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6日,
是航空工业一代宗师——徐舜寿
离开我们整整50年的日子。
人们以各种方式,纪念这位被称为“中国米高扬”的前辈。
人们尽数他的丰功伟绩。他的英名写进中国战机发展的史册,歼教1、初教6、强5、歼8、轰6、运7……,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乎全部飞机型号都与他的名字直接相连。
他的身影定格在那些彪炳史册的“第一”里:中国第一架自行设计的喷气式飞机,第一个飞机设计室,第一座跨/超音速风洞,第一部《英汉航空工程名词字典》……,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新中国航空事业。
人们颂扬他的科技遗产和崇高品德。他航空报国的初心像灯塔,照亮无数航空人前进之路。他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许多成为名震四方的院士、大师,如两院院士顾诵芬,工程院院士屠基达、陈一坚、管德、陆孝彭,诸多著名专家如程不时、陈嵩禄、郭松林、黄德森、高忠社、钟定逵、陈绍猷、吴克明、龚国政、付大卫等。
他的伟大奋斗精神,支撑几代航空人薪火相传、披荆斩棘,使中国航空工业从望尘莫及到望其项背,从总体跟跑到主体并跑,正在结束技不如人和器不如人的时代,向航空强国进军。
可是,徐舜寿怎逝于51岁?徐舜寿不是正常病逝,不是因事故而死。徐舜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残酷迫害致死的。他因无法忍受批斗和侮辱,而割腕自杀,虽经抢救未死,但批判不停,十几天后,就在写所谓检查时,轰然倒下。
他去世后,一辆三轮从家中拉走遗体,行进间,因身躯高大,两条腿还拖着地面。这个细节,是一位眼见这一场景的老同志亲口告诉我的。他伤心地说,实在是太惨了!而且,这位老同志还向我补述,徐舜寿请同事们到他家中观看他得到的、当时弥足珍贵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录像带的往事。爱党爱国爱领袖,如此忠贞,足可鉴证。
一代英才,一代功臣,
就这样离开世界,告别他挚爱的事业。
他仅仅活了51年,正是风华正茂之时。
如果他能再活三四十年,
他能为中国的航空事业做出
多少更大、更了不起的贡献啊!
徐舜寿是一位航空大师,也是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爱国的知识分子、合格的领军人物,是一位形象俊朗、气质高雅、品格高洁、多才多艺、运动天赋好、尤爱篮球的“才子”“君子”。一个这样的人,都得不到保护,反而惨遭迫害,那是什么样的年代!在怎样的境况下,他才会选择割腕以结束生命的方式?那是忍无可忍时的最后抗争,那是万念俱灰时仅有的选择。他的死是那个年代的耻辱,而如实揭示他离世的原因,是对那个年代的控诉,是活着的人们的责任,是防范悲剧再次发生的必需。
此前有篇纪念文章里有这样一段话:面对突如其来的政治“湍流”,徐舜寿是冷静的。即使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停止工作,认真写下对自己科研设计思想的反思、批判。1968年1月6日,徐舜寿不幸逝世。他的过早去世是我国航空科研事业的重大损失,许多认识、熟悉他的人无不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惋惜。
这段话真的写得不好!面对“湍流”,他能平静吗?如果“平静”,能有后来的悲剧吗?他的胸臆间一定是充满了不为人解的悲哀,不为世容的伤心,和无法报国的愤懑。“在那段特殊的日子里,他也没有停止工作”,看似褒奖,可下面接着说“认真写下对自己科研设计思想的反思、批判”,语焉不详,究竟指得是什么?是他真的犯了错,而要认真检查吗?还是逼着他,违心地、无休止地自我检讨、自我批判。时至今日,还如此描述徐舜寿的最后时光,真让人不解和哀伤!而且,不是“许多认识、熟悉他的人,无不感到深深的遗憾和惋惜”,而应该是一切正直正义、有良知的国人,都会痛惜这位英才的悲惨离世。
我相信上面那篇纪念文字的作者不会有任何恶意,但下笔时,真的要用心。如果是年轻人,要对那个年代,有起码的了解。而且,让人担忧的是,时至今日,还有人刻意粉饰那个年代,还有人要为那场所谓的革命招魂。
十天前,2017年12月28日,我写了第221篇微文——《生而卑贱是最大的不公——电影<芳华>观后》。评判一部文艺作品,本也见仁见智,但我在影评里,想要说的是,那个时代真的很“杯具”,包括对知识分子的蔑视和整肃,在这一段里,我还专门写到徐舜寿。
“九儒”同“臭老九”的两“九”重合,不知是刻意,还是巧合?多数知识分子在那个年代被强制和强迫接受改造,尚无生命之虞;但有头有脸的文化名人和技术专家,被痛加跶伐,残酷迫害,斯文扫地,以致丢掉性命的,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长长的名单,其中就有新中国航空科技第一人的徐舜寿(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三反分子”,1968年被迫害至死,年仅51岁;1979年平反昭雪)。在半个世纪前的那个年代,对知识分子的厌恶和仇视到了如此地步,真令人铭心刻骨。梁漱溟先生曾写过《咏“臭老九”》一诗,诗云:
九儒十丐古已有,而今又名臭老九。
古之老九犹如人,今之老九不如狗。
专政全凭知识无,反动皆因文化有。
假若马列生今世,也要揪出满街走。
我还在2017年9月17日写了第197篇微文——《我心目中的12位中国当代飞机设计大师》,其中,为徐舜寿虔诚立传。
——徐舜寿(1917~1968),浙江吴兴人。
1937年从清华大学机械系航空工程专业毕业后,到杭州笕桥飞机制造厂工作。1944~1946年在美国实习。回国后,以满腔热情投身新中国航空工业的发展和建设。曾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技术上校军衔。
1956年8月在沈阳创建我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歼击教练机——歼教1;随后,又主持初教-6型教练机和强-5型强击机的总体设计。1961年8月任新成立的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技术副所长,组织专业建设,领导开展对苏制米格一21飞机的“摸透”和高空高速歼击机——歼8的设计方案论证和技术准备工作。
1964年7月,调往西安飞机设计研究所,任技术副所长兼首任总设计师,组织领导了轰-6飞机改进改型设计,为运7和歼轰7的研制做出奠基性贡献。
徐舜寿为“两弹一星”也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接受并领导了核爆炸试验用的取样器的设计任务和用飞机投放氢弹的可行性研究,为中央最终决策采用飞机投放氢弹提供了重要依据。
他把毕生心血献给了我国的航空事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几乎全部飞机型号都与他的名字直接相连。在他的规划下,在沈阳建造了中国第一座跨、超音速风洞;他编写了《飞机性能捷算法》,编译了第一部《英汉航空工程名词字典》,编译出版了《飞机构造学》《飞机强度学》《飞机寿命》等书。
他学养深厚,诲人不倦,思维清晰,作风细致,品格磊落;在技术上有远见卓识,富有创造性和开拓精神。他以自己的学识修养与言传身教,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造就了一批中国航空工业的栋梁之才,如两院院士顾诵芬、工程院院士陆孝彭、屠基达、陈一坚、管德等。
让人痛心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徐舜寿被残酷迫害,于1968年1月6日去世,终年51岁。这是新中国航空事业的莫大损失。
徐舜寿的名字和他做出的巨大贡献被镌刻在新中国航空事业的丰碑上,为国人和后人永世怀念。也但愿政治清平,国泰民安,让徐舜寿的悲剧永不重演。
伫立于阎良的徐舜寿雕像
徐舜寿的名字和他做出的巨大贡献
被镌刻在新中国航空事业的丰碑上
为国人和后人永世怀念
也但愿政治清平,国泰民安
让徐舜寿的悲剧永不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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