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多活些日子，哪怕替他一天也好”
2017年，金迪迎来自己“重生”之后的第四个年头。
时间回到四年前的1月，那时她刚刚过完一个二十多年来最漫长的新年。肺动脉高压使她饱受病痛折磨，药物治疗也已对病情无效，甚至一度医生下发了她的“死亡通知书”。“生与死”，这个话题摆在金迪的面前，从未如此严峻。
“只有肺移植可以活下来，我当时没有其他的选择。”
金迪和家人辗转联系到医院，进入系统排队等待合适的肺源。很幸运，配型来得很快，由于肺源与排在前面的老太太不匹配，金迪在排队6天后等到了属于自己的肺源。
“那个时候不知道是喜还是忧，”在国内肺部移植手术成功率仅有40%，可金迪也只能下注于此，“没得选择，害怕都没有，只有可惜，可惜没能多陪陪父母。医生在手术前一晚找我聊天，问我怕吗，我说没得怕，怕也没有用，他说让我坚持下去。晚上哭了一顿，第二天平静地迎接手术。”
1月11日，金迪躺上了手术台，等待命运之锤的落定，一旦手术失败，她将再也没有机会庆祝自己的28岁生日。
手术从中午11点开始，晚上10点钟结束之后金迪被立刻送至重症监护室。在ICU病房里，金迪拒绝家人探视，以免自己的情绪被影响。她说:“肺高压的并发症是心衰，之前有病友术后心衰加重病情，所以我要控制情绪。不能哭，不能急，不能烦躁。我还向医生要了好多冰袋，物理降温保持我的冷静，因为我也想早点出ICU。”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她只用了6天时间就被转进了隔离病房，而在她之前，肺高压的病人不是病重去世，就是在ICU住20多天。
手术之后，金迪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休养半年之后几近无恙。她选择了暂时停职，与家人一起四处旅游，“借口是多陪伴家人，实际上也是自己想出去玩，好不容易活下来，想出去走走。”去年，她在海拔4506米的玉龙雪山冰川公园留下自己的足迹。
图：金迪在玉龙雪山
除此之外，她也开始用自己的故事宣传肺移植手术，“去的地方越多，越想大家了解肺移植，希望更多人有这个选择。因为好多人不了解肺移植，不知道还有这个选择活下来的希望，都是好可惜。”实际上，患病之前的她对器官移植也是知之甚少，但是现在她觉得这是必须要了解的，因为“我也是一个人的命换回来的！他的肺给我了，我想多活些日子，哪怕替他一天也好。”
计划着下一次旅行目的地，和群里的病友们聊聊天，偶尔翻看上次病友聚会时的照片，养一只期待已久的泰迪犬……这是金迪目前的生活状态。她很珍惜现在的每一天，她说：“我会活好每一天，用他的肺呼吸，带他去更多地方，呼吸更多地方的空气，带他一起享受我的人生，帮助更多人活下去。”
图：金迪病友聚会图片
“我死了，但是我的眼睛还留下来继续看这个世界”
器官移植，是死亡与重生之间的介质，它一边连接着受捐者迎接希望的欣喜，另一边则是捐献者家属接受死别的悲痛。
颖善（化名）得知姑父去世的消息时是10月27日早上六点钟，听到姑妈在电话里着急的语气，她连忙安慰说：“您不要着急，这件事就交给我处理。”她说的这件事，指将姑父的遗体和眼角膜捐献给红十字会。
颖善的姑父上个月刚满70，三年前不幸罹患肺癌，由于不想在疼痛治疗中度过余生，膝下无子的老两口决定不去医院，“他们当时的想法是得了就得了，管它的”。
然而从去年开始，不堪重病折磨的姑父开始寻医问诊，不过寻的却是一些所谓的“神医”，各种秘方偏方也买了不少。前段时间一直在背上敷中药，敷得背上皮肤全部溃烂，又痒又痛。“神医”说这是排毒，毒排完癌就好了，还保证可以“笑活十年”，并且告诫他们，敷中药期间不能放化疗。结果是癌肿长大了一大圈不说，还新长出一个，掀起衣服都看到左边肋骨处拳头这么大一个鼓包。
由于听信偏方耽误了治疗，今年年初，姑妈开口向颖善说了对姑父后事的打算——遗体捐献。“当时委托我代他们办理捐献手续，因为没有子女，她说要个骨灰要个墓地有什么意义，还说自己以后也要捐献。”
对于姑父姑妈的捐献决定，颖善和其他亲属都表示理解，实际上她们也有这样的想法。
“现在我也考虑过自己今后要不要把角膜捐献了。那天我老公也说，我自己死了，但是我的眼睛还留下来继续看这个世界，想想还真不错。”
图：颖善的微博
协调员：真正从事，才发现那么难做
目前我国共有173家医疗机构能够进行器官移植手术，据施予受-器官捐献志愿者登记网统计，截止到2017年11月5日，已有24万3167人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看似庞大的捐献群体并不代表中国器官捐献的发展状况乐观，因为每一位器官捐献志愿者所代表的仅是个人意愿，而进行器官移植手术还需要死者家属的一致同意。
对于27岁的器官捐献协调员张亚松来说，说服家属同意器官捐献是工作最难的环节，“最大的挑战就是要敢于去和家属沟通，要不断去克服中间遇到的问题，要敢于面对拒绝与失败。”
2016年9月，张亚松成功通过协调员的招聘考试，由此实现了自己的心愿，成为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
从事协调员的工作之前，他将这份工作看成连接生命的桥梁，凭着爱心的激励便毅然选择了这条路，等到真正从事之后，“才发现是那么地难做 ”。
图：器官协调员培训班
“很多家属听完我的自我介绍之后就很反感，往往直接拒绝就转身离开。有的时候好不容易协调成功一例，家属又在后面反悔，有一次都推到手术室门口了，家属却不愿意捐献了，就放弃了，”提到遇过的失败，他叹了口气。
工作难做不仅是因为得不到家属的理解，还包括化解悲伤情绪，“2016年9月中旬，捐献者是一位1岁的小女孩，孩子当时是颅脑疾病。她的父母当时说就是不想让孩子白白的来世上一回，想让孩子以另一种方式活着，当时我非常地感动又心痛。”即使协调成功，面对另一条生命的逝去，协调员的情绪也会受到影响。
由于职业的性质，协调员要全年24小时地处于工作状态，除了白天对器官捐献进行宣传，还经常在深夜观察病人病情。去年春节，张亚松只在家待了两天便匆匆赶回医院工作，“有时候也想过后悔，也想过放弃，但是一直记着‘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也就坚持下来了”。
器官捐献：在偏见中前行
当协调被拒时，张亚松称能够理解家属们对器官捐献的想法，但他还是希望能有更多的人改变“全葬”的观点，用器官捐献来挽救更多的生命和家庭。
2004年，16岁的徐研玲在电视上看到有关器官捐献的新闻，便在心中萌生出捐献器官的想法。但是由于先天性残疾，行动不便的她一直没能办理手续，直到2014年她了解到可以网上报名成为志愿者，便在夜里悄悄用仅能活动的右手登记注册了器官捐献志愿者。
注册成功之后，她思索着如何向母亲交待，“我一晚上没睡，想着怎么说，结果第二天我说了，她没说什么，默认了吧。我之前提起的时候，我妈妈就哭，最后她还是同意了。”
与母亲的态度形成对比的是村里的人，当他们得知她以后要捐献器官时，没有人支持她的选择，“他们说人死了没有完整身体到了那边也不完整，还有的人说是为了出名要钱之类的”。
颖善姑父的姐姐曾经去红十字会办理遗体捐献的手续，最终徒劳而归。“老两口一去工作人员就冷冷地甩出来一句话‘这个是没得钱的’，老两口说‘我们晓得，是无偿捐献’，然后让他们等着，结果就没人理了。”
根据中国器官捐献管理中心的统计，全国仅有22%的人对器官捐献比较了解，在器官捐献的实践中，仍有很多阻碍因素，其中有根深蒂固的传统观念，也有对器官捐献会造成器官买卖的担心。
生命有很多种逝去的方式，捐献器官也是方式之一。虽然器官捐献在当前现实情况下还面临很多发展的难题，但是当器官受赠者开启第二人生时，谁都无法否认这是一份来自生命的礼物。
未来，你会选择送出生命礼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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