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有故宫，南有木府”。丽江木氏，原为丽江纳西(古称么些)土酋，自元始盛明洪武十年(公元一三八二年)因归顺明王朝有功，太祖朱元璋赐之木姓，封其为丽江世袭土知府，至清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改土归流止，统治丽江地区约五百年之久，对当地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木氏之家谱，实则是近古以来丽江乃至滇西北地区的一部编年史。

木府

纳西族木氏先祖之记载，最早见于<玉龙山灵脚伯郡 . 木氏贤子孙大族宦谱>(甲)文谱所记先祖自叶古年。明正德十一年(公元1516年)张志淳，明永历二年(公元1648年)朱桂林，曾先后为之序，均指出<宦谱>始作于明正德年间(公元1506年---1521年)木公之手。明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杨慎(升庵)也为<宦谱>做了序.文中依然依据”木氏祖先，始于叶古年”之说。

<木氏宦谱>(乙)图谱本问世后，清道光辛丑(公元1841)年季夏，南海陈钊堂为之作后序中，论及一世为“爷爷”之说。陈氏对前人所作之序与木氏图谱相校，认为“夫以升庵为序，与木氏今日之图，参互订考，其世数所以不同，实以阿琮继嗣禄良。而今木氏又自推崇其所生之‘爷爷’，以为初祖，与前谱所歧”。

方国瑜先生为 <木氏宦谱>所作跋语中，认为“所载世系虽有根据，其事迹多出臆造也”。对木氏渊源“蒙古”之说，认为“祖籍蒙古之说始于嘉庆初年。但有蒙古之说，亦出于附会，此仅地方统治家族之传说”。方先生以甲，乙两谱类比考证。对明代冯时可所撰<木氏六公传>中谓：“木氏以中华人移边檄”之说，言：“亦未必有据”。并根据此说，指出：“然明代无蒙古之说，此可为证”。

无可非议，前人对<宦谱>修订校考方面，作出艰辛的努力，且多方面提出了独到见解。笔者根据前人对木氏的研究史料，以史证史，按图索骥，力图追远探源，对<木氏宦谱>(乙)图谱中“一世考”提出质疑，以求客观反映木氏先祖中的传奇人物----“爷爷”其人......

现将<木氏宦谱>(乙)图谱被列为一世的“爷爷”原文摘录如下：

“肇基始祖”，名曰爷爷，宋徽宗年间到雪山，原西域蒙古人也，始于昆仑山中，结一于岩穴，好东典佛教，终日跌坐蝉定。忽起一蛟，雷雨交兴之际，乘一大香树，浮入金沙江流至北沧浪，夷人望而异之，率众远因迎，遂至上岸。时有白沙羡陶阿古为野人长，见其容貌，苍古离奇验其举止，安详镇静，心甚异之，邃以女配焉，俗兴祭宾，另择一地而祀，于从俗之中，便寓离俗之意......时牟乐牟保见而异之。扶以为嗣，袭大将军之职......

有关木氏先祖何人？从何而来？丽江纳西民间尚有几种传说，据洛克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中记述：一是忽必烈南下进攻缅甸时，在云南西北部，与住地头人之女有私情。忽必烈许诺打完仗后回来娶她，后来姑娘生下一子，她等不到忽必烈，就把小孩绑在一木头上，让他顺金沙江漂下，自己则投江自尽。后来，忽必烈回来打听到他的儿子在一个叫北勒此(阿喜区)的地方被人收养，因这缘故，忽必烈赐给小孩一个世袭称号，并封他为纳西王。这个小孩就成为纳西王的第一代祖先......另一故事讲：有一个叫达拉瓦莎咪的纳西姑娘，生了一个私生子，她把儿子绑在一快木头上，扔到金沙江中，这男孩在阿喜北勒此村被人捞起，后来成为纳西王的第一代祖先。

木増

以上洛克记述的两则故事，以及 <宦谱>(乙)图谱所载的“爷爷”来历，经笔者分析：认为从金沙江水路而来，并在北勒此(亦称北浪沧)上岸是一大共同点。有两则中均出现木氏先祖的“蒙古”渊源，考元军攻打缅甸的时期，据<元史.罕的斤传>记载为至元二十一年(公元1284年)，它比元军南下渡金沙江的1253年晚三十一年。与<木氏宦谱>所载爷爷到丽时相距甚远，故可排除与忽必烈相关故事所述之可能。而达拉瓦莎咪仅为一民女，无非凡业绩及相关背景可言，何况是她的私生子，被推为第一代祖先也难以成立。

为澄清木氏“爷爷”身份，笔者在匮乏的地方史料之基础上，将视野扩展到宋末元初时期各民族之间的历史人物与其重大事件之中，结果发现被纳西族<木氏宦谱>(乙)图谱记载的所谓“爷爷”与道教全真道北七真之一。丘处机道士，有着惊人之相似。

丘初机(1148—1227年)字通密，自号长春子，登州栖霞(今属山东)人，十九岁在宁海昆嵛山(今山东牟平东南)出家，拜王重阳为师，金世宗大定十四年(1174年)入溪穴居，乞食度日，行携一蓑，人称“蓑衣先生”。随后赴陇州龙门山隐居修道，为龙门派创始人。元太祖十四年(1219年)遣使招之。翌年应诏与弟子尹志平，宋德芳，李志常等十八人同往西域雪山......<宗教词典>309页. 1979年版<辞海>中，亦载有“成吉思汗召见于雪山， 尊为神仙”。

有关丘处机西行的原因及历史背景，王启龙在<八思巴评传>一书中写道：“为了适应统治不同民族，自成吉思汗起，蒙古统治者们对各种宗教采取兼容并蓄，统盘保护的政策”。目的在于通过各种宗教人士向各族人民宣扬蒙古大汉们的‘威德’。并为他们‘告天祈祷’蒙古统治者看到道教在中原人民中影响巨大，就极力拉拢，于是成吉思汗与1219年遣侍臣刘仲禄到莱州，邀请全真领袖丘处机去西域相见，后于1222年与军中相见”。

道教在云南及丽江的影响与源流，据张兴荣在<云南洞经文化>中认为：“谈经始于太祖召丘处机进宫谈经，即公元1222年---1227年之间。其徒宋德芳(号披云)经贵州到曲靖”，昆明弘扬道教，对洞经音乐的源流认为：“大理，丽江，保山等地各成一体，几乎很少相似之处。故此，也可推断，洞经是多源传入，多处落籍。” 有关道教及洞经的源流，本文不作深入探讨，丘处机是否到过云南丽江？依笔者之见，可从<木氏宦谱>(乙)图谱中所绘一世“爷爷”的画像与旁题之诗句初见端倪，图象中的“爷爷”是一个老者，束发长袍，背一行囊，腰系葫芦，旁置一拐杖，盘地而坐，看似仙风道骨，俨然一副道士模样。旁题诗云：“非僧非俗古何人,香木浮来丽水滨。天以石门资世镇,遣从西域产金鳞。”显而易见，蓄发，葫芦，而非僧人亦非俗人，则应是道人。何因来丽？后两句诗中已说的明白，诗中所言之“天”系指天子之意，这里指太祖成吉思汗。就是说在成吉思汗到了石门关而赐福于当地人民，并派遣该道士从西域到了其终端。据<辞海>，麟止条解：“斐集解引张晏曰：武帝获麟，迁以为述事之端。上包皇帝，下至麟，犹<春秋>止于获麟也。”司马贞索引服遣曰：“武帝至雍获白麟，而铸金作麟足形，故云麟止。”诗文中的“金麟”，这里是指终端之意。

那么来丽之道士是何人呢？

从公元1222年开始，随同丘处机应诏在成吉思汗身旁的道士共有十八人，其中有一定成就并为丘处机得意门徒者，有三人。他们是：李志常(1193---1256)河南范县人，时年31年；宋德芳(1183---1247年)山东掖县人，时年41岁；尹志平(1169---1251)山东掖县人，时年55岁。三人均无一由昆仑山出家，故而推断，被派遣到丽江并具有“容貌苍古离奇”之条件的所谓“爷爷”应属丘处机道士无疑，时年76岁。

丘处机

据乾隆年编撰的<丽江府志略>记载：“宋宁宗嘉定十七年甲申，元太祖南征东印度，至铁桥石门关。”(即公元1224年)石门关即今丽江石鼓大同。而这一时期，则是丘处机跟随太祖成吉思汗之时，与木氏“爷爷”来丽江时期吻合。丘处机随太祖成吉思汗之时，受太祖派遣的丘处机在石门关木瓜渡顺金沙江漂流而下至阿喜北勒此上岸。此段江面宽阔，水流平缓，为长江第一湾V形湾内，两地相距仅二十余公里，客观上完全具备漂流，摆渡之条件。而北勒此这一地名，正确的纳西语发音为“比勒此”，意为“漂来的”，而今该地村落的人们仍然流传着曾有一位木氏先祖从江上漂流至此上岸的故事。因此认为，<木氏宦谱>(乙)图谱所载与民间传述之“爷爷”在北勒此上岸一事，是完全有可能的，并可证明府志，宦谱，传说三者之间的因果关系，实属必然而非偶然之巧合。

有关丘处机西行云南的资料，笔者尚未发现其“史源”，但始终认为“史书”不可能将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每一个史实都收录下来，人们也有必要核实并完善其“史书”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考古学”的产生便基于此。闻一多先生认为：是“史源”便可靠，是“传说”便无价值，却不尽然，依我看来，倒是官方或半官方的“史源”可靠的少。而民间道听途说式的‘传说’，十有八九是真话。你不能从字面上读历史，<史记屈原列传>尽是一笔糊涂帐。“可是往往是最糊涂的账中泄露了最高度的真实。”<闻一多全集>第一集第245页。

闻一多先生所言，对笔者深有感悟，受益匪浅，尤其对剖析<宦谱>中神奇人物方面，启迪颇大，现将有关“爷爷”的条文，考释拙见如下：

“昆仑山”据<云芨七 >卷二十六载：“昆仑在西海戌地，北海之亥地，地方一万里，去岸十三万里，又有弱水周回浇匝。”是道教称为神仙所居的“十洲三岛”之一。刘尧汉<中国文明源头新探>一书认为：“甘青远古羌戎，早在炎帝神农徒鲁和周初封姜太公于齐时，先后迁达齐鲁。于是把原所居甘，青昆仑之名也带到山东去。山东半岛濒海蓬莱地区牟平县有“大昆山”和“小昆山”，济南之东，现尚有地名“大昆仑”。依据这一解释，则“爷爷”初于昆仑山中与丘处机出家之地---山东牟平县不谋而合，为同一地点。

“爷爷”到雪山时的年号，经过反复考证，认为<宦谱>(乙)图谱中将宋宁宗(公元1208年------1224年)错载为宋徽宗(公元1101年----1125年)。这一错误，可从“爷爷”画像旁题太祖到达石门关与《府志》内载年号上得到证实。并从<宦谱>所载的牟磋牟乐当酋长时的年号推证，因为牟乐为牟保之上辈，如“爷爷”与牟保的宋徽宗年号成立，则其父辈之年号就无法成立(牟乐为宋 . 徽宗政和中即公元1111年---1117年)。

<宦谱>中记述的年号，曾发现多次错载现象，如洛克在<中国西南古纳西王国>一书中指出的第61页至元改为至正；66页洪武34年而实为建文3年等，其年号多次出现错误的原因，洛克在其106页注释条中作了说明，认为：“由于丽江地处偏僻，交通不便，该地区的人民还不知道......已经发生的改朝换代。”故“爷爷”的年号之错载，也属于这一原因。

“雪山”<宦谱>(乙)图谱未言明其名称，是玉龙，还是西域？这里应该指太祖召遣丘处机相见时的西域雪山。

<宦谱>(乙)图谱描述“爷爷”容貌为“苍古离奇”且举止“安详镇静”，则表明来着非年轻之辈。考丘处机西游时，已年逾七旬，被称为“爷爷”也是合乎情理之尊称。据了解，山东方言对祖父亦称“爷爷”。

<宦谱>(乙)图谱中提到祭祀一事。据考，丽江纳西族在元代以前的祭祀活动，只采用“郊庙之制”而尚未用“周礼制”，当时设于白沙的祭坛有二，即羡陶坛与月均坛。宋末元初时期，虽祭祀名目多，但形式尚未严格规范，可灵活选择而祀，这是该时期祭祀的一个特点。故“另择一地而祀”真实反映了该时期本地的祭祀习俗。

“于从俗之中，便寓离俗之意”从该语句分析认为，来者“爷爷”在随乡入俗的同时，便寓离开之意，表明在丽江的时间不长，从道教(来者)的养生来看，应了“十三虚无”中之“寡”即“弃妻离子，独与道行”之说。

“东典佛教”一语，笔者详查了有关资料，未发现此教派称谓，原以为是对中原道教的误称，其结果，在释，道两教的斗争史中找到了答案。该词汇不仅关乎到揭示“爷爷”之身份，而且对澄清木氏的“爷爷到丽”一说之起源时限至关重要，可以说，它是启开木氏“爷爷”之谜的一把钥匙。

据韩儒林主编<元朝史>上册250页载“1257年蒙哥以僧，道之争主要是汉地事务，应由忽必烈主持解决，遂命忽必烈召集僧道两家并九流名士，在开平城举行第二次大辩论，出席者僧方面有福裕，那摩，八思巴，刘秉忠等三百余人：道方面以全真教主张志敬为首二百余人。”在辩论前，忽必烈“另僧道二家同诣上所析，二家自约：道胜，则僧冠首而为道；僧胜，则道削发而为僧，”。<至元辩伪录>双方经过辩论，结果“道者负矣，上命如约行罚，遣近臣脱欢将道者樊志应等十有七人，诣龙光寺削发为僧。焚伪经四十五部，天下佛寺为道教所椐者二百三十七区，至是悉命归之”......(<至元辩伪录>.) 在忽必烈命十七名道士出家为僧时，佛教高僧八思巴写下了<调伏外道大师记>，其中写道：“......祈愿由此善业，使世间众生不再追求虚空神仙而入佛教正法！......因见其教法危害善逝佛陀之教法，遵人主忽必烈破斥此邪门外道之命，八思巴于阳土马年(1258年)仲夏五月二十三日以清净正见驳倒长期修炼神仙之法。精通其术之道士一十七名，使其出家为僧时，特记于此。”

笔者认为，由于上述释，道之争，结果道教在朝内受挫失宠，而不准道教继续弘法，使其“善业”是产生“东典佛教”这一称谓的原因所在，顾名思义，在“佛教”前冠以“东典”二字，它既体现释教之佛意，又不失中华之道典。可谓两全其美而曲径通幽。这一举措，对走入低谷的道教而言，实为绝处逢生的明智之举。

“尽管在辩论上竭力辩驳道家邪见，但八思巴作为一位佛教大学者，他能以学者的理性出发。明智地视道教为另一宗教，并承认太上老君获得过神通”。(王启龙<八思巴评传>)故此，可以断定，对道教的这一特殊称谓，是产生与宋理宗末(公元1257年---1264年)的。也就是所谓爷爷之孙阿琮阿良(麦良)所处之时期。而这一称谓，有可能在吐蕃及周边地区(包括纳西族地区)延用了一段时期。至明清时期，由于中原文化已陆续进入边疆地区，据光绪<丽江府志>卷四记载，道教玄天阁有三：“一在城内北门，毁于兵，光绪已丑年建......；一在城府西北，白沙岩脚村，明土司木氏建；一在大具，里人建寺于山谷中”。基于此，当地对道教的称谓，教义已不乏了解。所以不可能产生“东典佛教”这一称谓。由此而论，“爷爷来丽一说”是产生于宋理宗末而非清嘉庆初年。

<宦谱>所载“爷爷生有一子”一语，是涉及本文考证“爷爷”与木氏家族是否有其血缘关系的关键所在。据(甲)谱载，木氏至牟乐牟保已是第三十一代，麦宗被列为三十二代，该两代未言及父子关系，自麦宗以下才开始记述父子传承关系。但乙(图谱)则在牟保与麦宗之间，出现了“抚以为嗣”的养子关系，那么“爷爷”是否入赘生子？则是首要考证的问题。笔者从“史书”及<宦谱>载其孙麦良在宋。理宗宝佑元年(公元1253年)“迎元军于刺巴江口”的史实年号，上溯“爷爷”来丽的时期。(即公元1224年)，结果，其时差只有二十九年，显而易见，“爷爷”为麦良的祖父，则不能成立。另外，到丽时“爷爷”已是七十六岁的高龄，况且他在丽的时间不长，故生子的可能性很小，可以认为“爷爷”与麦宗之间，无血缘关系。亦有理由认为，牟乐牟保与麦宗之间，只存在非血缘的养子关系，从木氏后裔将“爷爷”载入宗谱，并让其充当牟乐牟保与麦宗之间相互衔接的重要角色分析，“爷爷”与麦宗可能是同一时期介入木氏家族。关于麦宗，<丽江府志略>也有“西域人”的记载，这一点则另作考证)以封建的伦理观念而言，“入赘生子”与“养子”比较。前者是有血缘，后者则无。木氏后裔则巧妙地利用了与养子同来的“爷爷”。使其作为两者(牟保与麦宗之间的过度媒体，从而掩饰了木氏血缘传承上断代的缺陷。但另一反面，则又表明了“爷爷”曾与木氏家族之间，有过特殊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很可能是因“入赘”的联姻方式产生，尽管这一关系维系的时期不长。

从以上论据分析，认为木氏历史上，确有这么一个“爷爷”介入其先祖行列，才产生了木氏家族的“一世”谱载，这一点是本文立论的主要基点，而<宦谱>(乙)图谱是木氏家族为维系其嫡系血统而重新排列的世系考。

那么，木氏家族的有关“爷爷”记载宦谱。何因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被埋没，至清代才被载入其“宗谱”呢？析其原因，认为“爷爷”非嫡亲之故。按照封建社会礼教常规，被招之婿，通常被视为没有资格收录于宗谱，即便录入，也只轻描淡写而已。由于历史的局限，虽难免搀杂一些封建迷信色彩，但诚然不可无中生有而编造先祖名辈。这一常理，百姓如此，儒宦家族更需忌讳。故笔者对<宦谱>中记述“爷爷”部分被称为“编造，附会”的说法不能苟同。显然，木氏统治者们是精明的，他们在清王朝时期，不失时机而恰到好处，将其认为曾与满、蒙血统有关的先祖抬出，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清王朝的政治需要，因而造成了木氏家族历史上的误会，也给后人留下了难解之迷......

从以上所述看出，丽江纳西民族之所以人杰，就是自古以来与其他兄弟民族的交往中，能够广纳博采，兼收并蓄(包括人才与各种文化)尤其对历代木氏家族而言，与汉名民族优秀人才的密切交往，是造就木氏兴盛的主要客观因素。外来“爷爷”的介入，不但无损于其家族的形象，反而对其氏族素质的提高注入了活力。而在氏族的断续问题上，正如马克思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中所言那样“氏族名称本身是共同世系的证据，除去氏族历史上的前一时期由于收养血缘上无关的人致使系谱中断外。它是毫无疑义正据。......而过去的现实又反映在荒诞的神话形式中”，丘处机短暂的丽江之行及他与木氏家族的传奇故事，在肢离残缺的历史碎片中，却应验了马克思的这句话。

通过本文考证,笔者得出以下拙见：

一：<木氏宦谱>(乙)图谱的产生，是木氏家族为了维系其血缘而重新排列的世系考。

二：<木氏宦谱>(乙)图谱所列的一世“爷爷”应是丘处机。

三：“爷爷”来丽一说，是产生与宋理宗末而非清嘉庆初年。

四：“东典佛教”这一对道教称谓，是我国历史上，在特定条件下产生的宗教文化现象，而这一称谓，至今却鲜为人知。

五：云南丽江有可能是丘处机西行的终端。

六：那么现在的木氏家族又是谁？待进一步考证。

来源：茗虫的博客

原标题：丽江木氏未解之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