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年9月，中国政治大逆转，谭嗣同、康广仁、杨锐等六君子血洒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等流亡海外，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戛然而止。在流亡海外那些年，康有为及其追随者的精神支撑是一份文件，这份文件被康有为称为“衣带诏”。康有为说，这是皇上给他的诏书，命令他逃出北京，从长计议，想法勤王。这份“衣带诏”是真是假？

康有为流亡海外后，称光绪皇帝给他一份“衣带诏”（即藏在衣带间的秘密诏书），命他逃出北京，从长计议，想法勤王。对于康有为的说辞，清廷并不认同，不止一次大骂康有为胡说八道。必须承认，康有为手里的“衣带诏”虽说不是原件，但也绝对不是毫无来历的谎言，这份文件有其渊源。

光绪帝确实颁发过一个密诏，只是这个密诏并不是直接颁给康有为的，而是赐给军机章京（注：军机章京是军机处的办事人员，军机大臣的属官）杨锐的。那么，光绪帝为什么要赐给杨锐这份密诏呢？这就要从头说起了。

皇帝与太后产生冲突

光绪帝主导的1898年新政，虽说引起了许多官场震荡，但大体还在可控范围，并没有引起政治危机。只是随着新政的深入，光绪帝越来越认识到，应创设一个新政治机构，以负专责。

1898年9月13日，光绪帝决心于内廷设置懋勤殿，选聘东西洋各国政治专家，共议制度，统筹全局。这天，光绪帝特派内侍持《历朝圣训》等图书送给谭嗣同，命谭查考雍正、乾隆、嘉庆三朝设置懋勤殿故事，并拟一上谕，以便其持此与慈禧皇太后讨论。

代拟谕旨是军机章京的职责，但此次代拟，对谭嗣同来说却引起了极大的震撼。他由此感到，两宫关系可能确如康有为所认知的那样并不谐调，皇上的权力并不像过去所感觉的那样至高无上，大权可能依然掌握在皇太后手里，光绪帝不过是一个政治傀儡而已。退朝后，谭嗣同将这种感觉告诉了康有为等人，并透露了代拟谕旨之事。

谭嗣同的感觉并没有影响康有为的情绪。与谭嗣同相反，康有为觉得既然皇上已下令代拟上谕，向皇太后提出，可见光绪帝已下定变法决心，帝后之间的最终摊牌即将到来。于是，康有为在当天以御史宋伯鲁的名义，拟折推荐黄遵宪、梁启超二人为顾问。次日，康有为又找了两名处廷官员，具名奏请包括自己在内的数人为懋勤殿顾问官。

康有为欲于既有体制外另行成立议政中心的目的，被政治大佬看得一清二楚，这些大佬出于自身利益及王朝利益考量，无论如何也不会让这一计划得逞。这些反对意见肯定影响了光绪帝，所以，当光绪帝第二天前往颐和园时，只是将保荐康有为的奏折交军机处“记名”，作了一个简单登记。

9月14日这天，光绪皇帝和往常一样，按计划在乾清宫处理完政务后，前往颐和园乐寿堂向慈禧太后请安。而这一天对皇太后来说却不同寻常，因为几天来被革职的礼部尚书怀塔布夫妇利用与总管内务府太监李莲英的特殊关系，不停地向她哭诉。那些被怀塔布收买的大小太监，也在皇太后面前肆意诋毁新政改革。

怀塔布等人的哭诉，引起了皇太后的不安。当她见到光绪皇帝，稍事寒暄后，就开始讨论这些事情。皇太后承认，怀塔布之类满洲贵族政客确为“老谬昏庸之大臣”，但出于政治考量，她劝告皇帝在人事处理上不可操之过急，不要将此辈老臣轻易罢黜，不要将那些年轻汉臣提拔到高层，更不能改变大清既成体制，由这些所谓“通达英勇之人”去议政。

皇太后担心，如果一味在人事上进行变动，那么极有可能失去满洲贵族的信任。果如此，满洲贵族所组成的“寡头政治集团”，就不可能继续支持现有的皇权中心。

对于皇太后的指责与劝诫，光绪帝有些能接受，有些不免有解释与辩白。但他的解释与辩白，不仅不能说服皇太后，反而激起皇太后的愤怒。皇太后毫不客气地批评光绪帝：你为左右所蛊惑，破坏了祖宗之法，你怎么去面对祖宗？

皇太后的愤怒，勾起了光绪帝的满腹委屈，他边哭边说：时势至此，不可能不更张变法，宁可变祖宗之法，不忍弃祖宗之民、失祖宗之地，为天下后人笑。

光绪帝赐给杨锐一份密诏

两宫的言语冲突，仅在政策层面，并未影响母子感情。光绪帝虽然对皇太后的误解感到委屈，但他依然认为皇太后是大清的靠山，是王朝政治的最后把握者，他期待有人能从中斡旋，期待皇太后在明了真相后谅解他。

他设想请满洲贵族最有权势的重臣出面协调，向皇太后解释他之所以如此不顾后果推动新政的苦衷。可惜的是，这时恭亲王奕已去世，庆亲王奕劻已与皇太后疏远，端王载漪等王公大臣对新政多有不同看法，指望他们进行解释，只会越描越黑。

至高无上的皇帝成了孤家寡人。无奈之下，他只好求助颇通世故人情的杨锐，希望杨锐能为他出个主意。

光绪帝之所以如此看重杨锐，是因为杨锐在新任军机章京中最为持重与稳健，而且具有张之洞的背景，是张之洞的重要亲信之一。而张之洞是皇太后最信赖、倚重的汉臣。

然而，当光绪帝将自己的意思说出来后，却遭到了杨锐的断然拒绝。杨锐告诉皇帝：“此陛下家事，当与大臣谋之。臣人微言轻，徒取罪戾，无益也。”

杨锐的拒绝，主要是基于对体制的恐惧。清廷旧例，严格禁止官员议论、介入皇族内部纠纷，特别是汉臣，更无权干预皇族事务。

或许是为了克服杨锐这一恐惧心理，光绪帝特别向杨锐下了一道密诏，以便杨锐将来不幸因此获罪时能得到解脱。

这份密诏在当时并不为人所知。政变后，康有为、梁启超等转述这份密诏时文字之所以有出入，并非有意窜改，而是因为他们都没有看到过这份密诏原件，只是听杨锐的转述。

光绪帝明发谕旨令康离京

杨锐没有意识到帝后冲突有多严重，更没有预见到这份密诏会在后来的政治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所以，当他与皇帝当面检讨新政得失时，他似乎也觉得皇太后的某些指责有道理，光绪帝过于听信康有为的过激主意而采取的一系列重大举措，诸如罢黜大臣、提升新锐等，已超出官场承受极限。

杨锐建议光绪帝一定要尽快与康有为切割，脱离关系，不要因康有为一人而贻误王朝前途。杨锐的原话是：“康不得去，祸不得息。”

康有为的激进主张深刻影响了新政以来的一系列决策，他急于介入政治高层的野心几乎没有任何掩饰，这在高层已引起相当震动。皇太后当面劝诫皇帝，不要急于提拔那些未经考验的年轻汉臣，其实就是专门针对康有为等人而言的。

这一系列外在影响，已使光绪帝对康有为有所警觉，此次一经杨锐点破，更促使光绪帝猛醒。为了平息高层的不安，经两天郑重考虑及协商，光绪帝于9月17日“明降谕旨”：“谕。工部主事康有为……令其督办官报……着康有为迅速前往上海，毋得迁延观望。”

这份明诏给康有为留足了面子。可惜的是，这份明诏在不同的读者那里却引起不同的解读。康有为多年后，依然以为这份明谕表明政变已发生或即将发生。

林旭向康有为转达光绪帝口谕

让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是杨锐9月15日提出的建议。在张之洞影响下，杨锐早就对康有为的政治激进主义表示反感，对光绪帝偏听偏信、将礼部六堂官集体革职觉得太过。

基于这些考虑，杨锐在与光绪帝讨论了相关问题后，于当日（9月15日）黄昏时分，急邀林旭到自己寓所交换看法。林旭与康有为关系最接近，与杨锐关系也不错，且为同僚。两人讨论的结果是，问题虽然很严重，但并不是没有办法转危为安，只要康有为迅速离开北京，大局就将好转。

9月17日上午，光绪帝召见林旭。明降谕旨毕竟只是官样文章，光绪帝与林旭都意识到，凭此还不足以促使康有为迅速出京，因为委派康有为督办官报的谕旨，早在7月26日就已下达，可康有为就是有办法借故继续留在京师。为促使康有为出京，他们想到让林旭面劝康有为。

林旭当天曾去找过康有为，康有为不在寓所。次日，林旭拜见康有为，向他转述了光绪帝的大致意思，劝说康有为遵旨尽快离京。

对于林旭的劝说，康有为半信半疑。在这种情况下，林旭向他通报了自己昨天面见皇上的情形，并口述皇帝御旨：“朕今命汝督办官报，实有不得已之苦衷，非楮墨所能罄也。汝可速外出，不可延迟。汝一片忠爱热肠，朕所深悉。其爱惜身体，善自调摄，将来更效驰驱，朕有厚望焉。特谕。”

康有为逃亡后道出“衣带诏”

林旭毕竟是此前一天与光绪帝见过面的直接当事人。康有为觉得这件事太不同寻常了，光绪帝既然明降谕旨，何以又让林旭面传口谕？朝廷究竟发生了什么事？难道皇帝已被皇太后所控制？

送走林旭后，康有为差人招来谭嗣同、梁启超、徐仁镜、徐仁录及其弟康广仁等，一起商量应对之策。康有为凭记忆向他们转述了林旭带来的消息。由于康有为始终抱怨清廷存在一个守旧派，因此，他的分析无疑会夸大危机，以为光绪帝可能已被干掉。

在康有为煽惑下，这些门徒决心不惜牺牲救皇上，并由此将慈禧皇太后设想为真正的敌人。讨论的结果，是尽快准备武力解决问题。

随后，康有为和他的追随者在北京大肆活动。9月18日夜，谭嗣同受命游说袁世凯，希望新任兵部侍郎袁世凯出于道义捕杀荣禄，发兵颐和园，劫持皇太后，拯救皇上。

袁世凯当然没有答应谭嗣同的要求，由此，康有为觉得事情或许已败露。19日，康有为在京城行色匆匆拜会了容闳、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后，接受门徒及朋友的忠告，同意留下梁启超、康广仁等人在京城“谋救”皇上，他个人携仆人李唐于9月20日天未明时出走。

有惊无险。康有为抢先一步逃出了北京。9月24日凌晨抵达上海。此后几天，康有为开始向这些外国人诉说北京故事，顺带说出了这份密诏，也就是这份“衣带诏”。

按康有为的理解，林旭转达的圣谕是皇上专门给他的。口谕就是圣谕，与书面御旨享有同样价值。康有为此后十年这样说时，并没有遇到清廷的正面反对或指责，清廷尽管一再斥责康有为在海外招摇撞骗，但从未明确认定这份“衣带诏”是赝品。

选自：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