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时代，丞相的取舍去留、身家性命，尽操帝王之手。相权与帝权是否能分立制衡呢？回答是否定的。钱穆先生极力推崇中国的宰相制度，说：“中国自秦以下，依法制言，是王权相权骈立并峙的。王室与政府有分别，自秦以下，早有此观念，而且此观念极为清晰。王室世袭，表示国运之绵延。宰相更叠，则为政事之时新。”并且他认为中国的宰相制度“在西方历史上很少有同样的制度堪与相比”。据此，钱穆先生断言中国王朝不是帝王专制的社会：“倘使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是专制的，政府是由一个皇帝来独裁，这一说法，用来讲明、清两代是可以的，若论汉、唐、宋诸代，中央政府的组织，皇权、相权是划分的，其间比重纵有不同，但总不能说一切由皇帝专制。”因为朝廷设宰相之位，就认为皇权相权“骈立并峙”，中国王朝不是帝王专制的制度，揆诸史实，窃以为此论不能成立。

李斯乃有名的秦相，不能阻胡亥之篡位，当胡亥在赵高的操弄下，专权肆暴时，李斯被迫上书，为暴君肆虐立论，云：“是以明君独断，故权不在臣也。”其后，身且不免，与其子并被腰斩咸阳，其“出上蔡东门逐兔”之叹，岂非千古臣子摧肝伤心之悲乎？其与谁“骈立并峙”哉？至于汉武与宰相之关系，已于上述，哪个宰相敢拂帝王之意而“为政事之时新？”似未之见也。公孙弘为相时，得帝王信重，“开东阁以延贤人”，不过是养些吃闲饭的门客，并非组阁行政。等到李蔡为相，中经几任，直到石庆，“丞相府客馆丘墟而已”。到了公孙贺、刘屈牦这两任，丞相府已颓败成为“马厩车库奴婢室矣”。所谓丞相不过就是点卯应差而已。稍不如意，命且不保，在帝王面前，就是战战兢兢的奴才。钱穆先生引证诸葛亮《出师表》“宫中府中，俱为一体”，解释说：“宫即指皇宫，府即指政府言。可见在中国传统制度及传统观念下，此宫、府两机构是有分别的，而又可调和和融通的”。但诸葛亮此言似非此意，他下面的话是“陟罚臧否，不宜异同”，是告诫后主要公平对待臣下，“俱为一体”乃是强调王朝是在皇帝一元化领导之下。宋人程颐说过：“天下治乱系宰相。”有学者考证出在宋代，宰相在治国理政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以皇帝名义发出的诏书必须有宰相的副署，才得以成为朝廷正式的政令，宰相有时甚至否决帝王之旨。这是士大夫势力强大后与皇权博弈，宋代皇室让渡部分权力的结果，它并没有形成治统影响后来的王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连杀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任宰相，自胡惟庸被诛后，丞相之位废而不设，君主乾纲独断。

以后历代王朝乃至不叫王朝的王朝，没见过哪个丞相敢跟皇帝叫板。钱穆先生说：“像法国路易十四所谓‘朕即国家’之说，在中国传统意见下，绝难认许。”中国历史上强调皇权至上的话不胜枚举，“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是大家耳熟能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