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大屠杀（Nanjing Massacre）指1931至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中华民国在南京保卫战中失利、首都南京于1937年12月13日沦陷后，侵华日军于南京及附近地区进行长达6周的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大屠杀和奸淫、放火、抢劫等血腥暴行。

1947年2月16日下午，在南京市中山东路的励志社礼堂，也就是现在的钟山宾馆黄埔厅里，正在进行着一场庄严的大审判。站在被告席上的，是一个六十多岁，身材矮小，留着一字胡的男人，他的表情冷漠而傲慢。当法官问他是“否知罪”的时候，他振振有词的说道：“在炮火纷飞的情况下，非战斗人员被流弹击中，这是很正常的现象嘛！”

被告席上的男人名叫谷寿夫，1882年出生于日本福冈。1937年7月,时任第6师团师团长的他率部入侵中国华北，并于同年12月13日,从中华门攻入南京市区。从那一天起至1938年1月，6个星期内,包括第6师团在内的侵华日军公然违反国际公约,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大肆屠杀城内放下武器的中国士兵和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达30万人以上,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

侵华日军的罪行罄竹难书，谷寿夫罪恶深重。日本投降后，当时的中国国防部在南京中山东路励志社成立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对谷寿夫进行了正义的审判。为了逃脱历史的惩罚，法庭上，谷寿夫对自己的罪行或轻描淡写，或百般抵赖。在其所写的申诉状中，他竟然做出了这样狡辩：“被告（谷寿夫）直到战争结束都一直对此事（南京大屠杀）毫不知情。被告直到今天仍然确信被告部下无人犯罪……天地神明可鉴，在被告驻留南京期间，中华门附近决无南京大屠杀发生。”

死到临头，谷寿夫还在大放厥词，困兽犹斗。但几十万无辜生命的血怎能白流，正义又怎能旁落。

就在这时，一件铁证，横空出世，摆在了谷寿夫的面前。

这件“京字第一号证据”并不大，但其分量却可以用气势万钧来形容。当它在审判庭上被缓缓打开时，立刻引起了轰动。

南京市临时参议会的文件《关于协助调查南京大屠杀案经过概述》中曾这样描述，当谷寿夫看见证物时:“见面色变, 慌乱不能自持。”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证据呢？如果我告诉您，它是捡来的，您会相信吗？

由于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多年，其主要亲历者大多已不在人世。为了真实的还原这段历史，我们几经周折，终于在江苏电视台找到了一段拍摄于1994年的珍贵影像资料。

铁证的提供者是吴旋。

1937年12月，只有15岁的他在宁海路32号的难民区中，躲过了日本侵略军的屠刀。在那里，他曾亲眼看到日本兵残忍的枪杀躲在防空洞里的中国百姓，虽然义愤填膺，却又无能为力。

两年后的1940年春天，为了混口饭吃，少不更事的吴旋参加了“汪伪警备旅直属通讯队”，和100多名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一起生活在位于南京市中心的毗卢寺里。也许吴旋不会想到，一场偶遇，让他获得了为死难同胞报仇的大好机会。

18岁的吴旋在毗卢寺里学习通信技术。有一天他捡来一个灰蒙蒙的一个东西。他拿起来仔细一看，一个小相册。

随着相册的打开，映入吴旋眼帘的，竟然是一幅幅侵华日军残杀和奸淫中国同胞的照片。

更令人发指的是，照片中的一部分甚至完整记录了衣冠禽兽们挥刀砍杀中国人的情景。摄影师似乎有意捕捉遇难者头颅与脖颈断开的一瞬间，仿佛可以从中获得巨大的愉悦。而周围一大群日寇或坐或立，好像在观看表演一般。

这些照片一共16张，每一张都是控诉，每一张都是血债，无声的揭露着侵华日军的滔天罪恶。

看着它们，吴旋的心被深深的震撼了。他感到屈辱，甚至绝望。但很快，相册封皮上的一副图案却让吴旋再次燃起了希望。

它封皮上的画是手绘而成的。在封皮的右边画着一把带血的利刃。利刃前方，两颗心脏正滴淌着献血。在封皮的右上角，一个偌大的“耻”字，格外醒目。

据吴旋后来回忆，1941年的他还不能完全领会这幅画的含义，尤其是画面中间那个大大的“问号”更是令他费解。但通过这个偌大的“耻”字，吴旋可以断定，这幅画的作者，也就是这本相册曾经的拥有者，必是个一腔热血、深怀家恨国仇的中国同胞。

吴旋多么想知道这个人是谁，甚至找到他，和他见上一面。但很快，他的理智告诉自己，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照片究竟是何人所拍，无人知晓，封皮上的画何人绘制，茫然不知。但收藏这件东西的后果，吴旋却再清楚不过。

即便如此，他还是冒着生命危险，把这份重要的证物保存了下来。

正所谓“善恶终有报，天道好轮回”。1945年8月15日, 日本无条件投降。经过14年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终于获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罪行累累、恶贯满盈的侵华日军战犯们，面临着历史对他们的惩罚。

1946年2月15日,“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在南京成立,四个月后改称“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就设立在这里，南京中山东路的励志社礼堂，也就是我们片子开始出现的地方。

这里原是一幢召开重要会议、演出戏剧的多功能厅，而由于它的容量较大，设施齐全，就成为了审判日本战犯的绝佳场所。

不久以后，一位沾满中国人民献血的刽子手被押解到了这里，他就是谷寿夫。

在审判中，谷寿夫一度趾高气扬，拒不认罪。而让他大惊失色，垂头丧气的，正是吴旋捡到的相册和那16张记录日军罪行的照片。

吴旋是怎样把相册交到法官手中的？它能把谷寿夫送上刑场吗？

1946年10月28日，南京市临时参议会发出的布告贴满了大街小巷，号召市民们站出来，揭发谷寿夫部队罪行。不久后，饱受侵华日军摧残和凌辱的南京市民, 成群结队地涌来，哭诉着埋藏了近 10 年的血与泪。其中，也闪动着一位黑黑瘦瘦的身影，他就是吴旋。

在南京东路128号，曾经的南京市临时参议会旧址，如今这里只剩下了一座大门。七十多年前，就是在这里，吴旋把珍藏了5年多的相册,小心翼翼地从怀中取出，递到了一位四十多岁的接待人员面前。吴旋怀着激动的心情，把相册的来历从头到尾说了一遍，接待者听后非常激动, 连声赞叹——太好了，太好了！！

就这样，这一来之不易的铁证，终于呈交给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而随后的消息让吴旋又激动又遗憾。激动的是，经过法庭的鉴定，这16张照片都是日军自己亲手拍摄的，证据确凿，无可辩驳。而遗憾的是，这本相册的制作者依旧成迷。

法庭上，这本相册和16张照片给予了谷寿夫一记沉重的打击，而随着庭审的继续进行，越来越多证据的不断浮现。在铁的事实面前，谷寿夫无言以对，只能低头认罪。

当时南京临时参议会发起调查南京大屠杀案例行罪行调查。当时到了9月份的时候，已经搜集整理了2748件案例，来证明日军在南京有大规模的屠杀暴行，来证明日本战犯谷寿夫的暴行。但我们知道当时的调查主要是从受害者的角度。加害者一方的证据当时是非常少。由于日军战败结束以后有1个月这样一个过渡期，当时从上到下，有很多重要证据，日本政府都下命令焚烧了。大量的第一手的，在南京暴行的相关的组织材料啊，都被焚毁了。而吴旋所提供的16张照片，一方面它是日军自己拍摄的照片，是屠杀和侮辱中国人的照片。第二个很重要的是什么呢，照片跟文字资料比起来呢，让人感到非常的特别。所以当时呢，感觉到他的独特性，所以就把它列为京字第一号证据。

1947年3月10日早晨,吴旋早早赶到励志社大礼堂。那时，礼堂内2000多个旁听席全都坐满了人,就连外面的院子，站的也都是人。

据吴旋回忆，他是站在大门外,从大喇叭里收听的庭审情况。终于,那里传出了“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的庄严判决,石美瑜庭长铿锵有力地宣读了战犯谷寿夫的判决书。

判决书这样写道：“谷寿夫在作战期间,共同纵兵屠杀俘虏及非战斗人员,并抢劫,破坏财产,处死刑。”顿时, 整个法庭内外欢声雷动,许多人甚至留下了激动的泪水。这一声宣判, 对南京市民来说已经等了太久、太久。

1947年4月26日,谷寿夫的末日到来了!这一天, 古都金陵万人空巷。从中山东路出中华门到雨花台刑场的几十里长街两旁,人头攒动、摩肩接踵，人们都想亲眼见证谷寿夫的可耻下场。当宪兵将谷寿夫架下刑车时, 这个昔日的杀人魔头竟然脸色死灰，吓得连腿脚都不听使唤了,只能由法警将拖进刑场。千夫所指之下，谷寿夫面朝中华门这个他曾经屠杀无数中国人民的地方跪下。枪响之时, 应声毙命。

如山的铁证之下，恶魔伏法，数十万冤魂终于可以安息了。但遗憾的是，直到这时，仍然有一个巨大的谜团没能解开。

这部相册的制作者到底是谁呢？

谷寿夫的伏法让故事告一段落，但关于相册的谜团却丝毫没有被解开的迹象。很长时间内，不但对相册来历的调查毫无进展，其背后的神秘制作者更是迟迟没有露面，很多人甚至认为，也许这个人早已不在人世了。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几年后，这本珍贵相册被移交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保藏。在那里，它一睡就是近40年。

时间就这样来到了1985年。这一年8月15日，即中国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纪念日当天，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建成开放。这本相册的复制件首次以展品的形式出现在普通百姓的面前。而16张相片则被放大后，展于纪念馆的各个角落。

但也正是在此时，相册制作者缺失的问题，引起了一个人的注意——她，就是在当时在纪念馆里，负责展陈史料搜集与整理工作的段月萍。

段月萍采访：“我们纪念馆开放了十多年以后呢，有一天，陈列厅的人告诉我，来了一个老人，70多岁的老人，这个老人说我们展出的吴旋的照片是他亲手翻印的。啊，居然有人说这个照片是他的，就感到非常高兴，那么赶快就跑到陈列厅，去会会这个老人。他告诉我们他的名字叫罗瑾。我们就感觉到非常激动。”

数十年的苦苦等待，终于迎来了曙光。

这位名叫罗瑾的老人和这本相册究竟有什么关系？他和吴旋又有怎样的交集呢？

为了解开这个谜团，1994年，江苏电视台的记者，前往福建省大田市，找到了早已在那里定居的罗瑾老人。

相册的制作者找到了！数十年的谜团终于等到了解开的那一刻。面对着记者的镜头，罗瑾老人将相册的故事，娓娓道来。

罗瑾曾经家住南京，和吴旋一样，也是在宁海路上的难民区里躲过了一场浩劫。他很清楚的记得，那是1938年1月，经历了6周疯狂杀戮的南京城,空气中还弥漫着血腥的气味。只有15岁的他，在位于南京估衣廊的“华东照相馆”里当学徒工。一天，一个他最不想看到的人，不期而至。

罗瑾采访资料（1994）

“大概是38年1月份，有一个少尉日本军官，抓着一把军刀进来了，拿着两卷交卷给我们冲，叫我们每样洗一张……他用的是樱花牌，按日本话说就是塞古拉菲林姆……我们那个时候是利用日光洗，那时候没有电灯，电灯还没有恢复呢。日光洗出来以后，我到后面要换水，我做下手，那么我这一换水的时候，一看，全是杀中国兵头的，另外还有一些强奸中国妇女的。我一看，吓一大跳”

“当然在那个时候，我因为经历了日本人进城后，对我们烧杀抢掠，的确从我内心中也的确恨这个日本人。那我一看这照片，我也不敢和别人说了，我心里就有一个动机，要把这些照片想办法留一套下来，所以我就到了黑房里面……匆匆忙忙，心惊肉跳，把这一卷凡是杀中国人头和强奸的，我都把它印了一张，后来又有日本人陆续来洗，我也把它留下来。我一共保存有30多张……一共挑选了16张。”

为了保存这些珍贵的证据, 罗瑾用厚卡纸精心装订成一个小相册, 挑选出16张照片贴在上面。而封面上的画，正是罗瑾亲笔所绘。多年以后，他终于有机会说出了自己当时的心境。关于问号的谜团也到了解开的一刻。

罗瑾采访资料（1994）

“在封面上，在左上角画了一个心，右下角画了一把刀，这个刀的尖子还有一些血，这个心下面滴的有五滴血。我感觉到，这是我们一个国耻，所以我在右上角斜着写了一个耻字。我有考虑，这个同胞，被杀害的死难者，所以我把这个画面，刀、心、耻，都勾了黑边，底下打了一个问号——为什么？这一个画面最后完成了。完成之后，我说实在，当时我眼泪都掉下来了。看到这些照片，我心里面伤心，所以我把它们一起留下来了。”

半个多世纪之后，罗瑾重返南京。故地重游，无数往事不禁涌上心头。

他还深刻的记得，1938年，就在这本相册刚刚制作完不久，一场灾难险些就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这部名叫《屠城血证》的电影就是受到16张照片的启示而创作的。但由于影片拍摄于1987年，那时的罗瑾还不为人知，所以片中的人物、情节都源于吴旋和编剧的想象与推测。

影片中，以罗瑾为原型的照相馆老板由于为日军冲洗照片，获得了宝贵的证据，并最终为了保护它们，死在了日军的枪口下。而现实中的罗瑾虽然顽强的活了下来，但也有过和死神擦肩而过的经历。

据罗瑾回忆，1938年，就在他冲洗完交卷的几天后，店里忽然闯进来了一个日军上尉和一个翻译,查问店内有无日军烧杀掠淫的照片，面对守口如瓶的罗瑾，日本军官凶相毕露,“刷”地抽出军刀, 顶在了他的胸口上。

“那边就是我们以前洗照片的地方，黑房，我那些留的照片就是在这里面洗的。那个日本人进来看照片的时候，就在这个地方，这地方原来是一个井。我们洗照片的木盆就摆在井的前面，头一次那个鬼子来检查照片，拿刀对着我。先到这个地方来看照片的，那天巧了，没有日本鬼子杀中国人头的照片。所以他就到前面去了。

“日本人用刀顶着我胸口，就是这个地方。问我有没有照片，我说没有……我舅爷爷讲，他是小孩子，学徒的，他不知道。日本人已经用刀顶着我这块，就在进门那地方，那前面是个柜台，这里是会客室。走那边过去就是照相的地方，一点不会错。”

日本军官见问不出什么来,抽回长刀，并授意翻译说道:“今后不准再给皇军洗相片,否则杀头。”随后，两人悻悻而去。

就这样，16张照片暂时安全了。但危险却没有就此过去。1940年5月, 同样是为了糊口，17岁的罗瑾考进了位于毗卢寺的“汪伪警卫旅直属通讯队”学习通讯。

不错，就是这里——毗卢寺，他和吴旋成了同学。

在毗卢寺里，罗瑾曾经将相册藏在床下，但还是禁不住提心吊胆。1941年初的一天,汪精卫要对通讯队进行视察，而在例行检查中，忽然发现了一颗来历不明的手榴弹。于是，一场大清查在所难免。如此一来，相册再放在床下显然是行不通了，随身携带更不安全，这下可把罗瑾急坏了。

罗瑾采访资料（1994）

“我这个东西在这个地方，假如说通讯队来一个大检查，把我这个检查出来，那脑袋就没有了，甚至于连累其他人，家庭也跑不了，我就考虑藏在什么地方，我考虑在我们睡觉的那个大殿外面，有一个厨房，厨房旁边就有一个厕所……我就考虑这个厕所里面，他是砖头搭起来的，在缝里扣个大洞，把它塞进去，塞进去后外面再拿一些泥，和什么东西把它堵起来，看呢心里似乎定了。

“把这东西摆在那个地方，大概停了10天左右，我每天都要去看一下，但是有一天一去看呢，坏了，东西没有了……吓得我全身是冷汗。”

我们的故事就这样兜了个圈，又回到了毗卢寺东南角的这个地方。当年，这里曾经砌有一个简易厕所，它正是罗瑾秘密保存相册的地方。

而不久后，这本相册就被吴旋发现，并秘密的保存起来。可以说历史为罗瑾和吴旋安排了一次不曾谋面的接力，铁证就在这里完成了交接，并最终圆满的跑完了全程。

吴瑾发现相册丢失后，误认为它已落入了日寇之手。情急之下,1941年春，他找了个借口，逃离了毗卢寺，并从此分别了生活十多年的南京,亡命于上海等地，最终定居福建省大田市。

在南京毗卢寺的日子里，也许罗瑾、吴旋也曾擦肩而过，但那时的他们一定不会想到，两人的命运，即会被这本相册紧紧的联系在一起，又将被这本相册无情的阻隔开来。

在后来数十年的光阴中，罗瑾重操旧业，在福建大田开了一家照相馆维持生计，生活平静、普通。整整半辈子，他都对拿走相册的人充满好奇，又耿耿于怀，充满了复杂的感情。

而吴旋则一直生活在南京，供职于一家蔬菜公司，同样过着平凡的生活。在他心中，也一如既往的惦念着那个不知名的相册制作者。

两个人就这样，天各一方，乃至从翩翩少年变成了花甲老者，也再未能谋面。直至1995年6月9日的到来。

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面对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下的一相册和16张照片，两位老人唏嘘不已。这些民族的苦难时刻，早已经成为了他们熟悉的不能再熟悉的记忆。但此情此景，他们还是有不尽的话要说。

“如今，虽然吴旋和罗瑾两位老人，已先后于1997年和2005年离开了人世，但他们保护下来这份珍贵档案，却成为了一份不朽的记忆。

记住悲剧是为了不再发生悲剧， 2015年10月10日，11组“南京大屠杀档案”正式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而包含16张照片的这本相册正是其中之一。从此，它不再只是中国人的记忆和历史，更是成为了人类发展史上的记忆和历史，被全世界人民所公认和铭记。

它将时刻提醒着我们，“牢记历史、不忘过去，珍爱和平、开创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