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8、1958到2018，文化维新，只争朝夕|163

｜新春评论｜

又是一轮甲子戊戌。

论阴阳五行，天干之戊属阳之土，地支之戌属阳之土，是比例和好。应是好年。

戊戌这两个字型近似的年份标注，总会让人印象深刻。

这篇评论文章计划通过一些影像与关键词来回看这些时间的吉光片羽。

18世纪末，英国人炮台下的维多利亚海港

对于中国来说，120年前的1898年是个大年。

这一年，青岛、新界、旅顺及大连先后被列强强行设为租界，

再加上早两年因为甲午战争战败而割让的台湾岛，

昔日康乾帝国的光景在这一个狗年，活得最是灰头土脸。

南海圣人康有为

饮冰室主人梁启超

1895年中，知识分子康有为与梁启超写下万字书，直书腔臆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发起公车上书，多达千人连署，

由此，这两位最有见地和影响力的文化人多番上书举议推行新政，直至1898年，似有维新之光，

光绪帝，传说他之所以接触到维新派的信息，

是其爱妃珍妃的穿针引线

在1898年，皇上光绪帝命令康有为可以随时上书，2月，在康的第7次上书中，康举以他山之石列举彼得大帝和明治天皇的改革，并呈上自己的著作《日本变政考》和《俄大彼得变政记》。

光绪读后，定下了改革的决心，并把书呈览给皇太后慈禧——一个真正的中国国权掌握者，早在咸丰去世前就已经接掌了诺大的帝国，也是学习能力极强的慈禧。

慈禧太后留下的大量照片，

得益于光绪宠妃珍妃带入宫中的照相机

随后，一意效仿日本明治维新的光绪力主维新，明定国是，这场被称为“百日维新”的运动伴随着慈禧临朝，康梁逃离，“戊戌六君子”的被处死告一段落。

仅有的硕果，是开办京师大学堂（北大前身），它标示着对教育制度的新天地。

对于世界来说，120年前的1898年亦是大年。

1月1日，纽约城实现合并，曼哈顿区、布鲁克林区以及皇后区等五个行政区开始组建一个现代意义下的城市；

法国作家左拉在《震旦报》上发表公开信，开头一句“我控诉”，直指法国总参谋部的一场阴谋，随后被判刑；

影响美洲势力格局的美西大战：美国与西班牙的战争打了足足一年；

在科技方面，居里夫人发现了化学元素镭（Radium），

一个叫尼古拉·特斯拉的天才发明了遥控器这个日后影响千家万户的玩意。

在诞生的大人物上，周恩来、彭德怀和刘少奇都是这一年出生的。

周恩来，生于1898年3月5日

在1898年，这个上上世纪的最后时刻，世界现代新潮初见端倪之时——

世界似是走到了一个区别旧时代与新时代分水岭。

而上一个甲子，60年前的1958年，

中国同样有着不寻常的一年。

在胜利结束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后，

席卷全国的“大跃进”宣告开启：超英赶美的口号响彻大陆。

对照1957年的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毛主席在这年说：“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在甘肃酒泉兴建火箭发射场，新中国的第一艘万吨远洋轮下水，名字就叫“跃进号”。

全民大炼钢，人们的手似乎就像是磁石把所见的铁都拿出来了，

人们甚至被发动起来捕杀麻雀，说这些鸟盗取了我们的粮食。

这一年，上海成为了一个发明之城：上海牌手表、英雄牌100金笔、上海牌轿车、海鸥照相机以及飞跃球鞋都开上了生产线；

上海牌，新中国知识分子劳动者的标配

这一年，中央电视台开播，全国人民有了一个指定的收看电视台。

早期的中央新闻联播，主播身后的地球仪，

不知道是不是日后新闻联播开播主画面的地球元素的来历

而“汉语拼音方案”为中国的平民教育的推广和方法定下了一个语音的基准。

一个曾在耶鲁和哥大留学归来的大学者——马寅初预见了建国后人口激增造成的问题，提出了“新人口论”，提出计划生育提案，在此之前，海关甚至禁止海外的避孕药和用具。

1958年，北京纺织厂幼儿园

世界的1958呢？

1958年时的曼哈顿

继苏联之后，美国在1958年也发射了他们的人造卫星“探险者1号”。

充满未来感的福特的雷鸟汽车被生产出来了，这是一款象征着美国梦的座驾。

布鲁塞尔世博会，原子球造型的塔，召唤着一个新的科技纪元。

摇滚乐先驱猫王被征召入伍，他的一曲《伤心旅馆》（Heartbreak Hotel）一直萦绕在美国收音机前。

20世纪福克斯的电影《变蝇人》开创了新的科幻惊悚类型，描述了一个因与苍蝇结合，成为一个畸形的怪物的故事。

这一年的《时代》年度人物是戴高乐总统，他制定新宪，宣布“半总统半议会制”的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成立。

日后美国流行乐的超级偶像迈克尔·杰克逊在这一年出生。

现代摩天建筑的典范，

由建筑师密斯·凡·德罗与菲利普·约翰逊

共同设计的西格拉姆大厦，1958年落成

美国历史学家史景迁曾说：“中国与西方文化有很多复杂的交错点。利玛窦对中国文化并未完全理解，却十分重视；他受中国经典的影响，认为儒学和基督教有着极大的相似性，对道德问题都有相同的关怀，对人类文明如人口、生态等具有共通性的问题，进行平行的追求。”

三个戊戌之年，前两个，无论是1898年还是1958年的中国，中国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似隔着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在清朝汉人官员尚在呼喊变法并希望身在深宫中的皇族宗师出国游历时，纽约城的熨斗大楼已在兴建；在我们的工人在工厂里争分夺秒地大炼钢材大喊“超英赶美”的时候，纽约人已经在橄榄球NFL的赛事中享受体育的竞技娱乐。这是一个看起来不在一个文明发展史中的两个世界。

1958年纽约扬基体育场内的NFL冠军赛现场

第三个戊戌之年，我们忽然发现，国家已经富强，我们的电视小品节目可以调侃我们在非洲进行投资和建设之后我们与当地人民的情感小故事，我们走进了新时代，短短三十年，中国让自己的公路里程翻了5倍，并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高速公路和高铁网络，在这个新时代里的每个人，被高速的时代列车裹挟前行，如果有人猛然转过头来看前两个“戊戌之年”，真的是仿如隔世。

第一个戊戌之年是儒家士大夫的自省，以自己对于世界潮流的洞察与治国见地，呼唤中国亟待改变；第二个戊戌之年是工人阶级的自省，以集体的意识和拼劲，试图以更快的速度创造大跃进的奇迹，改写中国落后的局面。到了2018年，第三个戊戌之年，积30年改革开放的时势，中国虽还不能是世界格局的定义者，但早已是一个苏醒中的对世界有着更大贡献的强大国家。

第一个戊戌之年的知识分子，以儒家教育的一些知识分子，如今文学派的康有为，古文学派的章炳麟、刘师培等人，似是对亨廷顿文明论的反叛，主动拥抱了西方的先进文明。他们的二代，则更是学习了西方文明而归的第一代留学生。

梁思成与林徽因，是梁启超与林长民送到海外留学的下一代

第二个戊戌之年的知识分子，我们那时候称呼他们是“知青”，为了缓和城市就业问题，国家有组织地将他们移居到农村，《人民日报》曾发表文章《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知青下乡运动从1950年代持续到1960年代，成为了一代知识分子的青春烙印，一方面，延迟了他们对于国家的贡献，另一方面，也像是一种意志的洗礼，大量的知青在回城后绽放出更大的创造激情。

农村是广阔的天地，知青下乡宣传海报

到了2018年，第三个戊戌之年，我们能看到怎样的知识分子状态？

法国哲学家朱利安·班达在其代表作《知识分子的反叛》中写道： “我所称为‘知识分子’的人，他们的活动本质不追求实践目的，只希望在艺术的、科学的、或形而上学沉思的活动中获得快乐，简言之，他们旨在拥有非现世的善。”

“我们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他们，在两千年里，人类虽然行恶，但崇善。这一矛盾是人类的荣耀。人类文明正是在这一矛盾所造成的夹缝中发展出来的。”

我们更愿意把知识分子描述为更广义的他的另一个近义词“文化人”，这个群体不仅是知识分子，更是一切接受了开化文明教育的理想的人，他们既包括在文化艺术方面的从业者，还包括有知识、有思想的各界人士。

文化大家胡适与历史学家费正清及友人

在日本语里的“文化人”包括——作家、小说家、散文家、评论家、编辑、记者、翻译家、诗人、学者、大学教授、画家、书法家、摄影家、陶艺家、雕塑家、建筑家、导演、剧本、演员、制作人、漫画家、作词家、作曲家、编曲家、演奏家、歌手、棋手、设计师、时装模特甚至还包括宇航员。

而中国语里的文化人，还有“以文化人”的教化之意，我们以文化融入自身，去改变社会，引导更多的人，令整个社会走向文明。这就是创造出更多文化产品的意义。我们相信“文化是一种力量”，也是我们设立“文化力研究所”，发现、观察和探索文化的影响力的一个立脚点。

对于文化的定义，我们想引用瑞士知名文化杂志《Du》的总编辑迪特巴克曼（Dieter Bachmann）曾说的一句：“我的定义非常简短。人都有死的一天，文化就是我们在死之前对生命的憧憬。”

如果留意到我们在除夕发出的微信推送里的一个关键词“文化维新”，

一日一月一季一年一纪一甲子，

百花百业百书百艺百艺百风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