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1905的中日交涉（一）——同床异梦|163

本文为史图馆专栏约稿，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与史图馆立场无关。

前言

长期以来，日俄战争对于大众而言，只是在中学历史教科书中提起近代中国“屈辱外交”的又一个例子。祖宗家业，龙兴之地，竟然需要可耻的“中立”。日俄战争中的“中立”态度，也遗祸甚巨，将中国的主权和威严践踏的一干二净，也为日后的九一八事变埋下伏笔，素来为学界和世人所诟病。清政府先后被俄、日耍的团团转，似乎是失了智。但是哪怕再怎么腐朽不堪，身为一个主权政府，清政府也始终有自己的底限和追求。当然，守不守得住是另外一回事。

庚子国祸沙俄趁机占领我东三省

近年来历史学界对于以往的定论有了一些新的突破，对以往有所忽视的领域有了新的成果，关于日俄战争中中日交涉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小编在尽力搜看各路学者的论文成果的基础上，力图为大家重现当时的历史。

1901年局势

同床异梦

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沙俄出兵占据了我国东北，并迟迟不肯退兵，想要实行他的“黄俄罗斯”计划，“使满洲成为第二个布哈拉”[1]，鲸吞东北。这大大威胁了列强在华的势力与利益平衡，让列强深感不安，尤其刺激了对我国东北同样有野心的日本。同时，清政府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虽然遭到巨大打击，但是亦不甘心将“祖宗基业”拱手让人，1901年杨儒奉命出使俄国，在商讨东三省的时候断然表示：“东三省为‘发祥之地,陪都在焉，列圣陵寝在焉，万万无不收复之理’。”[2]对东北的主权的态度较为坚决。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和中国有了共同利益——逼迫俄国从东三省撤兵。中日两国开始迅速靠近。日本开始尝试修复中日关系，中国也开始利用日本来遏制俄国在东北的扩张。

两江总督刘坤一

日本政府“抛出兴亚主义，竭力宣扬‘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3]，对中国官民大搞舆论攻势，“清朝内部的态度发生了变动，从战争期间的极度仇日，还不到三年，许多重要人士变为亲日甚至主张联日：这些人中有光绪帝、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刘坤一、总理衙门大臣张荫桓、湖南巡抚陈宝箴、上海道员蔡钧以及康有为、谭嗣同、杨深秀、唐才常、梁启超等变法维新人士。”[4]两江总督刘坤一，原是李鸿章亲俄外交的支持者，当初曾经支持李鸿章签下《中俄密约》（这份文件甚至就是当时东北主权危机的重要由头），但是在这个期间，深愤于俄国人背信弃义，又被日本人“恳切”的言辞所感动（大概没亲身经历过，不知道沙皇对李鸿章也十分恳切），竟变成了铁杆的亲日分子。

庆亲王奕劻

在两国关系迅速升温的背景下，清政府在中俄谈判中十分积极地听取日本人的意见，连中俄条约文本都心甘情愿地让日本人过目。在1901年的新一轮中俄谈判中，“庆亲王奕劻将俄国约稿内容透露给日本驻华公使小村寿太郎。”[5]3月，“盛宣怀在18日将中方的修正案交给小田切，征求日方意见。”[6]日本方面也给予了极大的热情与回应，积极地给清廷出谋划策、打气，让清廷坚定拒俄决心。“13日，加藤正式召见李盛铎，表达了日本政府的立场：‘此次议款，中国万不可割地，如允割地与一国，或未明割而允其设官置兵，亦是暗让；一经允定，他国必群起效尤，大局尚不可问，财政及各种权利亦然’。”[7]

鼠公使小村寿太郎

这种关系的升温，加上沙俄的咄咄逼人，造成的便是日本直接走上台前，直接与俄国交涉。“1903年7月，日本决定直接与俄国交涉，协议解决朝鲜和中国东北的问题”。[8]中俄谈判，实际上已经让位于日俄谈判，日本终于意识到，仅仅站在幕后，已经不能赶走胃口极大的北极熊，因此直接插手中国东北问题。而中国清廷内部不少人却仍然感念日本人的“好意”。

但是中国朝野并非对日本的野心没有认识，“贵州巡抚李经羲于1905年2月15日上奏:‘俄胜势必吞并, 日胜无非索酬, 两害相形, 则取其轻。’”[9]清驻日公使杨枢，亦有所察觉，“希望外务部与日本驻华公使提前开诚布公，‘订明一切，以免事后争执’。”[10]报纸上也不乏提出战争后以东北各项权益来酬报日本人的声音。虽然他们分析和设想不一定正确，但是朝野上下对于日本会大肆索取报酬早已有了心理准备，也有所戒备。对此，日本亦不是毫无反应，日本政府不得不一再强调自己对于大清国的领土毫无野心。在天皇的宣战诏书中：“求文明于和平，与列国笃友谊，而保障帝国安全于永久”。[11]

云贵总督李经羲

日本明治天皇

可见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涉，虽然看似亲善，但实际上二者均有自己的打算。二者都能意识到，对方并不是真心想要帮助自己，二者基于有共同利益，在相互利用中迅速亲近。这一时期的中日交涉，用“同床异梦”这个词来概括最合适不过。其中，受限于国力等因素，在这种交往中日本明显占优势，把握了交往的主动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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