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者按：今年，吾师麻天祥先生将迎荣开八秩之喜，兹转载同门师兄解启扬于2013年所撰之《学术评传》，以飨读者。文末尚有鄙人于2008年吾师六十寿庆时所撰之贺诗二韵，附于骥尾。——于2018年1月15日）

注：据同门师兄罗凌告知，《容斋随笔》谓“七十以上为开第八秩”，故七十寿称“八秩”。

麻天祥先生是海内外知名的佛学研究和中国学术史研究专家，其学术研究致力于中国近代佛学、中国近代学术史、中国禅学、宗教哲学四个方向，每一分支研究都成就斐然，自成系统。本文旨在探索麻先生的学术道路，梳理其学术思想，虽或出于以管窥豹，更期有益于后学。

一、大勇气中年变法

1948年初，国事未定的动荡年代，麻天祥教授出生于河南省博爱县城——清化小镇上一个普通家庭，祖上薄有田产，无生计之难。不久，新中国建立，其父劳作经营以养家糊口，渐渐的生计艰难，其母不得不做些刺绣类手工以贴补家用。由于其父粗通文墨，因而非常重视教育。麻先生早慧，五岁入学，虽常常食不果腹，但是学业并未中断，相继在县城的文庙与县一中完成小学与中学学习。麻先生自幼酷爱读书，在那个图书匮乏的年代，读遍了他所能找到的几乎所有书籍，诸如《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东周列国志》、《红楼梦》等。在那个讲政治的年代，他却有一份难得的独立思考。据麻先生说，《红楼梦》给他印象最深的不是主人翁们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的阶级斗争，而是第一与第五回所揭示的人生的因果。

经历了长期战争，百废待兴，大学学科调整以适应国家建设需要，学一门应用的技术以投身国家建设中是当时读书人的理想，麻先生也不例外。他在《五十自述》中说：“在我的心里，唯一的追求是读好书，将来作一个医生，一个真正治病救人的医生，秀才不秀才的，实在没有，也不可能多想。”

中学毕业后，他如愿以偿的入读焦作医学专科学校，并得以在大动荡到来之前完成学业，年仅18岁即参加工作，成为一名悬壶济世的医生。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在那个“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政治动荡年代，人文学科被套上枷锁，稍有不慎便会祸及自身乃至家庭。当医生远离政治，有一份难得的平静。

“批林批孔”如火如荼时，他有机会接触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书籍，老子、孔子、韩非等中国思想史上的巨人开始进入他的阅读视野，“仁者爱人、天下为公、君子之泽五世而斩，以及有无相成、体用一源的理性思维，弥补了我精神上的空旷之地，正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麻天祥：《五十自述》）正是这一时期的阅读，埋下了他日后“弃医从文”的心理契机。他自己亦曾直言：“医海泛舟近二十个寒暑，风风雨雨而有劫后余生之感。说不清是好胜而不甘沦落的天性，还是悲天悯人的忧患，或许是少年得志的坎坷际遇，教我在近不惑之年，对人生的道路重新作了选择。”

常言道：人过三十不学艺，人过四十天过午。麻先生却以非凡的勇气，在年近四秩之际，开始了“中年变法”，人生从此另起炉灶，再造辉煌。

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他开始自学英语，并取得英语本科学历文凭，继而在郑州一所中专学校先后教授哲学、英语、语文等课程，当时中国的博士研究生教育恢复不久，还鲜为人知，全国每年培养的博士生寥寥无几。他即萌生了报考的愿望。这个计划是大胆的，因为他并没有受过硕士阶段的学术训练。不过当时，国家教育系统是被彻底打乱并停滞后再重建的，人们受教育经历不完整的现象并不罕见。

最初进入麻先生视野的，并非他后来从事并卓有建树的思想史与佛学研究，而是新闻学理论，也许在他心中，新闻才能够立时代潮头。1985年，他与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甘惜分教授联系，甘先生慧眼识珠，破格允许他报考。正当他发奋复习迎考时，招生办的资格审查打碎了他的梦想：学历不合格！他因此受到的打击不难想象，但人生的磨难养成了他坚毅的性格，虽面临万般困苦，依然锲而不舍，挫折并不能使他畏葸不前。就在那时候，因缘和合，他接触到了佛学书籍，由此开始徜徉于深奥的佛理中。他争取到了中国哲学史名家任继愈先生的报考同意，但恰好在他报考的那年，任先生不招博士生，但怀着爱才之心，推荐他报考张岂之先生的博士生。西北大学的思想史研究颇有积淀，侯外庐先生在那里开创了中国第一个专门研究中国思想史的博士点，由侯先生的弟子张岂之先生掌门。有志者，事竟成，数年磨砺，终修成果，1987年初，麻先生成为西北大学中国思想史专业的博士研究生，并于1990年初取得历史学博士学位。

二、大智慧卓然成家

麻天祥教授在近不惑之年，开始人生的巨大转折，步入学术堂奥，从年龄来说，不可谓不晚。然而人生的阅历，生活的磨砺，使他一开始学术生涯，就少了年少得志的浮躁气息，多了治学所必需的沉静和稳健。这未尝不是一种生命财富。坚韧执着，板凳要坐十年冷的治学精神，让他心甘情愿埋首于浩渺的古籍之中，徜徉于知识海洋，二十多年来，成果丰硕，卓然成家，屹立于学林之中。他的学术成就，以佛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为主干，旁及其他，影响深远。

麻先生学术研究之重心，首先在于中国近代佛学研究。二十年来，他的研究独立不羁，别出心裁，自成系统，共出版专著及主编著作三十多种，以千万字计。其研究成果沿中国近代佛学、中国禅学、宗教哲学三个支流漫延，最终汇成佛学研究巨流，蔚为壮观。

麻先生佛学研究之起步，当从《红楼梦》谈起。先生幼读《红楼梦》，便注意到其中的因果关系。入读博士一年来，便在《红楼梦学刊》发表第一篇学术论文《红楼梦兼收并蓄的文化思想》，文章秉承侯外庐学派的思想方法，从思想史的角度入手，重点阐述作者曹雪芹儒道融合、以道释佛的文化心理。这是麻先生佛学研究的初次尝试。他自己曾说：“与佛原本无缘的我，第一次学术研究便涉足色空观念，也可说是‘东边日出西边雨’了”。（《五十自述》）

入读博士生一年后，经导师张岂之先生允许，麻先生开始进入学位论文写作。原本希望从自己比较熟悉的医学入手，循医学发展变迁的脉络，作中国思想史的新探索，但在导师张岂之先生的坚持下，麻先生选择了“近代佛学”这一课题，不仅冷僻，而且与玄奥难解的唯识学关系甚密，其难度可想而知。经历了五百个日日夜夜的艰苦努力，麻先生终于完成了博士论文《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篇幅是洋洋洒洒的约50万字。任继愈、石峻、戴逸、张立文、李学勤诸先生评阅论文后，均给与了极高评价。两年后，台湾文津出版社出版了这一学术成果。

在这部鸿篇巨制中，麻先生强调，宗教虽然是以信仰形式表现出的一种超越生存的意识，但也像其它科学和学说一样，既是发掘认知无限的心能，又是躬行社会道德的规范。近世思想家公然为佛弟子，兼治佛学，更使励操幽栖、海蹈山埋、佯狂放荡、神悠旨远的空无旨趣和林下风流，一变而为愤世嫉俗的慷慨悲歌。极乐净土的外在超越，既是社会批判意识的理论依据，又是即心即佛，自贵其心，不援鬼神的内在超越的终极关怀。佛教普度众生的菩萨行精神尤其支持了救亡图存的近代中国使命。如此化出世为入世，变超越为参与，促使佛学在近代史上实现了中国思想的第二次革命。从方法论的角度看，著作秉持侯派治学一以贯之的方法特征，从思想史、社会史切入，借鉴社会学、科学哲学以及文化人类学的方法，着重探寻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依据，用大量的资料证明，佛教的本质在于否定！其一，否定社会主体，侧重个人心意的彻底解脱；其二，否定外在境遇，引导人类寄希望于来世和彼岸；如此以心意的解脱和外在超越的形式而表现为出世的倾向。另一方面，又以参与的精神否定超越的形式，向外形成济世、救世，实现人间净土的工具合理性的理论基础，进一步与儒家内圣外王、修己安人的传统合而为一，从理论和实践上支持了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社会思潮。论文强调，近代佛学的入世转向，突出从本体高度反观人生，因而形成一条求真与致用相结合，由历史通向未来的玄览之路。双相二重否定的理论基础、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外在超越化内在超越，终至入世转向，全面参与的二次革命说、思辨与经世并行发展，以及对晚清佛学复兴原因的探讨，形态、特征的阐述与个案的全面剖判等。

博士论文答辩和著作出版后，前辈学人大多予以充分的肯定，认为这是一部近代佛学乃至近代思想史研究的开创性著作。该书后来在河南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了多个国家奖项。在此基础上，麻先生又出版了《佛学与人生》、《反观人生的玄览之路》、《欧阳竟无》、《20世纪中国佛学问题》等近代佛学研究力作。

麻先生佛学研究的另一着力点是中国禅学，代表作是《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学术界对中国禅学研究较多，成果也比较丰富。麻先生另辟蹊径，研究中国禅宗思想，历时四年，于1996年4月完成五十余万字的《中国禅宗思想发展史》。与所有同类著作不同，专著95%放在宋以下，对禅宗思想的中国化、庄老化给以全新的诠释，为禅学研究独树一帜的专著。著作最为集中论述了一个观点是：禅宗思想是大众化的庄、老哲学。这一成果建立在前人、今人的研究基础之上，但并不因循前人的道路和已成之局，而是概述继承了《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中提出的佛学二次革命论，认为宋以后佛教不是衰落，而是高层次全面渗透和发展，并籍以强调，禅宗思想重铸了中华民族的人生哲学，丰富了知识阶层的理性思维，陶冶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著作用大量篇幅论述近一千年来，禅宗思想与理学，心学，乾嘉汉学，今、古文经学，乃至“帝王之学”，以及逻辑实证、直觉体悟等方法的会通、渗透及至融合，探讨它与当时主流文化，社会思潮的亲和与互动。著作还追循原始，考证“禅”名之嬗变，以文字考校和思想变迁的历史事实，指出禅宗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既得益于庄、老，亦成就于庄、老。著作发挥其考证长项，考源朔流，指出佛法初来中土，“禅”经创造性翻译，早已流行于汉魏，慧皎以庄老解禅，当在菩提达磨之前。《坛经》之创，基于《南华》，而承于道生、僧肇诸大德之后，是庄老的哲人之慧，而非僧人定心修身之法。著作还力图借佛教在中国移植、嫁接过程中彻底中国化的历史事实，进一步阐明文化融合、互补，即本土化的意义。该著作后来经过再版和修订改写，又先后有《禅宗文化大学讲稿》等著作问世。

宗教哲学研究是麻先生佛学研究深入的又一领域和阵地。90年代末，麻天祥教授开始关注佛教哲学研究，在《中国社会科学》（2001年第六期）杂志发表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佛学非本体的本体诠释》，认为中国佛学的本体观念与世界上大多数哲学都不相同，它是一种非本体的本体论。以缘生为理论基础，否定外在的本体，并以性空为实相，顺化而为实相非相的本体论。建立在缘生基础上的因果论，不仅凸现了非本体的倾向，而且置因果必然性于条件偶然性的架构之中。相对主义与虚无主义之辩，进一步说明非本体论超二元对立的思维基础。言不可言之趣，说不可说之理，则是佛家非本体的本体诠释的一般方法。在此基础上，麻先生先后完成《中国宗教哲学史》、《宗教学新论》等专著，对宗教给与全面客观和全新的界定。一般认为，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就是宗教，而他指出：这是严重的误解。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不是宗教，只是宗教组织，或者说制度化的宗教。真正的宗教是借助心力，即认知能力的扩张，超越无限，乃至把握无限，从而实现人生终极价值的合理性过程，它是同无限的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宗教组织则不然，在制度化的过程中同宗教的二律悖反，常常表现出它们的世俗化的、有限的特色。提出有限无限、终极关怀的合理性过程。这种超越常识的宗教定义，对宗教学研究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宗教哲学史》是迄今为止唯一的一部关于中国宗教哲学的专门性学术专著。《如是我闻——麻天祥佛学与宗教哲学研究》则是他宗教哲学研究的论文汇集，反映了他对宗教哲学，特别是佛教哲学研究的独特思考。

除了佛学研究，中国学术史研究也是麻先生学术研究的另一个中心。《晚清佛学与近代社会思潮》在学理和现实生活中的亲和，触发了他对中国近百年学术史研究的兴趣。如何评价传统，如何引介西学，如何建设中国文化的未来，无疑是中国学术在现代化转型中的重要课题。而古今中西，皆可从佛教中国化及其在近代入世转向中见其端倪。所以，早在1995年，麻先生就发表了《挑战与回应的百年学术》（《天津社会科学》1995年第三期），论文借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文明研究中的“挑战”与“回应”说，指出近代百年的中国学术演变是中国学术文化面对西方文化的挑战与回应。认为晚清无法维系其天朝上国的封闭文化格局，面对西方文化如决堤的潮水，百年学术也就是以对中西文化，连带对中印文化的比较、选择，及由此而做的趋同假设与实践，作为对西方文明挑战的回应。而《创变中的民国学术》（《浙江学刊》2001年第二期）则是对民国学术史的宏观研究，文章指出，就民国学术的社会背景和思维方向，由几个问题入手，力求对民国时期的学术作宏观的把握。认为民国学术在由私向公质变的基础上，充分显示其固有的兼容并包之长，缓缓地流向世界文化潮流，从而表现出中西交汇的特征。

学术史的个案研究与通史相结合，是麻先生学术史研究别开生面的重要原因之一。博士毕业后不久，麻先生就承担了《汤用彤评传》的写作任务。汤用彤先生学贯中西，兼通古今。对汤用彤先生的研究直接影响着麻先生的学术史观。1993年，《汤用彤评传》出版，该书以考据、比较、综合的方法，通过对汤氏生平、学术的条分缕析，展现其中印文化接触、冲突与调和的历史观念，着重强调不同文化趋同的可能性和必然性，进一步指出因革损益、并览今古、中西互补、创造性转化的文化发展态势。把佛学研究与学术史研究进一步扩展到导致当今社会冲突与振荡的整个文化领域。

如果说《汤用彤评传》以个案来呈现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独特风貌的话，那么，六十万言的巨著《中国近代学术史》，则是他全面研究近代学术史的成果汇聚。该著作涵盖面广，包含了近代学术研究的各个领域。概述根据对社会变革和世界文化趋同的分析，立足图强富国的社会文化大背景，在古今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前提下和比较的基础上，展现中国近代学术选择性的创新与趋同。其内容集中在如何评价传统，怎样引介西学，建设什么样的未来文化等诸问题，充分展现了“变”与“合”的特征。全书从文化哲学的角度，集中表述中国近代古今中西文化争论及选择与趋同的理念，为近代学术的变与合提供理论根据。内容涵盖了经学、子学、佛学、史学、文学，以及现代意义上的哲学、社会学、经济学，乃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等；书后附近代学术年表，以明学术发展之脉络；是迄今为止全面系统展示中国近代学术的专著；为中国近代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

麻先生还非常注重学术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他主持编撰的六卷本《民国学案》就是具体表现，为学界研究民国学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系统的侯派学术方法训练是麻先生取得非凡学术造诣的基础。英国思想家培根在论及学术方法时，曾比较蚂蚁、蜘蛛与蜜蜂。蚂蚁是非常勤劳的小东西，它们成天都忙忙碌碌，把食物从外面搬回自己的窝里，贮存起来准备冬天用。蜘蛛则整天忙于吐丝织网，从自己肚子里面往外吐东西。只有蜜蜂不同，先忙于采集花粉，吃进肚子里，以后又把它们吐出来，酿成美味的蜂蜜，既来于花蜜花粉，即不同于花蜜。这个比喻应用到学术研究中，就是对学术方法的深切反思。麻先生无疑是学术研究中的“蜜蜂”。侯外庐学派非常注重学术方法训练与养成，麻先生深受教益。他在谈到自己的学术方法时，把学术方法归结为三条，第一条是学术研究的原则：历史和逻辑相结合。也就是说，思想史研究，不仅要注重思想生成、存在、发展变化的社会背景，历史条件、生存方式等外在环境，尤其要注重思想的内在特征和逻辑必然性，即其与社会符契、反映时代精神的内涵，体现思维深度的逻辑框架，以及昭示未来并与时俱进的厚度和张力。第二条则是从内容来说：精英思想与平民思想的互证互补。他认为，思想史研究以精英社会为主干，以正史为依据，无疑能准确反映社会思潮，而穷古今之变。但是，平民文化和平民思想同样是社会思潮的组成部分，哪怕是细流或涓滴。民间资料对思想史研究自然大有裨益，与精英、正史的追寻应当说是相得益彰。思想史研究尤宜要注视同日常行事密切相关的平民思想，而搜求于市井草莽之间，予以抉择综合，推陈出新。在具体的研究中，“三学、三义、三难”构成学术研究的第三条原则。麻先生认为，治中国学术，有文章、义理和考据之三学，三者不可缺一。治学还需厘清三义：字面义、文本义和诠释义，三者不可缺一。为学有三难：淹博难、识断难、精审更难。这三条原则在麻先生对自己学术研究的方法要求，也是他研究成果的关键。

麻先生深受近代诸子治学方法的影响，不愿仅仅做窄而深的旧式学者，更倾向于在多元的学术文化中兼收并蓄，博取众家之长，汇通中西古今学术。他认为，学术研究成果的取得一方面来源于勤勉的研究，傅斯年先生所说的“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是学术成绩取得的不可或缺的条件；另一方面，广泛的学术交流也非常重要，为学术研究提供开阔的视野与辨识能力。麻先生非常重视学术交流，而早年自学的英语为其进行学术交流提供了诸多便宜。他多次走出国门进行学术交流，或开会，或讲学，或作高级访问学者，遍及欧美、东南亚、港澳台等诸多国家或地区，心得颇丰。

研究近代学术，激发了他对近代中西文化碰撞的沉思与对建设未来文化的思索。带着这样的问题，1995年，他走出国门，赴美参加学术会议，希望在美国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体察它的长和短，探究现代文化因革、互补的必然性和可能性。1997年又作为教育部公派的高级访问学者，在乔治·华盛顿、马里兰大学做研究与交流，并与相关学者进行交流对谈。值得一提的是，他不仅关注作为精英学者的学术研究，而且深入到美国大众文化之中，甚至在广场上参与大众进行文化交流，并作宣传介绍中国文化的演讲。两岸文化交流开放后，他又多次应邀涉足台湾，参加台湾举办的佛学研究会议，足迹遍及台湾的每一个地区，影响甚巨。作为在文化上有血缘关系的日本与韩国，更是他考察的对象，并多次赴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做学术交流，并在学术大会上选读论文。游学对学术研究最直接的受益是其研究成果少了偏狭，而展现着恢弘大气的学术风格。

三、大慈悲育人养心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麻先生是学者，更是大学教师，博士研究生毕业二十余年以来，他先后在西北大学、海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等高校任教，讲授课程二十多门。尤其是在湖南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任教时间较长，弟子众多。

麻先生讲课有其独特风格，深入浅出，风趣幽默，旁征博引而循循善诱，深受学生欢迎。天涯博客（http://blog.tianya.cn/blogger/post_read.asp?Blog ID=1761993&PostID=14319662）上有篇文章《湖南师大5-223宿舍生活备忘录》里说：“大家都很喜欢听麻天祥先生上课，对他的学问与人品非常景仰，每次课堂上都要被麻老师生动有趣的演说所倾倒（‘麻倒一片’）。由于麻是博士生导师，所以尊称他为‘麻导’。”

由于中国大学专业分割比较明显，相当多的高校教师在讲授人文课程时也受这种条块分割影响，讲课过于“专业”，阉割了人文课程最为核心的人文精神，弱化了对学生人文素质的陶冶。而麻先生则更像一个豁达优雅的智者，武汉大学建筑学院的一位学生在人人网（http://blog.renren.com/share/251085292/6962512528）上这样来描写麻先生的课堂：“他可以在一些眼花缭乱的极为相似的佛塔图片中精确的说出他们之间的细节形态区别以及历史文化关联，他十分熟练的使用对我们来说都很生僻和复杂的建筑学术语，并把这些对建筑的讲解嵌入到一个完整的佛教的传入和地方化的过程梳理之中。虽然是在探讨建筑，但同为嘉宾的另外两个建筑系的年轻老师却被麻老师的侃侃而谈衬托得像是不知所措的小学生。”

数年来教学南北体验，麻先生针对现代人对宗教的偏见和重物轻人的社会导向，一则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二则对宗教予以学术性的阐释。

众所周知，作为培育人的德性和技能的教育事业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根本动力，历史前进的决定因素不仅仅是生活资料、生产工具的生产、再生产，更重要的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再生产。国家的现代化也不只是生产技术和物质享受的现代化，更重要的是人的现代化。这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和不言而喻的道理，却往往被耽于物质享受的现代社会所忽视。这些话固然是老生常谈，然而，生不满百，却怀千岁之忧，大概是中国知识分子不易之本性，藉此表示对国家、民族和人类前途的一点忧患罢了。人文精神与人生使命贯穿于日常的课堂教学，对学生有着“润物细无声”的效果。麻先生作为一名人文学科的大学老师，在日常讲课中注意学科贯通，融中西，通古今。把人文修养自然而然的融入到亲切自然的课堂教学中。有学生因受他课程影响而改变自己的人生选择，甚至有理工科学生因此而改学就业前景不太好的思想史。

作为大学学术中坚，培养研究生是他重要的工作。为学先做人，做人须读书。麻天祥教授有一篇演讲叫做“多读书，读好书”，鼓励学生读书，认为读书首先能“继绝学，明事理”，读书可以教人不以个人的尊严奴役他人的尊严，不以自己的自由侵犯别人的自由，不以个人的权利剥夺民众的权利。读书其次能“熔铸人生观念和道德情操”，“陶冶性情与审美气质”。因为明白事理，才能确立正确的人生观念和道德操守。读书能给人以美的享受，能使人的精神得以升华。不难看出，他是把读书当做培养健全人格，具有人文精神的现代人的当然“法门”。这也是他对自己学生的基本要求。他先后在中国近现代史、宗教学、国学等专业招收培养研究生，方向涉及学术思想史、佛学、医学伦理，乃至国学等。在二十年的研究生培养中，培养硕博士生与博士后数十名。港澳台也有多人因闻名而投其麾下。他还培养了多名外国留学生，为中国文化对外传播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二十多年的学术生涯，麻先生几乎保持着平均每年一本书的学术高产（包括再版或修订版），发表学术论文二百余篇，成果丰硕，影响超越了国界。之所以能做到如此，正是他自己常说的：吃饭是应付自己，饮酒是应付他人，唯有坚持不懈追求人生目标才是实现人生价值，而他的目标就是学术思考与研究，在学术研究中体认人生的价值。馒头加面条，清心寡欲的简单生活是他的日常生活。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了学术研究，如今虽年逾耳顺，仍不敢怠惰，孜孜矻矻做学术耕耘。

儒家有“三立”之说，《左传·襄公二十四年》：“（穆叔曰）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立德、立功、立言成为中国古代士人的人生理想。然而，做到“三立”何其难哉？于是，立言便成为读书人的人生价值的重要追求，而“立德”与“立言”正是麻先生的人生追求。他不是个仅仅为学术而学术的人，他对学生说，学术要有担当，也是他对自己的学术要求。他常常引用宋代哲学家张载的话来表明自己的学术追求：“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麻先生研究佛教，自己却并不是佛教徒。他认为，人类的情感需要一种思想、理论，或者是宗教，来维持世界的前进和发展。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思想，任何一种思想、理论，都向人们提供种一思维方式、生存价值和生存观念，到底哪种思想好呢？这就需要有所拣择。他推重佛教以缘生为基础，以和合、众生一体的现实关怀思想。在他看来，佛教的思想资源理所当然的未来中国文化的重要思想资源。

（原文刊发于《天中学刊》2013年第3期）

附录：贺吾师麻天祥先生六十寿（姚彬彬）2008-5-19

其一

少壮有奇志，俯仰尝问天

不忍众生苦，悬壶济世间。

返身明大道，贝叶探幽玄。

行脚遍五洲，法音动大千！

其二

风骨宗魏晋，悲心契近贤。

禅道明不二，行化六十年。

吾愧为宰我，仰高钻弥坚。

惟具香一瓣，颂师福寿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