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确切的身份是“缺席的存在者” | 达尔维什生平自述（上）|163

《今天》第115期，精心策划了巴勒斯坦著名诗人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纪念专辑，收录达尔维什自传、诗作，以及薛庆国、北岛、张承志等作者、译者文章多篇，“今天文学”将分期编发专辑诗文，以飨读者。

▎达尔维什生平自述1（上）

马哈茂德·达尔维什1941年出生于位于加利利附近的巴勒斯坦村庄比尔瓦。1947年，6岁的达尔维什和家人在枪炮声中被逐出故乡。他和成千上万个巴勒斯坦人一样，在家乡被占领、摧毁之后，不得不逃离家园，流落到黎巴嫩南部。

“我记得的第一个黎巴嫩村庄是拉米什，后来我们又搬到杰津、达莫尔。我对于达莫尔的记忆非常清晰：海滨，香蕉园……当时我只有六岁，但现在还能清晰地回忆起那时的许多事情。当时我还希望能在战争结束后回到故乡，但祖父和父亲知道这已经不可能了。后来，一个熟悉加利利一带小路的巴勒斯坦向导，带我们回到了家乡。我们住在朋友家里，因为比尔瓦村子已经不存在了，以色列人在那里建起了农庄。回到出生地的梦想未能实现，我们流落到北部的一个叫作代尔阿萨德的村庄，成了难民。当时，要获得居住证非常困难，因为我们是‘非法’进入者。在以色列登记居民时，我们的身份是‘缺席者’。根据以色列法律，我们确切的身份是‘缺席的存在者’：即肉体上是存在的，但没有明确身份。我们的土地被没收了，只能沦为难民。”

达尔维什全家后来又移居到海法附近的村庄杰迪达，并在那里拥有了一套房子。“在海法，我住了十年，读完了中学，还在《联合报》担任编辑。那十年里我不能离开海法。后来我们获得了身份证，类似于居住证。整整十年，我不得离开海法。其中，在1967至1970年间，我被软禁在家里。警察可以在夜间到我家搜查，看我是否在家。由于被控从事反以活动，在1961至1969年间，我先后五次入狱，而且根本没有审判。后来，我不得不离开被占领土。”

对于写自传，达尔维什有他自己的想法：“首先，读者所关心的我的生平，都写在我的诗里了。有一种说法认为，每一首抒情诗都是诗人的自传。还有人认为，读者要读懂诗歌，和诗人交流，并不需要了解诗人的生平。其次，要写自传，我首先要觉得这对读者有益。可是说实话，我的生平很平凡，所以我至今还没有写自传的想法。我不喜欢过度诉说自己的私人生活，以及纯属自己的问题。我也不愿意自吹自擂，自传往往有自吹自擂的倾向，传主笔下的自己仿佛是另外一个人。在《平常悲伤日记》、《为了遗忘的记忆》等散文集中，我其实写了我个人生活的某些方面，尤其是童年和1948年的巴勒斯坦沦陷。”

莫斯科

1970年，达尔维什前往苏联留学。就此他说：

“我第一次离开巴勒斯坦，是前往莫斯科社会科学院留学。在莫斯科，我住在大学城的宿舍里，并没有真正意义上属于自己的家。”

“我在莫斯科住了一年，那是我第一次与外部世界接触。1968年，我曾想去巴黎，而且还到了巴黎机场，但是海关人员没让我入境，因为当时我持有以色列颁发的护照，但国籍标注为‘未确定’，法国人搞不明白巴勒斯坦问题的复杂性。既然我的护照是以色列颁发的，可是国籍怎么会‘未确定’呢？我费了半天口舌，想说明我是巴勒斯坦人，但也没能说服海关人员。他们在机场上盘问了好几个小时，最后还是把我遣返回去。”

“莫斯科是我接触的第一个欧洲城市，第一个世界级大城市。我对那里雄伟的建筑、博物馆、剧院、大河留下了深刻印象。你可以想象我这样一个青年学生，从被软禁的生活环境一下子来到一个大都市的反应。我学了一些俄语，以便应付日常生活。在每天都接触到俄罗斯人面临的问题之后，我原先想象的莫斯科是‘穷人的天堂’这一念头，就彻底不复存在了。我发现，莫斯科并非苏联人宣称的那样是‘穷人的天堂’。”

“我不再相信共产主义的所谓理想，但我对马克思主义依然怀有信心。我们想象中的、苏联媒体所宣传的莫斯科，和人们实际生活中的莫斯科之间有着巨大的反差。在实际生活中，人们面临着权利被剥夺、贫穷、恐惧等种种问题。让我深感震惊的是人们的恐惧感，当我和当地人交谈，他们只有在私下里才会说真话。除了恐惧之外，我还发现国家机器几乎无所不在。总之，我眼中的莫斯科，不再是一个理想之城，而只是一个普通城市而已。”

开罗

开罗是达尔维什离开祖国后前往的第二个外国都市。他说：

“1970至1972年的开罗之旅是我人生中十分重要的事件。到了开罗后，我决定离开巴勒斯坦，而且不再回去了。做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在开罗我早晨醒来，不确定我到底身处何地。当我打开窗户，看到了尼罗河，这才确定我身在开罗。对于开罗，我总是百感交集，但让我高兴的是，我生活在一个阿拉伯城市，街道的名称是阿拉伯语，人们说的是阿拉伯语。更重要的是，我发现自己就生活在我曾经读过、十分喜欢的文学文本之中。我属于深受埃及文化、埃及文学影响成长的一代人。在开罗，我见到了许多我阅读过的作家，其中有些人，我一直视为自己的精神之父。”

“我见到了著名歌手瓦哈布和哈菲兹，还见到了小说家马哈福兹、伊德里斯和剧作家陶菲格·哈基姆。但遗憾的是，我没有见过女歌唱家乌姆·库勒松和文学家塔哈·侯赛因，虽然自己很想拜见这两人。”

“我很感激《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先生把我安排在《金字塔报》作家俱乐部工作。我的办公室在报社6层，马哈福兹、伊德里斯和陶菲格·哈基姆的办公室也在那一层。哈基姆单独用一个办公室，我们其他人共用一个办公室。我和马哈福兹、伊德里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两人个性反差很大。马哈福兹非常守时，也很自律，每天准时来准时走。有时我问他：‘您想来一杯咖啡吗？’他会先看看手表，是不是到了喝咖啡时间。而伊德里斯则完全不拘小节，生活总是乱糟糟的，但他十分豪爽。在开罗，我还结识了好几位我很喜欢的诗人：萨布尔、希贾兹、冬古勒等等，我和他们的关系都非常亲近。开罗确实是我生活中十分重要的一站。”

“在开罗，我的诗歌写作也发生了转变，可以说出现了一个转折点。我在被占领土的时候，人们总把我当作一个‘抵抗诗人’。1967年战败2之后，阿拉伯人会为每一个来自巴勒斯坦的诗人或作家鼓掌，无论其作品是好是坏。阿拉伯人发现：在被占领土上还有人在作抗争，在捍卫自己的权利和身份。所以，对巴勒斯坦人的看法带有一点神圣化了，人们不是从审美的角度、以文学的标准看待巴勒斯坦人的创作。在开罗期间我完成的一首重要长诗，题为《在咖啡厅里喝咖啡的狼》。这首诗发表在《金字塔报》，后来被收入诗集《我爱你或者不爱》。”

贝鲁特

“离开开罗后，我直接前往贝鲁特，自1973年至1982年，一直在那里生活。我至今依然怀念贝鲁特。可以说，我患上了一种美好的病症，那就是‘永远怀念贝鲁特’。我也说不清原因何在。我知道黎巴嫩人不喜欢别人这样称赞他们的城市，但是贝鲁特在我心中确实占有特殊的位置。遗憾的是我只在贝鲁特生活了几年时间，那里是各种文学流派、思想潮流、政治运动的实验场，各种派别相互碰撞，但又相安无事，但遗憾的是战争3爆发了，我的诗歌创作也受到了影响。”

“我认为我最美的诗集之一，是《那是她的图像，这是情人的自杀》。但在战争爆发后，轰炸、仇恨、杀戮、鲜血、死亡，这一切占据、玷污了贝鲁特的天空。我的几位好朋友就这样死于非命，我参加过好几个人的葬礼，其中之一是巴勒斯坦小说家格桑·卡纳法尼。我认为，内战打乱了贝鲁特曾经酝酿的许多文化和思想计划。人们卷入到相互争斗、交战的不同阵线之中。”

“战争刚开始，我就对朋友、熟人表达了对战争结局的悲观。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作为巴勒斯坦人，我们能否不卷入这场战争？对这个问题，官方的答案是：巴勒斯坦人在战争中只是保护自身，反对将我们逐离的企图。但是，当我们试图在贝鲁特建立一个类似的‘国中之国’时，我们确实犯了错误。”

“我面对黎巴嫩人感到羞愧的是，巴勒斯坦人在黎巴嫩的国土上设立路障，盘问经过的黎巴嫩人身份。当然，有人会做出各种解释，找出各种理由，但我却永远为之羞愧。我向自己、也向那些热心于巴勒斯坦事业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朋友们提出了许多问题，其中包括：我们在黎巴嫩获胜，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一直纠缠着我。假如战争结束，我们获得了胜利，这意味着什么呢？难道是我们要占领黎巴嫩，在那里执政？我十分悲观，对于黎巴嫩内战，我只写了一些批评性文章。”

“黎巴嫩内战结束后，客观而言，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事业的互动也有一些积极方面。在贝鲁特成立了巴勒斯坦研究中心，创办了《巴勒斯坦问题》《迦密山》等重要刊物，我以为我会在贝鲁特长期居住下去，对此我并不感到尴尬，因为我认为自己的身份是合法的。如果黎巴嫩人不欢迎我们，或是被迫接纳我们，那我有可能会感到尴尬。当巴勒斯坦领导人和战士们撤离贝鲁特时，我认为自己没必要随他们乘船撤离，而是又在贝鲁特待了几个月。但没想到以色列来占领贝鲁特了。有一天早晨，我走出寓所去买面包，突然发现街上停着一辆以色列坦克，仔细观察，我发现街上空无一人，除了以色列的坦克、士兵和一帮罩住脸的男人。后来的几天十分困难，我不知道该在哪里睡觉。”

“我在餐馆里睡了几天，其间跟邻居打听以色列人有没有去我住处搜查过。他们说，是的，来过了。我就知道以色列人不会马上再去搜查。于是赶紧回家，洗个澡，稍作休息，然后再回到餐馆过夜。后来发生了萨布拉和夏提拉惨案4，我意识到在贝鲁特再待下去实在太危险了。于是，在利比亚驻贝鲁特大使的帮助下，经过几天的辗转周折，我终于离开了贝鲁特，来到黎巴嫩北部城市的黎波里。我和同行的朋友去饭馆吃饭，我们要了一份鱼，因为连续吃了好几天罐头，实在吃腻了。其间我去卫生间洗手，在镜子里，我猛然见到一个鼻子，上面架了一副眼镜。有那么几秒钟，我没有辨认出镜子里的这张脸，仿佛那是别人的脸。”

1982年初，达尔维什来到大马士革，出席大马士革大学为他举行的诗歌朗诵会。活动原定在大学阶梯教室举行，但因为参加人数太多，阶梯教室容纳不下，主办方只好把会场改在公交站附近的阿萨德会堂。达尔维什一到现场，发现会堂大厅座无虚席，当地的一位诗人朋友对他说了一句他后来经常提及的话：“天哪！如果我们这些诗人今天把你杀了，然后去跟法官解释理由，估计他会判我们无罪的！”（待续）

【注释】

1. 选译自巴勒斯坦文化部出版的《有朝一日我们将如愿以偿：达尔维什纪念文集》，2008年12月拉姆安拉出版。达尔维什的自述选自《阿拉伯耶路撒冷报》记者对他作的访谈录。

2. 1967年6月5日，以色列对阿拉伯国家联军发动突袭，大获全胜。这是20世纪爆发的第三次中东战争。

3. 1975年9月，黎巴嫩爆发全面内战，黎境内各派别、巴勒斯坦游击队员、以色列、伊朗、叙利亚等地区势力都不同程度卷入内战。黎内战持续15年之久，1990年才正式结束，给黎巴嫩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

4. 1982年9月16日，以色列以追捕恐怖分子为名，在亲以的黎巴嫩长枪党民兵配合下，在贝鲁特西南部的巴勒斯坦难民营萨布拉和夏提拉实施屠杀，导致数千人死亡。

作者：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ud Darwish，1941-2008），生于巴勒斯坦西北部比尔瓦村，当代阿拉伯诗坛享誉世界的巴勒斯坦诗人，曾主笔起草《巴勒斯坦国独立宣言》，自1964年第一部诗集《橄榄叶》问世以来，达尔维什共出版了三十余部诗集及散文集，其作品被译为35种语言并获多种国际奖项。

编译：薛庆国

题图：Beggars Warming，Jose Gutierrez Solana 绘

书名：红狐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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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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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北岛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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