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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的这番经历,令他开始思考"权利被剥夺"、"经济不自由"的问题,播下终生追求相关解答的种子。而《贫穷与饥荒》一书中所提出的自由、能力等概念,也是他整体学术思维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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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博览》
作者 | 邱慈观
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是199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他饱涵人文关怀,倡导伦理价值,深入研究贫穷、公平、正义、人类发展等议题,于福利经济学、社会选择理论、饥荒经济学、发展经济学、人民幸福衡量指标等领域贡献卓著。阿玛蒂亚森的学术成就非凡,唯其思维深邃,理论艰奥,故除学术期刊外,一般杂志很少论及。
我曾修习哲学,当时读过他融合哲学及经济学的著作,如《效益主义及其超越》、《伦理学与经济学的对话》等,深受启发。转行金融后,我开始接触阿玛蒂亚森的经济学论述,才理解他真正贡献所在。但自己非经济学家,也非阿玛蒂亚森专家,未能持续跟进相关研究。近日所以重拾旧爱,乃受某读书会邀约,请我导读他的《贫穷与饥荒》,外加介绍生平与贡献。
阿玛蒂亚森是晚熟型学者,《生活质量》、《发展与自由》等代表作,均在六十岁之际写成,而他自许的传世巨著——《正义的理念》,则在七十七岁才出炉。相较之下,1981年的《贫穷与饥荒》,属于早年作品,火候虽嫌不足,但已蕴含他思维架构之雏型,并显现其社会关怀起心动念之本源。因此,亦可由此书入手,展现其为学宗旨与宏观视野。
阿玛蒂亚森1933年出生于东印度孟加拉邦的一个书香世家,父亲原为达卡大学化学系教授,后出任政府官职,外公是古印度学专家,曾任大学副校长。阿玛蒂亚森与大学情缘深厚,他在大学城出生、成长,长年居住校区,以自行车代步,遐迩闻名,传为美谈。
幼年时,印度社会动荡,种族矛盾严重,阿玛蒂亚森目睹国家分裂过程中的暴力行为,接触到贫穷、饥荒与不平等,对他日后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特别是,在他九岁时,目睹穷人甘冒生命危险,到富裕社区求职,却因歧视而遭砍杀。这番经历相当触动,令他开始思考"权利被剥夺"、"经济不自由"的问题,播下终生追求相关解答的种子。
二十岁赴笈英国,就读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主修经济学。攻读博士学位时,阿玛蒂亚森即被请回印度大学执教,后因奖学金理由而重返英国修习,以伦理学为研究重点。1959年获博士学位,师承货币经济学及发展理论大师乔安罗宾逊。1972年后的十多年里,阿玛蒂亚森先后在伦敦政经学院及牛津大学执教,且于1987年被哈佛大学聘为讲席教授。1998年至2004年间,受聘三一学院,成为该院首任亚裔院长。其后返回哈佛大学,任职至今。
在专业学会方面,他曾先后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印度经济学会会长。 学术研究方面,一九六零年代末及一九七零年代初,阿玛蒂亚森把重点放在发展经济学及社会选择理论,后者因诺奖得主肯尼斯阿罗而得名,尤以其"多数决的不可能定理"最广为人知。阿玛蒂亚森证明了定理成立的情况,也拓展了社会选择理论。
《贫穷与饥荒》一书由探讨权利系统与剥夺的几篇文章组成,以权利关系的概念,解析贫穷与二十世纪的四次大饥荒,包括阿玛蒂亚森九岁时身历其境的孟加拉大饥荒。
书中指出,饥荒非因欠缺粮食而发生,而因分配粮食之内在机制的不公平而发生。特别是,阿玛蒂亚森以具体的统计数字,说明孟加拉大饥荒时的人均粮食生产额高于先前的非饥荒年,却因工资下跌、失业率上升、粮食价格飙涨及粮食分配不佳等社经因素,而造成饥荒。
针对一般的"食物供给方法说"——饥荒由食物供给不足所引起,阿玛蒂亚森透过严谨的逻辑论证予以驳斥,表示以这方法研究饥荒不仅会掩盖事实的真相,还会造成错误的公共政策。 更重要的是,阿玛蒂亚森在书中所提出的自由、能力等概念,也是他整体学术思维的关键。
自由方面,他所发展的"能力导向法"(capability approach)把重点放在"积极自由",即某人能做某事的实际能力,而非一般经济学中所谓之不受干扰的"消极自由"。某些情况下,这种区分尤其重要,譬如孟加拉大饥荒,当时劳工未受干预,能买粮食的消极自由不受影响,却不能积极自由地去做某些事:他们不能摆脱营养不足,也不能逃离死亡!劳工之所以欠缺能力,乃因需求紧张造成的粮食价格急剧上升,令其(以工资交换粮食之)交换权利严重受损。
换言之,某人挨饿系因他没有支配足够食物的能力,而《贫穷与饥荒》使用的权利系统方法就强调,在一个公平社会里,每人都应有能控制(含食物在内之)商品组合的权利。从权利方法角度,不同阶层人民对粮食之支配与控制,其能力差异反映于一个社会的权利关系,而权利关系则取决于社会特性,其中包括法律、政治及经济等维度。这看法有政策意涵:处理粮食危机时,政府不能仅以粮食救灾,而更须稳定物价,且弥补灾民收入上的损失。
阿玛蒂亚森对发展经济学的贡献,建立在能力概念上,而这概念源于其《选择、福祉与量度》、《商品与能力》、《生活质量》系列的著作。依其背后理念,每个社会都应致力于衡量其公民的具体能力(concrete capabilities),以了解人们享有价值活动的自由,而这才反映出人们的生活质量。更具体地,每个社会都须准备一个清单,列出应赋予人民的基本能力,而社会发展应反映在它对推进人民享有自由所做的努力,而非仅反映在推进经济活动上。
1999年的《发展即自由》一书中,阿玛蒂亚森继续发展其能力概念,指出包括政治自由、经济设施、社会机会、透明性与保护型安全在内的五种自由,而人类发展应反映自由的提升,而不应只是经济发展。他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贡献与对贫穷及不平等的经济量度,最后形成联合国开发署之〈人类发展报告〉,每年以具体的社经指标对各国发展排序。
阿玛蒂亚森强调自由、平等与权利,又关怀贫穷、饥荒及人的发展,故被尊为"经济学的专业良心"。特别是,在金融行业高唱价值中立而令世界陷入混局时,他所标示的人文涵养及道德价值弥足珍贵。
事实上,阿玛蒂亚森获诺奖的时点,也突显了学界对价值意义的反省:他获奖前两月,美国爆发了长期资本公司(LTCM)事件。这间对冲基金公司专以债券利差做套利交易,其三位关键人物中的两位——史坦佛大学的斯科尔斯及麻省理工学院的默顿——因以新方法研究衍生金融商品的价值而获1997年诺奖。
1998年LTCM对利率走向预测错误,造成投资人严重亏损,波及面大到足以引起金融风暴。后由美国政府涉入,与多间金融机构达成协议,对LTCM提供流动性,以纾缓危机。
1998年八、九月时,LTCM事件连续多天被华尔街日报以头条新闻报导,其中除说明事实外,还对两位1997年诺奖得主冠以"价值偏颇"的封号,且质疑其订价模型的效用性。媒体更呼吁金融界要发挥同理心,不能只为高端客户服务,还须顾及普罗大众。
当时关注诺奖的人士就猜测,1998年诺奖评审将会更谨慎,选出一位对生命有终极关怀、倡议伦理价值的学者,而十月初诺奖肯定了阿玛蒂亚森的贡献,也符合外界预期。
思考幸福的真谛,在西方哲学及经济学领域有悠久的历史,从希腊哲人亚里士多德,乃至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以及《论自由》之作者约翰史都华弥尔,都念兹在兹,衷心关切。
针对幸福,阿玛蒂亚森透过人所拥有的能力及享有的自由来做解析,更依此建立了一套衡量人民生活质量的方法。更具体地,阿玛蒂亚森指出,幸福应涵盖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而落在七项目上,其中包含健康与安全、知识与讯息、工作生活平衡、政治参与、人际关系、幸福感、自然环境质量等。
基于这些理念,2010年他与诺奖得主约瑟夫史蒂格里兹合写了《衡量公民幸福》的报告书,标出传统GDP指标面临严重的问题:它只反映一国的经济活动,却忽略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更重要的,该报告书凸显了阿玛蒂亚森对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他发展了能力导向理论,再透过物质与精神两个维度,具体落实为一套衡量幸福的综合指标。
邱慈观 简介
上海高级金融学院教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金融学博士,哥伦比亚大学伦理学博士候选人。
曾在美国的加州州立大学任教、新泽西州民间企业任职、台湾的中央大学任教, 并任行政领导,协助推动校务和负责大学发展等工作。邱教授所教的专业科目有投资学、金融伦理学、绿色金融、金融机构企业社会责任等。她表达能力强,对学生关怀, 教学热忱自然流露,深受学生欢迎,曾多次获得台湾管理学会及校方的优良教学奖。
邱教授替台湾证券交易所及多间民间企业担任顾问,指导企业社会责任、可持续及责任型投资、绿色金融、普惠金融等议题有关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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