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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刘平

民国年间的银行职位，被时人视作金饭碗，想要入职银行，确实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么，民国银行又究竟是如何招录行员的呢？笔者最近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浙江兴业银行档案时，偶然发现的一组史料，记录了该行1934年招考文牍员与档案员的一段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从中，或亦可窥见民国银行招录职员的秘辛往事,更可折射出颇为复杂的人情与世态。

两通信函

钱基博先生致杨荫溥先生的信札

这是1934年11月间，钱基博先生致杨荫溥先生的两通信札。文字不长，照录如下：

（一）石湖贤甥如晤：昨承过谈， 以文牍员相当人选见商。晚间思得有郭生则湘，旧以国专毕业，因检得前开来经历一纸，历充税局文牍、法院书记等职，辞笔秀朗，亦能作小诗。此生系闽南名家，其伯父春榆侍郎文学有名，从兄则沄项城时代曾充总统府秘书长，其父久宦鄂中，历任大县而一钱不名，此生兄弟佣书养亲，绝无习气，如贤甥用之，必能胜任。博已去函询问月薪，恐须八十之数。此生现居苏州，日内定有回音。先此布达，即问俪吉。

愚舅基博谨白。二十二日夜

（二）石湖贤甥如晤：昨晨发一信，谅达览，今日午后得郭生则湘自苏州来书， 即以奉察。此生文理优长，字亦古媚，就以往经历言，以筦书记之任， 必能不负所委。专此布达，即颂俪绥。

愚舅基博谨白。二十四夜

钱基博（1887年—1957年），字子泉，别号潜庐，江苏无锡人，古文学家、教育家，早年曾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务主任等职，时任光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今人多知钱钟书，而钱基博即是钱钟书的父亲。钱基博在信函中极力推荐的郭则湘，即为他当年在无锡国专的得意弟子。郭则湘与其弟弟郭晴湖，先后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同出钱基博门下，并被师友誉为“兄弟状元” 。

钱基博、钱钟书父子合影

这两通信函，都用工整的毛笔楷书，写在钱基博先生个人专用的“培风室箸书属草之箋”之上。从信函内容可以看出：1934年11月份左右，总行位于上海的浙江兴业银行拟招聘文牍员，并要求具有相当的文字水平；同年11月21 日，杨荫溥先生面见钱基博先生时，曾托其在一定范围内帮助物色文牍员合适人选；钱基博先生的这两封信函，即是专门推荐了一位名叫郭则湘的人选。

钱基博的推荐信文字不多，但突出表达了被推荐人的多重特点。其一，即是有一定的工作经验，“历充税局文牍、法院书记等职”；其二，具有相当文字水平，“辞笔秀朗，亦能作小诗”；其三，具有相当的家学渊源， “此生系闽南名家，其伯父春榆侍郎文学有名，从兄则沄项城时代曾充总统府秘书长，其父久宦鄂中，历任大县而一钱不名”，而且品德良好，“此生兄弟佣书养亲，绝无习气”。当然，最后， 钱基博也明确提出了希望的月薪数目， 即80元。钱基博的第二封信字数更少， 虽则只是补充一些细节，但仍然重申， “此生文理优长，字亦古媚”，并强调“就以往经历言，以筦书记之任，必能不负所委。”

杨荫溥先生

收信人杨荫溥（1898-1966），字石湖，江苏无锡人，1920年清华大学毕业后，公费选送美国留学，获得美国西北大学经济学硕士学位，曾任国立中央大学商学院教授等职。1931年4月， 他受聘为浙江兴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 1934年调任总行总务处长。浙江兴业银行在民国时期是一家规模较大的民营银行，也是著名的“南三行”之一（另两家为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浙江实业银行），当时的总务处长权限不小，类似今天的办公室、总务部、研究室、人事部等，都在其管辖范围。

一个普通的银行文牍员职位，为何还要惊动钱基博先生亲自书写推荐信？

笔者以为，除了体现了钱先生爱惜人才、奖掖后进的前辈大家风范之外， 恐怕与当时此类职位的激烈竞争有一定关系。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被称为近代中国银行业发展的黄金时代，银行从业人员在社会上比较受人尊敬，薪酬水平也相对较高。当时一个高中毕业生考入银行当练习生，每月只有十元左右的津贴，三年之后转为助员，每月薪水大多也只有二三十元。相比较而言，钱先生在推荐信中提到的目标薪酬80元，按照购买力初步估算，大约相当于今天的15000元。而且很重要的是，这个职位并不要求具备银行专业知识，相对而言，也给其他专业背景的考生提供了机会。当然，竞争也会更加激烈。

他荐与自荐

原浙江兴业银行南京分行旧址

事实也确实如此。浙江兴业银行此前拟同时招收文牍员和档案管理员各一人，并通过不同途径在一定范围内传递了这一信息，于是陆续收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其他推荐函。

11月22日，上海职业介绍所主任潘仰尧致函杨荫溥称：“日前在银行俱乐部匆匆承教，承嘱为贵行物色相当之文书人员，弟数日来郑重遴选，兹得二人，一为吴拭尘君，为沈味言君，似尚适用，特为绍介，倘荷赐予提挈，约期面询，乞示知，即行知照，趋前承教。”看得出，潘仰尧先生的推荐，主要还是职务行为，推荐的文书人员，即管档员。

11月24日，上海市商会严谔声致函杨荫溥：“闻贵行拟聘用管理档案人员，兹有舍戚徐君启文，现在商会担任收发管卷职务，愿意就此职位。徐君品性在服务能力，弟可负责保证。其在商会月薪四十五元，外加年终双薪及奖金，每月约可得五十余元之谱，并由会供给午晚两膳。倘贵行能给以每月六十元之数，则渠当更能尽力服务也。”严谔声先生推荐的是自己的亲戚，职位是管档员，而且对薪水有非常明确的诉求。

11月24日，浙江兴业银行无锡支行经理华汝洁致函杨荫溥：“日前在申得聆教益为快，嘱事正在物色中；惟对于拟稿员年龄限制稍严，较为困难。兹有徐绳祖君，曩曾追随蔡子平君有年，对于管档尚有经验，附上履历一纸，请察核，如认为可以试用，当即通知其趋承请诲。”这是本行内部具有一定职位的同仁所推荐，职位也是管档员。

12月3日，京沪沪杭铁路管理局陈锦寿致函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 “兹有友人归君湜，曾毕业于复旦大学，现充国华中学教务主任，对于上述各端颇堪胜任，亟愿舍彼就此。弟见其造诣已深，故敢代为推毂，倘推屋乌之爱，俾得厕列帡幪，感同身受。”该函称徐新六先生为学长，推荐的是友人。

值得一提的是，笔者曾在相关档案中反复寻找此次招考的简章，但始终未获；但在陈锦寿先生的这封信函中，却意外发现了招考简则中与文牍员相关的部分信息，该函间接提到了文牍员的待遇，即“月薪自六十至八十元”，条件为：“以能执笔作酬世之骈俪文字，撰述公文及略识英语为度。”

12月4日，《新闻报》主笔严独鹤致函浙江兴业银行常务董事徐寄庼先生：“兹有恳者，顷闻贵行需聘文牍员，正在物色人才，因念旧同学汪叔良君，擅长文学，对于笔劄及诗古文辞均甚娴熟，曩任江苏省立中学国文教员多年，今执教鞭于民立高中亦垂十年矣。若令担任文牍职务，必能胜任愉快。” 严独鹤先生推荐的是旧日同学。

12月6日，上海市商会王晓籁致函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近悉贵行现需添用文牍及管卷行员各一人佐理行务，兹有敝友哲嗣冯君其宏，系浙江绍兴人，现年廿六岁，曾在中国公学商学院银行会计系肄业三年，上海沪江大学商学院商业管理系肄业半年，品行端方，作事耐劳，且中文清通，英文颇能应用，能书极清秀之柳体中小楷，尚属可造之才。弟意与贵行所征管卷人才确甚相当，为此备函介绍冯君前来，务祈推爱赐予录用，曷胜铭感。”王晓籁先生亦属上海商界名人，他推荐的是朋友之子，职位也是管档员。

有意思的是，笔者在浙江兴业银行档案中还发现了另外几份史料，是一位名为潘兆龙者此前的自荐函。

其中之一，是潘兆龙于1934年10月19日致徐新六先生的一份信函，他在信中详细陈述了自己的坎坷经历。潘兆龙现年31岁，1921年卒业于湖南省立中学校。1922年任职于工部局电气处杨树浦发电厂，“历三年有奇”。1925年夏， 他北上济南，就任前东北第一军恤赏局总务科科员，旋因该局停办，转任山东电政监督署会计兼济南无线电台庶务。“翌年因监督去职，遂亦告退返沪，适值舍亲吴君赴浙江龙游执掌县篆，承邀偕行，畀以建设科员之职，旋复代理科长。”八个月后，又因县长更调而重返沪渎，赋闲数月，经友人介绍， 充任康泰保险公司簿记员之职，历四载，“因组织家庭，负担增重，请求加薪未遂，故又辞去”。此后，他先后在《大美晚报》馆会计部、和丰银行国内汇兑部等处任职，“期年遭家庭变故， 刺激过烈，致精神萎顿，意志消极，辞职回里，拟作久居之计。”嗣后，“亲友劝勉之诚，高堂期望之殷，勉自振作，莅沪谋食，复自荐于丽安霓虹电气公司。”不料上年春天，又因该公司营业不振，力事撙节，“龙既非旧员，又乏援引，故被裁撤。”最终，他以为， “因人成事，终非久计，爰有经营小实业之举，又值商业凋敝，益以资本短绌，不久即行收歇。”万般无奈之下， 他只得致函徐新六先生求援，希望“附骥而飞也”。

另一封信函，是潘兆龙于同年10月31日，即距离上一封信不满半个月所写的，看得出潘兆龙确实也是走投无路了。该函称：“昨见报载本埠实业界筹组轻工业公司，列名发起者均属海上闻人，而台端亦与其列。窃思该公司资本雄厚，规模宏大，筹备人员，谅多需要，用敢渎陈下情，重申前请，倘不以庸愚而见弃，俾驰驱之得效，自当勉尽厥职，期毋负吹植之雅意。”潘兆龙先生的两封信函，字迹都极其工整。

11月27日，徐新六先生复函潘兆龙：“现敝行拟招考拟稿员及管档员各一人，不知台端有意与试否？附上招考该两项人员简则一份，请察酌见示。如愿应试，俟考试日期，再当函告可也。”这份信函，显然是对潘兆龙此前两次求职自荐的正式回复。看来徐新六先生对潘兆龙先生的求助，还是一直记挂在心。从此后的情况看，潘兆龙选择了报考难度相对较高的文牍员职位。

浙江兴业银行上海总行准考证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他荐，或是自荐，浙江兴业银行都给予了同等的应试机会。当然，基本条件还是要符合的，否则就坏了规矩。12月7日，上海私立南洋模范中学朱企云致函徐新六总经理，亦称徐为学长，“介绍舍亲高光鉴来前应试”，职位为管档员，并注明：“高光鉴，年二十一岁，吴县人， 正风中学高中部三年级肄业。”对此， 徐新六在信函上明确批示：“现在高中肄业，资格不符。”该行以徐新六先生个人的名义，如此回复了朱企云：“惟高君现在高中肄业，核与敝行所订资格不符。且该项考试本日开始举行，业已无及，希见谅为幸。”

有些情况则比较复杂。12月1日和12月4日，上海职业指导所潘仰尧先后致函杨荫溥先生，分别推荐了赵君和、潘既霑两位考生应聘文牍员职位。连同此前推荐的吴拭尘、沈味言两位，潘仰尧先生共计推荐了4位考生。对此，杨荫溥先生于12月4日回复称：“惟现在敝行登记人额已满，业已截止报名，未能将赵潘两君再为加入，殊深抱歉，兹将其履历条及作品随函附还，请察收鉴谅为幸。”问题在于，在这个时间点以及之后，该行实际还在接受其他人，包括严独鹤、王晓籁等人的推荐。因此， “登记人额已满”，很可能便是一种委婉的托辞。究竟是考虑到考生来源的均衡呢，还是考生本身条件的原因呢，就不太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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