床单上抱了起来，我感觉她异样地轻，才发现她的双腿已断。这时我才明白，为什么弗洛伊德·吉本斯来了以后，就在卡西旅馆住下，在货色齐全的酒吧间里报道这场战争。吉本斯对女孩子被炸断腿的这种情景已司空见惯，而我当时初出茅庐，少见多怪。

就这样，经历了战争，使我对战争产生了厌恶感，但也提出了一些问题，而对这些问题，除非再经历新的战争，不然是很难找到答案的。

如果说前个时期的战斗和战斗中的死者一样，已复归死寂，政治争端是否肯定还会存在呢？是的。那末，都是哪些争端呢？日本对其作战目的的看法，英勇的十九路军为什么样的目标而捐躯以及西方列强又有什么想法等等，都是一些各不相同的概念。战争的结果又是另外一回事。战争不仅没有使其发动者达到目的，而且还会给今后尚难逆料的战争引起意想不到的问题。如果说战争是“通过实例进行的哲学教育”，麻烦的是这种方法往往要求有越来越大的“实例”。每一场战争都孕育着另一场战争。

这倒不是说战争改变不了任何情况。它使一切事物都发生变化，但决不按照侵略者的意图来改变事物，而总是同他们的意愿背道而驰。

让我们来看看满洲里——上海“战争”的“实例”吧，人们常常称它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实际开端。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靠近日本军驻地的南满铁路上据称有几英尺铁轨被炸裂。事隔不久，一列快车安全地通过那里。但“这一事件”却成了日本人进行惩罚性行动的借口。结果日本人侵占了中国最富饶的地区满洲里。但是，“沈阳事件”与其说是开端，倒不如说是先前六次战事及其“意想不到”的结果和“争端”的最终产物。

当日本成为亚洲最先进的工业国时，靠轻易扩张以解决国内的棘手问题的途径已经闭塞。印度、缅甸、印度支那、马来亚和菲律宾依然为白人统治者所控制。除美国之外他们毫无让步的迹象，除非用武力才能把他们除掉。广大的不发达地区如苏门答腊、西利伯斯和婆罗洲则荒唐地成了远方小国荷兰的世袭领地。荷兰显然不是日本的对手。而整个澳大拉西亚已被英国人攫夺。东方国家的移民是受排斥的。

到了一九三一年，日本已强大到足以向所有殖民国家挑战，但其执政者认识到，完全霸占中国是必要的第一步。他们看准了西方各国不讲道义，意见很分歧。他们还看清了法国和英国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甚至对帝国主义统治范围内部任何对手的害怕。他们小心翼翼地利用了西方国家的幻想，即：日本入侵中国大陆旨在包围俄国，并展开一场圣战，而不是要结束欧洲殖民主义。

要不是有美国，日本早就可以在东亚为所欲为了。多年以来，她一直在观望，美国最终会作出何种抉择：西欧国家在中国称霸，美国可以放弃它在这一格局中的份额，让殖民国家自行设法离开亚洲；或者，接受霸主的角色，公然支持殖民主义;再不然就是，把日本当作帝国主义的最有希望的牵头人和对抗“俄国威胁”的力量，加以安抚和支持。日本侵占满洲里是对美国的一次严重考验。这样一来，美国要么拿出行动来维护西太平洋的未来，要么免开尊口。

蒋介石也在那里观望。正如约翰·费尔班克教授在《美国与中国》一书中所写的那样，过去，我们“一方面尽情地谴责英帝国主义，另一方面又不断地分享她的好处”。现在，我们原则上不能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美国犹豫不决，不仅当时拿不定主意，一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前夕都是如此。一九三一年，美国对日本只是劝导一番，并没有采取行动，蒋介石也同样无所作为。奉行不抵抗和“依靠国联”的政策。东北长官张学良将军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从长城脚下撤退了大批军队，没打一仗，富饶的东北就沦陷了。国联也没采取任何行动。从那以后，国联盟约和凯洛格—布赖恩森公约就无人置理了。西方新崛起的侵略国家意大利和德国，从东方的事态发展中得到了启发。

中国和中国人民并不完全俯首听命，任饿鹰悠闲自在地把他们当腐肉来啄食。尽管蒋介石推行不抵抗政策，自发的抗日团体和民众的抵制日货运动开始对日本的贸易带来不利的影响。东京方面于是要求蒋介石镇压所有此类行动，尤其是上海的抵制行动，因为日本人在中国大陆的利益主要集中在上海。蒋介石表示同意。日本接着又坚持说，上海附近的十九路军过于反日，要求把他们撤走，以实现上海周围广大地区“非军事化”。蒋介石再次屈服。然而，日本人并不满足于轻易得来的胜利，旋即挑起了上海之战，它在道义上和政治上产生的影响是谁也预料不到的。

日本舰队司令盐泽说：“中国人只认得武力。”他认为，要打掉中国的“抗日态度”，出动几千名水兵就够了，用不着陆军的帮助。此时，日本陆军由于已在东北得手而目空一切。海军此刻正得到更多的军舰和兵员的补充，可以同西方决一雌雄了。盐泽把一切都考虑到了，唯独没估量到十九路军的态度。有谁会料想到，在日军的进攻下，甚至在蒋介石和他的政府已从南京逃到洛阳之后，十九路军勇敢而自豪的军官们也没有退却呢？

十九路军是长江下游最出色的军队，一支“新军”，它是国民革命的产物。它的将领曾追随蒋介石反对过共产党，但是，他们有自己的左派民族主义、政治信仰和信念。对蒋介石在日本最后通牒下投降，官兵们无不感到愤慨，但是他们都是些好军人，他们服从命令撤退了。然而，当日本人发动进攻时，他们便奋起自卫。一、两天内，全国各地纷纷向他们表示道义上的支持，声势空前。数以千计的青年纷纷志愿参战。在这个大都市的街头巷尾，都进行了战斗。经过三十四天的作战，十九路军约四万五千名士兵，牺牲过半，方告撤退。日方出动了大部分舰只、数十架海军轰炸机和六万五千名士兵，还从上海两侧进行了大规模的夹击。

对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失利却是一次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最令人震惊的是，这次战斗主要靠十九路军孤军奋战，因为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始终没有参战。实际上，十九路军的残余部队南下福建之后，遭到蒋介石的暗算。蒋把他们围困在福建，不给补充人员和给养，并伺机打击这支军队。指挥员们忿忿不平。数日之后，他们起来造反了，另建一个“经过改组的”“革命的”国民党。他们甚至想同在江西省已正式向日本公开宣战的中国红军建立抗日同盟。

但是，共产党犯了错误，蒋介石因而得教。共产党内发生了教条的争论，在能否信任这样的同盟关系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因而失掉了宝贵的时间。蒋介石迅速调集了他从未投入上海之战的精锐部队，向十九路军发起突然袭击。十九路军还来不及重新武装，恢复元气并和红军联合起来，就被蒋介石的进攻击溃了。蒋介石于是得以用全副精力来镇压红军，他此时把红军看作“最凶恶的头号敌人”。

然而，上海一·二八之战对中国人民的思想产生了永久的不可逆转的影响。它使中国许许多多青年人相信，如果全国团结一致进行爱国斗争，中国就是不可战胜的。只要有正直、无私的人来领导，经过良好的训练和有充足的装备，中国军队也同样能够很好地为自由而战。这一“发现”振奋了人们正在消失的斗志，最终造成了一种政治气候，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与他的“最凶恶的头号敌人”妥协，共同抗日。主要是这一事实，而不是这场战斗的表面结果，将使亚洲的历史发生决定性的改变。

这场战斗结束之后，我不时想起上海北站的那位程先生，不知他此刻的情况如何。有一天，我的朋友——美国驻上海领事罗伯特·沃德打电话告诉我说，有一位中国熟人想请我吃饭——答谢我“给他的帮助”。我感到奇怪，就去了沃德的住处。在那里，我见到了程先生。他对我说，那天夜里，他照我的话办了，抢救了价值数百万元的机车。旅客的情况又如何呢？是的，在车站遭到炮轰起火前，他把他们大部分疏散了。程先生因“在战斗中异常主动采取应急措施”而得到擢升，还得到一笔奖金和一枚勋章。

责编：王雨娟

美编：戴永强

值班编辑：王雨娟

执行主编：李菁菁

非虚构书讯

《神风特攻队、樱花与民族主义：日本历史上美学的军国主义化》

[美] 大贯惠美子

商务印书馆 2016-10-1

（本栏责编：李菁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