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公众号《历史之家》
01
我原是陆军41军158医院的一名护士。
1969年12月我过完16岁的生日穿上军装、走进军营，开始了我这一辈子直到退休的军旅职业生涯。
我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那时没有条件打电话，只能书信往来，我每周都会给父母写一封信，同时也能收到爸妈的来信。
正当我还在想着家，想着下一次的探家，12月13日，我们医院接到了上级的一个紧急命令，要组建一个野战所。
军令如山，刻不容缓，部队要打仗了！1978年12月14日，野战所组建完毕，成员由体魄健壮的人担当，首选的人大多是尚未成家的单身男女，风华正茂的我，被理所当然的列入了第一批成员的名单中。
野战所成立后，各种组织动员、思想动员、讨论表态、形势报告等会议的召开，使大家在短时间内，从思想到认识上都达成了一个高度的统一，也更加坚定了大家积极参战的信心与决心。
1978年12月16日，医院接到了上级关于我们野战所随时准备出发的指令。
当晚，行动便开始了。这是一个乌云追月的晚上，飕飕的冷风在冬夜里显得格外的刺骨逼人。
在医院的大操场上，十多辆解放牌大卡车整齐地排列在操场的两旁，我们野战所的全体成员精神饱满，听从号令，整装待发。
操场的四周站满了前来为我们送行的本院同事、家属和孩子，以及住院能走动的病号。
12月17日零点，我们的车队停在了柳州的一个路口，等待将要到来的大部队。
戴上从未接触过的防毒面具，我们女兵被眼前的情景，逗得简直是乐翻了天！
凌晨3点，随着阵阵强大的车轮滚动声由远而近将寂静的夜冲破，我们的车队紧随41军的司、政、后等机关之后，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大部队，向广西的南面挺进，正式拉开了中国部队“拐捌幺两行动”【7812】的大幕。
02
在我们这个野战所的84人中，有40多人是未婚的女姓。
我们大多数正处在热恋之中，有不少已经计划在1979年的过年期间结婚。
我们就这样离开了工作和生活多年的医院，踏上了通往边境线的道路，走向了热血燃烧的战场。
谁也想象不到，在今后的日子里，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一路上的颠簸和车内长时间的沉闷，我们的情绪免不了有些焦躁不安。
部队根据具体的情况，有计划得安排必要的停歇，但每次的小憩也仅仅在5分钟左右，顶多不会超过10分钟。
对于我们这些女兵来说，最难受的莫过于解决个人的应急问题了。
途中小休，关于解手的问题，部队一开始是有明确划分的。规定男的在车辆的前面，女的在车辆的后面。
但让指挥员始料未及的实际情况是，每辆车上都有男有女，下车之后，男女相互就会碰头照面，弄得大家尴尬不已。
后来，上级将规定改成了男左女右，可这样一来，新的问题又出现了。当车队右边靠山的时候，女兵离车太近；当车队左边靠山的时候，右边又往往是开阔的地域。
在蜿蜒起伏的道路上，长龙一样的车队，到处都是部队。
一到休息的时候，漫山遍野撒开的都是兵。我们要想在短时间内，找到一个能隐蔽遮羞的地方，无疑是一件天大的难事。
顾得左来顾不上右，管得了前面管不了后。
大部队不等人，车队说动就会动，这可真的难坏了女兵们。
03
经过三天两夜的奔波，我们于12月19日的下午16点15分，到达靖西县城。
我们的野战所，被安排在靖西县工会的机关院内驻扎。
县工会，坐落在一个不算太大的四合院内，房屋结构与传统的民居建筑，没有多大的区别。
1979年1月14日，上级又下达了一道命令，要158医院紧急再成立一个野战救护所，定名为二所。
这样，我们原来的野战所便顺理成章的被称为了一所。
二所共有82人，这样，我们158医院的参战人数，就有了近170人。
与我们一所不同的是，该所的大多数成员都是有了家室的人。
二所成立后不久，就踏上征程，并直奔一个叫百合的边境小镇。
在41军的侦查处，有一个参谋叫卢源泉，他的未婚妻曾是我们158医院的护士郭毅飞，和我们大家都很熟。
开战前，卢参谋曾多次带领侦察小分队，化妆到边界地区查探敌情。
因为和我们医院的人都很好，所以他每次出发前，都会到我们所来，与我们握手道别。
在他第7次要出征的时候，又来到了我们所。
这次，他化妆成了和当地农民一个模样的人。
一身的粗布衣裤，头上戴着一顶斗笠，一脸的黝黑还蓄着密密麻麻的络腮胡子，让我们几乎都认不出他来了。
这次的出征，他的小分队成员不幸踩中了越军在边境线上埋下的地雷。
为了保护自己的战友，他被炸成了重伤。
04
“卢源泉被地雷炸伤了”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所，我们都震惊了。
当我们看着被推出手术室的卢参谋那满脸的创伤和严重烧焦的皮肤，还有那缠满带血纱布和绷带的左小腿时，我们的心情无比地沉重。
我们无法相信这眼前的场景是真的，一个走时还好端端的人，怎么回来就成了这个样子？
在这次的创伤中，卢参谋的右眼完全失明了，左脚掌也被炸掉。
当时，卢参谋的未婚妻郭毅飞，正在江西九江的某医院进行实习，所以，关于卢参谋负伤的事情，我们全所的战友一时间还向她保密。
2月15日，我们所接到上级的指令，命令所里抽出一部分人员，组成一支精干的前线手术应急小分队，跟随军前指一起行动。
我是这支小分队中的成员之一。
大战在即，不容懈怠。我们紧张、有序地做着出征前的各项准备工作，人员、车辆、器械、药品等，样样都落实到位。
手术队共有三辆大车。
一辆装着供应伤员的奶粉和蛋黄粉及备用床板，还有为烈士换穿的新军装和装殓烈士遗体的墨绿色塑料袋。
另两辆车，则装载着各种手术器械和药品，以及压缩饼干、水果罐头、肉类罐头和队员的个人随身物品。
真的要打仗了。这对于我们从小到大没吃过苦、自幼就生活在优越环境中的女兵们来说，紧张的心情无法形容。
尤其是看到卢参谋那血淋淋的伤势之后，我们受到的震动实在不小。
趁着还没出发，我偷偷写了一张小纸条，“如果我牺牲，请求设法将我的尸体运回祖国。”
写好后，我将纸条叠成一个小三角，悄悄放进了自己的军装兜里。
这张小纸条，一直伴随着我在越南境内的日日夜夜。
至今，我仍保留着它。
05
女兵们都很开心，谁也不知道明天将会如何。
2月16日的清晨5点30分，我们出发了。
途中，我们到了一个岔路口，车队要从这里分开行动了。
我们手术队的三辆车，将向念井的方向开进。
所里的其他车辆，则要拐入另一个路口，往北斗的方向开进。
战友们要分手了，这时候，大家纷纷跳下车来，握手、拥抱和敬礼。
2月18日，我们面前原本一直是车辆轰鸣声不断的地方，不知是何原因，所有的车辆都不动了，全部停在了泥泞的土路上。
经打听才知道，是前方的道路不通了。
因这条路是战前用推土机应急推出来的，本身就没有坚实的路基，加上下了几场雨，再被各种的坦克车、装甲车、炮车和弹药车、运兵车等辎重反复碾压，不堪重负的道路已经完全塌陷了。
2月19日，前进的道路仍未打通。
穿插的部队早已上去，前方的战士一直在冲锋，可后续的增援部队和弹药物质等却运不上去，这可是一条生命线啊！
再看看滞留在路上的士兵们，他们的补给都成了问题，除了随身携带的压缩饼干，战士们开始在石头缝里或树根下接雨水喝了。
前方在打仗，战士们在流血牺牲，而我们却只能呆在原地待命，无奈的心情真的是不好受。
首长在百忙中看望我们。
2月24日凌晨4点30分，我们整理行装，拆卸帐篷，离开念井，跟着打穿插的部队，开始向着越南的高平方向，纵深前移。
06
战争是残酷的，这点毋庸置疑。在战场上，时飘来尸体散发出来的恶臭味道。
这里面有狗的、牛的、马的、猪的，也有人的。
有些尸体已经高度腐烂，甚至爬满了蛆虫。
腐臭的尸气，随着我们的呼吸直往肺部的深处钻，甚至让我们感觉到那些腐臭之气在通过我们的毛孔，往体内渗透直至进入血液之中。
那臭气让我们三天都一直感到头胀和反胃。
眼前的一切，青山已不再秀美，田地已不再有生机。
在我们的心中，产生了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阵阵恐惧与悲凉感。
烈士的遗体，如果是基本完整的，就装车拉回国内；如果已经被炸烂或高度腐烂的，在不好捡拾的情况下将就地焚化，然后再包起部分骨灰带回祖国。
3月5日，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我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越南的领土上开始全面撤军。
我们终于可以回家了。
从2月24日9点15分，我们离开自己的国土走进越南，说是跟在军前指首长的身边，然而，我们从来也没见过军首长，也看不到前指机关的内部，只能看无头无尾的浩荡车队，与自行搭建的简陋窝棚相伴。
在窝棚里，我们能做的就是每天偷听收音机；在窝棚外，我们能见到的就是战斗过后的血腥痕迹。
我们每天谈的是我们会不会死在越南？会不会被越南人俘虏？如果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如何拔枪自杀？
或是大家在关键的时刻，抱成一团拉响手榴弹等等问题。
这十天来，我每天都会不由自主地摸摸装在军兜里的那张小纸条。
幸运的是，我们都还活着。
07
3月9日，我们跟着军部又转移了。
上午8点30分，我们随大部队出发；9点48分，我们经过河安县城；10点35分，我们经过高平市；13点30分，我们到达茶灵。
3月14日9点05分，我们随大部队从龙帮口岸入境，回到了阔别了18天的我亲爱的祖国。
在出国的18天里，我们手术队在没有接收任何伤员任务的情况下，一群年轻未婚的中国女兵，在潮湿阴冷的环境中，身穿一套从不换洗的军装，不洗漱，不梳妆，不冲澡，不擦身，没有任何生理周期卫生的防护，就这样艰难地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漫长的日日夜夜。
这18天，虽然我们没有像广大一线指战员们那样，在枪林弹雨中穿梭，在炮火下冲锋，在阵地上厮杀。
但我们这些大多是在军营里幸福长大的娇娇女们，却真实地感受到了战场的血与火和生与死的残酷场景，明白了战争给人们的肉体和心灵所带来的可能是一辈子都无法抚平的创伤。
我们看到了战争对生命的漠视，听到了伤员们发出的无奈，感受到了亲人痛失骨肉的痛楚。
这些，都将成为我今生永远难以磨灭的深刻记忆。
我们在战场上的经历还有许多许多，或许我会在合适的时候，以合适的方式，再慢慢吐露了。
但是，在与生俱来的婉约、含蓄的思维与天性的定势下，我们女性更喜欢的是凡事都放在肚子里，这也许就是“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缘由吧！
用女性敏感的眼光看待战场风云，用女人细腻的感受领略战争狼烟，用女兵的心路搅拌残酷的视觉，我们能用的常规语言和文字总是显得柔弱无力。
女兵们平时看到一只不动的小蟑螂，都会被吓到大喊、大跳、掉眼泪，但在“战争，让女人走开”的日子里，我们都坚强地挺过来了，并走到了一场跨国大战役的最后。
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值得纪念
——我的越战父亲
文：二大爷
1978年，父亲接到命令奔赴中越边境参战的时候，我还躺在母亲的肚子里。奶奶担心我会变成见不到父亲的遗腹子，成天以泪洗面。母亲也成天惶恐不安，到处托人打听消息。
和银幕上的战争不同，真实的战争既不文艺也不清新。父亲跟我说得不多的关于战争的情景，就是一车又一车用麻袋装着，运回后方的士兵尸体。对于普通人而言，每一具尸体，都是一个家庭的生离死别，是父母对于失去儿子的哀伤，是妻子对于失去丈夫的悲恸，是儿女对于失去父亲的惶恐。走上战场迎接枪林弹雨的，大都是诸如父亲这样的农家子弟。一如《芳华》所隐喻的那样，领导的子女也许都在文工团。
所以今天你要是看见红二代罗援将军、周公公小平鼓吹对美一战，对台一战，你可以姑且笑笑。因为真的到了那个时候，他们是不用上战场的。我从小住在部队大院，在父亲和他的战友中，那些真正经历过越战的军人，我印象中还真没见过喜欢鼓吹战争的。多数人都跟父亲一样，忌讳谈论这些，只有在偶尔的回忆中，会说起一些残酷的片段，和一个又一个消失的名字。
父亲是所谓的老三届，就是恰逢文革兴起，高中毕业的那些苦孩子。成绩优异本来有希望上大学的他，无处求学，又无处就业，只能从军。作为一个嗜书如命、从儿子幼儿园开始就教四大名著的读书人，他本来不适合这个，但这个国家给他们那一代人恐怕没有留下什么选择。最要命的是，他们这一代人，往往把自己的悲剧归结于时代。可是，这种操蛋的时代，是什么操蛋的人和制度造成的，很少有人追问。
1978年接到参战命令的时候，他已经是炮兵营的指导员，驻扎在重庆。就炮兵而言，其实并不是最危险的兵种，因为大部分时候并不需要和敌人短兵相接。但即便如此，普通士兵们依然感到巨大的惶恐。在抵达云南前线后，父亲手下的一个排长在执勤时自己用枪打伤自己，谎称走火，希望可以就此退出；两个站岗的士兵互相对射受伤，谎称受袭，也是为了能早日回家。在战场上，还有整连被包围后，举旗投降的事情发生。普通人就是这样，都是怕死的。听到打仗就兴奋的，恐怕都在央视的军事评论里。
由于文革的缘故，大部分中国军队的训练水平都十分低下，在人数和武器装备虽然胜过越军，但是也好不了多少。特别是在要命的实战经验上，是低于越军的。由于士兵包括象父亲这样的基层指挥官，大多没有经历过实战，在越战初期伤亡是极其惊人的。父亲的部队除了炮火支援的本职工作，还有一项额外的作战任务，就是从前线把伤亡人员拉回来。最初还有担架、棺材。最后，只剩下一车又一车的麻袋。
说实话我不知道诸如父亲这样的老兵看《芳华》这样的故事会有什么样的心情。因为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不怎么愿意给我谈战争。更不要说然并卵的青春和爱情。他从战场上回来后很快就转了业，不愿意留在部队。带回来的只有两件东西，一个立功的勋章，一个在越南谅山缴获的越军坦克兵墨镜。这两样东西被我当玩具玩到灰飞烟灭，他也不生气。他有很多个军用的笔记本，很有时代的特色，前面几页通常都是各种领袖的彩页。但我发现，往往是缺页的。因为批林的时候，他要把林的画像撕掉；批邓的时候，又要撕掉邓的；批华的时候，又再把华的画像撕掉……最后就是一张彩页都不剩。在一个中国军人的笔记本中，就算一个字不写，也清晰的记录着每一个政治大事件。他曾经给我一个军用的收音机，但是每天都要叮嘱我：不要收听敌台啊，有危险……后来我都没跟他说，我脑子里就有个敌台。
由于在部队长大的缘故，儿时我还有一些当兵的理想。但真正懂事之后，就感到深恶痛绝。一个国家如果总是充斥着各种各样歌颂战争的氛围，那是似曾相识的法西斯。事实上某些国家七十年来的每一次战争，可以说都是“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和错误的敌人”，病夫治国的可笑，意识形态倒错的疯狂，一次又一次用国民子弟的鲜血来涂抹。有很多次我很想和父亲聊聊，比如想跟他说说越战的真实起因。但又往往无法开口。我想也许他早就知道，只是不愿意再说。
对于父亲这一代人而言，根本说不上什么“芳华”，有的只是无法挽回的血泪，无法弥补的遗憾。人生或许可以说有一些客观的苦难算是财富，但并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诸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样的为了匪夷所思的意识形态动机，葬送了数十万计中华子弟的无谓苦难，如果到今天还有人在歌颂，你一定替他买一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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