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是一部经典著作，钱穆先生用他精辟的语言论述了五个朝代的政治制度得失，种种真知灼见，令我受益匪浅。俗话说，以史为鉴，这五个朝代的浮浮沉沉，对我国今日的政治制度建设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在这篇读书报告里，我想着重从两方面：中国的地方政府建设和中国的人事行政制度来谈谈历史的经验以及今日的发展。

一、地方政府建设

中国幅员辽阔，这就决定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处理是政治制度建设中极其重要的一环，危及国家存亡。汉代的地方政府建设是做得最好的，一方面，行政区域划分少，仅分为郡县两级，这样避免了冗官，以使行政更为高效；另一方面，郡长官为太守，地位与九卿平等，升转灵活，这样高的地位，就使官员在管理地方政事时有了很强的自主性和自由性。中央政府也会派刺史前来调查，这些刺史一方面可以无所顾忌地指出地方政府存在的问题，一方面又不会管超出职责以外的事情，影响干涉地方长官行政。到了后代，情况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在唐代，中央政府派出去的观察使逐渐成为了地方更高一级的长官，节度使更是掌握了大权，形成了“藩镇”和军人割据，最终直接影响了唐朝的统治。宋代则进一步削弱地方政府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派中央的文臣去监管地方，导致地方政府积弱，无法抵御外族的进攻。明代沿袭了元代的弊病，地方政府分为四级，省（司）—分司—州府—县，县官地位极低，这样就导致县官的精力大多放在了讨好上级上，而没有时间精力去亲民。由汉到清，中国的地方政府建设可以说是走了下坡路。

这些朝代的地方政府建设为我们提供了以下一些历史教训：1.行政区域划分不宜过多，一方面容易造成行政机构臃肿不堪，一方面容易造成管官之官多而管民之官少，真正处理地方政事的官员无法集中精力，同时也缺乏积极工作的动力。2.中央政府不应过度集权，应给予地方政府一定的自主权，同时保证地方政府有人才、有财富，这样一旦爆发战争，全国各地都可提供支援。3.要避免中央监察官成为地方行政官，更要避免这些监察官攫取大权，反过来威胁中央政府的统治。钱穆先生在总论中指出，中国政府有逐渐集权的倾向，这对国家统一是一件好事，但权力全部集中到中央，地方没落，却绝不是一种好现象。因此我觉得，地方政府建设本身要做到机构精简，升转灵活，中央政府则要放权给地方，适度监察，监察官任务完成即返回中央，不仅使中央富，更要使地方富，万民富。

那么中国如今的地方政府建设又如何呢？首先从区域划分上来看，中国行政区划分为省、县、乡三级，省、自治区下辖自治州、县、自治县、县级市；自治州分为县、自治县、地级市；县、自治县分为乡、民族乡、镇； 直辖市和设区市分为区、县；乡镇是中国最基层的行政单位。这种区域划分还是比较合理的，吸取了历史的经验教训，考虑到了现代化建设和行政管理的高效。第二，从地方政府权力上看，自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不断尝试放权，地方政府逐渐拥有制定地方税收政策、实行有限的立法等权力，但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仍未形成完善的权力分配制度以及利益分配制度，如何在保证中央政府权威的同时尊重地方政府的利益仍是一个值得思索的问题。第三，从“官”“民”比例上看，从网上查看历史上的官民比例，两汉时为1:8000，如今仅在职公务员700万人，不算临时工，大致为1:200，大有“冗官”之势，而每年的公务员考试者仍如过江之鲫，中国真的需要这么多公务员吗？裁撤地方政府行政级别或许是解决机构臃肿的可选方案。老师上课时讲过的一个贫困县12个副县长的现象更是暴露地方政府机构臃肿、领导干部“泛滥”的问题，这种无意义的“冗官”不仅导致了行政效率的低下，也导致了公务接待费的严重超支，大量时间经费被浪费在应酬接待上，这在某种意义上不可不说是重蹈了明代的覆辙。钱穆先生说，再精密的制度若是不变革，也是一定要出大问题的。地方政府建设关乎行政效率、关乎百姓民生、关乎国家安全，理应在不断改革的道路上继续完善。

二、中国的人事行政制度

从汉代的乡举里选到唐代创立的科举制，中国选拔官员的标准逐渐从门第转变到了才能，且不论逐渐僵化的科举制度到底能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科举制起码做到了“开放政权”，鼓励更多的人学而优则仕。到了明代，这种科举考试制度日益成熟，进士在做官之前，要先留馆一段时期，之后还要去各地考察，读书学习的同时积累一些实干的经验，将培养人才的制度归并到了考试制度中。科举制历经几代，为中国的行政机构源源不断地输送了大量人才，具有鼓励学习风气、打破门第差距、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意义。虽然科举制已被废止，但这种通过考试来选拔政府工作人员的制度却不断地发展演化，最终，公务员制度在我国建立了。与陈腐的科举制相比，公务员制度无疑适合了现代社会的发展，建立了更加完善的新陈代谢制度、激励竞争机制和廉政勤政约束制度。国家对公务员的素质才能有了更高的要求，公务员的权利也有了更好的保障。

我认为与科举制相比，公务员制度具有三个显著的优点。一是在人员的选拔与录用上，公务员的考试内容有了极大的变化，分为《行政能力测验》和《申论》两大部分，全方面考察人的资料分析能力、推理判断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等综合素质，与明清两代八股文似的考法全然不同，这样选拔出来的人才无疑更加全面优秀。二是在激励竞争机制上，我国对公务员的考核、奖励、处分都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规定，强调激励与约束的统一。而在古代，官员的升迁有时仅凭皇帝好恶决定，若是碰上疑心病重的皇帝，连退休辞官后的行动都要受到监视，官员时常有朝不保夕之感，工作积极性也就很低了，有些官员如海瑞全靠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神感召才能继续坚持。在培训上，我国古代注重的是官员进入官场之前的培训，当官之后则不甚重视，主要靠官员自觉；而公务员制度则有全面实际的培训制度，注重职业的发展。三是选拔机制更加灵活，除考试录用以外还可以采用聘任制，以满足工作需要为标准。

此外，我很感兴趣的一点是政府工作人员的年龄问题。2017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明确指出18周岁以上、35周岁以下的公民才具有报名资格，而在中国古代则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俗语，五十岁进入官场者大有人在，有人为官时已离退休年龄不远，便谎报年龄想在官位上多待几年。在当代公务员制度下，政府工作人员比古代要更加年轻化，这样就可以赋予行政机关更大的活力，提升行政的效率和创新性。

当然，读《中国历代政治得失》。钱穆先生最强调的便是要历史地去看待历史问题。科举制诞生在封建时代，是为封建政治服务的，中国的公务员制度诞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是为人民服务的，其性质首先便不同，优缺点自然也不同了。但我认为这样的比较也并不是全无意义的。可以看到，公务员制度在改进了科举制弊病的同时，不仅继承了考试选拔政府工作人员的方法，更继承了科举制的精神内涵，那就是政权开放，公平竞争；公务员在今日所要具备的精神品德，也与儒家所提倡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化理念是契合一致的。西方直到19世纪中叶才在英国确立了公务员制度，而我国则早在隋代便有了这种制度的萌芽，不由让人感叹先人的政治智慧。

公务员制度是否完美无缺呢？当然也并不是的，它还存在着选拔不够公平、工作分类不科学等亟待解决的问题。公务员的优厚待遇，吸引了无数人前去尝试，居高不下的公务员考试热度究竟是好是坏还难有定论。所有的制度，都要不断地进行修正和调整，才能日益发展和完善，这是我读完本书最大的收获。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亦可以明得失。中国行政制度必将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同时，不断改良发展，提高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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