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经历了三次明显的经济重心南移：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南迁。“永嘉南渡”将先进技术也带到了江南。唐朝安史之乱之后，南北经济开始接近平衡。南宋以后，南方经济超过北方，经济重心南移完成。古代经济重心南移具有三个明显特征：首先北方人民大批南迁，带去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经验，体现了当时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其次南移趋势往往在国家分裂或割据战乱时最突出。最后政治中心的南移对经济中心的南移有一定影响。

东南地区的大规模开发始于三国时期的圈圩筑堤。三国之际，魏、吴在江、淮地区长期对峙，为解决粮秣补给问题，东吴“表令诸将增广农田”，就近屯兵垦殖，并于湖县(今当涂县)设督农都尉治，对古丹阳湖区(位于苏、皖交界处)进行军屯，从而拉开了圈圩垦殖的序幕。

封建统治者的高度重视有力地推动了江南地区圩田的开发。封建统治者对江南地带圩区的开发，其目的经历了由军事需要向发展经济需要的转变。东吴为解决驻军粮秣补给而令诸将广开屯田，遂有五路总兵丁奉、丹阳都尉严密围湖圩垦之举；

东晋南朝时期，大规模的军事屯田仍是本地区农业开发中的主要方式。唐中叶以后，随着经济重心的逐渐南移，东南地区成为封建政府财赋的重要来源地，唐代诗人韩愈曾云：“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

从宋朝时期开始，东南地区就成了国家的财富中心。其中又以苏州、杭州和南京为重中之重。宋史记载：“国家根本，仰给东南。”这一现象说明了经济重心转移到南方。

在明朝，苏州一府上缴的赋税，占全国的十分之一。由此可见，苏州缴纳的赋税有多重，同时证明苏州的经济多么强悍。在苏州做地方官是非常舒服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在苏州为官可不止10万两。虽说都是知府，但其他地方的知府对苏州知府十分的羡慕。

东南地区由先秦之际的“地广人稀” 变为后来的的赋税重地，可以说是历史发展的趋势。

如今江浙沪，珠三角，沿海城市都是国家GDP重要贡献者，产值越高税收显示的就越高。这也是正常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