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宁远：一个典型文官的非意外死亡|163

典型的文官是谁？

典型的文官是《大明王朝1566》里的马宁远。

马宁远担任什么职务？

马宁远是杭州知府。

现在的说法是，马宁远是杭州市市长。

说他典型是因为无论是在电视剧官员群相还是在明代政治生态下的官僚集团中，马宁远都极具有代表性。

在电视剧中，他出场较早，也是通过他第一次展现了浙江执行改耕为桑政策中的派系力量斗争和地方社会矛盾的加深；通过他呈现了大明王朝的政治结构；通过他工笔描摹出严世蕃等中央权臣、胡宗宪等地方大吏以及沈一石等商人集团。

从马宁远一出场，他的悲剧性结果就势在必然。

性格决定命运，确实如此。

“大明王朝1566”第二集一开场马宁远就奉中央的命令调兵踏苗，强行实行改耕为桑的政策。

面对群情汹涌激情反对的百姓，他无奈而坚定，“我就不明白了，改耕为桑是有利于国家和百姓的良策，为什么就推行不下去。”

“改稻田为桑田是朝廷的国策，你们要么自己改，要么卖给别人改，死一千个人，一万个人，全浙江的人死绝了也得改！”

说他无奈是因为他真心不明白这么好的政策怎么就不受别人支持，百姓不支持、同僚也不支持。

说他坚定是因为他觉得所做之事利国利民符合他的道德价值观，作为官员努力做事，对于朝廷和信任提拔他的胡部堂是尽忠尽孝。

马宁远可能是想不明白这个政策遭人反对的原因，但我更愿意相信他是真不明白。

胡宗宪明白他无法很好柔和地解决（后面多次无果的尝试），马宁远出身寒微从后面对于胡部堂的种种尽忠行为来看，马宁远尽心尽力，然而眼界才识有限。

他真不知道，这个政策的源出就是有极大的问题，而且问题不在技术操作的设计上，是在于这个政策的制定本身是为了谁？！

回想“大明王朝1566”第一集开场便是计算财政收支，严嵩一党仗着为皇帝修建庙宇（明世宗个人爱好）而中饱私囊，以为君上和国家的名义大兴土木，徐阶、高拱等人的户部坚决不愿多批银两。

较量之下，皇帝拍板不能动剿倭经费，不能动其他常例，但也绝不能改掉自己的求仙长生之道，因此决定改耕为田，甚至做出了改耕不改税的所谓惠民政策，可这丝毫无法掩饰帝制下皇帝满足自我个人需求的真相。

再看官僚集团，严嵩一党巴不得借此大捞一笔；内廷集团恨不得继续以此作为取悦皇帝、做好制衡官僚的棋子；基层官员和劣绅更是蠢蠢欲动。

就这样的一个政策，马宁远当然不会知道具体的过程，可是他知道效忠君主和国家，他知道这个政策有所谓的利民功能。

因此，马宁远才决绝果敢，面对闹事首领齐大柱竟然是桑民的时候，看不透政策猫腻的他——真正利民的政策的催动者绝不仅仅是政府，只能认为明明政策的受益者——桑民竟然带着耕民来闹事，只能是一个解释——故意对抗朝廷。

马宁远很熟练地认为齐大柱们是西方敌对势力煽动、有外国阴谋推波助澜他，“改稻田为桑田，上利国家，下利你们！这么天大的好事，就是推行不下去！今天居然还聚众对抗！现在明白了，原来是有倭寇在煽动造反！”

当戚继光把武警官兵带走，下属劝马宁远也撤走之时，他毫无畏惧：“戚继光把兵带走了，朝廷还有百万官兵！聚众对抗，本府台这条命陪着你们！”

面对这样一个忠诚、坚决而愚钝的官员，我们能怎样看呢？！

只能得出马宁远忠于朝廷，知恩图报，没有私心，自身又耿直且缺乏权谋和足够的见识。

这就为后面马宁远炸堤身死埋下了很好的伏笔。

马宁远在做选择，也在被选择。

像一个猎物！

最终不可避免被郑泌昌何茂才、杨公公和沈一石当作了只能低头往前走的棋子。

反复看了几遍，炸堤的蓄谋、实施和后续，对于马宁远的认知也出现了反反复复几次的变革。

现在想想，此君正是在这些方面展现了其可气可恨又可敬又可悲的一面。

马宁远的处事原则是“忠于朝廷，忠于上司（胡部堂），忠于百姓（刁民不算）”。

严党拉他下水的时候，用的竟然是他的理想信仰背后的愚笨。说什么，“毁堤淹田是严阁老和小阁老的意思，自己上级的上级，用意还是要保护自己的上级。”把田淹了，用足够的粮食向受灾户买田，既可以把政策落实，还不会有不良影响，即使是大罪，也是按高级领导意思意图办理，某种程度上也就是按朝廷的意思办理，还能帮助胡部堂。

特别是最后一句，在马宁远看来，胡部堂是被谭纶等人监视，夹在中间不好处事，于是自以为“当仁不让”地应该为他做点什么，他知道炸堤之后的惨状加之他做件事也不是为了自己中饱私囊，因此也会说“什么功臣，天下第一号罪人罢了。”

“到时候砍头抄家，各位大人照看一下我的家人就是了。”但是为国为主（胡部堂）他还是干了。他的底线就是“关口是那么多县被大水淹了以后不能饿死人。我不能让部堂大人到时下不来台。” 好处就是找沈一石要了两颗老参为胡部堂补身体。

炸堤之后，事情越闹越大，马宁远竟然找到胡宗宪自首，当然看过前面此君作风，也就不足为怪，看他说的这些话“我对不起部堂，但我对部堂这颗心还是忠的。”

“我是个举人出身，拔贡也拔了几年，当时如果没有部堂赏识，我现在顶多也就是个县丞。我，还有我的家人，做梦也没想到我能当到杭州知府。从那年跟着部堂修海塘，我就认准了，我这一生，生是部堂的人，死是部堂的鬼。现在我终于有个报答部堂的机会了！”

“我不想瞒部堂，更不会伙同任何人对不起部堂，天下事有许多本是‘知不可为而为之’。”

“部堂，您不要问了。问下去，我大明朝立时便天下大乱了！部堂担不起这个罪，阁老也会受到牵连。堤不是毁的，是属下们去年没有修好，才酿成了这场大灾。但愿淹了田以后，朝廷改稻为桑的国策能够施行，部堂大人不再夹在里面为难，属下这颗人头赔了也值……”

我好想给他贴个标签，但是总是感觉不到这个标签应该选择什么？士不可不弘毅？为知己者死？杀身成仁？上当受骗的糊涂蛋？等等等等。

到最后，我只能说，这大概是帝国体制下典型文官之死，他的悲剧是注定的，是无法改变的。

易中天在《帝国的惆怅》中，专门分析过明世宗，“《明史·奸臣传》说：“帝英察自信，果刑戮，颇护己短。嵩以故得因事激帝怒，戕害人以成其私。”

也就是说，嘉靖这个人，是刚愎自用自以为是的，别人的性命一钱不值，自己的面子比天还大。

该剧还生动塑造了一个个马宁远等典型专制帝国官僚的群象，即天下为私的根本性，也许这个根本性就是马宁远、胡宗宪、严嵩父子、吕芳、徐姐、张居正等等一干人悲剧的注定。

提到易中天那本书，顺及摘抄一段严嵩上台的文字，也许也有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