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 1929- ）和意大利建筑历史学家曼弗雷多·塔夫里（Manfredo Tafuri, 1935-1994）都曾对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进行过尖锐的批评，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批评是相通的。

1980年的首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由意大利建筑师保罗·波多盖西（Paolo Portoghesi）担任总策展人，以“过去的在场”（The Presence of the Past）为主题。其中心展览项目为“最新的街道”（La Strada Novissima），有二十位知名建筑师受邀参加。受邀建筑师各自设计了一个想象的立面，并以1:1的比例用木材或混凝纸建造，在一条想象的街道上排列（图1，2）。哈贝马斯的重要文章《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计划》（Modernity: an Unfinished Project）正是以该届建筑双年展为引子，将该届双年展视为一种新的保守主义思潮的体现。该文是哈贝马斯在1980年9月被德国法兰克福市授予“阿多诺奖”（Theodor W. Adorno Prize）时所作的演讲原文。德文文本最早发表于哈贝马斯的《政治短论集》四卷本（Kleine Politische Schriften I-IV, Frankfurt: Suhrkamp, 1981）。此处的译文是根据第一个完整的英译本选译，该英译本由尼古拉斯·沃克（Nicholas Walker）翻译，出版于1997年。选译的文段主要关于哈贝马斯对该届双年展所透露的历史主义、后现代主义和保守主义趋势的评论。这篇文章中，哈贝马斯论述了与先锋派艺术相对的三种保守派，其中后现代主义被他归为第三种：“新保守派”（New Conservatives）。必须指出的是，哈贝马斯这篇长文的视野远远超越建筑和艺术范畴，而直指现代性是否已经终结的问题的肯綮。

塔夫里的文章对1985年的第三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进行了评论。保罗·波多盖西此时作为威尼斯建筑双年展的主席，委任意大利建筑师阿尔多·罗西（Aldo Rossi）为该届双年展的总策展人，主题为“威尼斯计划”（Progetto Venezia）。超过150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建筑师参加了这场展会，在威尼斯的若干选定的场地展开设计。其中，吸引了参会建筑师最大兴趣的，是对威尼斯学院桥（Ponte dell'Accademia）的重新设计（图3，4，5）。

[1980年第一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

图1. “最新的街道”，第一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1980。从左上开始，设计师依次为：Costantino Dardi、Michael Graves、Frank O. Gehry、Thomas Gordon Smith、Studio G.R.A.U.、Stanley Tigerman、Franco Purini/Laura Thermes、Robert A.M.Stern、Charles Moore、Josef Paul Kleihues、Hans Hollein、Massimo Scolari、Oswald Mathias Ungers、Robert Venturi/John Rausch/Denise Scott-Brown、Léon Krier、Taller de Arquitectura/Ricardo Bofill、OMA/Rem Koolhaas/Elia Zenghelis

图2. 矶崎新方案，“最新的街道”，第一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1980。

[1985年第三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

图3. 科斯坦蒂诺·达蒂（Costandino Dardi），威尼斯学院桥新桥设计，第三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1985。

图4. 圭多·卡耐拉（Guido Canella），威尼斯学院桥新桥设计，第三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1985。

图5. 克拉斯·欧登伯格（Claes Oldenburg）/库斯耶·凡·布鲁金（Coosje van Bruggen），刀/船（Il Corso del Coltello），木材、铁、涂塑布、发动机，8 x 9.6 x 25.3 m，第三届威尼斯国际建筑双年展，1985。

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计划（1980）（节选） [1]

尤尔根·哈贝马斯

译：TA

继画家和电影人之后，建筑师们现在亦已得到威尼斯双年展的接收了。不过，对第一届国际建筑双年展的反响却尽是失望之声。威尼斯的参展建筑师们组成了一支把锋线掉头向后的先锋队。打着“过去的在场”（The Presence of the Past）的旗号，他们牺牲了现代性的传统，转而让位于一种新兴的历史主义风潮：“整个现代主义运动正是凭着跟过去的密切关联而得以延续的，没有日本就无法想象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没有古典时代的古迹和地中海建筑就无法想象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没有辛克尔（Karl Friedrich Schinkel）和贝伦斯（Peter Behrens）就无法想象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然而所有这些都被无声无息地忽略掉了。”以此高论作为引证，《法兰克福汇报》的评论家 W.平特（W. Pehnt）做出了下述断言，其意义远超这场展览本身，是他对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诊断：“后现代性明确地将其自身呈现为一种反现代性（Antimodernity）。”

这一论断点出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种情绪趋向，这种趋向正在向知识界的每一个毛孔中渗透；这句话还把一系列理论议题提上了议程：后启蒙、后现代、后历史（posthistory），等等。简而言之，就是一种新的保守主义。而阿多诺和他的著作则坚决同这种趋向划清界限。

阿多诺对现代性的精神的支持，是毫无保留的。在他对真正的现代性和不过尔尔的现代主义的区分中，他敏锐地察觉到了那种（因为对后者的批判而）对现代性本身进行抹黑的趋势。那么，在此，以深究当下对于现代性的态度来表达我对于领取阿多诺奖的感激之情，可能就不算是全然的失当。现代性是不是像后现代主义者们所认为的那样，已成明日黄花（passé）？或者，四处招摇吹嘘的“后现代性的到来”是不是就是一个骗局（p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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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本雅明的时代以来，美学现代性（aesthetic modernity）的精神已走向衰老。当然，它曾在1960年代再次排演，而随着1970年代也已经成为过去时，我们得承认，现代主义几乎已经无法激起任何反响。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这位现代性的虔诚信徒，早在1960年代中期就指出：“1967年的先锋派在重复1917年的先锋派的行为和姿态。我们正在经历的，是现代艺术这个概念的终结。”紧随彼得·比格尔（Peter Bürger）的著作而来的，是“后先锋派（post-avant-garde）艺术”这个说法，它用来指代超现实主义的反抗的失败。但这个失败到底意味着什么？是标志着跟现代性的终结吗？后先锋派是不是就暗示着向后现代性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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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对年轻保守派 [Young Conservatives] 和老保守派 [Old Conservatives] 的论述之后（译注）]

与现代性的成就之间有着十分肯定的密切联系的，是新保守派（New Conservatives）：只要现代科学触及的范围仅限于技术进步、资本主义发展和理性的管理模式（而不触及文化），他们就欢迎科学的发展。否则，他们就会推介一种政治，这种政治从根本上是为了化解掉文化现代性的爆发力量……他们断言了艺术的彻底内在性（total immanence of art），质疑了艺术的乌托邦内涵，而诉诸于艺术的虚构性，这恰恰就是为了将美学经验限制在私人领域之内。就这方面来说，我们可以提到的有早期的维特根斯坦（Ludwig Josef Johann Wittgenstein）、中期的卡尔·施密特（Carl Schmitt），还有晚期的戈特弗里德·贝恩（Gottfried Benn）。科学、道德和艺术被截然分裂为不同的自治圈子，与生活世界（lifeworld）隔绝开来，各由专业人士管理，如此一来，文化现代性就成了彻底弃绝现代性计划之后的残余。空出来的空间就这样被传统所填满，而不必顾及这是否正当（justification）。

威尼斯1985：建筑双年展（1985）[2]

曼弗雷多·塔夫里

译：TA

1985年夏天，威尼斯双年展的建筑部组织了一场竞赛展——毫无疑问，这么做源自于1978年的“断裂之罗马”（Roma Interrotta）和1980年的“威尼斯十像”（10 Immagini per Venezia）这两场类似的展会。[3] 每隔一段时间，建筑师们就焦急地聚拢在虚假的问题周围，在意大利的历史城市身上留下他们那些转瞬即逝的印记，以便宣告某种抽象的“设计之必要”（真是不巧，这些历史城市已经是完美的了）。

不过，1985年双年展的竞赛主题其实表述得十分清晰。威尼斯现实情况中最迫切或者最棘手的那些问题，竞赛一个都没管；其他的同等紧迫的问题——例如罗马广场（Piazzale Roma）的车站，特隆凯托岛（Tronchetto）的规划，或者是边缘地区的复苏——这些问题也都被忽略了。就竞赛提出的主题来看，威尼斯及其周边地带不过是被视为一个背景文本（pre-text），威尼斯那些压抑不住的冒渎与暴力的暗流，被诸如“崇古之风”和“重新发现延续性”这样的幌子给遮蔽了。竞赛参与者们受邀为威尼斯大运河上的18世纪的韦尼耶·莱奥尼宫（Palazzo Venier dei Leoni）进行设计，为里阿尔托（Rialto）附近形成的精细的交叉口、埃斯泰广场（Piazza di Este）和巴多埃莱广场（Piazza di Badoere）、诺阿莱的堡垒（Rocca di Noale）、帕多瓦的河谷草地广场（Prato della Valle）和帕尔玛诺瓦（Palmanova）设计。唯一一个实实在在的设计项目是威尼斯学院桥（Accademia Bridge）的重新设计，这里成了建筑师们关注的焦点也就并非巧合了。

1985年建筑双年展所秉持的意识形态是如此惹人注目，以至于足以成为很多类似展览的参照。建筑师们受邀而来施展拳脚的这个威尼斯，是一个已被掏空的毫无特点的空壳威尼斯：一个失去特征的威尼斯，或者说，是一个由装点门面的伪装和无关紧要的废话所支配的威尼斯，以放荡不羁的自由“航行”和任意的重新组合为目标的威尼斯。对加纳莱托（Canaletto）的幻想画（Capricci）的提及并非偶然。在这样一个充斥着漫无目的的“扫视”（glance）和类比的游戏的威尼斯，有一种需求应运而生：与威尼斯在“现代”感觉下产生的深层焦虑达成妥协的需求。事实上，这座“统领之城”（la Dominate）的全部历史使得“设计的文明化”（civilization of project）很成问题：威尼斯提供了一种对现代性的基本前提的微妙扰动。对于这种扰动的回应，却是麻痹无力和超威尼斯主义（hypervenetianism），以及那种急于祛除焦虑的无节制的狂妄——1985年双年展诸设计项目集体做出了这样的回应。

除了极个别的例外，这些设计项目似乎就是为了参加一场有趣极了的大型游行。几乎所有的竞赛参与者都呈现出了其个人最低水准。卡耐拉（Guido Canella）、维托里奥·德·菲奥（Vittorio De Feo）和列奥纳多·里希（Leonardo Ricci）的桥，庸常而草率；普里尼（Franco Purini）和达蒂（Costantino Dardi）的设计，无用而冗余；这些过量的拼贴画式设计，彼此之间可以互换，将韦尼耶·莱奥尼宫尚存的构筑层层围困；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一大堆方案将里阿尔托岛彻底改换天地。

本来预想的这个“建筑的节日”，最后变成了围着死尸般的城市的一场欢宴。大行其道的是漫画化的设计，夹杂着或许是无意间的戏仿，它们不仅仅关乎语境，还关乎建筑本身。双年展中的威尼斯——正如波多盖西在展览目录的开头所写的——被召唤来充当“设计的希望之都”。1985年的这场举办于双年展花园（Giardini di Castello）的盛会，满是幻灭与失望，我们很难想象它将会带来些什么。不过，最起码有一个事实已经浮现而出：参加这场盛会的多数建筑师，挑拨着那些最令人心忧的欧洲历史城市，带来的无非是一堆混乱的舞步，展演给一票三流观众。作为对于“重新发现延续性”的明证，这场展览可谓是人畜无害了：在此，建筑学失掉了它的合法性，甚至比1978年的罗马还要失去得更为彻底。

1985年这场建筑双年展的水准配不上它的签约策展人阿尔多·罗西，然而倒是跟双年展主席保罗·波多盖西的文化策略很般配。不过，后者凭借他1980年策划的展览项目“最新的街道”（La Strada Novissima），展现过一种完全不同的奇观感（sense of spectacle），把木材和混凝纸（papier-mché）收拢在“虚构（fiction）”的领域之内：凭借更为现代的信息与消费环流（circuits），一个面向着建筑学想象的新领域开始形成。

[1]译注：本文选译自 Benhabib, Seyla, and Maurizio Passerin-d'Entrèves Ed., Habermas and the Unfinished Project of Moderni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7:38-55.选译的三个文段分别来自p. 38-39、p. 41-42、p. 53-54。

[2]译注：本文译自塔夫里出版于1986年的著作 Storia dell’architetturaitaliana: 1944-1985 的第十三章，有删节。由英译本翻译。见 Tafuri, Manfredo. History of Italian Architecture, 1944-1985.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9: 185-187.

[3]译注：1978年由 G.C.阿尔甘（Giulio Carlo Argan）组织的“断裂之罗马” 竞赛请了12位建筑师，分别是：Piero Sartogo、Costantino Dardi、Antoine Grumbach、Romaldo Giurgola、Michael Graves、Leon Krier、Aldo Rossi、Rob Krier、Robert Venturi、James Stirling、Paolo Portoghesi 以及 Colin Rowe。该竞赛以1748年罗马建筑师 Giambattista Nolli 画的罗马地图为底图，平分成12份，这12名建筑师或理论家按照他们各自的城市理论，分别将 Nolli 的地图转化为一个对罗马的假想设计。1980年，建筑史学家弗朗切斯科·达·科（Francesco Dal Co）在威尼斯策划了名为“威尼斯十像”的竞赛展，参与的10组建筑师分别是：Raimund Abraham、Carlo Aymonino、Peter Eisenman、John Hejduk、Bernard Hoesli、Rafael Moneo、Valeriano Pastor、Gianugo Polesello 和 Giuseppina Marcialis、Aldo Rossi 以及 Luciano Semeran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