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我为了调和南北，费尽苦心，可是造谣者和一般人民不知原委，每多误解，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
1913年3月20日晚约10时45分，上海火车站，一辆准备开往北京的列车即将出发。月台上拥挤如潮的旅客中，应大总统袁世凯邀请“速赴北京，商讨国是”的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友人陪同下，从车站特设的议员休息室出来，有说有笑地向检票口走去。
突然，连续几声枪响，宋教仁中枪倒地，虽然送行的人们很快把他送进了医院，并组织医术高明的医生立即实施手术，取出枪弹，然而伤势严重，回天乏术，宋教仁遂于22日凌晨不治身亡。
临行前，《民立报》社记者徐血儿曾对宋教仁说：“先生此行，责任甚重，顾宵小多欲不利于先生，恐前途有不测之险危，愿先生慎重防卫。”宋教仁回答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全力赴之。”
中枪后，他自忖“从未结怨于私人”，因而实在想不出是遭了谁的暗算。他自感伤势过重“势必至死”，而“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便授意黄兴代拟致袁世凯电文一封，希望袁世凯能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鉴纳”。
此外，临终前他以三事相嘱于友朋（于右任等人)：“第一所有在南京、北京及东京寄存之书籍，悉捐入南京图书馆；第二我本寒家，老母尚在，如我死后，请克强与公及诸故人为我照料；第三是诸君仍当努力进行，幸勿以我遭不幸，致生退缩，放弃国民责任。我欲调和南北，费尽苦心，不意暴徒不谅，误会我意，置我死地，我受痛苦，也是应当，死亦何悔？”并叹曰：“罢了，罢了！惜凶手在逃，不知误会吾者为何许人。”
不过，宋教仁撒手西去之后，直接行凶者很快被捕获。
开枪者为一无知兵痞武士英，其年22岁，山西人，曾在云南当兵，历任营长等职，退伍后流浪到上海，失业。他本人对政治及宋教仁皆可谓毫无认识，刺宋只是单纯地为了区区1000银元（实际只拿到30元）。
直接买凶杀人者则为应桂馨，又名应夔丞，浙江人，原同盟会员，青帮大佬，陈其美的左膀右臂，曾担任过孙文临时大总统府庶务科长，“刺宋案”发时为江苏巡查总长。
然而，应桂馨背后是否还有主谋以及主谋到底是谁，则百年之后的今天，依然聚讼不已。
笔者认为在此有必要先强调一下，这个问题的确切答案，不是本书能够提供，环顾国内学界，此时恐怕也还无力解决。
史料所限，下面，笔者只简单分析一下各家说法，疑者存疑，留待高明。
1.袁世凯主使说
这是案发后一度最流行的看法，并曾让袁世凯百口莫辩。且北洋垮台之后，官方史书至今犹力持此说。不过今日严肃史家多数都已不再主张此说。下面具体分析。
袁世凯被指为“真凶”，自是因为他确有嫌疑。
宋教仁死后，黄兴撰写挽联，痛斥袁世凯：“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又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确是袁世凯。”
湘籍名士易实甫的挽联，亦暗指袁世凯：“既生瑜，何生亮；卿不死，孤不安。”
的确，正如谭人凤所指出的：“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惟宋教仁。”
在与杨度的一次谈话中，袁世凯说无论孙中山，还是黄兴都好对付，“顶难驾驭的，只有一个宋教仁……以暴动手段，来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的手段，来争取政权，却厉害多了”。
据说老袁为示好、“收买”宋教仁，曾赠送他价值3000元的貂皮外套一件，后又托人赠以高达50万元可随意支取的存折一份。而宋教仁不买账，全部退回不受。
然而，要说老袁因此就想除掉宋教仁，却未必尽然。
据国民党元老张继回忆说：宋案发生不久，他和人去拜访赵秉钧，恰好北京警察总监王治馨也在。王说洪述祖南行前面见袁世凯，问：“国事艰难，不过是二三反对人所致，如能设法剪除，岂不甚好？”袁说：“一面捣乱尚不了，况两面捣乱乎？”宋被刺后，洪又见袁世凯一次。袁问究竟是谁杀宋，洪回答：“这还不是我们的人替总统出力。”袁面露不悦，洪出总统府即告假赴天津养病。
另有资料显示，袁世凯在初闻宋案发生后一度非常恐慌，对人说：“这是怎么好！国民党失去了宋遯初（按：原文如此，宋教仁，号渔父，字钝初，或写作遁初、遯初），少了一个大主脑，以后越难说话！”
又据老袁二儿子袁克文后来回忆，袁世凯曾说：我代人受过多的很，从未辩过。我虽不杀遁初，遁初亦因为我而见杀，怎么辩呢！明事理的人一定察觉出，如果我想杀他，不必一定招其来而杀之。我完全可以等他来了后，陷他以罪杀他，何必要数次邀请他，乘他将行而杀之？这明明是授人以柄，愚夫也不会做这等傻事。
此番话虽然有洗地的嫌疑，但也不无道理。
另据曾任袁世凯机要秘书的张一麐二十多年后回忆：“宋案之始，洪述祖自告奋勇谓能毁之。袁以为毁其名而已，洪即嗾武刺宋以索巨金，遂酿巨祸。”
笔者以为，因无直接证据，在今日要坐实或完全否认袁世凯主使的说法，都未免不够客观。
2.赵秉钧主使说
此说谓赵秉钧曾言“宋要来做总理,我往哪搁?”
但这一说法大部分史家都认为不足采信。要知道民国初年总理是走马灯似的换，宋案之前短短半年已换过3人，就算没有宋教仁，赵秉钧能做几天总理也是个未知数。为此杀人，智者所不为也。赵秉钧自然不是弱智。所以得知宋案发生，他才十分震惊。
不过，证据显示，赵秉钧涉案则是确切无疑的。
从表面上看，此前赵秉钧与宋教仁的私交确实维护得不错。宋教仁在京时不但经常借住他家，而且宋教仁拒绝了袁世凯赠送的巨款，却向他借了5000元用于还贷。
当然，暗地里，作为袁世凯的小弟，奉大哥之令，赵秉钧也的确在“偷偷地”做着不那么对得起“朋友”的事情。
比如，当四处钻营的应夔丞主动来“投附”的时候，就是他出面接见，并予以安置，且与闻应夔丞购置“孙黄宋劣史”一事。
然而，至少仅从目前能见到的史料分析，赵秉钧卷入“刺宋案”可说十分被动。首先，并无明确的证据显示赵秉钧在事前参与组织、策划暗杀宋教仁。其次，应夔丞买凶杀人后迅速被抓，赵、应之间来往密电曝光，虽所涉及者实不过“购孙黄宋劣史”，但在当时的背景下却足以让赵秉钧百口莫辩，并从此被目为“嫌犯”之一。
综上，笔者以为，赵秉钧主使说基本不成立。
至于曾以讹传讹的赵秉钧奉袁命杀宋，袁世凯为灭口又毒杀了赵秉钧，则早有赵氏后人指正——赵某人死于中风，乃正常死亡，而非被毒死。
3.孙文主使说
长久以来，孙文一向被视为宋教仁同一战壕的战友，甚或“带头大哥”，因而除了倭人北一辉（此人为宋氏密友）等寥寥数人，很少有人把怀疑的目光投向孙大总理。（按：倭人北一辉虽后来积极鼓吹侵略中华，但其早年与宋教仁相交莫逆，对宋氏确是敬之重之，对宋教仁的事业也极力赞助之，因而宋教仁被刺一事对他刺激颇大，案发后他锲而不舍的追查“宋案”真相，以致被日本政府勒令回国。）
而孙文与宋教仁此前的关系，虽说不上多融洽，但至少表面上也还不坏。
宋被刺时，孙文正在日本考察铁路，案发后迅即赶回国内，布置讨袁事宜，声称“若有两师兵力，当亲率问罪”，并对宋教仁“盖棺论定”，给予高度评价——“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
在国民党人举行的商讨对策的秘密会议上，虽然同样一口咬定袁世凯是真凶，但黄兴等人“以为有国会在，有法律在，有各省都督之力争在，袁氏终当屈服于此数者而取消之”，而孙文则“以为国会乃口舌之争，法律无抵抗之力，各省都督又多仰袁鼻息，莫敢坚持，均不足以抗予智自雄、拥兵自卫之野心家；欲求解决之方，惟有诉诸武力而已矣。其主张办法，一方面速兴问罪之师，一方面表示全国人民不承认借款之公意于五国财团”。
孙文10年后回忆当时情景亦说：“于是一般同志问我有何办法。我谓事已至此只有起兵。因为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
可以说，本可法律解决的刺宋案，主要就是由于孙文的一力坚持，最终才诉诸武力。
也正因此，近年来，不少论者把怀疑的目光投向了孙大总理，认为孙文才是宋案的最大潜在受益人。
不过，类似的分析虽不能说毫无道理，终难免倒果为因之讥。
因而，“孙文主使说”虽然越来越流行，同样无过硬的证据。
4.陈其美主使说
首倡此说者为倭人北一辉。北一辉调查之后得出结论，宋教仁是因为拟推黎元洪为总统而得罪袁世凯与孙中山，宋之死是袁、孙合谋，而其中主谋又是陈其美，袁、孙还只是从犯。
据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辛丙秘苑》所载，宋遇害时，他正巧在上海。宋北上前，陈其美、应夔丞等人为他设宴饯行。席间陈向宋问组阁之策，宋答以“大公无党”。陈默然，应却骂道：“你这样做就是叛党，我一定要给你一点颜色看看。”说着就要掏手枪，被在场的其他人劝阻。宋说：“死无惧，志不可夺。”于是不欢而散。
据其时党人沈翔云所说：“国民党内的许多人都痛恨宋教仁，陈其美、应夔丞（应桂馨）尤其痛恨他。这几天他们两个人整天都在商议这件事情，即使像我这样的亲近之人，也不能够参与机密。偶然听到他们之间的几句议论，也是关于宋教仁的，而且他们说话的神情语气都很不好看。”
而上海其时正是陈其美的势力范围，陈其美本人又惯用暗杀手段，因此，在当时就有不少人认为刺宋为陈其美主使。
1913年3月27日，梁启超在给女儿梁思顺（令娴）的家信中就如此写道：“宋氏之亡，促吾加慎，……刺宋之人（真主使者陈其美也），胪列多人，我即其第二候补者，今将彼宣告文剪寄，应某谋北来刺我，二十日前蜕丈已电告矣。”
而宋案前后的若干线索，也似乎显示陈其美难脱嫌疑。
比如，凶手武士英在监狱的离奇暴毙，而当时看守武士英的为沪军六十一团，是陈其美把兄弟黄郛的部队，属于陈其美的嫡系。
又比如，应夔丞原本就是陈其美的得力臂助。宋案发生后应夔丞被捕入狱。“二次革命”期间，陈其美率军攻打江南制造局失败退至闸北。当值军官曾向他请示，要犯应夔丞关押在监狱里，是将他带到军中还是就地枪毙。陈思索良久说：“不必！此案既归司法办理，还应由司法处理。我辈向来责备袁世凯违法，现在不能自蹈其咎。”因为眼睛患病睁不开，他用一只手指着另一只手的手心说：“放心！放心！总在我们的这里。”结果，乘着兵荒马乱，应夔丞竟得以纠集牢中囚犯成功越狱。
然而，虽有种种嫌疑，且如今越来越多的学者直指陈其美为真凶，但毕竟无直接证据。
在此，笔者还需指出，陈其美其人人品虽或可议，但与宋教仁关系则一直尚可，合作也一向颇为愉快，可说并无私怨，坊间流传陈宋恩怨也都不过是捕风捉影之谈。
因此，陈其美与暗杀宋教仁一事，究竟有无关系或关系为何，今日尚难断言。
5.余论
此外，还有所谓“黄兴主使说”等等，则更不过是捕风捉影之谈，不值一哂。
其实，百年之后的今天，谁是主谋，已显得不那么重要，此一事件的影响，才是我辈应该关注的重点。
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一声沉闷的枪响，一颗罪恶的子弹，不仅中断了宋教仁的生命，也中断了中国有史以来最有希望纳入世界民主规范与轨道的进程，打碎了无数仁人志士美好的民主梦想。”
史家唐德刚则慨叹：宋教仁案“人证、物证均十分完备，在全国人民众目睽睽之下，如作公开审判，对中国由专制向法制转型，实在大有裨益。不幸原告、被告两造，当时均缺乏法治观念，思想都甚为落伍，舍法院不用，而使用枪杆，就使历史倒退，遗祸无穷了”。
《南方人物周刊》刊发的宋公遇刺百年祭文所论亦极为精辟：“宋教仁之死令人痛惜。诚然即使他就任总理，中国当时的诸多问题与危机也未必迎刃而解；然而这些问题与危机，或许会有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承担；议会民主、政党轮替，或许会有机会在宪政框架内试验、成熟。他的被刺，使这一稍纵即逝的机会长久地丧失了。”
最后，借用于右任1924年在宋教仁墓前雕像（坐落于今上海闸北公园）上的题语，以作本文的结束语：“先生之死，天下惜之，先生之行，天下知之，吾又何记？为直笔乎？直笔人戮。为曲笔乎？曲笔天诛。嗟嗟，九原之泪，天下之血，老友之笔，贼人之铁。於呼！勒之空山，期之良史，铭诸心肝，质诸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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