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深圳：一个死了都要去香港的年代|163

“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这是时任广东省省长习仲勋深入了解“逃港运动”后得出的结论。

40多年后的今天，尽管官方数据仍未公示，但媒体普遍预测，深圳2017年的GDP很可能就将超越一河之隔的香港。

现在回过头看，那些年发生在粤港之间那场惊心动魄的逃港运动，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早已一去不复返了。

第一次听说逃港的故事，是在上世纪90年代，从一个港商那里听说的。她是一个优雅的中年女士，戴着一条纯银的项链。讲话中，有明显的香港腔，一看就能知道那是“与我们不同”的人。她生意做得挺大，在广州北郊经营一家家具厂。

当时，我妈在外经贸部门工作。这位港商来我家，找我妈要个材料，当时还流行去家里拜访。我正好在旁边的书桌做作业（家里不大），听到了这位阔太讲起自己的故事。

她说，她原来是广州人，但不是市里的，是近郊。哪个大队我忘了。1973年，她14岁，做了个决定，就是要逃离这片土地。

她身上发生过什么事，真不知道。但那个年代，大家也是心中有数的。1973年，知青回城，文革到了尾声。经济濒临崩溃，集体公社也好，大寨也好，都玩不转了。很多人都吃不饱。珠三角这边离香港比较近，在贫瘠而无望的生活中，人们知道一河之隔，对岸是完全不同的花花世界。

人生的动力很多都是来自“身边的人”，对小孩来说更是如此。当某人说“香港怎么好”，小孩子就记在了心里。在1964年，谁也看不清未来的时候，眼前的这位女士，当时还是一个小学都没读完的女孩，就做了一个决定。

▲这是1952年5月大逃港时的经典照片，由于香港政府大量遣返饥民，这对将被遣返的一家人嚎啕大哭。

她们是结伴而行。3个小姐妹，最大的也就是17岁，决定从水路过去。

去彼岸更多是因为对此岸的厌恶——父母重男轻女，在家里负责烧饭。既然没法把书读完，那命运也难以改变。十几岁的她们，也知道了该放手一搏。没有商量多久，她们就觉得行动。

广州人将偷渡香港叫做“督卒”，象棋里的术语，意味着有去无回。选择了督卒，就意味着断了与大陆的“根”的联系，也要跟父母永别。

在一个带着雨雾的冬日，她们下水了。在冰凉的河水中扑腾了几个小时，上岸了。

到彼岸了。香港：一个新的世界。

3个人，只剩下两个。

有一个女孩子遇难了。她的脚被水底的网缠住了，挣不开，那再也没有浮上来。

剩下的两个女孩当时也看到了，但……救了就意味着一起死。

▲在当时的深圳，曾经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

听到这里，我都已经有点颤抖了。看着这位阔太的妆容，已经哭花了。她说“多少天都会梦见那个女孩”。

我想到了一句话：“在荣华与光鲜的背后，谁都是在带血飞翔。”

在这位女士的身后，有过如此噩梦般的经历，与死神擦肩而过。逃港成为了她一生命运的转折点。

新中国建立后，因为一系列政治运动带来的政治和经济上的煎熬，使得逃港现象绵延了整整30年。最大规模的逃港潮，分别有四次，分别是1957年、1962年、1972年和1979年，逃港者各个阶层的都有，主要来自广东、湖南、湖北、江西、广西。

陈秉安，前深圳特区报记者，著名作家。他在2010年出版了《大逃港》一书，讲述了大逃港事件。他在一次采访经历中，发现了藏于历史深处的这一事实，认识到深圳在建市之前，有一段被埋没的历史。

▲在40年后的今天，“逃港”已经成为一个历史名词。但让陈秉安感到不安的是，这段历史却逐渐被人们遗忘，甚至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在深圳这个改革开放的最前沿城市，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故事。

在上世纪50-70年代，是一段特殊历史时期，中国内地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状态。但宝安县（1979年3月改为深圳市）不同，这里与香港接壤，把香港的情况看得清清楚楚。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宝安县一个农民劳动一天的收入平均是0.7元，而香港则有70元港币左右。一边早就用上了电视、冰箱，另一边只能吃红薯、咸鱼……于是，“逃港”成为了很多人的目标。

“我接触过一个舞蹈演员，那时在《红色娘子军》里演洪常青，逃港的理由很简单，就是因为一瓶养乐多。他告诉我，每当有香港人过这边来的时候，当地的孩子总是跟着他们。有一次，一个香港人给了他的孩子一瓶养乐多，孩子喝完后还不肯扔瓶子，拼了命地想把最后剩的一点东西吸出来。这个演员觉得让孩子吃别人的东西已经很没尊严，而那种吃相更让他心疼，于是下定了要逃到香港去的决心——他游了5个小时，游过了深圳湾。”陈秉安在接受人民网采访时说。

有一段时间，由于种种原因，边防卡得松，逃港是相对容易的，这造成了大规模逃港潮的出现。1971年，宝安县公安局的年终汇报说，有个村子逃得只剩下一个瘸子了。位于香港新界的罗芳村原来并不存在，几乎都是深圳罗芳村的人迁过去的。

陈秉安介绍，逃港的方式主要有三种：陆路、游海、坐船。其中，中老年、妇女、儿童一般选择陆路，从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边防铁丝网，但这条线路在后期翻越的几率很低了；游海的主要是年轻人，也是最常用的方式。这条路防守不严，但需要有较强的体力和较好的水性。一旦失足，就葬身鱼腹。

▲被遣送逃港者留下的破旧胶鞋。资料图片

很多广东人回忆说，那个时期珠江里总是有很多练游泳的人，孩子从小就被灌输“好好练游泳，日后去香港”。人们通常选择从蛇口一带下水，游过深圳湾，在香港新界西北部的元朗登岸。如果一切顺利，需要一个多小时。“为了防止逃港，当时潮汐涨落时间是高度机密。很多逃港者由于不了解涨落潮的时间，往往选择在落潮的时候下水，结果游到半路开始涨潮，拼不过去，淹死在半路，又被海浪打回到岸上。”

已经解密的文件显示，1962年的逃港潮有如“大军南下”。据宝安县文献记载，这些逃港者成群结队，每人拿着一根木棒，带头者声称：“谁阻止我们，我们就用木棍和他们搏斗！”在沙头角，边境桥头连续两个晚上发生逃港者集体示威、强迫边防军人开闸；莲塘、罗芳村集中了二三千逃港者，他们冲垮了一段几十米长的铁丝网，人流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冲过边界线……

从那时候看，逃港始终是一件违法的事情。这几十年来，强闯深圳河而被击毙的人并不在少数。这条河一度流满了偷渡者的鲜血。在大型纪录片《邓小平时代》中，就有强行偷渡过深圳河的镜头。凡不经合法手续前往香港者，都被视为“叛国投敌”，抓到就处以收容。而边防部队对于偷渡者是最大的障碍。

在上世纪60年代之前，边防战士遇到不听命令的偷渡者可以随时开枪，许多偷渡者被打死在滩涂上和山里。此后，由于上级的严令，开枪的现象才逐渐消失。

▲逃港死难者的坟。陈秉安曾采访过一个当年的“拉尸佬”。这个老人告诉他，最多的一天，自己从公社领到了750元，而在他埋葬的50具尸体中，有4个是他的亲人。

迅猛的外逃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拉尸行”。鼎盛时，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甚为难闻，掩埋困难，就加至20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10天的收入。

80年代在深圳特区报当记者的陈秉安，发现了深圳潜藏着的这段历史。有一次，他参加罗湖一个酒店的开幕式，发言的经理，突然哭起来了。大家都疑惑，这么喜庆的时候，为什么哭出来呢？他说，20年前，就在罗湖这个位置上，他爸爸就是逃港时被一颗子弹击毙的。后来，他终于扬眉吐气，在这个位置上开了一家酒店。

逃过去的人，最早还是比较受香港欢迎的。当时香港经济开始起飞，急需劳动力，所以对逃港者既不抓，也不主动遣返，还出台了政策：只要抵达市区又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些逃港者为经济起飞阶段的香港提供了大量廉价劳动力。

几十位在香港事业有成的逃港者，都是从社会最底层做起，吃尽苦头，慢慢发达起来，跻身社会上层。曾有统计，在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有40多人是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其中就包括金利来集团创始人兼董事局主席曾宪梓。除此之外，“期货教父”刘梦熊、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人，都是逃港者中的一员。

▲被香港政府接纳的逃港者所住的棚户区。资料图片

“而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叫叶小明的企业家。他是1962年逃港，当时只有十几岁。他的母亲在逃港途中被洪水冲走、淹死了，他含泪埋了母亲，把自己的名字改成了叶争气，“发誓在香港干出一番事业来，一定要对得起死去的母亲。”在香港，他从底层做起，奋斗了数十年，干到了一家金融集团的总经理，是行业内数一数二的人物。”陈秉安表示，“一次参加会议，他激动地说：‘今天不是讨论香港六七十年代的经济奇迹吗？你听那些专家分析这个指标、那个政策，他们懂得香港吗？他们懂得什么是真正的香港人吗？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们这些人，是我们用血，用眼泪创造出来的！’”

进入60年代，逃港者越来越多，需要的劳动力数量也够了，港英政府的态度开始变化，实施“即捕即遣”政策。但许多逃港者与香港市民都有亲友、同乡的关系，很多香港人都对逃港者采取同情、帮助甚至庇护的态度。在60年代中期，香港市民还为逃港者的权益而向港英政府抗议。

不过，逃港者在香港的地位是很低的。且不说“人蛇”会受尽蛇头的凌辱，甚至包括殴打、强奸、鸡奸。当时有部电影名为《打蛇》，讲述的是对偷渡者的悲惨经历。蛇头“鹤爷”用尽方法折磨偷渡者，把他们衣服脱去，一丝不挂地站开，并用水去冲，场面相当恐怖。后来在警察的干预下，才将坏人取缔。

▲《打蛇》讲述一班人蛇偷渡客来港，避过警方搜捕，但不幸落入蛇头集团，他们亲友被勒索带钱赎人，否则人蛇会遭虐打致死。最後人蛇终於逃到九龙钻石山，眼见满山木屋，叹道：「我不相信这里就是钻石山！」via电影剧照

哪怕进入了香港社会，也是挫折不断。香港的文化产业很忠实地还原了这一点。1979年有部港产电视剧《亲情》，从内地偷渡过来的阿灿，处境尴尬，不被香港主流社会所理解，成为被嘲笑的对象。阿灿一度成为内地人的代名词。事实上，阿灿的背后，有多么艰辛的回忆。到了90年代，偷渡客的荧幕形象才有所好转，原因之一大概是当年的逃港者已经站稳脚跟，并跻身社会上层。亚视曾拍摄一部连续剧《我来自潮州》，讲述内地人在港发奋图强的奋斗故事。三个主人公曾是潮州某村的村民，后来偷渡来港，并且在香港建功立业。

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

1978年4月，习仲勋被委以重托主政广东，他一上任，就提出到“最乱的农村”去，与逃港者开放交流。之后，他得出结论：“这些人外流，是人民内部矛盾，不是敌我矛盾，经济搞好了，逃过去的人又会跑回到我们这边来。”

深圳特区的设立，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关键。这个特区成为了改革开放的试验田，改革开放、市场经济、招商引资、深圳速度，让这个边陲小镇重新焕发了活力。那些本来有逃港之心的年轻人，突然有了一试身手的机会。在80年代的高歌猛进中，这部分人成为了改革先锋，也是先富起来的一代人。

改革开放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决定。生活水平的上升、收入的增长、机会的增多，令逃港者大大减少。有的从外省过来、准备逃港的人，见到深圳的招聘启事，就不逃了，安心在深圳发展。而深圳也很好地回报了他们。

一个宝安的农民对陈秉安说，“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来内地投资的港商，很多都是当年的逃港者。比如我开头说的那位仪态端庄的太太，不知道她当年经历了怎样痛苦的回忆。他们的到来，让中国获得了更多的就业岗位与税收，也带来了先进的管理经验，并帮助中国从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工厂”。大陆的发展也让香港经济腾飞，在大陆投资的港商也顺利地赚了大钱。

今天，漫步在蛇口的“海上世界”，看到波光粼粼的海面与对面的若隐若现的香港高楼，一片繁华安宁的气氛。但谁知道，就在半个世纪前，海滩上却布满逃港者的尸体。我们今天有幸享受深圳的美好，也能轻松过境进入香港，可曾几何时，有多少人宁可抛妻弃子、冒着生命危险横渡到彼岸。在深圳奇迹的背后，可是一段不忍回首的历史。深圳这个城市，不缺少厚重的历史，不缺少悲壮的故事。

每个人都有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对于那段悲剧，我们要记住，我们也要敬畏。历史的功用不是让你多知道几个八卦几个故事，它真正的作用是帮助你通过过去看到未来。所以越是一个需要规划未来的时代，就越需要一个回顾过去的年代。

深圳，应该要有一个这样的纪念碑，去记住这段历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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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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