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st

说完中产的焦虑,不妨再谈谈高净值人群的资产配置。

在嘉实财富日前召开的高净值客户资产配置论坛上,嘉实财富负责人赵学军建议高净值人群采用——双核哑铃型资产配置模型。

从传统的“综合配置型”过渡到“哑铃双配置型”,将资产分为进攻型资产和安全型资产。

双核哑铃型资产配置模型的核心理念可总结为“投股要适度集中,持债要充分分散”。与传统的综合型配置不同,哑铃型配置强调“更安全”与“更进取”。

安全型资产强调的是资产的安全性。哑铃型配置对安全型资产的基本要求是比一般资产“更安全”。

具体而言,安全型资产应具有如下特征:安全水平高、流动性好、波动性小、政策风险低、预期收益率适当等。纵观全球多个资产类,符合安全型资产要求的资产包括现金资产(如银行存款、货币基金、存款型专户),固定收益资产(如国债、利率型基金),高等级信用资产(如高信用等级、低杠杆的纯债基金),对冲型绝对回报基金,结构型挂钩产品和高等级信托产品等。

但是,投资于安全性资产,要牢牢把握“充分分散”这一基本原则。在中国经济“新常态”的当下,伴随信用风险事件的频繁暴露,国内理财市场刚性兑付逐渐被打破。此种情况下,分散投资于安全型资产而言可以有效避免极端损失,让安全型投资真正发挥“保命安心”的作用。

与安全型资产相对应的是进攻型资产。进攻型资产在配置中的作用是博收益。

哑铃型配置对进攻型资产的基本要求是比一般的资产“更进取”。中国经济正处在波澜壮阔的转型期,在当前市场条件下,优质的进攻型资产有可能取得15%以上的年化收益,同时不承担过高的风险。按照这个要求,可将一些资产类列为进攻型资产,如股票、基金(股票型基金、行业基金、风格基金、海外ETF)、PE/VC、商品与期货等。

投资于进攻型资产,应在对行业发展基本面有深刻认知的前提下做出投资决策,并适度集中。

适度集中不仅指资金量的优势比例分配,也指投资者在长周期里坚定持有该资产。

适度集中可以避免“过度分散”和“频繁择时”对收益率的侵蚀,但也有一定风险,因而进取型投资在实操中需要辅以一定的风控手段。基于深度认知的基本面研究能够带来超额回报。

三年前在法国认识一个朋友的时候,聊得兴起,他说他喜欢教育和科技,所以看好两个股票,一个是腾讯,一个是学而思。昨天问起他,这两个股票还在吗?他说只增不减,一个翻了四倍,一个翻了十倍。因为了解,所以深爱。

当然,投资人在充分了解自己的基础上,应根据风险配置分级来确定进取型和安全型资产的配比。

当前进攻型资产可逐步增加二级市场配置,审慎挑选PE配置,逐步增加海外配置,高度重视资本与科技的紧密融合。

安全型资产应关注安全等级高、波动性低、政策风险小的产品类,如现金资产、高等级信用资产、对冲型绝对回报基金、结构型挂钩产品和高等级信托产品等。

2nd

至于房产,目前市场上的看法很有意思。

李迅雷认为未来房地产调控的目标:

一是平稳房价,住有所居;

二是多渠道提高住房供给。一二线仍有大量住房刚需尚未满足,三四线仍有大量的棚户区需要改造,许多农业人口还有进城购房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可推动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同时也适度拉动总需求。

而天风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刘煜辉则表示,当前楼市不动产俨然“冻产”,高位锁定流动性,锁定换手。

“流动性溢价耗损”所带来的资产重估将是一个长期过程。他甚至打了一个比方:房地产或在 “诱敌深入予以聚歼”。

他在一次演讲中说,“对房地产这个最棘手问题的处理,我们采取的策略或是我们长达90年的革命斗争史总结出来最成功的政策,我找了个典故叫‘半渡而击’,再厉害的敌人,诱敌深入予以聚歼。”

刘煜辉预测,抑制楼市过热交易和政府信用的财政行为的收敛是当下的主要方向,由此必然导致货币信用的创造能力下降和信用收缩,经济总需求重回边际下行趋势。这是去杠杆的必由之路。货币从紧,信用收缩,房地产和地方政府债务两大灰犀牛风险定会释放。

他说,认真学习十九大报告后发现: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显著增强我国经济质量优势。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在中高端消费、创新引领、绿色低碳、共享经济、现代供应链、人力资本服务等领域培育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

“只要坚定地往这个方向走,新旧动能的转换会越来越顺畅,经济的韧性会越来越强。即实现充分就业所要求的经济增长率实现会越来越轻松。”刘煜辉认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心校准,从“停水停电”的去产量转向强调培育经济的新增长点,形成新动能。驱动这一轮大宗商品价格暴涨的供给端的边际冲击,正在趋弱甚至消失。

刘煜辉分析,“脱虚回实”对应的是地租和要素成本下降趋势。这个过程的实现有两个方向的意义:一是减少挤出,提高配置效率,从金融地产、从政府信用扩张中转移出来,这是一个风险集中暴露和清理时期。从金融周期角度看,中国可能刚刚开始进入“金融业相对萎缩、实体经济部门逐渐改变衰退走上恢复之路”的过程;二是通过技术进步,技术溢出效应(技术泡沫破裂而使实体经济受益于新技术使用成本的下降),提高资源要素使用效率。

但财神姐姐和一些朋友认为:用敌人二字太夸张了,聚歼更是何从谈起?在房地产中收益的从国家到个人都显而易见。房地产没有那么罪恶,不至于形容成敌我矛盾。用个中医疗法边养边疗当是福慧双全吧。

这让人想起这几日热议的茅台。其实茅台的上涨代表的是一批行业龙头的上涨。产品具有独特品牌优势和资源稀缺的上市公司在今年给投资者的综合回报都非常可观。

3rd

最近巴曙松在一个演讲中提示:为人民币资产定价,关注人民币融入全球货币体系带来的变革趋势。

他说目前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人民币的国际化。我们可以从此前的其他货币的国际化中找到启发。

当一个货币要融入到国际体系里面的时候,如果这个货币原本不在国际体系里面,同时实体经济层面这个经济体已经获得了比较大的发展,而国际金融层面又相对滞后的时候,往往当时的国际金融体系会出现比较大的调整阶段。

2014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已经开始超过外商的直接投资,这是一个标志性的数据。也就是说中国不再仅仅只是吸引外商投资,也是国际市场上一个积极、活跃的的对外投资市场主体,说明是企业和居民都有这样一个资产全球配置来提升效率的客观需求。

举个日本的例子,日本迷失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还是可以保持比较高的生活水准。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日本居民和企业积极对海外进行资产配置,使他们分享了以中国为代表的活跃的经济体的经济增长的成果和收益。

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海外上市的公司股票,早期的A轮、B轮、C轮,以至于上市之后的主要股东,往往是欧美和日本资金等。

我们应当有条件汲取这些经验,在下一阶段促进自己资产的全球化配置,来分享全球经济增长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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