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演大师班干货】萧寒：纪录片就像镜子，别人的故事映照了部分的自我|163

由中国（广州）国际纪录片节、未视频及华南理工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联合主办的广州国际纪录片节导演大师班，本次邀请5位重量级导演，在4所高校举办5场讲座。

12号的大师班的主讲人是萧寒导演。

萧寒导演大家都很熟悉，他的代表作《我在故宫修文物》获年度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十大纪录片，同年也执导了同名电影。

2015年执导电影《喜马拉雅天梯》获中国首届纪录片提案大会“最具国际传播力奖”，被人民日报评为2015年度五部电影之一。

演讲结束后，未视频进行了我们导演联盟的导演大师班导师授牌仪式。

萧寒导演大师班圆满成功

萧寒导演大师班现场视频

以下为萧寒导演本次讲座的文字实录（由未视频整理）

萧寒：我没有太多的理论教给大家，我先介绍一下，我也不是学纪录片，也不是学新闻，也不是学影像的，我是学美术的，我是在杭州读的书，中国美学学院学国画人物。大家有些了解的可能会知道。我现在在教书，之前也是教的跟新闻传播有关的，而且现在主要开了一门实践课，主要是带我们的学生直接去做田野调查，做短片的拍摄，用我们比较坚持的一种工作方式。

今天晚上算是一个漫谈式的，跟大家聊一聊这几年我从开始有兴趣想要做纪录片，到现在为止做了三部作品，这样一些小的经历跟大家分享一下，大家觉得讲这些可以吗？还是你们更希望听一些理论体系，我没有什么理论体系跟大家讲，就像这个题目，其实主办方一直跟我讲用一个什么样的题目会更吸引人，最早说的是怎么打造现象级产品，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其实在我们拍的时候，我相信每一个可能做出现象级作品的作者，可能在拍的时候都没有想过我这个作品就是现象级的，拍的时候没有人会想到的。所以除了创作之外，也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几部作品其实也是出乎了我的对于片子的预期。其实我觉得现在我们的作品给到我们的回报和这个片子的影响，真的超出了我们的想法和对它的预期。包括这样一个所谓的现象和引爆，也都是在我们并没有想到的那个渠道和平台上产生了特别奇妙的化学反应，我觉得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也值得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我也不知道大家是学什么专业的，至少今天来这儿，可能还是会对纪录片感兴趣，而且这个活动也是广州国际纪录片节作为分会场的一个活动，我觉得特别荣幸。我们刚才跟主办方聊的时候还在说，我觉得这真的是到了一个特别好的时代，到了一个可以用作品去告诉大家的时代。其实现在在中国电影的市场上，在中国的影视环境里，真的过了论资排辈的时间了，到了一个可以拿作品说话，到了一个好作品可以获得奖项的时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时候。就像今年一部纪录电影《二十二》，它的票房居然达到一亿七千万，放在一年前都没有这样的可能，这样一个现象是无法预测的。

这是一个好的作品会得到奖项的时代，但是回过头来，回顾我做纪录片的时候其实不会想到今天纪录的作品能够被大家和观众认可。当我第一次决定要拍纪录片，其实说长也不长，是在7年前，2010年10月，其实那个时候突然到了人生彷徨的时间，因为之前做过挺多事情，因为学美术出身，美院毕业之后做过大众传媒、做过老师，还做过戏剧策划人，但是就在2010年那一年，差不多是从2007年、2008年开始就在思考我接下来的人生该怎么过？那个时候倒不是真的在思考我要做什么事更能挣钱，或者做什么事能够让我可以获得更多。我那时候跟我的好几个要好的同学聊天，其实我当时最朴素的一个想法是，我接下来这几十年要指着什么活着，我觉得这是挺有意思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人生在很多阶段其实都应该想这个问题，我在大学时代也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大学一毕业就不画画了。在2010年的时候，那时候就在思考。其实我真正开始纪录片创作已经快40岁了，30多岁的就觉得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些事情，并不一定是为了钱或者为了生存，一个30多岁的人不会为了生存而纠结或者挣扎的时候，可能要思考另外一个问题：什么东西能够让我觉得我活的更有意思，我接下去的这几十年，不管是大几十年，还是小几十年，总得有一个事是你喜欢的，而且它可以让你持续的喜欢。其实真的很巧，2010年10月在丽江待了一段时间，认识了一些漂在丽江的人，我就跟他们交流，了解了这些人，突然产生了一个冲动，我觉得我想把他们纪录下来，所以从那个时候就有了我第一部作品，叫《丽江·拉夫斯基》。其实《丽江·拉夫斯基》也是一个很有趣的作品，如果大家对我这个人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看一看这部片子，因为这部片子是关于年轻人，也是关于年轻人对于情感这件事的一个认识，是一帮漂在丽江的年轻人。

我简单介绍一下为什么叫“丽江·拉夫斯基”这个名字？那部片子的英文名叫“Lijiang Facebook”。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大家知道吗？是中国三大表演体系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表现，他最重要对表演的认知是，你不是在舞台上表演，而是生活在舞台上。其实这个名字很直白，我就是想探讨人在现实生活中的表演型，所以起了这个名字，因为我觉得丽江那个地方它和漂着的哪些人，他们在那一刻，在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他们呈现出来的状态，在我眼里觉得很恍惚，像是一个舞台上的表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总觉得在那个地方，一个特定的时空下面，漂在丽江的人和他的原生地或者说他原来常住的那个城市、家乡所呈现出来的他，和在丽江的那一刻应该是不一样的，所以就很有趣，和那边的人探讨了一下关于爱情这个事怎么看，关于一夜情这个事怎么看，关于孩子，关于未来，关于生活，做了这样一些探讨，那部片子其实真的还是蛮有趣的。

为什么要聊我的第一部片子，其实从做这一部片子开始，我基本上给自己今后的创作定了下了一个调子，其实就是去呈现人，就是去用我们的影像，用我们的镜头记录活在这个地球上的人，可能离我们有几十公里，几千公里之外真实的那么一个人，他是那样活着，他很大程度上可能和你我的活法不一样，但是我觉得他的活法很值得呈现给大家，因为我觉得别人的活法很多时候可以成为我们的一面镜子，我们真的需要时常的照镜子。我们老是自拍肯定是有问题的，老是美颜肯定是有问题的，通过别人的故事当作镜子照自己，其实是非常有价值的，而且是非常有趣的，因为你可能觉得他的生活状态，他的性格，所有的一切都和我离得那么远，跟我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我为什么会被他的某一句话，他某一个行为会流泪呢？我会愤怒呢？我会产生出莫名其妙的一种情绪反应呢？一定是我跟他有某一个点是相通的，我能够感受到那个点在我内心的一个作用，其实这就是我特别喜欢纪录片，特别愿意用纪实影像这样一个手段去和这个世界交流的原因，其实就是源于在2010年的这个事。当然这个之前，因为我个人也非常喜欢纪录片，也看很多的纪录片，才会自然而然在那一刻想要寻找到一个方式，和这个世界交流，和这个世界对话，想要寻找到自己能够支撑接下来生活的时候选择了纪录片，那一刻就想干那个事，而干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这个事一直等着你，就这么不可收拾的做下来了。

做完了《丽江·拉夫斯基》那部片子，因为那个片子像一个很小的习作，它虽然也是一个长片，也是跟广州国际纪录片节结缘的第一次，在2012年那部片子入围了广州纪录片节主竞赛单元。当拍完这部片子的时候就会想，下一部片子我希望拍一个更能够有冲击力，更能够打动我，能够让我想要去表达的一部片子。非常机缘巧合的时候，清华大学的雷建军老师，他说有这样一个选题，其实在2012年的时候就有了，但是很难去实现，很难拍，他就跟我讲在西藏，在拉萨有一座登山学校，是以培养登山向导为目的的登山学校，教出的学生只针对珠峰脚下两个县城的藏族少年去招生。这个学校是一个中专学校，通过四年的学习，一个初中毕业的藏族孩子，通过四年的学习，可能在他四年级的时候能够有机会登顶珠峰，能够完成他作为一个高山向导的毕业礼，然后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就是做这个世界上非常昂贵运动的这么一个从业者。那些少年，他们出身的地方就是海拔4000多米，就是说他们出身的时候已经爬了一半珠峰了，可以说在拉萨读这个书之前几乎都没有出过县城，他们大部分都是放牦牛的孩子，如果他们不读书了，能够就业的选择只有两个，要么就是做农民，打工就在他们的县城，他们那边唯一的工作就是做藏药，大概一个月能赚到一千多块钱，这就是他们大部分可以选择的未来。

但是突然因为一个商业的登山运动出现了，就是登珠峰，大家都知道有很多著名的企业家都登上珠峰了，包括广州的、深圳的，挺多的，国内的商业客户好像都来自于广东这一块，其实很有意思。那些年轻人他们要去服务的这些对象，为了这样的一次登上珠峰的机会，大概要花费30万—50万的费用，这个数字可能对于那些做向导的年轻人这一辈子都很难想象。非常有趣的是，那些商业登山者，那些企业家他们的体能或者他们登山的能力跟这些藏族的小伙子们对比，就像是婴儿和成年人的对比，要他们安全地送上去，像照顾孩子一样送上去。在商业登山之前人们很难登上八千多米的雪山，给大家一个数据，在一九七几年有商业登山，在这之前的几十年前里只有几百人登上的珠峰，据说到今天已经差不多有六千人登上了，这六千人里面如果没有这些高山向导给他们修路、搭氧气瓶，是不可能登得上珠峰的，这个梦就是梦，但是因为有了这样一个时代，有这样的需求，就有这样的一个商业的模式出现了。

其实我刚才讲这一切没有任何对于这件事情的否定或者肯定，我觉得这是一个纪录片创作者很重要的，是以一个观察者的身份来呈现你感兴趣的，打动到你的那样一个故事，所以我还是抱着这样的一个心态去拍摄这样一部片子。当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在几千公里之外有一群少年他的生命经历，他的生命状态是这样的时候，我就特别想去拍他，那就成了我们的第二部作品——《喜马拉雅天梯》。但是当时真的去拍这部片子的时候有点无知者无畏，当时完全没想到拍这个片子是多么困难，当时觉得可以轻轻松松拍下来，凭着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认知，通过一个时间的记录，通过自己的一些了解，就可以把片子拍出来了，但是那真的是给我上了一课，你会发现碰到的困难太多了。比如我们怎么样能拍到8848米这个高度，这本身就太可怕了，大家一定会问我，你爬上去了？我没爬上去，我只到了大本营，5200米，我已经无法睡眠了，高反，你随时觉得你的脑袋要炸的感觉，但是我们还是拍到了8848米登顶的那个画面，大家知道怎么拍到的吗？这是一个智力问答题。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的摄影师培养成登山队员，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可以把登山队员培养成摄影师，大家就知道我们怎么拍到的。我们的摄影指导用了三个月，把两个藏族的登山队员，他们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而且巴塔已经11次登顶珠峰了，当然真的很痛苦，他的体能完全能适应。我们用三个月的时间告诉他我想要拍到什么样的镜头，如果能够拍的构图画面更好，那当然是很好，但是如果做不到，那拍到更重要。我们也牺牲了几台机器，最终还是拍到了那个非常振奋的画面。

我也不想展开讲太多太多的困难，太多太复杂的东西，因为老有记者采访的时候说，萧寒老师，你能不能说一下你在拍摄过程中碰到最大的困难是什么，最迈不过去的时候你怎么坚持下来的？这是记者常问的话，我每次回答可能都不太令他们满意，我说其实一点都没有觉得多困难。我觉得我非常幸运，我觉得命运能让我干这个事，干了之后大家觉得不错，这是多么幸运的一件事情，你晚上睡觉应该笑醒了才对，反正我的回答没人写出来，可能他们还是不太满意吧，觉得我装，但是我真的觉得是这样的。咱们说的朴素一点，如果你觉得这个事特别特别痛苦，要熬着去干，你干嘛要干呢？我真的觉得一定是你喜欢这件事，你如果在这里面碰到一些困难，没别的，活该，谁让你喜欢呢，你愿意干这个事，你如果还得晒一下伤口，我真的不太喜欢。我特别开心我有这样的机会，正是因为我做了这样的事情才有机会和大家交流，大家才愿意听你说这些，尤其当一部一部片子影响到更多年轻人的时候，我又觉得特别特别开心，我相信每一个创作者，每一个做影像创作的人一定都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被更多的年轻人喜欢，能够影响到年轻人的价值观，能够给年轻在生活当中的某一些选择带来一些依据，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每一个创作者都会非常开心的一件事儿。

既然不愿意去说那样一些所谓的痛苦、艰难，我觉得这个其实没什么好说的。我只想把在拍第二部片子的时候幕后很打动我，但是我又没有办法用影像来呈现出来的一个小故事，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也是我在拍纪录片中给到我特别特别大的一个收获或者说额外礼物的东西，因为它会让我的情感更加的丰富或者是让我的情感更加的充实。我想说，在每年的4、5月份，这两个月是登珠峰的登山季，我在这儿不想说我们拍的高山向导、商业客户，我很想说在这个片子里也出现了，但是并没有太多人去了解的故事，是一个动物，就是牦牛。

在西藏大家都知道牦牛是非常重要的，人们依赖的一个伙伴。在每年4、5月份的登山季，在珠峰大本营周围就会有一些村民过来帮忙，因为从海拔5200的大本营到海拔6500的前进地，这样一千多米的距离是牦牛还可以爬到的一个极限高度，这时候很多大的设备都需要牦牛把它拖上去，真的是非常重的工作，那里的氧气含量只有这里的60%，你呼吸是很困难的，牦牛也一样，它呼吸也挺困难，因为它的体型非常大，它要驼几百斤的东西，非常累，而4、5月份又正好是牦牛一年当中最瘦弱的时候，因为刚刚度过的冬季，冬季几乎看不到绿色。可能是这一两个月的工作，这一头牦牛，我们把它的主人称之为牦牛公，这是他们一年当中赚到现金最多的时候，可能也就几千块钱，但是够买其他的一些生活用品了。他们既不忍心，但是又不得不去让这些牦牛工作，而且在这个过程中还有很多的危险存在，因为在路上，这条从5200米大本营到6500这一段前进的路上，有很多的冰缝，我们看到冰缝里牦牛已经腐烂了。大家知道珠峰上面有很多尸体，没有人能把他们弄下来，它不会腐败，只会慢慢风化，牦牛也是这样。牦牛没有马上死，牦牛的眼睛是非常非常亮的，又非常有神，主人看着这个牛，又没有办法把它拉上来，真的非常非常的复杂。这个故事我是特别愿意跟大家分享，有人会问，这些主人是不是太残忍了，要让牦牛去冒这样的危险，干这么苦的活，一些所谓的动物保护者觉得这很残酷，很残忍，但是我觉得其实对于那些主人来讲，他并非没有情感，他对他家牦牛一定是有情感的，但是他不得不面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发生，因为他每年必须要依赖这样的一个收入，其实这就是现实。

拍摄纪录片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你就很难了解到的细节和小故事。牦牛不光会掉到冰缝里，山上还会有落石滚下来，落石不太砸得到人，人的反应比较快，牦牛没法跳，而且那个路非常窄，很多时候如果有落石牛容易被砸中，人不太被砸中，这都是你没有去到现场不太会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小故事发生，会让你的情感发生很微妙的变化，甚至让你的内心去读这个世界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不一样，包括你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认知、思考的方式都有可能会不一样。我举这样一个例子只是想告诉大家，这其实都是纪录片馈赠给我的礼物，所以我也想把这样一点小故事分享给大家。

《喜马拉雅天梯》经过4年的拍摄，在2015年我们也获得了非常好的成绩，作为一个纪录电影走进院线之后，可以说给了整个这个行业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一部纪录电影居然能够票房过千万，在2015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没有想到在2017年就有票房过亿（的纪录片），那个时候我们真的很兴奋，而且客户可以说我们没有什么太大的宣传。我那时候如何做宣传呢？我就跟着登山队，包括一些体育的展览去，我说你们讲完了，给我十分钟，我上去放一下我的片花，让大家也知道有这么一部电影要上映，我想它最早的观众可能是来自登山、户外的人群，我就找他们，那时候不会像今天这样。我为了让别人知道有这么一部纪录片要上映了，要走进院线了，我得找人家，我说你给我十分钟，在南京有一个体育用品展，我马上给组委会打电话，我说你们有没有活动，能不能放一下我们的片花，给我十分钟介绍一下，我们有一部关于登珠峰的纪录电影。他们组委会也很开心，他说你说的太晚了，你要早点说我们可以在开幕式上放。我说现在有机会吗？他说我们两个大的展厅之间有一块空地，人们有时候会在那里休息，那里有一个屏幕可以放你的片花，但是我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来看，我说好啊，我就坐火车去到了片场。去到之后，我发现刚开始这个场地根本没有人来，只有老太太会过来一下，我说能不能把音响开大一点，他们说，突然间别人听见这边响起来了，零星有十几个人坐过来，我看人差不多了，我就站到台上，我开始说话，我也不知道说什么，我就先在那儿介绍，我说我做了这样一件事，拍了这样一部片子，其实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宣传它，如果你觉得这个片子好，如果你看到这个片花觉得好，就希望你帮我一起宣传。那时候有微信嘛，我说我可以停下来让你们拍，你们发一下朋友圈，就跟一个传销似的。后来人越聚越多，差不多聚了100多个人，我特别高兴，确实我们的片花真的挺震撼的，如果有可能我待会给大家放一下，在网上应该有。讲完了之后，特别打动我的是，好多人都在说我会给你发的，那个时候我们也没有自己的公众号，怎么办呢？我让100多个陌生人加了我的微信，成为了我的微信好友。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在做的这件事，以前没有人做过，把一部纪录片，一部纪录电影带到电影院去，让大家看到它，而且还希望更多的人看到，因为没有足够多的人看到，你不可能被更多的人关注，也不可能让这件事真正的走下去，让它更有力量，就是这样一点点的方式开始做的。我们那时候学着为自己的电影做了一个公众号，真的很棒。我那时候写了一篇公众号，我还记得那个题目是，你会为了这样一部纪录片走进影院吗？就是讲了我为什么去拍这部片子。因为有一千多人愿意支持我，也愿意转发，最后那个公众号有3、4万的阅读量了，后来我才知道陈坤也转了，周迅也转了，那时候我跟这些人一丁点都不认识。但是到今天，我再拍我的新片的时候，真的已经有很多很多的朋友、明星、名人都很愿意来支持。

我现在正在佛山拍摄，可能明年上映新片，那个新片上映的时候，我相信会有很多人愿意支持我们，就像在座的你们，我相信在明年我的新片上映的时候，你们也会发朋友圈，对吗？

我这个营销还可以吧，又回到了最原始的营销方式。

我后来再想，我为什么有这样的勇气这样做？再怎么说我也是一个大学老师，也不是缺吃少穿的，突然你就会想那时候的勇气，还是因为你喜欢，你觉得这个事特别值得你为它去这样做，怎么做都心甘情愿，就像有人说的，有钱难买愿意。有这样一种动力，这样一种喜欢支撑着你，肯定就愿意去做。

《喜马拉雅天梯》，我在这样的营销推广的过程中，也就是在那个时间，第三部作品正在拍摄，也就是《我在故宫修文物》。说到《我在故宫修文物》，那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机缘，其实那部片子之前，我们的制片人跟我提过这个选题很好，我说是很好，但是人家得让我们拍。那时候雷老师带着学生做了很多的田野，就是被故宫文物修复师打动了，后来就报了这个选题。突然央视跟我们说，需要一个故宫的纪录片，你们拍修复师的选题被选中了，我们非常兴奋，觉得被翻了牌子了，然后就屁颠屁颠去了，四个月之后有了《我在故宫修文物》这样一部片子。它的引爆我觉得也非常有趣，其实我真没想到，当时央视2016年元月6、7、8日，播放就播完了，过了一个月，有人说这部片子火了，我说怎么火了，他说在B站上火了。我说B站是什么？后来别人给我补课B站是什么，我说弹幕是什么？又给我补课。我后来就去看了一眼，看了之后说，这是我们拍的片子吗。那些弹幕会让你觉得这是另外一种化学反应，会让你觉得非常有趣，也就这么莫名其妙在你根本不知道的地方火了。火了之后我们想，这个B站我们好像没有授权给他们，对，是盗版，我们就去维权，发邮件，说侵权了。马上接到回复，说我们一直等你们来找我们，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版权是谁的，后来这么自然而然的这样了。《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电影上映的时候，bilibili成了股东之一，从一个侵权方变成了出品方，这个真的特别有意思。B站之前从来没有因为一部纪录片引爆了二次元的世界，我当时还问了二次元是什么，结果B站从那一年开始，每年参加广州的纪录片节，去年被评为十大纪录片推动者，其实就是我这部《我在故宫修文物》，虽然它开始的推动是以盗版的方式推动的，但是还是感谢B站。

这样的一个经历真的很有趣，但是让我最开心的是什么，B站的董事长和COO说了很多数据，我说其他的视频也有很多数据，几千万的流量，他说，但是我们的平均年龄是17.5岁，而且每年都是这个年龄，所以我觉得特别特别棒。年轻人喜欢的平台，让我挺愿意把自己的作品放在上面。也有很多媒体朋友会问，你怎么看待这种传播方式？其实我们电影在首映的时候，一家三代，爷爷、妈妈、孙子，三个人都是《我在故宫修文物》的粉丝，我特别高兴，这部片子打破了年龄的隔阂。《我在故宫修文物》2016年12月16日上映之前的路演的首站放在了广州，在广州中山纪念堂放映。

萧寒：我老是不忘记做广告，明年的新片叫做《一百年很长吗？》，这是我第一次发布它的名字。可能跟大家聊的比较得意忘形了，就说了。我特别喜欢跟年轻人，跟大学生交流。我要讲可以讲很多很多，接下来留一些时间给大家互动，你们可能有一些想提问的问题。

主持人：我们的萧寒老师很难得来到广州大学，每一位观众都是我们的幸运观众，所以把话筒丢给你们，所有的问题都可以向萧寒老师请教。

萧寒：千万别问银行里有多少存款这种问题。

提问：听您刚才说，好像都挺顺风顺水的。您刚刚在说的时候也不忘了做宣传，我想问的是您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你会不会有偏好，对市场是怎么样取舍的？

萧寒：我先拍我喜欢拍的东西，再把我拍的东西拼命的介绍给你们，这不是很好吗？我才不管你们喜欢什么，我把我想拍的好好拍好了，拍完了之后就拼命介绍。

提问：现在的时代讲究的是市场为主。

萧寒：我们赢得了市场啊。

提问：您会不会为了迎合一下大众有所改变？

萧寒：我没有迎合，我觉得已经挺好的了。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棒的时代，现在真不是一个好作品会被埋没的时代，不要说完美，哪怕某一个特质做的很好，一定不会被埋没。我都不知道还有B站，我不知道的地方都火了。还有我们努力把它告诉别人，只要它真的够好，被你告诉的那个人他愿意告诉他身边其他的人，我觉得这个事就成了。

提问：完全是按自己的喜好？

萧寒：对啊。我不是特别的另类，我觉得我喜欢的，打动我的，别人也会喜欢，我有很多的同理心，打动我的，一定也会打动很多人。就像我刚才聊到的一些故事，比如说那些牦牛能触动到我，我相信你也会用相同的情感去感受，这是相通的，因为咱们都是人。

提问：假如我作为一名记者，询问您关于纪录片方面的一些问题。刚才老师讲了关于牦牛的故事，虽然是很简单的，但是在我的脑海里面不停回放，好像能想到这个故事的存在，老师，您不是只在大本营待着吗，对于牦牛的事情您是听别人讲的吗？

萧寒：对。我也听不懂藏语，很多东西都是翻译过来的，我们每一部片子剪出来是90分钟，但是我们基本上都有500个小时的素材，我们有大量的素材，我们会看素材，我们是好几个摄影师在拍，不可能每一个都能跟到，但是素材我可以看到。当我看到这些素材的时候就想了解，有些藏语听不懂，就问翻译这是怎么回事，在这个过程中了解到牦牛了故事。

提问：我想请问一下您在选择素材的时候，想要表现出来的是怎样一种价值取向？

萧寒：我没用这个素材，片子里面没有特意讲牦牛的故事，而是讲了哪些高山向导，因为再去讲牦牛的故事我怕分散掉主题，时长还是有限度的。我为什么讲这个故事？因为这个故事没在片子里呈现，我才特意讲出来给大家听的。

提问：老师，您刚才说的好东西打动人心，我是非常同意的，现在是一个短视频发展的时代，短视频要求短平快，怎么样用短视频打动人心？我看您拍的都是长片。

萧寒：这个世界上有墙工，也有泥工，也有瓦工，我就是那个拍长片的，短视频会有很多很多的受众，会有很多人去做，我并不会因为短视频很流行就去做，我至少没有想过要刻意去做短视频，我还是希望坚持做长片，因为我觉得这是我们的创作方式和方法决定的，我们拍一部片子至少两年，短视频可能花一周时间就能做，每个人的兴趣点不同，我没法评价。现在是一个阅读也很碎片化的时代，短视频一定是一个特别有市场的，包括我自己带学生，我们也会去拍短片，但那个短片也不短，我会让他们拍20分钟左右的短片，但是我自己会坚持长片创作。

提问：您认为长片和短片存在一个技术和方法上的区别是吗？

萧寒：我没法评价，方法上应该会有。大的方法应该差不多，简单说我们的创作吧，《一百年很长吗？》，我用两年时间做出来，至少用半年时间做田野调查，用一年时间拍摄，半年时间做后期，这是基本的一个配置，要花这样一个时间去做，基本上是完整的两年。

提问：老师，你好！我这个问题是从刚刚你的回答里面产生的，就是关于素材的问题，你也说你们拍一部片子可能历时两年，拍摄一年的时间，你们的素材涉及几百个小时，可是真正走进院线，呈现给大家的就是短短90分钟，我们自己做作业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就会怎么样取舍素材？我们经常看到这个东西很好，那个东西也很好，舍不得放弃某一些东西，我想知道老师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去取舍？

萧寒：有时候自己也舍不得，自己的孩子舍不得去折磨它，那就让别人折磨，请剪辑师下手。我也非常愿意跟很棒的剪辑师合作，《我在故宫修文物》是跟台湾的一个剪辑师合作的，他是侯孝贤的剪辑师。明年我计划跟台湾另外一位非常棒的剪辑师合作，也已经在跟他沟通，他是杨德昌老师的剪辑师。当你自己舍不得剪自己孩子的时候，让剪辑师动刀吧。

提问：我在看这部片子之前，故宫可能只是一个经典，当我看了这部片子之后才想更深入的了解故宫，就想问一下主创有没有做一个东西，把这个片子卖到国外去，让国外的人了解我们故宫背后的故事，让它不仅仅只是一个打卡的经典。

萧寒：这部片子已经在台湾、香港、马来西亚，好几个国家已经上映了，接下来会在日本、美国都会有上映，我已经带这个片子去过美国，接下来日本也会去，日本的发行公司非常喜欢这部片子，因为日本的匠人精神一直是他们特别推崇的，所以这部片子他们也非常喜欢，可能明年会努力推广。

提问：萧寒老师，你好。我有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我们目前很多片子都认为自己是纪录片，我们有时候觉得分不清，我们应该从哪几个角度或者方面判断是不是纪录片？

萧寒：这个事比较复杂，说少了说不清楚，说多了得罪人，这个确实挺难说的，我觉得还是从自己去判断吧，这个没有那么重要。

提问：没有行业的标准去衡量一下？

萧寒：你如果真的想那么知道答案的话，可以去看一些专业书籍。

提问：第二个问题，想拍一部历史类型的纪录片，几十年，上百年的事情发生了，我们拍摄的时候会遇到很多问题，策划、立意这一块觉得挺好，但是实践情况不是很顺利，这一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

萧寒：历史的纪录片，我觉得要很慎重，首先你得对这一段历史有特别详实的考证，这是特别重要的，首先不能以讹传讹，你必须要经过非常严密的考证。另外很多事情它可能是已经发生过的，用纪录片的方式怎么呈现，一个是文献，一个是用旁白处理，另外可能也可以用一种在线的方式，也有重新演绎的方式，因为我不做这一类，所以不采取这样的方式，那一刻发生了就发生了，没有发生就不发生，我也只敢说这么多，其他不太了解。

提问：第三个问题，你明年的片子是属于一个商业电影，还是纪录片？

萧寒：还是纪录片，纪录电影。我多回答一个问题，老有人问商业片的问题，到底什么算是商业片，当他问的时候就把商业片、艺术片对立起来，卖钱的就叫商业片，不卖钱的就叫艺术片？难道《二十二》它是商业片，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但凡要卖掉的都应该算是一个商业行为，在我脑子里面不去分什么商业，我只是会告诉你我们拍了什么，我们是怎样的一个作品，我们是怎么样的故事，有什么样的人物，值不值得去看，会不会打动你，我只是想这个，我当然希望它能在商业上有收获，如果说在商业上有收获就是商业片，那就是商业片吧，没关系。

最后一个问题。

提问：《我在故宫修文物》哪一个镜头比较打动你？

萧寒：每一个镜头都很打动，其实我回答的也很水。

提问：你把重点放在《我在故宫修文物》的哪一部分？

萧寒：放在“我”那一部分，《我在故宫修文物》放在“我”那一部分。

提问：你觉得你在什么角度可以突出《我在故宫修文物》维修师的特点出来？

萧寒：那叫修复师，我觉得这个称呼很重要，要有起码的一点尊重，只要你喜欢字的，就不能用一种显得轻浮的方式把它说出来。

提问：最后一个问题在你拍摄的过程中，你觉得哪一个角度好呢？

萧寒：我没考虑角度的问题，对不起，我这样说话好像老是在怼人，其实真没有。我真没有考虑角度的问题，我觉得我只是想呈现一个人本来的样子，这是每一个纪录片创作者都应该去努力的方向，这个人本来的样子是怎么样的，因为他本来的样子是最打动人的，就是这个。

提问：你拍摄的那些纪录片都很优秀，这个优秀的手法通过课程是学到的，尤其是你这个人，你当过老师教美术，又在电视台干过，斜杠人生你有没有听过？

萧寒：你想说什么？

提问：就是跨了很多个领域都有所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