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卢春天，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赵云泽（通讯作者），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

李一飞，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本文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城乡居民环境意识的比较研究”（13BSH027）阶段性研究成果。

正文

一

引言

面对环境危害，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显示城市居民在遭受环境危害后，只有38.29%的人进行过各类的抗争，而未进行任何抗争的人高达61.71%。有学者称之“沉默的大多数”。但这一数据并未调查农村居民的环境抗争。

随着媒介技术发展，农村网民绝对数量和比重都在上升，媒介技术也促进环境抗争本身呈现新特征，另外 环境群体性事件在分布上也表现出从东南沿海向中西部欠发达地区、从城市向农村或城乡接合部转移的高发态势，农村地区成为环境群体性事件的爆发点。西北农村地区作为生态资源脆弱的地区，民众更容易遭受各类环境危害，从而引发各类的环境抗争行为。

在遭受环境危害后，中国农村居民是否还是“沉默的大多数”？如果不是，那是否因为更多地接触各类媒介信息，使得他们能够在环境利益受损时不再沉默？这些问题将是本文关注的焦点。

二

文献综述

目前农村居民环境抗争行为的研究视角可分为两个层次：宏观层次和微观层次。

在宏观层次上，主要将环境抗争看作一个集体行为，关注环境抗争行动“何以可为”、“怎样为之”与“何以可能”（罗亚娟,2015）。在解释框架上主要有三种，即“依法抗争”的解释框架（李连江，欧博文,2008）、“选择性沉默”的解释框架（冯仕政,2007）及“依情理抗争”的解释框架（罗亚娟,2013）。

在环境抗争的微观层面，冯仕政（2007）将环境抗争定义为个体行为，是“个人或家庭在遭受环境危害之后，为了制止环境危害的继续发生或挽回环境危害所造成的损失，公开向造成环境危害的组织和个人，或向社会公共部门（包括国家机构、新闻媒体、民间组织等）做出的呼吁、警告、抗议、申诉、投诉、游行、示威等对抗性行为”。通过对2003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分析，他认为大多数人在遭受环境危害后选择沉默的方式，是因为他们在覆盖整个社会的差序格局中处于不利位置，缺乏通过抗争来维护自己利益所需要的资源。差序格局的视角本质上属于社会网络观和社会地位观的结合，即个人的能力大小和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她）在自身所构造网络的地位，即网络地位高意味着能支配和调动资源的能力也更强，对自身遭受环境危害进行抗争的可能性也更高。

当前研究中从媒介接触的视角去考察个体的环境抗争行为的实证研究还是比较少，但是如果把环境抗争行为看作广义上个体公共事务参与行为的一种，这方面的文献及其理论还是可以给本文的研究提供一些端倪。国外对于媒介与公共事务参与关系的研究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是媒介消极论，该观点认为媒体的负面报道或恶意攻击会造成公众对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下降（Robinson,1976）；另外一个观点是媒介积极论，该观点认为媒体暴露有利于提升公民的责任义务感，从而促进公民的政治信任和政治参与（Norris,1996）。

但在国内的研究中，基于2008 年全国代表性农村样本数据，有研究者发现“媒介消极论”在中国农村缺乏解释力，各种形式的媒介接触对农民温和型政治参与行为都有积极作用（陈鹏，臧雷振,2015）。媒介技术的发展，尤其是以移动互联网为基础的媒介技术的发展全面渗透到使用者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大幅度地拓宽了农村居民获取各类信息的渠道，那么不同类型媒介接触又是如何对公众环境抗争产生影响？

通过对媒介类型的进一步分类，有研究发现不同性质的媒介接触强度对农村青年公共事务参与的影响并不一致：传统媒介接触强度对农村青年公共事务参与呈正向作用，而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媒介接触强度却表现为负向影响（李天龙，李明德，张志坚，2015）或短期内没有显著影响（张蓓，2017）。即使在考虑到农村与周边中心城市这一地理距离空间变量后，农村居民在公共事务的参与上，也体现了传统媒介和新媒介接触影响方向的不同（卢春天，朱晓文，2016）。同样的，不同媒介的信任度对公共事务参与也有影响。有研究发现人们对地方媒体及地方政府的信任会对基层投票行为有着显著影响，而对中央媒体和中央政府的信任却没有影响（李丹峰,2015）。类似的，通过对媒介信任的因子分析，发现媒介信任因子对公民社区志愿服务有着显著影响（梁莹,2012）。那么在对环境抗争这一行为上，是否也体现出不同媒介类型及其信任度对其有影响？

综合已有的媒介接触和环境抗争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以往研究中存在不足之处。首先是尽管有不少媒介使用（接触）与公共事务参与行为的文献，但是有关媒介接触和环境抗争行为的文献比较缺乏，现有关于环境抗争的文献更多使用个案研究的方法，缺乏大规模问卷调查的实证分析。其次是多数对环境抗争的文献主要采用整体性或者过程性的视角分析媒介在环境抗争中的作用，缺乏从个体层次了解新、旧（传统）媒介使用及其信任度和环境抗争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个体环境抗争的媒介影响因素缺乏量化的分析。尽管已有的研究表明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在个体的环境抗争中能够发挥一定作用，但是在农村居民的环境抗争上是否也表现出同样的行动逻辑，抑或媒介使用和社会网络共同作用对环境抗争产生影响，有待实证分析。

三

研究假设

媒介接触对环境抗争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媒介接触的强度上。基于媒介是否是 “把关人”角色和互动性的强弱，本文将媒介的类型分为两类：传统媒介和新媒介。传统媒介指以电视、报纸、广播，内容主要是单向流动的讯息，有较为严格的 “把关人”；新媒介指基于互联网为基础的新型媒介，内容是双向的，甚至多向流动的讯息，“把关人”的角色弱化。无论是传统媒介还是新媒介接触，都会给公众带来包括环境事件在内的信息，使其获得各种环境抗争行为策略，继而引发他们的抗争行为。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媒介接触强度越高，农村居民环境抗争行为的可能性越大。

假设1-1：传统媒介接触强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环境抗争。

假设1-2：新媒介接触强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环境抗争。

其次，农村居民的环境抗争还和他们对媒介的信任度密切相关。无论是媒介消极论还是积极论，都强调了媒介的信息传播功能，差别在于消极论强调了接受者因为对媒介的不信任而对这些信息失去兴趣，继而对其环境抗争没有引导作用；积极论则侧重于因为接受者对媒介的信任，从而提升了民众对环境维权信息的兴趣。对不同类型媒介的信任，使得他们对媒介传播的信息有着不同的偏好，进而影响他们的行为选择。因此，提出假设2：对媒介的信任度高，他们就越有可能参加环境抗争。

假设2-1：对传统媒介信任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环境抗争。

假设2-2：对新媒介信任度越高越倾向于选择环境抗争。

最后，社会网络或社会资本对公共事务参与的效应研究已经在国内外不少研究得到证实。目前已有的研究也表明城市居民的社会网络对其环境抗争行为有着积极影响（冯仕政,2007）。那么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居民，其与外界的联系越多，获得的各类信息或者能够动员的资源就越多，是否就越有可能参加环境抗争？本文将社会网络分为两类，横向社会网络，是具有相同社会地位和权力的人连接在一起；垂直社会网络，是将占有不同等级社会地位或权力的人联系在一起。因此，提出假设3：不同水平的社会网络联系对环境抗争有着积极影响。

假设3-1：横向联系社会网络对环境抗争有着积极影响。

假设3-2：垂直联系社会网络对环境抗争有着积极影响。

四

数据和变量测量

本文基于2014年在西北四省县（区）对农村居民的调查数据设计研究，样本覆盖63个乡镇的行政村，总计发放问卷1650份，其中有效问卷1561份。该调查收集了被调查者详细的家庭背景信息、媒介接触信息、环境危害及抗争方面的信息等内容。本文依据研究设计，选取其中曾遭受过环境危害的农村居民为分析样本，共计503人，分析这些曾遭受过环境危害的农村居民的环境抗争行为与其媒介接触及社会网络的关系。在所选取的样本中，收入变量缺失值最多，有30个，其他的变量缺失值都不超过5个。在预先的分析中发现，收入用均值替代和所有缺失值删除情况下，模型除了系数大小有微小变化外，其他均保持不变。为了分析的简化，本文展示缺失值删除后样本（469人）的结果。

本文的因变量是二分类的变量，由“过去3年中有过农村居民的环境抗争行为” 测量，其中进行过环境抗争行为赋值为1，没有进行环境抗争的赋值为0。 自变量主要围绕对农村居民的媒介接触及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媒介接触的测量主要分为媒介使用强度和媒介信任度两方面。媒介接触的强度主要是对农村居民看书、读报刊、听广播、看电视、上网、电子邮件使用、腾讯QQ使用及微信的接触频率赋予不同的值，即将“每天数次”、“每周数次”、“每月数次”、“每年数次”和“从来不用”这五个选项分别依次赋予从4到0的数值，将看书、读报刊、听广播和看电视的数值加总得到传统媒介接触强度，将上网、电子邮件使用、腾讯QQ使用和微信使用分值加总得到新媒介接触强度。媒介的信任度：媒介信任是指对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所传播内容的信任情况，这里采取了同媒介接触变量类似的赋值方法，即从“不信任”=0至“非常信任”=4，并将报刊和广播电视的得分加总，生成传统媒介信任程度，将互联网、手机的得分加总，生成新媒介信任程度。

社会网络分为横向社会网络和垂直社会网络，横向社会网络在问卷中设置2道题目，“您认识的亲朋好友是否有城市工作过的？”回答：1、有，2、没有。对回答为“有”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和 “如果有城市工作的亲朋好友，是否经常联系？”回答项：1、经常联系，2、偶尔联系，3、从不联系，分别赋值为：从不联系为0，偶尔联系为1，经常联系为2。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加总，成为横向社会网络联系，取值范围从0到3。对垂直社会网络也设置了两道题目，分别为“您认识的亲朋好友是否有国家干部身份？”回答项目分别：1、有，2、没有，对回答为有赋值为1，没有赋值为0，和“如果您认识的亲朋好友当中有国家干部身份的人，是否经常联系” 回答项：1、经常联系，2、偶尔联系，3、从不联系，分别赋值为：从不联系为0，偶尔联系为1，经常联系为2。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加总，生成垂直社会网络联系，取值范围从0到3。

控制变量主要是性别、年龄、民族、教育程度、婚姻情况、家庭收入。其中男性为1，女性为0。年龄为连续变量，民族划分为汉族，赋值为1，其他少数民族为0。教育年限的衡量通过对不同教育程度的换算得出，分别对不识字为0年，小学为6年，初中为9年，高中及中专为12年，大专为15年，本科及以上为16年。婚姻状况，已婚赋值为1，未婚为0。为了使家庭收入服从正态分布，这里取了自然对数形式。

五

数据分析结果

（一）遭受过环境伤害的群体还是沉默的大多数吗？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03年的数据有着76.6%的人报告自己或家人曾经遭受环境危害，相比之下，西北四省农村调查数据有过这样经历的人群比例只有34.75%。但是，就那些经历环境危害的人群，正如冯文所说的是沉默的大多数，只有38.29%的人会采取抗争行为，而2014年西北调查数据却有65.25%的人会采取各类的抗争行为（见表2）。这变化的表明，至少对西北农村地区的居民而言，在遭受环境伤害后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

（二）西北农村居民遭受环境危害后的各类环境抗争行为

表3显示的是2014年西北农民遭受环境危害后的抗争行为，其中向乡镇政府和村委会反映的比例最多，为55.56%，其次是向地方政府投诉,比例为15.69%，紧接着是向制造污染的单位和个人直接提出抗议15.03%，而向大众媒体投诉的比例为4.9%，采取游行、示威的比较最少，为0.33%。从中可以看到这些抗争行为，更多是个体性地寻求环境权益保护的行为，是为了争取在体制内寻求帮助，采取极端措施的很少。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依法抗争”是主要的行为策略。

（三）Logistic 回归模型结果

为了证实上述的三个假设，本文首先考察了社会人口经济变量对环境抗争行为影响。模型1显示收入、年龄、教育程度、民族类型、婚姻状态对环境抗争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只有性别变量对环境抗争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且回归系数为正数。可见，相对于女性，男性从事环境抗争行为的比值比是女性的1.63倍（e0.49）。考虑到在包括西北农村在内的广大农村中更多是“女主内，男主外”的家庭分工模式，这也不难理解男性在从事环境行为抗争中的积极性更高。

在模型2和3中分别加入了媒介接触的两个指标：新、旧媒介的接触强度和新、旧媒介的信任度。结果表明，就媒介的接触强度而言，尽管他们的回归系数都为正数，但是只有传统媒介的接触强度对环境抗争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传统媒介接触强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发生环境抗争行为的比值比就增加14%（e0.132-1），假设1-1得到证实。在对媒介的信任度上，结果显示对新媒介的信任度越高的人，也越有可能从事环境抗争行为，而对传统媒介的信任度影响并不显著。也就是说，新媒介的信任度每增加一个单位，发生环境抗争行为的比值比就增加17%（e0.161-1），假设2-2得到数据的支持。从这一数据也可以看出，农村居民在接触传统媒介和新媒介方面的特点和心理诉求是不一样的。传统媒介由于存在较严格的“把关人”，因此对传统媒体的信任基本上不成问题，由此对传统媒体的“接触强度”成为了引发行为后果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新媒介由于“把关人”的缺失或者弱化，对新媒介的 “信任度”却成为一个显著变化的因素，而接触新媒介的强度似乎并不引起显著的行为变化。相比较接触传统媒介，人们接触新媒介更容易被理解为一种日常放松或者填补空余时间的行为，而接触传统媒介则可能被认为是一种具有仪式感的行为或者有目的性的“正式行为”。

模型4中在模型3的基础上加入了横向和垂直社会网络变量，结果表明传统媒介的接触强度和新媒介的信任度仍然保持显著的积极影响，横向和垂直社会网络对环境抗争的影响方向不一，但无论是横向还是垂直社会网络都对环境抗争行为没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假设3-1和假设3-2都没有得到数据的证实。横向社会网络对环境抗争没有显著影响的结果和以往运用该数据对农村居民公共事务参与的发现类似：横向社会网络对乡村公共事务参与（参加村民会议、选举投票、参加集体文娱、参加农田水利）没有影响（卢春天，朱晓文，2016）。垂直社会网络的回归系数为负且没有显著影响的结果，和已有研究运用2012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考察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公共事务参与的结果类似（张蓓，2017）。结合以往的研究结果和本文的数据结果，可以推断无论是横向还是垂直社会网络对农村居民个人环境抗争行为的影响基本可以忽略。

六

结论与讨论

通过2014年西北农村调查数据的分析，可以发现受到环境伤害的个体已经不再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一转变可以理解为，伴随着过去十多年中国媒介技术的发展和普及使得媒介接触及信任在农村居民的环境抗争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而以往城市居民的环境抗争中曾起到动员作用的社会网络则在乡村社会环境抗争中呈现出另外的逻辑。

首先，传统媒介接触强度越高，农村居民环境抗争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就越大。以往的调查研究已经揭示了在农村地区以电视、广播、报纸等为主的传统媒介有着根深蒂固的地位，如，傅海在2011年文章中考察我国农村居民的媒介接触状况、价值评判和心理期待时发现，当前农村居民接触率最高的依然是电视，其次是报纸和互联网媒介，并且农村居民对中央媒体有较高的认知与接触，对网络媒介的继续发展有较高期待，传统媒介的影响力对农村居民不言而喻（傅海，2011）而且已有不少研究也表明了传统媒介在农村公共事务政治参与的促进作用（刘蓓，2017；卢春天，朱晓文，2016）。农村居民在绝大多数时间里是通过传统媒介了解时事动态、农业科学技术、法律法规等各式各样的信息，那么在遭遇环境危害时，他们处理的经验方法大多是从这些媒介上获取的信息，所以传统媒介接触强度对农村居民环境抗争行为有促进、引导、规范的作用，会更多地引导农村居民走向合理、合法的制度化抗争路径。

其次，新媒介作为近年来依托智能手机和互联网发展的新事物，会随着技术发展和时间的推演在农村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尽管新媒介的使用强度这种影响尚不具有统计学意义上的显著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环境抗争的动员没有起到促进作用，这其中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公众在虚拟的新媒介空间发起了自身的环境抗争行为，如在微博或者微信朋友圈发帖披露环境危害等行为，这些线上抗争行为有可能挤压了线下行动的时间，而本文研究设计中环境抗争更多的是线下行为；另外一个是新媒介的使用扩大了非制度化的抗争，已有研究表明互联网的日常使用可能扩大城市中的非制度化政治参与（陈云松,2013），而本文在环境抗争的测量更多地是围绕制度化的抗争，这有可能造成模型结果的偏误。新媒介的信任对环境抗争行为的产生的显著影响可以推断新媒介扮演了呈现双向的因果机制角色，一方面对新媒介信息的信任让他们将缺场空间中环境伤害的体验和经历投射到他们现实空间，这有可能引发情感的共鸣，引发抗争行为；另一方面抗争主体也需要利用新媒介平台来制造环境抗争议题，扩大社会影响。

最后，横向联系和垂直联系的社会网络对环境抗争行为有着不同的影响方向，但是这两类社会网络对环境抗争行为的影响都没有达到统计学上的显著性。这一结果和社会网络在城市居民环境抗争行为积极效应不同，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社会网络在城市居民和乡村居民发挥了不同的效应？可能的原因有两个：一是拥有垂直或者水平社会网络越多的人往往是乡村社会中有着声望较高的人，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所指出的乡村社会追求的是“无讼”社会（费孝通,2004:77-84），因环境伤害问题采取体制内的维权是迫不得已的办法，较高声望的人往往顾及面子，最后才会行动；第二，拥有垂直社会网络越多的人意味着不少亲朋好友中在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工作，而很多时候环境抗争在乡村社会中等同于“给政府挑麻烦”，而且目前的抗争多数在体制内寻求解决，为了避免影响到体制内的亲朋好友，往往保持沉默或者私下解决。

本研究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运用媒介接触的视角考察对农村居民对环境抗争的影响，这是对以往环境抗争研究中媒介作用从宏观层次向微观层次的推进，另外一方面是从经验的层面证实了以往在城市环境抗争中起着积极作用的社会网络在农村环境抗争中并没有显著影响。当然，本研究也存在以下的不足：一是数据样本局限于中国西北四省的农村居民，还需要在更大范围内调查数据来检验研究的推广性，二是由于只是截面数据，对农村居民环境抗争行为增多是否由于社会网络作用的消退抑或媒介接触增多效应之间的稳健性因果机制还需要追踪调查。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17年第9期。

（本期执编：小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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