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丈法语

2、以佛教大悲精神，唤醒民族团结抗战意识
佛教以大悲救世著称，对团结民众，唤醒民族积极参与抵御外侮有极大作用。如高丽国曾因外侮当前，二度镌刻《大藏经》，一次是为了团结国人对抗契丹兵之难，还有为了祈愿击退蒙古兵而发起的镌刻藏经事。在民族存亡之关键时刻，以佛教信仰为纽带，团结各族人民，争取自强不息，抵御倭寇。
佛教在中国流传近二千年，在民众中有极大的号召力及影响力，国民政府为了团结各族人民，一些政要纷纷发参与民族宗教事务。如1934年，屈映光、赵夷午、段琪瑞、汤注心、韩大载等发起组织“菩提学会”，引导名流佛教人士学习佛法；1935年，潘公度、俞佐延、施文冉、余候城、刘百闵、陈肇瑞、何子言、五廷松、罗桑倾培、程霖生、马超愚等发起成立“蒙藏学院”，精选僧俗学生学习蒙藏文化等。这些政要发起成立各种佛教组织，既可满足个人的信仰建设，也可以佛教的大悲精神，团结民众，达到经国治世的目的。
1935年8月，北平佛教徒举办大规模的盂兰盆法会，诵经追悼华北抗战中的阵亡将士。上海、湖北、山西、陕西等地佛教也为之呼应，在当地举办了类似法会。
1936年5月，上海佛教界举办护国息灾法会，76岁高龄的印光法师在会上首倡献金以救灾护国。翌年1月，上海佛教徒又举办了护国和平法会。
1937年10月，重庆佛学社为反对日本侵华，启建护国息灾法会，释能海主坛修法。以后，各地也纷起举办法会，以支持爱国抗日，蔚为佛教之盛观。
1939年九月，戴季陶曾在民国政府陪都重庆发起护国和平法会，亲率中央地方官员、蒙古王公、康藏大族及社会贤达一千多人参加，普请显密诸宗大德，修建无遮道场，虔求抗战胜利，怨敌降伏，宇宙清宁，人民安泰。
到1942年，国军无力平息倭寇之患，日军对重庆的大轰炸造成民众损失巨大，社会动荡不安，人心惶惶。为了初安慰民心，团结各族人民，有必要再次举行佛教大法会，让死者得安息，生者得安慰。
3、肯定僧伽救护队等佛教运动的积极作用
民国时期抗日僧伽救护队等爱国团队的成立，对提升民族气节，振奋民族精神，可谓功不可设。然而，僧伽救护队的成立，同时也是佛教与政治斗争的结晶。
说起抗日僧伽救护队，就得提到唐生智将军。这位在国共两党之间都吃得开的将军，曾结识佛教东密居士顾畴（字伯叙，号净缘居土，江苏淮安人）。从此虔信佛学，取法号法智，自命为佛教将军，并以佛教治军，士兵均佩带“大慈大悲救人救世”胸章。1936年，唐生智出任国民党军训部总监，想以佛教的名义收编僧侣为已用，强迫命令各地寺僧编入壮丁队接受军训。出家僧侣持不杀戒，素食僧装，以修行为务，如何上得战场？但唐氏以外侮当前，出家人岂可置身事外？一时，天下僧侣惶惶不可终日，怕被抓为壮丁充军。
为了抗争令出家僧尼还俗从军的违反佛教规定的做法，太虚大师致电二中全会，并致函训练总监部杜心如教育处长，转呈唐生智，要求一律改僧尼军训为救护队，才符合佛教的宗旨，得到杜氏的回复。后经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等人多方支持，僧伽救护队正式成立，在前线开展救护工作，在后方宣传战地救护知识，其勇敢精神，获得国民政府的高度关注。
抗战时期重庆有两只救护队，一是慈云寺僧伽救护队，由乐观法师率领。一是华岩寺僧伽救护队，由华岩佛学院及寺院青年僧人50人组成。救护队隶属于重庆市空袭服务救济联合办事处，深入第一线，救死扶伤，“在近两年时间内，他们冒着浓烟烈火，踏着灼热滚烫的瓦砾，穿行于断垣残壁之下，救出了数以千计的受伤难民。1941年重庆大隧道惨案，该队除赶往现场救护外，并于大隧道洞口内施放焰口佛事三天，超度死亡同胞，颇得舆论界好评”。为了表彰这些佛教爱国团体，国民政府以法会为缘，礼请高僧大德参预法会，以肯定其利国利民的事业。
二、护国息灾大悲法会的筹备
虚云大师应邀到民国政府首都“陪都”，举行“护国息灾大悲法会”四十九日。共住重庆二月余，这期间，虚云大师与教内教外，广泛交流，对当时佛教的影响非常大。此次空前盛会，是由国民政府要员发起的。
1、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的发起
国民政府考试院院长戴季陶（戴传贤），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对护法事业有高度热情。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戴氏跟重庆华岩寺方丈宗镜大师过往密切，便经常来到离市区23公里的华岩寺住。宗镜大师是一位学问修持都很好的方丈，许多民国党要员都归依在他的座下。他曾创办“天台教理院”、“华岩印经院”等，曾亲自校勘达摩禅师《血脉论》等，在印经院出版，发起续修《华岩寺志》，在民国时期的佛教界有一定威望。
戴季陶住在风景秀丽的华岩寺中，一共达四年之久。现华岩寺禅堂的石柱上还存有他撰写的一幅对联，“说空不是说有不是，问诸士如何下手？看真不得看假不得，在吾侪好自作人”，可以看出戴氏的佛学造诣之一斑。
戴氏发起组织佛教界联合“护国息灾和平法会”，华岩寺分设八个坛同时举行。戴氏住在华岩寺观音堂旁边的退养寮，亲自督促法会事宜。由于担心敌机轰炸寺院，法会仅举行了七天就结束了。后来，戴氏夫人病逝，他礼请华岩寺僧众做了49天的大道场，安慰其夫人的亡灵，还将遗体安放在寺边的林地里。
2、司法院院长居正的参与
另一位与宗镜大师交往甚厚的是司法院长居正，在工作之暇，常来华岩寺神游。久之，干脆在华岩寺接引殿旁修造一栋长五间、横二间的茅舍，四周用竹篱围着，成为一处简朴的居所。一般星期六或星期天，他都来华岩住一二天，与方外之士谈禅论道。
华岩寺方丈宗镜法师为了支持抗战，曾腾出房间，供经济部办公，部长翁文灏常在寺内办公。市区容易遭受敌机轰炸，许多官员和社会名士利用假日，常到华岩寺来烧香拜佛，或作休闲游。因此，华岩寺就把方丈院左边的小院开辟出来，专门用作接待社会贤达之用。小院名曰官厅，悬清代著名书法家龚晴皋手书“闲云野鹤”大匾。官厅有宽敞的接待厅，也可作为会议厅，壁上装点名家书画，雅致而古朴。穿过官厅，里面是一个小四合院，有数个别致小屋，专门接待政府官员。再往里走，一左一右两个稍大的房间，被安排为小型会议室，方便国民政府在此临时办公用。院外辟为后花园，松竹梅菊，曲水流霞，有苏式园林风格。为了防备敌机空袭，后花园下有防空设施，用钢筋混凝土建成，可容纳数百人。
3、礼请虚云大师主法
同住在重庆华岩寺的戴季陶及居正两大要员，在与宗镜大师的交流中，总结上一次举办“和平法会”的经验，决定再次举行“大悲法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是一位佛教徒，在听取了戴氏的汇报后，同意由国家出资，在华岩寺和慈云寺，同时举办“护国息灾大悲法会”。为何法会定在两大寺呢？可能一方面照顾到众多国民党要员与华岩寺的关系，另一方面照顾到与蒋介石关系比较密切的太虚大师。太虚大师作为佛教改革的中坚力量，当年常住慈云寺，国民政府不得不考虑这位青年佛教领袖。
对于主持法会的人选问题，就再不像“和平法会”那样人多庞杂，打算礼请全国知名大德。当时佛教界德高望重者，首推虚云大师，虚云大师已是103岁高僧，正主持修复六祖道场南华寺。于是，林森委托在佛教界有一定影响力的屈映光等到南华寺，礼请虚云大师。
1942年11月6日，虚云大师由南华寺启程，途经衡岳进香。虚云大师带著侍者唯因、代表屈文六（映光）、迎接虚老的张子廉居士，加上显明法师一行四人，由公家机关派汽车护送至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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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正信佛法
中国．重庆华岩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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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華嚴寺—
—重慶九龍坡區華嚴寺村152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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