诵旧诗，吟哦诗经、楚辞、乐府、唐诗、宋词、元曲

开新蒙，品味斯时、斯地、斯物、斯人、斯景、斯情

旧诗新蒙·楚辞，天门中断楚江开

如果把中国诗歌比作一个人的话，春秋时代编成的《诗经》就是一条腿，而战国时代产生的《楚辞》则是另外一条腿，正因为有了这两条大腿，我们的诗歌才得以健步如飞，才会催生出诸如唐诗、宋词和元曲这样的一座座高山，让我们后人得以顶礼膜拜。

我们要感谢孔夫子，是他删订并传播了《诗经》，使北方语言之美一时蔚然成“风”。同时，我们也要感谢屈大夫，是他一峰擎天成就了《楚辞》，使南方语言之美万古独立“骚”头。从春秋时代的孔子到战国时代的屈原，前后历时200年。在这200年间，伴随着诸侯相侵凌，华夏各区域文化快速融合，表现在文学领域，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语系和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语系更是“风”、“骚”并举，双峰并峙之格局一经确立，便让本来简洁粗犷的中国诗歌表达中多了几重浪漫与绮丽，从而把中国诗歌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毫无疑问，《诗经》是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而《楚辞》则是中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代表。两者语言风格迥异，如楚河汉界般泾渭分明。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情形，显然与长江天堑阻断南北有关，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直到现在，我们也能清晰感受到南方人和北方人的明显不同。试想，在遥远的2000多年前，因为交通不便，又有什么比诗歌更能沟通南北呢？我们常说，诗歌无国界，因为诗歌最能打动人心，引领一时之时尚。大家注意，那时候的诗歌可是又唱又跳又又有伴奏的，其影响力类同于我们当代的流行歌曲。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甚至可以说，以《楚辞》为代表的南方诗歌崛起，其实是打破了以《诗经》为代表的北方文化的垄断，从而快速增进了中国南北方双向的文化认同感，并最终使之融为一体，让华夏民族大一统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有一个不可忽视的事实是，在春秋时期，长江以北的中原各诸侯国其实特别瞧不上南方楚人，口里言外称之为蛮荆之地。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楚人一开始就根不正苗不红，筚路蓝缕，以启山林，殷商时代就被中原欺负。武王伐纣时，楚人首领鬻熊好不容易搭上造反的快车，可革命成功后，周成王却只封了楚君一个子爵。要知道，古代的爵位有公、侯、伯、子、男五等，当时连给周天子养马的秦国都被封了个伯爵，可见楚国在中原王朝心目中的位置，基本上就是一个打酱油的。谁让你不姓姬呢？楚人当然不爽，于是发愤图强，后来不管国土面积、人口数量，还是军事实力都呱呱叫，可那些中原诸侯仍然不鸟楚国，甚至在会盟时百般嘲弄，拿楚君的爵位说事。结果，楚君一赌气，你们这些小诸侯国牛什么牛，老子还就不跟你们玩了，咱自己给自己封王，跟你们那个狗屁周天子一个级别，怎么着吧？这下连周天子都不干了，动不动就挑唆各诸侯国找楚国的事。哪知道，楚人在重重压力下更加团结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持续高涨，甚至到屈原那个时代大爆发，所以屈原是中国第一位爱国主义诗人。

要知道，在春秋战国时期，别说普通老百姓，就算是贵族士大夫都集体缺少爱国主义情怀。那时候，“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宾，莫非王臣”，大伙只认天下，几乎没有国家概念，说到自己的父母之邦虽然感觉亲近点，但也只称家国或邦国。所以，像孔子这样的圣人在鲁国不被重视，立马就走人去周游列国；再如苏秦学成后一举拿下六国相印，放在我们这个时代可能吗？这都是那个时期国家和民族意识不强的证据。基于这样一种现实，我们可以说，以屈原为代表的楚国人的爱国主义情怀为中华民族的大融合做出过重大贡献。

让人感到震撼的是，屈原在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民族大融合的过程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纵身一跳，用生命捍卫了爱国主义的价值；他奋笔疾书，用诗歌吹响了文化融合的号角，这便是屈原真正的伟大之处。

屈原，芈姓，屈氏，名平，字原，自号正则、灵均，约公元前340年出生在楚国的丹阳（今湖北秭归），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是战国时期楚国著名的政治家、诗人。

他自幼聪慧，强闻博识，经常撷采楚地民谣创作诗歌，广受楚人推崇。他的政治天赋更是赢得了楚怀王的信任，授其左徒（差不多相当于左丞相）一职，议国事，出号令，接遇宾客，应对诸侯，内政外交都要管，可谓位高权重。这便给了屈原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他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对外联齐抗秦，对内变法图强，让楚国的实力和地位快速提升。但是，屈原的改革触动了国内权贵的利益，秦国等竞争对手也纷纷离间陷害，尤其在张仪“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纵横之术下，楚怀王逐渐丧失了对屈原的信任，一路罢屈流放，使其至死未能回归楚国的权力中心。

讲到这里，我们要说说流放这件事。从中国古代刑罚发展的历史来看，流放应该不是我们熟悉的流刑，因为流刑属于五刑笞（用鞭子打屁股）、杖（用棍子打后背和屁股）、徒（强制性劳役）、流（流放到边远地区）、死（绞死或斩首）之一，大体上要到西汉以后才确立起来，而秦之前的五刑则指墨（脸上刺字）、劓（割掉鼻子）、刖（斩断双足）、宫（割掉生殖器）、大辟（死刑），很显然，屈原遭受的流放并非所谓的刑罚，依现在的观念来看，倒更像剥夺政治权力，同时驱逐至边远地区，并不限制人身自由。对于这样一种处罚方式，我们普通老百姓似乎并没有什么特别感觉，但对于身居要位的王侯将相来说却意味着政治生命的终结，这其实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屈原就是这样，一生两次被流放。第一次在公元前304年，楚怀王将其放逐到汉北地区（今河南南阳、浙川一带）；第二次在公元前296年，楚顷襄王将其放逐到江南地区（今湖北、湖南一带），直到其投江而死，前后历时26年。也就是说，屈原在36岁的时候就退出了楚国的政治舞台，开始了颠沛流离的放逐生活。这期间，他一边以旁观者的身份冷眼相对战国乱世的诸侯争雄，一边以爱国者的情怀热心盼望父母之邦楚国的富足强大，但他最终看到的却是当权者一次次的错误决策，还有楚国一次次的战败失地，直到公元前278年，秦大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顷襄王携众狼狈南逃，屈原彻底绝望，于农历五月初五日投汩罗江自尽。

这就是屈原的一生。虽然因为时间久远，我们今天已经很难详细考评他当然究竟经历了什么，但万幸他为我们留下了诗歌，包括《离骚》、《天问》、《九歌》、《九章》等鸿篇巨制，已经足以让一个伟大的爱国主义灵魂辉耀千古。当然，屈原还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节日——端午节，让我们后人得以通过粽子、龙舟、诗歌等文化元素缅怀屈子之风采，不忘民族家国之情怀。

关于屈原用生命唱响的楚辞，首先是一种诗歌的体裁，读来富有浓烈的楚地特色，在音律上依楚声楚韵，婉转悦耳；在句法上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在修辞上对偶工巧，辞藻华美；在内容上则多叙写楚地山川人物、历史风情。另外，楚辞也是一部诗歌总集，其中除收录有屈原、宋玉两位代表性诗人的作品外，汉代贾谊、淮南小山、东方朔、刘向等人的仿骚体诗也辑录不少，但不管是数量还是质量，屈原的作品都占据了楚辞的半壁江山。

众所周知，屈原的代表作是《离骚》，共373句，2490字，是中国古代最长的诗。在《离骚》中，屈原大量运用“香草美人”的比兴手法，对抽象的品德、意识和复杂的现实关系进行了形象表达，其中佳句层出，比如“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等，至今为我们中国人广泛传唱。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