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3年至1969年初，我在忻中学习工作十六年。1953年考入忻中读书三年，1956年留校工作，先在图书馆工作三年，后当教师十年，并一直当班主任，代语文、政治、美术课。1963年起又兼共青团和少先队工作。

在忻中，我度过了青少年时代。我在忻中结婚，我的妻子大学毕业后也在忻中工作，当校医，我的二女儿和儿子也是忻一中毕业后考入大学。

我说的忻中，就是忻县中学，就是现在的忻州一中。文化革命前叫山西省忻县中学，是省立中学。1958年至1962年忻县、定襄合并，叫忻定一中。我们这些上世纪毕业的老学生习惯了叫忻中，一开口就是忻中同学。当时新生入学按年龄分班，如我们1953年入学的同学、9月份入学的二个班，年龄大的分为20班，年小的分为21班；11月份又新入学的大龄的分为23班，小龄的分为22班，在忻中，我经历了二个校址，三任校长。

1953年入学时在忻县城内西门坡上的秀容书院。有四角亭、六角亭和八角亭，为忻县城的标志。1954年搬到北关外骆驼店北、新建路西（当时还没有新建路）的新校址。那时北门外只有干疗院、汽车站和更北的大营盘，很荒凉，周围都是庄稼地。新校址占地240亩，操场60亩。操场里有足球场、篮球场（每年级一个）、排球场等，还有400米田径跑道、跳高、跳远、爬绳、铅球、铁饼、手榴弹，普通中学开展的体育项目都有。不像西门坡上那样，活动只能爬台阶。

学校有严格的纪律和统一作息时间。每天早上六点起床，20分钟后都在操场结合，做广播操。之后上早自习。早饭后上四节课，午饭后上两节课。两节自由活动时间大都在操场活动。晚上还有晚自习。一天两顿饭（不知哪年改成三顿饭），晚上九点熄灯。

那时没有电，上晚自习点煤油灯，六个人一盏，带罩。每天下午值日生从总务处领上煤油往灯里添，并把灯罩擦干净。一年以后才有了电灯，而且教室里都是荧光灯。

当时忻县城的特点是电灯不明、马路不平。1954年城建，瓮城拆了，北城门瓮城的“牛眼”填了，只留下北城门楼。城内南北大街和东街有牌楼、元好问祠堂（原文化馆），沿街还有个过街楼，叫明月楼。解放后做过图书阅览室，也拆了。路修平了（水泥路），电灯也明了（修了发电厂）。文化革命中（1972年）又把城墙拆了，拆上城砖修九原岗水库。同时还把南城楼也拆了。忻州城墙是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山西当时保有平遥县城墙和忻州的州城墙。

忻中新校和大同一中的校址是一个图纸，是平房、红瓦、青砖，很美。一进大门是办公厅，校办、党团办、教导处、总务处、会议室等都在这里，办公厅两边靠北些东西是教室（每边16个共32个，教室前后玻璃窗，很明亮。每个教室前后开三个门，能容50多个学生。东边教室后是图书馆、阅览室和水房，再后边是八排男生宿舍，每排七个家，每室两间，大通铺住十人。西边教室后是理化仪器和理化教室、校医室，后边是两排教师宿舍。再后边是四排女士宿舍，结构同男生宿舍。当时，学校要求所有学生都住校，只有很少城内的学生跑校。我们搬入新校后，经过师生两年的建校劳动才成为美丽的校园。忻县中学解放后只有初中班，到1955年招了两个高中班（高一班和高二班），才成为完全中学。以前初中毕业后要升高中，只能报考范亭中学。

我在忻中经历了三任校长：赵希武、吕效舟和王法成。

赵希武是老革命，用革命作风办学，使学校如同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紧张活泼，后调入山西大学任人事处长，离休前任山大附中领导。第二任校长是吕效舟。忻县中学的绿化就是吕校长搞的，他栽树载的都是大树，一年成活，二年成林，学校环境一下就变了。他后来调任晋北地区科委主任（1958年忻县地区和雁北地区合并叫晋北地区）。第三任校长是王法成，他原是忻县行署教育局局长，因五七年忻中学生闹事，他来处理，后留下当校长。忻县中学的良好校风，都是王校长以后形成的。他把忻县中学办成名副其实的忻县地区最高学府。

王法成是原平白水村人，老山大毕业，政治、数学、外语都很好，学生时代入党，是老革命。他最欣赏的人是续范亭，认为其有骨气；还有一个是归国女华侨李琳，曾担任抗日游击队长，比男同志还泼辣。

王校长根据当时党的教育方针---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大胆用人，勤奋办学。只要有一技之长，就让其发挥作用。他视野开阔，党性强，业务熟悉。不管历史上有什么问题的人，只要有用，他都敢用，所谓的“罗、马、白、蔡、朱”、“小电灯”式的教师，就是他提出来的。他说，北路梆子剧团出名，主要是有“小电灯”（贾桂林的艺名），我们也要培养“小电灯”式的教师。“罗”是指罗明锟，1957年曾被划为右派，但数学教得好，调来忻中后受到重用；“马”是指马寅生，是语文组骨干教师；“白”是指白一清，数学教研组组长，一直教平面几何，他的讲课同学们很爱听；“蔡”是指蔡荣芳，是语文教研组组长，知识丰富，讲课生动；“朱”是指外语教研组的朱自成，他是教英语的骨干。因文革批王法成资产阶级用人路线，把“罗马白蔡朱”编成顺口溜，使这些老师受到冲击。其实，忻中还有许多有建树、有成就的老师，如史地教研组组长李亚陶（教地理）、理化教研组教物理的熊允文、体育教研组组长毛侃、生物教研组的狄子中等等，总之很多。记得狄子中老师讲生物讲到细菌，他说细菌很小，肉眼看不见，如果几千万个细菌手拉着手横排唱着嗨啦啦、嗨啦啦就从针眼中走过去了。比喻生动形象，使人终生难忘。还有许多青年教师，尤其忻中毕业的同学上师大深造后又返回忻中当老师，学校领导称这些教师奶媳妇（意思是知根知底）。

各教研组还有与学生们互动的大黑板（每排教室侧面，临马路都在墙上有大黑板），也叫各科学习阵地。记得当时数学组的打擂台，每日两题，每天吸引着不少数学爱好者。

忻中校风好，纪律严，都是王校长亲自抓的。尤其学生入学成绩很严格，不能有一个不合格的学生入校，都必须达到录取分数线。六十年代，王法成的大女儿参加中考，分数不达忻中录取分数线，也只能到忻定二中（原定襄中学）上学。王法成是忻中的校长兼党委书记，连自己的女儿都不能录取，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些县、行署领导的孩子也是够什么分数上什么学校，没有说情、走后门的现象。有一年中考，语文组的一个老师判考卷，他根据字迹认得是他孩子的语文卷子，多加了些分数（当时考试用密封卷），被发现，当天就开会给予处分（离开忻中，下放下一级学校）。我多年参加中考招生工作，门口只贴“闲人免进”，就没有人再进来，更没有人打听某某的成绩情况。

学校每周一开展党团活动，逢年过节都有文娱演出，每学期都有体育竞赛。因为大部分同学、老师住校，星期六晚上显得无聊，学校拿出一点钱，安排星期六晚上在大礼堂办师生之家，搞周末文娱活动。尤其六三年毛主席发表向“雷锋同志学习”后，全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向雷锋学习做好人好事的活动。三年困难时期，王校长把操场周边及校园所有的空地上种上玉米和蔬菜，尽量解决师生饥饿问题。学校还养了荷兰牛、乌克兰大白猪，每排宿舍中的空地分给各教研组自己动手种玉米。我记得1962秋收获后还分下七十斤玉米。当时七十斤玉米顶大事，每天增加一个二两面的窝头，够吃一年。全校团结一致，度过灾难，老师仍旧讲课，学生勤奋学习。

忻县中学像个大家庭，教职工都以校为家。不管干什么工作，只要努力干都受到尊重。传达室有个老工友叫郜心斋，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按时开门，按时关门，按时打钟（学生上下课全校作息靠打钟）。他人缘好，记性好。毕业离开忻中的同学回想起来第一个提到的就是传达室的“老郜”。在学校，钟声就是命令，起床、睡觉、上课、下课、吃饭、休息全凭钟声指挥。老郜打铃很准，听起来很美，几声是起床，几声是熄灯，几声是上课，几声是下课，几声是预备，只有紧急集合，才当当当当。有次中考，一个女生在校园背书离教室远没有听见铃声，等听到了，赶紧往教室跑。当时规定，铃声一停再不能进教室，老郜就看着女生跑，当当当，当当当，多打了几声，等那个女生进了教室才停。那天，人们奇怪老郜为什么多打铃。可这多打的几声，使一个中考的同学没有取消考试资格，避免了一生的遗憾。还有总务处的保管刘应纪，什么时候领东西也没有不耐烦过；文印王重伦，全校学生的考试卷，都是他刻蜡板印制，没有漏过题、出过错；教导处尹友三，每年全校的课程表全是他排，都顺顺当当，没有发生“打架”、“撞车”现象；炊事员宫四，饭菜做得可口，越到聚餐、改善生活越高兴；菜园工人刘金柱，把学校菜园的菜地种的很好，温室也管理得不错，冬天还有油菜、黄瓜等，那时菜市场上还没有反季节菜。

校风，关系到人和人的关系，关系到学校的口碑。学校办的好不好关键是校长。有一个好校长，才有好教师，才能培育出好学生。一个好学校不是一二年就能办成，需要多年，需要持之以恒。

忻中是很不错的学校，学到的基础知识，养下的良好习惯，受用终身。中学毕业，除给上一级输送人才，更多的当了农民、工人、服务员等等，还有的当了解放军，当了飞行员，不管干什么，只要起到“不生锈的螺丝钉”的作用就行。

文化革命把一个好学校解散了。

1966年6月14日造反派的一张大字报把忻中的平静打碎了，校长倒了，以他为首的领导班子垮了，努力工作的同志成了黑帮。学校停课，学生写大字报、搞批斗，高音喇叭整天喊批判、打倒，人心散了，学校毁了。二年后，我和我的妻子赵改芸（她是校医）于1968年12月份第一批36人（当时叫一张发票36人）离开忻中下放忻县，我结束了十六年的学校学习工作，走上了文化、文物工作岗位。

我在忻县剧团、电影公司、文化馆、图书馆、文化局、县委宣传部工作十七年后，又于1986年春调省博物馆工作，1997年退休。

新老忻中接起来了。

我在忻中学习工作时间长，当过学生，当过老师，认识的人多，来太原后不少太原工作的老同学来看我，我成了忻中老同学的联络员。忻州一中的领导，尤其老忻中毕业又任忻州一中党委副书记的邓治荣经常来，之后他和忻州一中校长（兼党委书记）高云伟及其他领导也常来，我这里又成了新、老忻中的同学联络点。于是就想到忻州一中和老忻中接连的事。因为忻州一中办的不错，有老忻中的谱，正好忻州行署专员郝敬恒也是老忻中毕业的学生，再加上行署教育局副局长石林生、郭威也是原忻中的老师，就促成了忻州一中接起老忻中的校史这件事。在20世纪九十年代初，经忻州行署正式批准，忻州一中接连老忻中的校史：忻州一中接管老忻中的档案，管老忻中的退休人员，接待老忻中毕业的学生。促成现在的忻州一中和老忻县中学（也叫过忻县一中）校史的联接。在太原工作的老忻中毕业的同学董全庚、王效贤、段应基、郭林槐、赵黄牛、赵心元、刘廷元、赵雪峰等出力不少。老同学们多次聚会研究，使一件有意义的事办成。大家都参加了2002年在忻州一中举办的百年校庆。老忻中的同学有了母校，忻中的校史有了延续。

蔚润明（80岁）

2017年8月8日

来源：忻中同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