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意导言

素有“21世纪社会学之父”美誉的查尔斯蒂利是研究国家理论绕不开的关键人物，在欧洲民族国家兴起和资本主义扩张的背景之下，蒂利从新的视角分析并提出民族国家建构的理论。本文主要围绕《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一书，分析资本和战争对民族国家兴起的重要作用。农业历经商品化与市场化转型，带来城市扩张，最终导致市场化的扩张，为欧洲民族国家兴起积累了资本。战争改变了国家的统治方式、进而改变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客观上激化了社会各阶层之间的矛盾，民众抗争随之涌起，抗争塑造了民族国家，也推进了欧洲国家政治的民主化进程。

虽然其民族国家建构理论仍没能跳出“欧洲中心主义”的束缚，但其基于历史基础而形成的理论贡献，为国家理论研究提出的新视角，对处于转型时期的中国亦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本文是法学院学生对北京大学法学院“法律与公共政策”课程相关文献的回顾与总结，法意公众号将不定期对推送课程相关内容，往期文章与课程大纲在文末附有相关链接，感兴趣的读者可点击阅览。

随着“找回国家”理论的兴起，以国家为核心的分析框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的潮流。在此分析路径的影响下，关于国家形成、国家本质、国家能力、国家建设等重要的政治命题需要重新加以思考。而现代国家的组织形式以民族国家的建立为典型特征，以英国、法国等为代表的西欧经验为民族国家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经验素材，如何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国家尤其是民族国家的形成理论，殊值思考。查尔斯·蒂利教授作为美国历史社会学的三驾马车之一，凭借着对欧洲历史细致入微的考察，其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做出了独特的理论贡献。

查尔斯·蒂利

在《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一书中，作者以探讨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为主要的问题意识（怎么解释自 990 年以来在欧洲盛行的国家类型上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巨大差异？为什么欧洲国家最终都汇聚成为民族国家的不同变体？ 为什么变化的方向如此相似而变化的道路却如此不同？），首先利用“内部/外部”和“与经济的关系强弱”的双重视角对包括集权主义分析、地缘政治分析、生产方式分析、世界体系分析在内的现有理论框架予以类型化，指出这些理论呈现为单线性的和单一维度的论述，难以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在此理论脉络的梳理之上，蒂利教授引入“强制”与“资本”两个解释变量，构筑了新的关于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框架，分析了强制与资本的不同结合对国家形成的影响，最终得出强制化资本的道路是欧洲民族国家胜出的根本途径。但不得不说，这种切入的角度仍然与上述四种分析方式存在内在关联。生产方式分析、世界体系分析、资本层面分析偏经济维度，集权主义分析、地缘政治分析、强制层面分析偏政治维度；生产方式和集权主义分析集中关注国内，世界体系和地缘政治分析则关注国家间，而作者以千年时间跨度为轴来论述似乎是要超越这种“国内（内部的）国家间（外部的）”二元分析框架。

强制、资本和欧洲国家（公元990—1992年）：

[美] 查尔斯·蒂利 著 魏宏钟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在此理论建构的模型下，作者指出，在资本变量下，城市特别反映资本的变化；在强制变量下，国家强烈反映强制的组织；但资本和强制对城市和国家的影响都是双向的。资本密集的国家主要通过追求贸易垄断，但在军事征服和殖民投入上很少投入精力来扩张；强制密集的国家将更多的精力用于殖民、奴役劳动力和榨取贡赋；资本化强制国家则通过资本和强制结合的策略在其中脱颖而出，使得民族国家的道路成为关于国家组织形式的最优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国家形成具有自然生成性（国家是作为无意识的副产品而形成的，通常来自执行更为直接任务的努力）、外部影响性（国家之间形成的国家体系极大影响了任何具体国家遵循的道路）和内部塑造性（和国民中的不同阶级的斗争和讨价还价极大塑造了在欧洲出现的国家）等特点，正如蒂利所指出的，“各国的发展路径与逻辑是必然性（利益、资本与权力）与偶然性（战争后果、地缘政治压力）相结合的一种意外后果。”

另外，蒂利提出，国家与战争之间的关联对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战争促成国家的形成，国家导致战争的发生。在战争形态上，蒂利将其划分为“骑士战争” 、“雇佣军战争” 、“常规军政治”和“民族战争”四个阶段。而战争又需要资源，对资源的动员同时也是对国家能力的巨大考验，在这一过程当中，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不同模式塑造了不同类型国家发展道路。资本密集的国家由于商业化较高，能够以精简的管理组织通过公共信贷和征税来筹集军事力量；强制密集的国家，战争资源有可能把持在豪强势力手中，国家必须运用强制性手段来完成对军事资源的榨取；而在资本化强制的国家，资本和强制的稳定平衡使得统治者能够用购买的武装力量来制约私人武装的拥有者，用国家军队来说服私人资本的拥有者，最终在战争的胜出上占据了优势地位。“战争编织起欧洲民族国家之网， 而准备战争则在国家内部创造出国家的内部结构”，民族国家是战争的副产品。

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

[英]安德森 著 刘北成 / 龚晓庄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综上，和佩里·安德森在《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里所采用的阶级分析的进路不同，蒂利对于欧洲现代国家的形成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的阐释。在其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当中，对欧洲国家的形成的因果机制和逻辑链条始终贯穿着“大空间”和“长时段”的历史社会学的研究方式，把众多有效的影响因子有效整合，揭示了欧洲民族国家历史变迁路径，从而提供了一套具有说服力的解释方案。但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这种分析框架也并不是无懈可击的。首先，“资本”变量偏重于经济面向，“强制”变量侧重政治面向，作者以此两个变量来分析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有以偏概全之嫌，忽略了其他因素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影响；其次，作者把欧洲作为民族国家形成的典型样本，所进行的原因分析也集中于欧洲内部，给人以“民族国家欧洲化”的倾向，难免会陷入“欧洲中心主义”的泥淖；再次，作者认为欧洲民族的形成和国家形态的多样化与不同的战争形式以及国家动员战争资源能力存在着紧密关联，这样一种紧急状态视角下的国家观过于关注单一机会事件的影响，过滤掉了其他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事件对于民族国家的积极塑造；最后，作者的讨论也是集中于内生性变量的影响上，即将视野局限于欧洲国家视野内部，而可能忽略非欧洲国家对于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所具有的积极作用。

参考文献

1.Anderson, Perry. 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 London: Verso (1974).

2.Tilly, Charles. 1992. Coercion, Capital, and European States, AD 990-1992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3.E.L. Jones. 1987. The European Miracl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Skocpol, Theda. 1985.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Strategies of Analysis in Current Research.” In Peter Evans, Dietrich Rueschemeyer, and Theda Skocpol, eds., Bringing the State Back In .N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5.Ertman,Thomas.Birth of the Leviathan. Cambridge: CUP, 1997.

往期链接：

欧树军|国家理论的谱系——“法律与公共政策”课程大纲（2017秋）

国家理论的谱系01|“回归国家范式”之争

责任编辑：胡海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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