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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25日,刘海粟与成家和带着襁褓中的女儿英伦,匆匆结束了第二次欧洲之行回到上海,此时的刘海粟,心情并不轻松……刘海粟早已接到学校的告急信,说是“美专的经济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他随即找到银行界的朋友,为学校迅速解决了燃眉之急。接着,他着手整顿教务工作,开始物色既有艺术修养又务实能干的教务主任。

谁是最适合的人选呢?他首先想到了一位忘年之交,一位名叫谢海燕的年轻人。

谢海燕,广东揭阳榕城人,受刘海粟早期著作《画学真诠》和《日本新美术的新印象》启发影响而热爱美术。他从上海中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系毕业后,又留学日本,在东京帝国美术学校研修了绘画和美术史,当时正在汉文正楷印书局担任编辑部主任,兼《国画月刊》主编,同时也在美专上一点课。

虽然谢海燕对刘海粟心仪已久,但两人初次见面却是在数年之前。

那是很偶然的一次邂逅:刘海粟暑假到普陀山写生,因为台风而滞留在定海城内普济寺下院里,当时谢海燕正在与定海公立医院相邻的望海楼内疗养,两人在散步的时候不期而遇,因为都是搞美术的,俩人一见如故。

在望海楼,在普济寺,两人从欧洲艺术谈到日本浮世绘,从日本画坛说到中国书画,谈得十分投契。

谢海燕曾经说过:“我们的认识是很偶然的,但第一次就给我的印象很深,庄厚的气质,阔大的口,一看就知道是有识略有气魄而长于辩才的人。一接谈又知道是对于学问具有十分的至诚和心得的人。”

刘海粟比谢海燕大14岁,对这位年轻人极为欣赏,认为他是教务主任最适合的人选。但谢海燕担心自己年纪轻,资历浅,学识经验都嫌不足,又不是上海美专出身,表示不敢应命。

刘海粟体谅他的心情,就让他名义上先担任教务襄理,实际上委以教务主任的一切权利,两人联手进行教学改革和整顿,一个学期不到,成效显著。

曾是上海美专学生的中央美术学院原党组书记王琦回忆说:谢海燕教务主任就碰见我说,哎,王琦,刘校长很希望见到你,他在图书馆去检查同学的借书单子,就看见你借书的次数最多,说“王琦这个同学很用功啊。”

王琦回忆说:有一次海老接见我啊就不是为了借书,大家感觉伙食不好,经常在食堂里面闹事,而我在当时也是闹事闹得最起劲的一个。有时候菜不好的话,我把桌子推翻了。当时就成立了一个膳食改进委员会,推我当指挥人。一次,海老召见我了,跟我谈话,他说你看学校这么困难,一个私立学校,我为这个学校的经费我还四处奔走,你们不好好地学习,还闹事的话,如果这样的话,我学校我都不想办了。当时我们也不了解这些情况,总认为伙食不好就闹,后来海老这么一讲,我们想也合情合理的是吧,我们就不闹事了。

刘抗见证了这一时期美专的发展历程。

他16岁从新加坡到上海求学,考进了美专的西洋画科,以后到法国留学深造,刘海粟一份电报把他召唤到学校任教,当时他才23岁。

刘海粟担心刘抗过于年轻,在他未到学校时,就用两间教室专门陈列他的绘画作品,学生们看到展出的作品沉着洗练,都以为即将开课的老师是个中年人。

到了正式上课时,刘海粟仍不放心,细心地将刘抗担任的那间教室门上添上了自己的名字,成为“海粟刘抗教室”,藉此稳定学生的情绪。等到一学期过后,看看刘抗已能胜任,他才把自己的名字去掉。

对此,刘抗感叹道,海粟先生“爱护后辈,照顾后辈,真是无微不至。”

在刘抗任教时,上海美专的学生已超过800人,学科也日趋完备。刘抗吃住在刘海粟家里,无形中也如家庭的一个成员了。使他记忆犹新的是,经常来访的政府官员、外交使节,有的威仪四溢,有的风流倜傥,但使他产生好感的,还是学者名流,“像蔡元培、叶恭绰、柳亚子等,他们侃侃而谈,不离诗书字画,一派斯文,令人历久难忘。”

刘海粟之子刘豹回忆说:我父亲是好交朋友,凡是他谈得来的,投机的,那就是好得要命,所以我们几乎每天吃饭都有客人来,都是我父亲的好朋友。

在刘海粟结交的好朋友中,最为独立特行的莫过于陈独秀了。1936年1月30日,《申报》上登载了一条消息:“上海美专绘画研究所本学期聘潘玉良为主任。”其实,这是潘玉良的兼职,她曾经让人拿着这张名片到上海美专领工资,留法回国后她住在南京,执教于中央大学,她上课的地点距离关押陈独秀的南京老虎桥监狱仅仅咫尺之遥。

这已经是陈独秀第五次被捕了。

这一次,经宋庆龄、章士钊等多位知名人士四处奔波、协调营救,他才保全了性命,被判处监禁13年。

陈独秀把坐牢当成做学问,研究起了古文字。

这一天,号房的门突然被打开了,来的竟然是刘海粟。

刘海粟怎么会出现在森严壁垒的监狱呢?这是陈独秀一帮老朋友的主意。大家认为到监狱里来探视一下,或许对他的精神有所支持。

由谁出面呢?蔡元培等人觉得刘海粟比较合适,十几年前,陈独秀在上海法租界被抓进巡捕房,刘海粟曾托人把他保释了出来。

这次前来探监,刘海粟欣然从命。

他带来了蔡元培赠送的《尔雅》以及一些生活用品,还有自己新近在黄山的一幅写生《孤松图》。

刘海粟原想取其“孤松不孤,一松独秀”之意作为赠品,谁知陈独秀拿起笔来,又在上面加了一段意味深长的话:“黄山孤松,不孤而孤;孤而不孤。孤与不孤,各有其境,各有其用。此非调和折中于孤与不孤之间也。”

于是,刘海粟又把这幅画带了回来,同时还带回了陈独秀特意为他书写的一副对联:“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

战争阴云密布,已经到了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之秋。在纪念上海美专成立25周年时,刘海粟发表文章指出,我们的“使命所在,盖以艺术美化群伦,以造就民族崇高之人格,以增强保障生存与抗拒侵略所必须之民族力,以巩固我中华民族复兴之大业!”

上海美专已经很难再从政府与私人那里得到经费的支持。

刘海粟把他二度欧游展览会售出作品57幅的所得,全部交给了学校。

这还远远不够,他想来想去,只有将珍藏的《黄石斋松石图卷》卖掉。

蔡元培、郭沫若等人都说“其事至可风,亦艺林一段盛事”。

四行仓库的对面是公共租界,租界里的中国人每天都在为中国孤军呐喊助威。28日清早,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位画家登上了面对四行仓库的楼顶……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上海再度成为战场。

10月下旬,国民革命军88师524团第1营的400多名官兵,在团副谢晋元的率领下,为了掩护大部队撤退,坚守在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他们号称“八百壮士”,一次又一次地击退了日军的猛烈进攻。

10月28日清早,战斗最激烈的时候,一位画家登上了面对四行仓库的楼顶,他撑起画架,调和油色,在一块大幅画布上,挥笔把这一壮丽的情景描绘下来,这位画家,就是刘海粟。

不久,刘海粟举办近作展览会,在众多的作品中,油画《四行仓库》分外突出。《申报》评论说:“全部颜色的悲壮,手法的严肃和沉着尤非常人所能及。”

11月12日,上海沦陷,租界成了日军包围中的“孤岛”。

刘海粟承担了一项特殊的使命,这项使命,他秘而不宣,直到许多年以后人们整理他的遗物的时候才发现。

在一封1938年4月11日发自汉口的信上写着:“我求您的是请您做保人,将政治部在上海被扣留人员保出。……使他们早日免掉缧绁之苦,则不啻感同身受也。祝你这个叛徒愈朝‘叛’的一方面走!!!弟沫若上。”

写这封信的时候,郭沫若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而周恩来则是政治部副主任。

中央美术学院原党组书记王琦回忆说:当时上海美专同学参加抗战的很多,不但是用画笔参加抗战,而且后来为了革命事业,丢掉了画笔,参加其它的革命工作去了。像这样的例子是举不胜举。

“孤岛”内的艺术家展开了救亡图存的公益活动,刘海粟是一位活跃分子。

1939年1月下旬,上海美专师生在大新公司举办画展,400幅作品全部售出,所得款项全部捐给了难童教养院。接着,刘海粟又参与发起为上海医师公会筹募伤兵医药费,并以“发扬民族精神”相号召,举办中国历代书画展览会,所有门票收入全部用于医药救护队经费。

这一时期,汪精卫正在公开进行建立所谓“中央政府”的准备活动。褚民谊奉汪精卫之命,已多次上门游说,请刘海粟出来“管管教育”,出任伪教育部长,刘海粟均以不懂政治为由拒绝了。

刘海粟之子刘豹回忆说:他一个是不干;一个是害怕。因为你不干的话,在汪精卫那时候什么手段都有的,所以他那时候就要想到南洋去,离开上海。

临行前,刘海粟把他在上海的一切都郑重托付给了谢海燕。

上海美专毕业生、南京艺术学院教授张嘉言介绍说:他就把这个学校,以及他自己收藏的一些珍品、艺术品,全在银行里,有两箱了,他都连钥匙呀这些都交给谢老,由谢老来给他保管。他也把家庭拜托给谢老,当时谢老是住在他家里头嘛,还有两个小孩。

1940年1月20日,中国现代名画筹赈展览会在巴城(雅加达)中华总商会开展,由此拉开了刘海粟在南洋群岛筹赈的序幕。

当地报道说,“除刘先生个人作品外,复有百数十家名流作品一并展览,此诚侨界空前未有之盛况”。

从巴城开始,然后到万隆、泗水、玛浪等地,再转向新加坡,画展得到了各地华侨热烈的欢迎和支持。

刘海粟的好友郁达夫将他筹款的宗旨揭示得一清二楚,1941年2月6日,他在《星州日报》上发表的文章中说:“我们的报国途径,原不固定在执枪杆,戴军帽的这一条狭路的。我们只教有决心、有技艺,则无论何人,在无论何地,做无论什么事情,只教这事情有一点效力发生,能间接地推动抗战,增强国家民族的元气与声誉,都可以说是已尽了他的报国的义务。从这样的观点来看着眼,则艺术大师刘海粟氏此次南来,为国家筹得赈款达数百万元,是实实在在,已经很有效地尽了他报国的责任了。”

刘海粟将南洋各地的卖画收入,全部寄给了中国红十字会,支援国内抗战。他致函教育部长陈立夫,陈述了这一情况,并说,每次画展开幕,他都要发表演讲,号召大家“戮力同心共度难关”。

在巡回举办“筹赈画展”期间,刘海粟时有佳作产生,一幅完成于印尼的《峇厘舞女》就是其中之一。

在印尼,刘海粟还收了一位女弟子,她就是夏伊乔。

夏伊乔是如何来到印尼的呢?

刘海粟之子刘虬介绍说:印度尼西亚沙罗巴雅的泗水的华侨总会,要到中国来找一些中文老师,到他们办的中学里去做中文教师,培养他们的子弟。我母亲呢,因为第一她的字写得好,第二,她的中文底子很厚,所以那个华侨总会派来的代表一看就很满意,就请她过去,在泗水爪哇的一个中学里面教中文。她一直喜欢画画的,在那里又学画又教中文。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占领了马来亚半岛。

英国朋友为帮助刘海粟逃离新加坡,在飞机上留给他一个座位。刘海粟到机场后,想到应该和他的好朋友胡载坤共度患难,便没有登机。

第二天,有报道说,那架飞机被日军击落,乘客无一生还。

刘海粟化名罗赫,以古董商人职业为掩护,躲到印尼万隆的郊区,但是日本特务还是发现了他的行踪:1943年2月的一天清晨,正当他埋头作画时,三个日本人闯了进来。在讯问的时候,这些特务手上,甚至拿着他南洋之行的剪报,刘海粟显然是日本方面重点搜寻的一个人物。

1943年5月,刘海粟被日本特务用飞机押送到了上海,此刻他才发现,他的妻子成家和已经离家出走了……

刘海粟耿耿于怀的上海美专,此时又是什么样的状况呢?

自他远赴南洋,谢海燕一直在艰难的环境中维持着学校。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军进入租界,谢海燕与教授倪贻德带领部分学生乔装分批内迁,参加筹备东南联大艺术专修科去了。

中央美术学院原党组书记王琦回忆说:大概是1944年吧,谢海燕老师就由东南联大回到重庆来了,当时重庆就组织了一个上海美专同学会,我是三个常务理事之一。我就邀请了重庆的抗战时期有100多个上海美专的同学、校友,欢迎谢海燕老师,就请谢海燕老师讲讲美专过去的情况,讲讲我们老校长刘海老的情况,海燕老师讲得很好,特别是讲到海粟老师在新加坡的情况,在新加坡画了很多画,开了些画展,卖了不少钱,募来的款都寄回祖国支援抗战了。

但是刘海粟却没有给成家和寄钱,这加深了他们之间的裂痕。

成家和曾经到南洋探亲,那时她已处在情感的矛盾之中,而刘海粟并不注意加以安慰与体恤,认为一切等到打败了日本再说。

不过成家和已经等不及了,这一点,等到刘海粟觉悟为时已晚。

刘海粟同意了成家和提出的离婚条件,不过,他又坦诚地祝愿成家和再婚后“永久享受幸福美满之生活”。他说“喜欢则乘缘而来,缘尽则绝尘而去。”只是提出了一个要求,请成家和务必归还从南洋带回的20多幅油画。

刘海粟向一位华侨朋友借款20万元,一半用来修理上海美专校舍,一半作为学校日常开支。

他召集留守学生秘密谈话,多方予以鼓励,要大家“读书不忘爱国”,一再强调“不向伪教育部登记,不理会来文表格,不受节制……”

然而,汪精卫伪政权早就盯上了这位艺术界的名流,说客频频登门,刘海粟一概予以拒绝,仅表示将从事个人艺术研究,对于陈公博和日本驻上海领事的多次邀请,他也是百般推辞。

刘海粟所作的《英雄落魄歌》,最能够体现他这一时期百感交集的心情。诗中慨叹:“素描写出家国悲,泼墨狂扫风云壮。君不见弥天寇氛杖雄才?遍地哀鸿苍生望。风雷际遇如有时,会须直薄青云上。”

梅兰芳也从香港被胁迫归来,受到特务的监视,他蓄须盟志,誓不为日本人演出。他住在马思南路,与刘海粟的家相距很近,他们白天闭门不出,晚上常常相聚。

苦闷之中的刘海粟想起了远在印尼的夏伊乔,这年冬天,刘海粟向她致电说明自己的处境,希望她来上海……

刘海粟清楚,年轻貌美的夏伊乔身边围绕着一批追求者,对自己的希望没敢抱太大的把握。

没过多久,他却接到了夏伊乔从上海华懋宾馆打来的电话,他真是喜出望外。

第二天,刘海粟去看望夏伊乔,请她用3天时间冷静地想一想,是否真的愿意嫁给自己。

显然,刘海粟低估了夏伊乔对他的爱情,半天不到,夏伊乔就给了他肯定的答复。

1944年1月16日,刘海粟与夏伊乔在上海外滩12号工商联谊会举办了婚礼。

世界汉诗协会(中国)终身会长文怀沙回忆说:他结婚以后我去给他道贺,他讲了一句上海话,他叫我,“怀沙,我这件结婚的事情,不格算。”不格算就是划不来,我说这是什么话,他说原来我有很多女朋友的,一结婚以后这些女朋友都不来了。所以他觉得这个账啊,一算,划不来。他敢于在他的老婆面前讲,新夫人面前讲。新夫人就笑,新夫人一笑,给我的印象是什么呢?夏伊乔是个慈母。她年纪轻啊,刘海粟是年纪比她大得多啊,但是她看丈夫,她经常像用一个慈母的眼睛在看小孩儿。

就在新婚的蜜月里,刘海粟实际上在酝酿着逃往内地的计划。

5月20日清早,他悄悄地挤上开往杭州的列车。然而到站后,一个自称在杭州总领事馆情报处办事的人把他截住了,说是接到上海使馆有关他行踪的电话,刘海粟暗自喟叹,离开沦陷区的计划失败了,不知何时可以冲出这重黑暗的网罗。他的这一心境,一直压抑到日本无条件投降这一天。

他在《南洋历劫回忆录》中感言:“最后胜利的今日,思之尚有余慟。”

刘海粟随即到上海美专去复职视事,准备复员工作,以谋复兴。

1945年9月15日,上海美专新学期开学,20日正式上课。

一个好消息传来,已在重庆国立艺专担任教授兼教务主任的谢海燕,恳请辞去职务,回到上海美专来了。

刘海粟似乎看到了上海美专的灿烂前景,在位于复兴中路512号的一幢住宅里,他曾经召开过教导联席会议,和谢海燕、潘天寿、俞剑华等同仁,讨论恢复旅行写生,加重平时作业,提高学术空气等事项,但是,随着时局混乱,货币贬值,刘海粟的理想又一次破灭了。

刘海粟忙于和当局交涉,营救被捕的学生,并且卖画资助进步学生,不仅使他们解决了断炊的威胁,而且为迎接解放做好了准备。

1949年初,当亲朋好友纷纷离开上海时,刘海粟却决意留了下来。

曾是上海美专毕业的文化部离休干部方秀桐介绍说:这个我们都知道,吴国桢要请他到台湾去了,发通知要他们去啊,他不去。刘狮听说还跪在地上要求去,他不去,这个解放前就知道了。

刘海粟做出这个决定与一个神秘的口信密切相关,那是周恩来托人转达的,内容是:刘先生,我希望你不要走,留下来,新中国建立后,我们需要你负责造就新时代的美术人才!

曾是上海美专学生的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兼职教授朱瑚回忆说:5月25号,我们这一片,就是包括刘校长住的地方,先解放了,整个学校轰动了。

人们很快就惊喜地看到,上海青年会的大楼上,挂出了人民领袖的巨幅画像,这是上海美专创作的、也是上海地区最早表现人民领袖题材的美术作品。组织绘画的是上海美专地下党,用的材料由刘海粟出资提供,负责绘制的是上海美专的助教马承镳。

上海城建学院教授马承镳回忆说:当时用钢皮尺把这个比例量好了,用木炭勾了轮廓,马上用油漆跟油画颜色调好了一道上去,把那个木刻像变成了一个油画像。

上海美专毕业的中国艺术研究院书画家汪易扬回忆说:当时呢,就是说,第一个上街的,第一个有组织的宣传队,第一个下工厂的,第一个把领袖像挂到上海青年会的大楼,是上海美专,行动这么快,这么及时地就出来宣传解放,跟海老对我们的支持是分不开的。

54岁的刘海粟内心充满着“自信力和弹力”。

就在上海解放的3个月之后,他特意到苏州光福,为历经劫难而顽强生机的4株“清、奇、古、怪”树木画了《汉柏图》。

刘海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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