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金光明经残卷

写经书法在中国书法传统中渊源有序，古人将其称为写经体或经生体，本文以敦煌吐鲁番写本为例，探讨写经体如何形成和发展，强调写经体这一概念的原因，如何用类型学的方法来分析写经书法，南北朝时期不同地域写经书风的异同。

写经体的形成和发展

（一）写经体的形成

佛经被翻译成汉文的最初阶段，即从东汉至三国、西晋年间，正是中国境内书体产生变革、各种新旧书体并用的时期。东晋至南朝刘宋羊欣（370-442年）《采古来能书人名》中所谓钟繇（151-230年）擅长铭石书、章程书、行狎书三体，又反映出名书家擅长多种书体的情况。当时碑刻书迹一般使用正体字隶书，并以隶书或古体篆书书写碑额，以显示郑重庄严；另一种正书体楷书在这一时期形成并得到发展，钟繇写于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的《贺捷表》是现在可见的篇幅完整、年代最早的名家楷书作品；三国时期曹魏都城洛阳出现新书风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行书在士大夫中间流行，代表人物有钟繇和胡昭。

从出土材料来看，从汉代开始，日常应用的书体已由带波磔的隶书和不带波磔的简率隶书向行书、正书过渡。由于书写快捷造成笔划的简省呼应而出现撇与钩，这些笔致成为正书体的基本笔划。从内容看这是一封书信，字体介于隶书与楷书之间，虽个别笔划特别是捺划还留有浓重的隶书波磔意韵，但许多字的结体与用笔已经很接近楷书，如第三行“解”字、第四行“恩”字、第五行“者”字、第六行“府内”二字，都是相当成熟的楷书结体，这些字的撇划和钩划也写得很熟练。这一残纸文书的书风与此前三国时期（220–265年）钟繇的《宣示表》（221年）《荐季直表》（221年）《贺捷表》《还示帖》等法帖的外形体势极为相似。

写经体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抄写佛经既要工整以示虔诚，同时抄写的速度又要快以求效率，因而写横划都是尖锋起笔，不用逆锋，收笔处重按，转折处多不是提笔转换笔锋，而是略作顿驻后再调锋，以取劲疾。另外，抄写佛经所用字体较小，当时毛笔的笔头也小，笔毫较硬，这些因素都制约着用笔方式。汉末、三国早期的佛经写本现已无从得见，但能推知所用书体当是日常应用的正书体。西晋元康六年（296年）的《诸佛要集经》是现在所见较早的写本，与西晋泰始年间（265-274年）敦煌简牍上的字相比，虽然两者在结体和用笔上相似，但简上的字笔划长短较为夸张，笔划间有明显的呼应，有行书意味，很少出现重按、停顿之处；而写经的字则几乎每字有一主笔重按，笔笔不相连，隶书意味较浓，每字大小差不多，极有规矩。这是在日常应用的正书体基础上加以改造并程序化的一种书体，以求书写既工且速。由于西晋以前已翻译佛经近千部，各经又广泛传抄，这些数量众多的早期写经对后世的写经体式产生了深远持久的影响。由此可知，写经体的基础是魏晋的正书体，这种书体用于抄经之后，传承延续于基层书手间，正反映了某些时段社会下层的文字书写状态。

写经有固定的规格程序，现存的佛经写本多写在纸上，还有写在绢等丝织品上的， 如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金光明经》所用材料为黄绢。东晋末桓玄下令用纸代替木简，使得纸张成为主要的书写材料。敦煌吐鲁番保存的写经表明，西北地区从十六国早期就开始使用纸张抄写佛经。较好的写经纸为麻纸。纸作为书写材料虽然取代了木简，但在纸上抄写佛经的规格是从木简书写形式移来的，纸上所划乌丝栏或朱丝栏实际上就是把纸区分成一支支的简，这也是古代书籍从上至下书写的原因。被用来抄写经卷的标准纸张上下要划横线，中间相距18-19厘米，然后再分割成宽1.5-1.8厘米的竖线，较为常见的是每行17字，一纸28行，这样很容易计算出一部经大体上的字数和用纸多少。抄写经书时，正文的前面要写题目、撰者译者，题目称作“首题”或“内题”，一般用全称，有时还有品名；而卷尾的题目，称“尾题”，则往往用简称。卷尾如果有空，常常写题记，内容包括年代、书写者和供养人的姓名、发愿文。标准的写经，特别是官方写经机构的经卷往往要写题记，在没有纸的情况下也要加纸写完。写卷如果经常展开，卷首最容易脱落而残缺，卷在里面的尾题和题记保存较多较完整。写经人在抄写佛经时必须遵循这些固定的规格、程序。

道行品法句经

（二）写经体的发展

1.早期：西晋及东晋十六国时期的写经书法（265-420年）

早期的佛经写本留存至今的数量极为有限，西晋至东晋十六国时期可以确定纪年的写本在10件左右。早期的写经体在形态和用笔方面，还有着隶书的意味，所不同的是，写经的体势已经由扁平向纵长发展，笔法也出现更多提按顿挫的变化，具有楷书的特征。这几卷在时间跨度上有百余年，而在结体与用笔两方面具有很多共性，可说是早期写经体的典型。惟不同书写者所具有的个人风格，亦应引起注意。

2.中期：南北朝至隋朝的写经书法（420-618年）

从南北朝至隋朝历经近200年时间，写经书法的面貌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从体势来看，这一时期的写经还是方形略扁，比之早期有了更多向纵长方向伸展的笔划， 较突出的是“佛”字的两竖，在早期的写经中均未超越横划，而到这一时期的经卷中都伸展出去。公元6世纪几卷写经的“其”字，字形也明显拉长，两横划与两竖划中间的部分成为长方形，不再是早期的方形或扁形。从单个笔划来看，《优婆塞戒卷》与《佛说菩萨藏经》的横划还有着隶书的波磔之势，而且这种波势以向上翘起而收尾，具有“北凉体”的特征，下文将会有详细分析。其它写经的横划波磔已不见，取而代之的是收笔处下按的姿态。表中北魏至北周时期的写经，形态结构已经是楷书体式，笔划的写法也较多楷法。结构方面不管是上下结构还是左右结构，都安排得宜，比之早期写卷中有些字体的局促有了更多从容舒展的姿态。另外，字形结构出现“斜划紧结”的特征，最为典型的是公元610年的《贤劫经卷》，延续了北魏造像记等石有如刀切，字体有向上倾斜的态势。

这一时期写经体与早期写经体产生差异的主要原因是时代因素，楷书的成熟、楷法的运用在写经中得到体现。当然这一时期较早的写经书法还是具有滞后性，结体上大多保留着隶书“平划宽结”的特征，但也不可避免受到时代风气的影响。从北魏后期开始，北朝书法接轨南朝，写经体的滞后现象也随之消失。书写者的不同身份、不同的书写地点等情况使得写卷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差异。

3.后期：唐五代的写经书法（618-960年）

楷书在唐初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阶段，法则逐步确立，大师级的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等人起到很重要的楷模作用。上文第二章已经提到，欧、虞、褚等人曾在政府机构教示楷法，书手经过严格的训练，也都是出色的书家，所用字体为标准的唐楷。这些书手中有人曾参与抄写佛经，其中有部分流传至敦煌地区。由于有着这样的历史背景，唐初的写经多有楷法精妙之作。公元641年和675年所抄写的两卷《金刚经》即是如此，每一个笔划都遵守一定的法则，笔划的形态体现出逆锋起笔和回锋收笔的动作，起笔、运笔和收笔过程中提按顿挫的动作很有规律，笔划的粗细也很分明。字形结构相当规整，笔划间空白之处也很匀称。特别是前者墨色乌黑，精神面貌可与欧书相媲美。《十戒经》是与道教有关的经典，表格中选取的是此经题记部分的字例，从中可以看到书写者受过良好的训练，笔法成熟，笔划之间有明显的呼应关系，譬如“人”字撇与捺交接的地方、“永“字左边横撇与右边撇划之间的映带，都能看出书写者用笔的精熟。《诸经要集》是从经卷开始几行选取的字例，因为这一写卷卷首、卷中和卷尾的书法很不相同，有越写越草的趋势，而卷首的几行却是楷书的写法。“一”两头重中间轻，字形类似扁担的形状。

从以上分析可知，唐代写经书法所用书体为成熟的楷书，此时的写经书体已不再滞后于时代书风之外，名家书迹成为书写者的楷模。然而，由于唐代留存至今的写经数量较多，写经又具有固定的程序，书法方面大同小异，长久视之难免会有千篇一律感。但这并非意味着写经书法的艺术价值不高，如何评价还要针对不同的写卷作具体分析。部分笔法纯熟、书写流利的经卷，从艺术形式的层面而言绝不逊色于名家书迹，都是值得取法的对象。

南北朝文殊般若经碑碑文

写经书风的若干问题

（一）关于“北凉体”以及写经书法的类型学分析

在十六国时期的佛经写本中，有一类写经的字体特征明显，即横划收笔处燕尾上挑，在视觉上给人以装饰感，书法研究者将带有这种特征的字体称为“北凉体”。这一概念首先是由施安昌先生提出的，他在《“北凉体”析——探讨书法的地方体》一文中列举了十六国时期河西地区的书迹以后，对这种书体描述如下：“总观上述作品，除三四件外，其书写的间架结构和运笔方法有着十分明显的共性：字形方扁，在隶楷之间。上窄下宽，每每有一横或者竖、撇、捺一笔甚长，竖笔往往向外拓展，加强了开张的体势，富于跳跃感。特别是横划，起笔出锋又下顿，收笔有燕尾，中间是下曲或上曲的波势，成两头上翘形式。碑版上尤为突出，可谓‘犀利如刀，强劲如弓’。点划峻厚，章法茂密，形成峻拔、犷悍的独特风格，颇有‘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气势。鉴于此书体在4世纪末期和5世纪前期的古凉州及以西地区盛行，又在北凉的书迹中表现最为典型（如沮渠安周造寺碑），故称之为北凉体。”

写经书法体现的“北凉体”形态与铭石书法有所不同，铭石书体式多为隶书，而写经则反映出更多楷书的意味。这是由于古代铭石书往往采用古体字或正体字书刻，以显示庄重古雅。抄写佛经同样是庄重之事，因而经名标题和部分写经出现了北凉体的特征，然而写经毕竟是手书墨迹，与日常使用的书体更为接近。同时写经要讲求速度，因此笔划的书写比之铭石书简捷，体式结构也多为楷法。这是“北凉体”写经与铭石书的不同之处。

东晋王羲之《行穰帖》

（二）不同地域写经书风之异同

敦煌以及吐鲁番等地发现的写经中有部分写经题记不仅有写经时间，而且还了写经地点，这为考察不同地域写经书风的异同提供了依据，并为我们了解各时期的交通往来提供了线索。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政局长期处于南北对峙的局面，敦煌虽处于偏远的西北地区，却还保留有一定数量的写有南朝年号、地名及寺院名称的写经。这正如陈寅恪先生所说：“南北朝政治虽为分隔对立，而文化则互相交流影响，佛教经典之由私人往来携取由南入北者，事所常有，其例颇多。敦煌写经中这类结体宽博、有外拓之势的经卷风格与唐代颜真卿的书法有相似面貌。有学者以此为例论证历代名家大师的书风都是“在一定的时代风气和民间书法的基础上展开的”。对此，白谦慎先生发表了不同意见。他指出：“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在书写型态上出现某些相似的特征，可以由以下几种原因造成：一，直接的师承和有意识的临摹；二，潜移默化的视觉影响；三，相同的渊源；四，巧合。”他以北齐水牛山《文殊般若经》和颜真卿《颜氏家庙碑》为例，说明颜真卿宽博书风的来源有两种可能性，一是颜真卿出生在长安但曾在北齐旧地河北、山东一带活动过，看到一些北齐石刻并受到启发是有可能的；二是颜真卿的祖上曾在北齐作过官，而他的书法承自家学，因而也可能并没有直接临摹取法北齐石刻，两者只有渊源上的关系。这样的分析合于情理，是令人信服的。这也提示我们，敦煌写经的书法面貌若与后代的书家、书法风格有相似之处，需要详细分析出现相似的可能性，而不能简单解释为直接的师承关系。

十诵比丘戒本

结语

本文主要对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写经书法进行分析，有以下认识：

第一，写经有固定的规格程序，形成一种专门的体式写经体；影响写经书法的因素有执笔姿势、书写工具、时代书风等等。第二，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写经书法是在日常应用的正书体基础上加以改造并程序化的一种书体，出现滞后现象，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抄写佛经通常将已有的写本作为模板，因而早期的写经体式对抄经者的书风具有较大影响；二是南北朝前期北方书风较为古雅，南朝书风新妍，这一现象在写经书法中同样得以体现，保存至今的写经中北朝的写本较多，因而面貌古拙、存有隶意的经卷数量不少。第三，写经的滞后性从北魏后期开始逐渐消失，此时北朝书风接轨南朝，写经书体反映了当时正体字的面貌。（原载解放军美术书法）

唐代《颜氏家庙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