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张宪文，蜚声国际的中国近代史泰斗，南京大学荣誉资深教授，季我努学社荣誉社长，季我努沙龙讲演嘉宾。

1944年9月，湘桂激战正酣，美国战时生产局局长纳尔逊（Donald M. Nelson）率领他的战时生产顾问团来到重庆。该团的主要目的之一在于援助中国的战时经济。抵渝之后，纳尔逊发现中国的经济已呈衰落之势，各类工厂的开工能力只占20％至50％。其实，抗战后期国统区经济的衰落不仅表现为工厂开工数不足，而是体现在各个方面。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和国民政府自身在经济发展方面举措的失当，已将抗战军兴后一度出现的繁荣局面彻底葬送。

物资内迁

抗战爆发后不久，由于上海等沿海城市的工厂大规模内迁，技术力量和资金亦同时流入了后方；战场上对军用物资的需求以及沦陷区民众大量涌入后方对日用品的需求都在猛增；在战争和交通不便的情况下，洋货和沦陷区物资难以进入内地；风调雨顺的气候又使国统区连续两年获得了农业大丰收……这些因素都促使了大后方经济的一度繁荣，不仅新设了许多工矿企业，而且产品产量也迅速增加，轻重工业的同步发展(特别是重工业的发展)使中国初步形成了一个基本能够自给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迁徙中的老百姓

国统区经济自1942年起发生逆转。这一年，日军占领了缅甸，大后方与国外的陆上交通被切断。外国的机器零部件和进口原料俱告短缺，有限的空运远远无法满足国统区物资需求，国人忧心忡忡。一些工业企业家认为生产无利可图，转而从事投机买卖或囤积。恰逢农村粮食歉收，这一年的粮价猛烈上涨。国民政府的关税既失，盐税、货物税和其他新开的税源又无法应付庞大的军政开支，只有大量地印发纸币，恶性循环的通货膨胀至此便告形成。在上述诸种原因之下，国统区的各项工业衰落非常明显，以经济部公布的设厂指数而言，1944年较1943年的设厂指数减少约32.56％，其中机器工业仅为1942年的四分之一。除因豫湘桂战役遭受损失的1388家工厂以外，因资金短缺、原料缺乏、产品滞销、企业亏损、动力不足等原因，不得不歇业、改组、撤销、转让的工厂达326家，其中省营工厂26家，私营工厂300家。举凡钢铁、机器、采矿、炼油、酒精、纺织、印刷、卷烟、造纸、制糖、丝绸等行业，都呈现严重的下降趋势。

国统区的人民群众

农村方面，国民政府自1938年起曾采取了诸多振兴乡村经济的措施，如农业金融机构的设立，生产技术的改良和荒地的开垦等，一度促使了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但因封建剥削关系的存在，加之战争与自然灾害的影响，国统区的农村经济同样也陷入了危机之中。在狂涨的物价特别是粮价的吸引下，土地日渐集中于少数人之手。中国人素来就有投资于土地的传统，抗战军兴后有大量的官僚、地主、富商、退伍军官等携资来到内地，于是抢购土地的现象日趋严重。1940年代初的统计表明：土地的集中程度随土质的肥沃而增大，四川全省79.07％的土地集中在占人口8.6％的地主手中；在土地较为肥沃的川西南地区，85％以上的土地被占人口7.2％的地主所掌握；而在土地最为肥沃的成都平原，90％以上的土地竟被占人口1.1％的地主所占据。在一般情况下，地主们采用增加租额的方式获取高额利润，抗战后期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便又要求农民重交押租，进而改交实物。农民陷入赤贫之中，生活水平较战前明显降低。据1944年7月的调查：在四川省璧山县附郭肆乡中，被调查的261家农户负债者即达129家，平均每户负债9353元。

张宪文等：《中国抗日战争史·第四卷》，2016年版。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近现代史硕士生 雷晓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