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间房约有20多平方米，里面有一位工作人员正在电脑上整理书稿。李先生介绍说，他们这里也出版一些重要的学术著作。看来，无论是收藏还是出版，其实李先生都很是内行。我对自己的信口雌黄更加感到了羞愧。

刘文典工作室全景

此房的正墙上挂着一块不大的匾额，上面写着“文典学馆”，而此匾左侧又有一行小字注释：“叔雅先生杜甫研究室”，看来这里正是刘文典做学问之处。

匾额

在这间屋子的侧墙上，还有一个拉幅广告，其题目是“刘文典 国学大师”，下面有如下的小字介绍：

上世纪五十年代，云南大学在王九龄故居为刘文典先生设立“杜甫研究室”，选配学术助手，开展学术研究。先生倾数年之力著成的《杜甫年谱》已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云南大学在先生曾经授课、讲学、研究的工作室悬挂“文典学馆”、先生照片、诗作，陈列先生文集、相关著作，以纪怀文典先生。

介绍板

在此房的另一侧墙上，悬挂着刘文典的两张老照片，可惜尺寸颇小，难以看清刘的英姿。虽然说，关于刘文典的故事有着太多的流传，但我所关心者只是他藏书方面的事迹。虽然他是位著名学者，然而他的所藏走的却是传统藏书家的路数。

刘文典老照片

刘文典的藏书之好早在其在北京任职之时就很有名气，钱穆先生在《八十忆双亲》中写到：“旧同事留昆明者仅两人，一为刘文典叔雅，余在北平时为清华同事。住北平城中，乘清华校车赴校上课。有一年，余适与同车，其人有版本籍，在车中常手夹一书阅览，其书必属好版本。”钱穆对刘文典的称呼很有意思，他并不像他人那样，把爱书人形容为“书痴”，而是在这里用了“版本癖”这三个字，并且钱穆认为，刘文典所看之书一定是好版本。可见其不仅是藏书有名，而他讲求版本的个性，也同样为同事们所熟知。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刘文典对版本特别地在意。比如他通过大藏书家傅增湘，买到了桐城派初祖方苞的两大本手稿。能够请傅增湘代买前人手稿，这可不是一般的学者所为之事。刘文典买到方苞的这两本手稿之后，而后又请傅增湘写了篇很长的跋语，我节选该跋如下：

右方望溪先生文稿三十八篇，咸为先生手迹。庚午二月，余见于杭州。陈立炎、许兴与、张古予钞校诸书，同获之越中旧家。先生书翰，余昔年在陆慎斋中见尺牍二册，笔致古朴，政复相类，无可致疑也。此册属稿之后，更加改订，朱墨灿然，错出行间，殊足玩味。……

看来，这真是一部难得的真迹。而刘文典是花多少钱买得者，他自己和傅增湘在文中都未提及，我在诸伟奇所写《访刘文典台湾藏书》一文中，找到了这样的说法：“1935年在致陈东原（时任安徽省图书馆馆长）信中所说：‘在北平近20年，所得脩金，半以购书。’其间，他曾花300块银元购得方苞未刊文稿。”

留墨宝之处

诸伟奇说，方苞的这部两本手稿，刘文典是花三百大洋买下来者。如此说来，这部手稿也不算便宜，要知道在1935年，若在北京买个不大的四合院，一般也不会抄过一千大洋。

虽然花了这么多钱，但刘文典毕竟是学者，他不想将此锁起来，不让他人窥得，如诸伟奇所方，刘文典得到这部手稿后，写信给安徽省立图书馆馆长陈东原，刘在信中说：

弟处有望溪手稿二巨帙，中多未刊之文（约三十首），其已刊者，亦皆涂乙改削至再三，纸上丹铅燦然，其苦心推敲之迹见之，可悟作文法。稿旧藏浙江巨室，弟去年以期有关乡邦文献者甚巨，介江安傅沅叔先生求得之，并承沅叔先生为作跋尾，洵艺苑之鸿宝也。倘贵馆有意采撷，或抄录，或摄影，皆无不可。

看来，刘文典也知道自己的所得乃是天下珍宝，但他还是觉得能够让安徽当地人看到方苞的这部手稿，因为此稿中有30首诗是方苞文集中未曾收录者，所以他建议此馆可以任意抄录或者拍照。

刘文典所作之诗一

不知什么原因，安徽省立图书馆却没有主动地派人来抄录和拍照。这位刘文典果真是痴人，他竟然用十分费力的影抄方式，把这部手稿全部誊抄了一遍，准备以此赠给安徽省立图书馆，他在给陈东原的信中写到：

行款一依元式；朱蓝墨笔，改窜涂乙处亦如其旧，因此破费时间功力不少。然为求其逼真迹，不敢稍有草率也。每页系用特制之油纸，蒙于元稿上，双勾影写。虽不敢自诩为“下真迹一等”，然亦几可乱真矣。至元稿上字迹漫漶，虫蛀无从辨认之处，只得照样描写，未敢逞意改动，以存其真，此事等于影摹碑帖，重在不失原样，与抄录文稿不同，想吾兄亦必以弟之办法为然也。

对于影抄之书，乃是后世藏家最看重的一种抄本，因为影抄本不但可以看到原本的文字，更为重要者是还能看到底本原来的面貌，这对搞版本鉴定极其有价值，而刘文典在抄录方望溪手稿时，就采用了这种方式。他也强调，这种影抄方式跟普通的抄录文稿不同，只有这样才能“存其真”。而他的这种抄书方式也同样是典型的传统藏书家方为之者。刘文典能影抄一部手稿赠送给作者家乡的图书馆，如此的大度堪称义举。

刘文典所作之诗二

作为著名学者的刘文典，他何以喜欢从版本角度来藏书呢？一般而言，这样的偏好总要有人引导，而对于刘文典的引导人，黄伟在其所撰《刘文典校勘学思想研究——以〈淮南鸿烈集解〉为例》有如下说法：“刘文典在安徽公学学习的时候，见李善的《文选注》引有八百四十种古书、七百八十九篇诗文，而那些古书有许多是‘今佚’了的，且有许多注上引的字句和‘今本’不同，于是，刘文典决定把它们分门别类地抄下来。在刘文典分类抄书的时候，被其老师刘师培发现，刘师培对刘文典大加赞赏，并教授刘文典如何校勘。从此，刘文典常常翻阅、抄录《御览》、《治要》、《白帖》、《初学记》、《意林》等类书，并用刘师培教授的方法认真从事历史文献的校勘实践。”

看来，刘文典喜好版本之学跟他的老师刘师培的鼓励有很大的关系。而后刘师培因为反清，他在1907年避难到了日本，转年，刘文典也到日本留学，而其目的之一就是要见自己的恩师。在日本期间，经人介绍，刘文典认识了国学大量章太炎，而后他拜章为师，在那里学习传统的经学。这些经历都对刘文典偏好版本有着较大影响。

会客室

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再加上特殊的地理环境，使得日本藏有中国大量的珍本典籍，这对于爱好版本的刘文典很有吸引力。1936年，刘文典趁着休假的机会，专门跑到日本访书，他在日本参观了多家藏有中国典籍的图书馆，《东方西方——刘文典随笔》中有如下记载：“帝室图书寮所藏的宋版唐钞远在天禄琳琅之上。金泽文库收藏的儒释典籍，也不是士礼居、艺芸精舍所能比的。奈良东大寺正仓院，是世界驰名的一座宝库，这里面收藏的千年古物，其玫丽珍奇，真令人看了神骇意夺。”

这段话足可证明刘文典对版本十分地在行，同时他还能以严谨学者的眼光来客观地对日本所藏与中国的典藏时行比较，他认为，帝国图书寮所藏的宋版唐钞，远比乾隆皇帝所建的天禄琳琅所藏之书的质量要高得多，而日本金泽文库所藏的善本，其质量也不是大藏书家黄丕烈和汪士钟所能比得了者。

典雅

虽然如此的讲求版本，但刘文典对藏书不止是为了典藏，他更多地是藏以致用，因为他把善本中的一些妙处用在了校勘历史典籍方面。刘文典所校之书，名气较大者有《淮南子》，比如《淮南子》卷二《俶真训》中有如下一段话：“百围之木，斩而为牺尊，镂之以剞，杂之以青黄，华藻镈鲜，龙蛇虎豹，曲成文章，然其断在沟中，壹比牺尊沟中之断，则丑美有间矣，然而失木性钧也。”刘文典对于这段话，写出了如下的批语：“‘然其断在沟中’句，疑有脱误。《庄子·天地篇》作‘其断在沟中’，亦非。惟《御览》七百六十一引《庄子》作‘其一断在沟中’，不误。今本‘一’字误置‘比’字上，传写又改为壹，意遂不可通矣。”

以此可见，他首先在怀疑原文中有脱字、漏字的地方，而后他用其他典籍来予以补充。可见，他正是利用自己对于版本目录学之熟悉而做学问者，正如他在《淮南鸿烈集解》的跋语中所言：

古籍汗漫，流传千载，转钞之讹误，时或有之。如不加以校勘考证，则句读难通，文义失真，以讹传讹，贻误后人，故校雠之学兴焉！然校雠之学，涉猎甚广，需博览古今，傍通经史，通晓音韵、文字、训诂、版本诸多学问。纠一字之差，正一句之误，往往穷年累月，呕心沥血，旁徵博引，方得确证。亦有毕生求证，竟无所获而宁可存疑者，何耶？盖考证之术，无巧可取，尤忌望文生义，主观臆断。即有证也，亦不可凭孤证下结论，两证可以立议，三证方可定论。

由此可知，刘文典是一位学者型的大藏书家。对于他的藏书，其子刘平章在《日寇掠走先父刘文典藏书追踪记》一文中写到：

先父学贯中西，尤精校勘、考据之学。鉴于学术研究和教学的需要，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在北平工作期间，就十分重视古籍图书、资料的搜集工作，尤其对历代有价值的善本、珍本和孤本，情有独钟，只要见到，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想方设法买下。抗战前已收藏近千册古籍图书、抄本。

可惜刘文典藏不逢时。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清华、北大等所多高校南迁，刘文典因故未能随校离开，而后日本人多次劝说他到伪北大去任教，刘不为所动，而后他在朋友的帮助下，偷偷地离开了北平，来到了天津，在天津乘船到达了香港，而后又从那里转到越南，最终来到了昆明，他在西南联大又做起了老师。

回廊

刘文典离开北平时，无法携带自己所藏的珍本典籍，1938年初，刘文典的夫人带着孩子前往昆明。在临行之前，刘文典在信中多次嘱咐夫人一定要把自己所藏的善本带往昆明，于是其妻就带上了三大箱的书以及行李，而后也是到天津乘船，前往香港换船。在香港时，刘夫人见到了其夫的学生马鉴。当时马鉴在香港大学任教，他看到师母带着一个四岁的孩子，还带着如此沉重的行李，于是他建议把这些书籍暂存在香港，因为接下来的旅途十分的艰辛。刘夫人接受了建议，就把那些书存在香港大学，等她见到丈夫时，刘文典十分地不满意，他认为宁可丢掉行李，也不能丢掉自己的藏书。

《百五论贯》民国十六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王九龄序一

《百五论贯》民国十六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王九龄序二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人占领了香港，等到抗战胜利后，刘文典立即去信马鉴，他想了解自己藏书的情况，而马鉴告诉他：“香港沦陷，藏书已被日寇掠走，下落不明。”然而到了1946年，刘文典接到了国民政府教育部转来的盟军总部的一分通知，这份通知上写到，盟军在日本发现了一批刘文典的藏书，根据当时的规定，刘可以办相关手续索要这批书，于是刘文典填报了《财产损失报告单》，并将此《报告单》通过教育部转呈给了盟军总部，而后因为内战的原因，此事不了了之。然而对于这批藏书，刘文典却念念不忘。1958年7月，他在弥留之际，仍然嘱咐亲人想办法找到这批书的下落。

《百五论贯》民国十六年商务印书馆排印本，卷首

刘平章先生始终记着父亲的嘱托，此后的几十年，他通过各种办法查找这批书的下落，后来他在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查到了一份赔偿接收委员会给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电报，该电报中写到：

……关于查办刘文典教授被劫书籍一案……原系在港被劫……申请归还后于本年2月24日接收，当即交与本会签收计刘文典君之书籍646册分装三箱……业经妥觅储藏室存放，候有便船来日时，拟即交由该船运沪……

看来，这批书已经从日本装船运了回来，但运到了哪里去，刘平章在档案中未曾查得。后来，刘平章在日本历史学研究会所编的《历史学研究》2004年第7期上看到了一篇文章，该文乃是日本立命馆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金丸裕一所写《战时江南图书“掠夺说”产生的历史背景》，此文中提到了刘文典藏书在香港去向不明的问题：“与此同时，对各国图书馆遭到掠夺，进行了调查和统计……其结果……昆明云南大学的刘文典教授于1939年夏，曾委托香港大学的马鉴、陈寅恪教授代保管的图书在沦陷后的香港也已去向不明。”

接下来，金丸裕一讲到了这样一段事：

从日本向中华民国返还的工作中，就我所知发生了变化是在1949年上半年，即当年2月24日接收的前面提到过的岭南大学藏书和刘文典教授的旧藏书籍计1300余册，最初预定在神户装载在“海辽轮”上运往上海，但因被暂时延期，结果在当年8月岭南大学的藏书，才用“增利轮”运到台湾去了，已经觉察到内战失利的国民政府，相继地把故宫的宝物和贵重书籍运到台湾去避难。

看来，阴错阳差的原因，刘文典的这批书最终被运到了台湾。为此刘平章继续追踪，最终他查得刘文典在香港失踪的那批书，而今藏在台北科技大学。刘平章通过各种关系与该校联系，到后来他终于看到了这批珍藏。刘平章目睹这批藏书时百感交集，他说：“先父在天之灵若有感悟，定会含笑九泉，终可瞑目了！”

这段经历让人读来真是唏嘘不已，但不管怎么说，当年的这批典藏依然在世，期待着台北科技大学能够将刘文典旧藏的书目整理出来，这也就让相关的研究者能够得知，刘文典当年究竟藏了怎样的善本，也同样能够满足我的好奇心：一位大学教授，究竟有多大能力能够把那么多的善本珍籍买到手？当我把自己的这个好奇心讲给计老师听时，她果真笑我有着这么浓的窥私癖。

看到了一架书

《刘文典全集》

而今刘文典的这间办公室内摆放着一个博古架，而此是充作书架来使用，我走上前探看一番，摆在最上面的是《刘文典文集》，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的出版物。我的好奇心让李炎院长以为我在变向地索书，他大度地说：“架上的书，你需要哪本都可以拿。”我当然不好意思如此的饕餮，于是仅拿了一册刘文典所著之书的单行本，以此作为我访得他工作之处的纪念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