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讲一个故事。1984年12月20号，包玉刚在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受到邓小平的单独接见。当时，他握住邓小平的手说：“我最近去了家乡宁波，我已经40多年没有回家乡了……我打算在宁波办一所大学。”后来在邓小平支持和关怀下，宁波大学的筹建工作非常顺利。
原来，在包玉刚见邓小平的一个多月之前，包玉刚在由天一阁收藏的一部叫《镇海横河堰包氏宗谱》的家谱里面，找到了自己的名字。他以前都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而家谱里清清楚楚记载着他的出生年月日，而且自己原来还是“包青天”包拯的第二十九世嫡系子孙。当时，他相当激动，站了起来，说：“我终于找到自己的根了。”第二天，也就是1984年11月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一条消息。此后，海外华人到大陆来寻根，形成了一个热潮。
可以说，正是那一次包玉刚的寻根之旅，直接促成了宁波大学的兴办。在这个过程中，家谱起到了重要作用。
甲骨文里找到家谱的源头
那么，家谱是怎样起源的呢？
先从家谱的名称说起。家谱，又称族谱、宗谱，还有谱碟、族志、家乘等说法。我们现在说的家谱，其实是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泛称。根据我自己的收藏经验，像湖南、江西、山东、四川这一带，他们一般都喜欢把家谱称为族谱；而浙江、江苏、安徽、湖北这一带都喜欢称之为宗谱。
关于家谱的起源，历代的说法很多。家谱的实物，最早是在甲骨文里面发现的。清朝光绪初年，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村民从田里挖出很多乌龟壳与兽骨。后来这些甲骨被收集了起来，拿到中药铺里去卖。药店老板在李时珍的《本草纲目》里面找到了依据，说这个是古代爬虫的化石，称之为龙骨，能够祛腐生肌。慢慢地，这些“龙骨”就传到了京城及其他地方的药房。
1899年，当时有位国子监祭酒王懿荣，他生了疟疾。有一次，他发现给他配的药里面，骨头上有刻过的痕迹，类似于文字。于是他派人将药房里所有刻有这样文字的东西，都买下来了。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王懿荣总共收集到甲骨1500多片，经过研究，他认为这是我们祖先创造的一种早期汉字。王懿荣被后人称为甲骨文之父。
除了王懿荣收购甲骨之外，当时还有外国人也收购了很多甲骨。现在根据学者研究和释读，总共有3件甲骨片可以确认为是世界上最古老的甲骨，其中最大的一片是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库1506”牛肩胛骨，是当时美国的一个传教士带过去的。这片牛肩胛骨所载的文字极为完整，记录的是一个典型的商人家族的世系，全篇从右到左总共有13个等行，每行有一句话。古文字学家陈梦家先生将这篇甲骨文定为是武丁时期做的，这里面记录了一个儿氏家族的13个人的名字，其中父子关系相续的有11个人，兄弟关系的有2人。也就是说，这片甲骨记录了这个家族的11辈人的世系。
除了甲骨文以外，商周有些青铜彝器上的记录也带有原始家谱性质。像现在藏于辽宁博物馆的一件青铜器，记录了同一个家族的几类人的谱系。除了甲骨文、青铜器以外，还有一些石碑，也是带有家谱性质的，比方说像我们浙东出土的的汉“三老碑”———它出土于余姚的客星山。这块“三老碑”建于东汉的建武年间，碑文记录了一个叫名通的汉代地方官的子孙三代的名字，还有子辈、父辈的一些祭祀的日子。所以这块碑又称《汉三老讳字忌日碑》。不过这些都是家谱当中最简单、最原始的雏型。我们把它看做一个宗族的世系表，更确切一些。
宋以后私家修谱大发展
宋代以后，是中国家谱发展的重要时期。它的编纂方法由过去主要由官府修谱发展为私家修谱。我们现在的家谱，就是以宋代的格式内容传承下来的：纸质，以线装为主，一部完整的家谱，大致包括堂号、序文、凡例、世系世表、源流、宗派字辈等等，还有很多的体例内容。
堂号是宗法社会中氏族文化的一种反映，往往蕴含了一个家族的历史传记、名人事迹、神话故事等内容，成为一个家族的代称，而且也是研究史学、文学、人口学、民俗学等的史料。它的作用大致有辨血亲、明迁徙、颂淳风、探文化等几个方面，也是后代寻根问祖的重要线索之一。
从家族的堂号中，往往能够猜出他们的姓氏来。江苏有人告诉我，说他们的一个物件中写着“陇西堂”三个字，那我就会问他是不是姓李，因为陇西堂是李姓非常常见的一个堂号。又有人告诉我，在他们家的箩筐上看到个“汾阳堂”，那么一般来说他们家就是姓郭，因为郭汾阳即郭子仪是很有名的。
除了堂号以外，家族里面比较重要的，就是世系。世系又称为世表、世系表、世系图、世系录、齿录、根图、行传等等，以图表的形式来反映家族成员的血缘关系。家谱中的世系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家谱假如没有世系这部分内容，实际上就不能称之为家谱。
没有血缘关系的特殊家谱
家谱本来应该是靠血缘关系来维系的。而我收藏的几部非常罕见的家谱，它们有个显著的特征，即家谱里的成员之间没有血缘关系。
有一部是清朝宣统年间的《韩氏女谱》。大家都知道，那个时候，女性在家族当中是没有地位的。在家谱当中，相关内容也极为简单，只有她姓什么、生于何时、死于何时、葬于何地等，连具体名字都没有。《韩氏女谱》是一个叫韩勤学的女人编的，她说：“《女谱》，示主谱也，故载女事特详，而于男则不措一词，以免夹杂之弊。”在这本女谱里面，她就写了她的始迁祖的配偶，就是老祖母的出生年月日，说得很详细，接着写了她的两个媳妇的世系等。这很可能是迄今为止国内唯一的一部女性家谱。我查了很多的资料，还请教了一些其他图书馆的专家，反正他们都没有看到女谱这样的家谱。
还有一种，就是佛门宗谱。和尚出家了，没有子女，但是他们也修了家谱，而且我发现这种佛门的家谱，有好几部传世的。他们是以师傅跟徒弟这样的关系编下来的。有一部民国二十五年的《南山宗统》，还有《释氏宗谱》等。
还有一部是关于结义兄弟的家谱。清朝乾隆三十年，江西万载县有一个秀才叫喻桂林，他与他的十二个同学，结成了异姓兄弟，名为“文联社”。所以他们这个谱叫做《文联社谱》。到了民国二十九年，已经传了好几世了。像结义兄弟的家谱，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第二部被发现。当时他们印了13部家谱，其中一部放到文联书院里面，12部给12个结义兄弟的后人，每家一部。我看到这个家谱以后，非常惊奇，所以我看到一部收一部，到目前为止，13部里面我就已收藏了6部。
国家有史，地方有志，家族有谱。家谱又称谱牒、族谱、宗谱、家乘、世谱等，是同宗共祖的血亲团体记载本族世系和相关事迹、反映本家族繁衍发展过程的历史图籍。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说：“我国乡乡家家皆有谱，实可谓史界瑰宝。将来有国立大图书馆，能尽集天下之家谱，俾学者分科研究，实不朽之盛业。” 千年文明古国，历经沧海桑田，身处其中的百姓家族无论大小，不分贵贱，都有着丰富的家族故事，这些细微生动的家族史与个人生命史共同编织着中国历史的长卷。
皇室玉牒：宫廷生活的珍贵史料
玉牒，即皇帝家族的家谱。“寻根稽谱：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精品展”上，一件罕见的玉牒格外引人注目，它就是宋代皇室家谱《仙源类谱》。该谱记录了宋太祖（赵匡胤）、太宗（赵光义）和魏王（赵廷美）之下六世以后的皇亲世系，是今天能够见到的最早玉牒。这部玉牒成谱年代约为南宋初年，虽仅存残谱一页，但由于存世宋代玉牒极少，这部皇室家谱弥足珍贵。此皇室家谱目前只有两件，分别藏于国图和上图。宋史专家王瑞来指出，在宋代，除参与修纂的人之外, 多数人对玉牒状况不甚了解。正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五）所说：“本朝国书严奉宝藏, 未有如玉牒者也。”专家称，宋代文献中, 有关玉牒的记载并不多见，保存下来的这些玉牒被称为“秘籍”毫不为过。
相比之下，清代玉牒记载内容翔实、装帧华丽。现存的1100余册清代玉牒，是我国唯一保存完整、幸存至今的皇族家谱。记者见到的这部《圣祖仁皇帝（康熙）位下十四子多罗恂勤郡王世系谱》为清内府钞本，修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记载康熙十四子多罗恂勤郡王允禵支下，从允字辈至载字辈六世的世系。爱新觉罗·允禵深受晚年康熙宠爱，屡立战功，驻军西北；雍正即位后，被削爵禁锢；乾隆二十年六月去世，谥号曰“勤”。该谱内文字有3种色彩，第一种是黑色，第二种是朱色，第三种是朱色上覆盖黑色。黑色用于已亡故的列祖列宗，朱色用于修谱时尚健在的人，最后一种则是初修谱时未亡，而在后次修谱时亡故者的人名。
专家说，从清代玉牒中，后人可以看到200多年间皇权更替、宫廷斗争、皇族爵位的继承等皇族纷争。此外，玉牒还是中国最为完整的清代皇族人口统计资料。因此，清代玉牒是我国档案之珍品，为后人研究宫廷历史及皇族户籍等提供了重要依据。
名人宗谱：卷帙浩繁的百科全书
国图方志馆收藏的鲁迅家谱《越城周氏支谱》封面
1984年，国家档案局、文化部、教育部联合下发的《关于协助编好〈中国家谱综合目录〉的通知》指出：“家谱是我国宝贵文化遗产中亟待发掘的一部分，蕴藏着大量人口学、社会学、民族学、民俗学、经济学、人物传记、宗族制度以及地方史的资料。” 据不完全统计，仅国图和上图两处馆藏就有400余种名人家谱，涉及经学、史学、文学、方志学各门学科，以及藏书、教育、艺术、政治、军事、医药等各个领域。
人谱，当首推“天下第一谱”《孔子世家谱》。在有关孔子的谱系中，由孔子77代嫡孙孔德成等于1937纂修的铅印本《孔子世家谱》最为完整。据此可知，孔子裔孙多次出现单传情况，自孔子而下就连续七世子孙单出，自九世起孔氏人口方逐渐增多。谱内收录散处全国的孔氏裔孙共182支。全谱154册，体例精严、剪裁得当，系目前国内馆藏册数最多的线装家谱。在国图方志馆，记者见到了一本更为稀有的孔子家谱——清代戏剧家孔尚任纂修的《孔子世家谱》。该谱文字为朱红色活字印刷，异常精美。曾任京师图书馆馆长的梁启超收藏过该谱，在第一卷开头右下角，赫然印有梁启超阴文方印。国家图书馆方志馆负责人说，戏剧家孔尚任既是谱中人物，又是家谱编辑者，此谱又曾为名人所收藏，是存世家谱中的珍品。
晚清时期，洋务运动倡导者李鸿章的地位举足轻重。李国松纂修的《合肥李氏宗谱》讲述了李鸿章的一些轶事。1895年3月24日，李鸿章在日本商讨《马关条约》签订问题时，被刺客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中左脸。第二年6月13日，李赴德国访问，在德国医生的建议下，李前往医院使用问世仅7个月的伦琴射线（X光）检查伤口。当他亲眼看到X光片上显现出子弹以何种姿势嵌入其头骨时（李遇刺后因手术风险高而没有取出子弹），李鸿章对此大感兴趣，并为这种技术取名“照骨术”。李鸿章也成为第一位照X光的中国人。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研究馆员顾燕说，《合肥李氏宗谱》内名人翰墨众多，书法家谭泽闿题写书名，叙世系自慎所起，无牵强附会现象，诗赋文章已收入专集，也不重复抄录。文字详赡，事可征信，多涉晚清重大史事。对于治中国近代史者，这本家谱颇具参考价值。
在国图方志馆，工作人员从库中小心翼翼地取出6本线装小册子，封面印有“越城周氏支谱”，这是记者要查询的鲁迅家谱。从泛黄的封面上可以看到，这套家谱编号为20，清代周以均撰、周锡嘉编订，清光绪三年（1877年）宁寿堂木活字本。由于该谱修于鲁迅出生前，故谱中仅载有鲁迅、周作人的父亲周凤仪。工作人员介绍，该家谱当时仅印20部，由周氏子孙收藏，分礼、乐、射、御、书、数6集，述周氏渊源、世系、世表、家传等，考据精当，史料可靠。该家谱书套上有周作人“越城周氏支谱，14世作人谨藏，民国廿七年壬月六日题签”。书中“樟寿”“树人”（鲁迅原名周樟寿，后改名周树人）为其弟周作人手写添加。据悉，《越城周氏支谱》目前共发现3部，另两部分别藏于首都图书馆和上海图书馆。
文征明家谱苏州《文氏族谱续集》、“二拍”作者凌濛初家谱湖州《凌氏宗谱》、实业家张謇家谱《南通张氏常乐支谱》、建筑学家贝聿铭家谱《吴中贝氏家谱》……各种印本的名人家谱，不胜枚举。顾燕说，这些家谱载有名人不见于其他文献的生平资料，可补正史、方志之不逮，且家谱中大量的其他记载，提供了其生活背景、家庭教育、社会关系等诸多史实，其价值不言而喻。
百姓家谱：续写家族繁衍史
山东曲阜孔子博物院孔府文物档案馆收藏的1915年《居住朝鲜孔氏族人世系草稿》
中国家谱目前存有多少？近期出版的《中国家谱总目》显示，存世的中国家谱数量超过7万部，种数在52401种以上。除上图和国图外，山西社科院家谱资料研究中心、湖南省图书馆、浙江图书馆以及美国犹他家谱学会等机构的家谱藏量也十分可观。这些浩如烟海、灿若星河的家谱，为我们描述了各个家族的繁衍史。如张岱年在《中国文化概论》中所说：“在中国古代，家国一体，家国同构的政治制度，在中国历史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在百家姓中，王氏是第一大姓，自古就是望族。据国家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刘应梅介绍，王季烈所修苏州《莫厘王氏家谱》，共记录族内男性近5000，女性近3000，可谓一部人物词典，多数有名字、排行、别号、生卒和婚配记载。家谱中的许多人物是进士出身，要么政治地位显赫，要么社会影响显著。
家谱续写着家族的繁衍史，许多人从这里找到了自己的“根”。国图方志馆藏有一套《湖南湘潭昭山宋氏石潭房七修族谱》，该谱清晰地记载：湘潭昭山宋氏原世居安徽，至元代，始迁祖宋文学携三子移居湘潭，从此世代相传。2005年5月，宋楚瑜访问大陆期间，胡锦涛总书记在瀛台宴请宋楚瑜一行时，赠送给宋楚瑜的礼物中就包括一套宋氏家谱，宋楚瑜表示这是“最好的礼物”。这套家谱是国图工作人员以《湖南湘潭昭山宋氏石潭房七修族谱》为原本，按照1∶1比例重新印制的。谱载，宋楚瑜曾祖父宋增阅生有宋声显、宋声顺和宋声颚三子。其祖父宋声显生有宋扬晖（册名宋达，宋楚瑜父）、宋扬曜、宋扬曙三子和宋扬映一女。该谱修订时，宋楚瑜尚未出生，所以其名字不在谱中。
一本看似普通的《北岭徐氏宗谱》却最早记录了中国人参加首届世博会的情景。在“上海图书馆馆藏家谱精品展”展厅的显著位置，这部家谱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据这本刻印于1884年的宗谱记载，1851年伦敦世博会，主办方非常希望中国参加，但清政府置之不理，主办方请人说服中国商家参加。最终，丝绸商人徐瑞珩（字德琼）代表中国前往。作为上海开埠后首批来沪闯荡的广东商人，徐瑞珩在沪经营丝绸、茶叶，蜚声商界。
谱中两文《徐君德琼行状》和《荣村（徐瑞珩号）公得奖感言》记载了徐瑞珩所携“荣记湖丝”在众多展品中脱颖而出，夺得金、银大奖的过程。该谱记述：“咸丰纪元，英国开百年大会于其伦敦之京城……君独寄七里湖丝十二包，往陈于会。既而较论久之，竟推君丝为会中第一，中外人无异词。英国主亲临观之，喜甚，奖君金银牌各一，手谕、画幅一帧。”1852年伦敦皇家协会出版的《英国伦敦第一届世博会评奖委员会报告书》又有佐证：“在中国部分，上海荣记丝绸的展品表明，当地农村蚕种的改良促进了丝绸质量的提高，因此，它被评奖团授予奖牌。”这段史料的出现，将中国与世博会的渊源在时间上提前了16年。此前，中国申办世博会材料认定，最早见识世博会的中国人是王滔，他亲历了第二届巴黎世博会。
另外，有些百姓家谱以图像为主、文字为辅，即像谱。由清代严信厚画辑的浙江慈溪《严氏像谱》为上图馆藏珍品，该谱专门记载了诰制、碑拓及作者严信厚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的画像。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副主任陈建华说，多数家谱以文字记录为主，这种图谱较为罕见，而《严氏像谱》所绘人物衣着华贵、仪态雍容、色彩艳丽、线条隽美，堪称像谱中的佳作。
涉外家谱：对外文化传播的佐证
中外交流源远流长。通过家谱，可以看到千百年前中国文化对外传播的事例，尤其是周边的韩、日、越南诸国，所受汉文化影响既广且深。这些为数不多的涉外家谱资料，为研究中外文化交流提供了依据。
在上图馆藏家谱精品展厅，一部日本原版家谱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它就是《大藏朝臣原田家历传》。这部日本家谱记录了“大藏朝臣原田家”1000多年的历史，通过家谱追溯，其祖先竟是汉代开国皇帝刘邦的后裔。谱中叙述了其祖先缘何东渡日本，以及在日本繁衍生息的历史。据记载，原田家族的始祖为中国汉高祖刘邦，传至东汉献帝玄孙阿知王，率2040人东渡日本奈良县高市郡桧前村。谱内载有先祖小传、画像、世系、家宝、祠田等。其中先祖彩色画像绘工精细、鲜艳夺目。
然而，中国正史中并没有关于刘阿知的明确记载。据《后汉书》，汉献帝刘协娶皇后伏氏、曹氏，见于记载的皇子有7个。其中曹皇后所生刘冯、刘熙、刘懿、刘邈、刘敦，东汉灭亡后又一同被贬为列侯，另有伏皇后所生两皇子不知名，被曹操所害。退位之后，刘协被奉为山阳公。三国魏青龙二年三月庚寅，刘协病死。刘协子刘冯早卒，刘康嗣袭为山阳公，死于晋太康六年。而日本史书《日本书记》、《古语拾遗》、《续日本纪》记载，第四任山阳公刘秋及其同辈刘阿知均是汉献帝玄孙。刘阿知于公元 289年五月初一，率其子刘都贺、舅赵兴德及族人刘国鼎、刘涛子、刘鹤明、刘信子等男女共2040人以求取仙丹之名，离开汉土，历经艰难东渡，于应神天皇年间到达倭国。按照家谱所说，原田家族已传衍到刘邦的第93代，他们至今仍按照传统礼节对刘氏远祖定期祭祀。
采访过程中，专家还提到了另一份国外家谱——《南阳李氏族谱》，为朝鲜人李兢于朝鲜哲宗八年（1857年）所修。该谱记载，一世祖李顺大，生在我国明代中前期，世居湖南宾城南阳县（后改属兴阳县）。近世后裔多以武功食禄加爵，十世之后，很多人从事医学与翻译。此谱以铜活字印刷，纂修体例模仿中国家谱，谱中纪年也用中国年号。
专家提醒：家谱也需去伪存真
对于家谱的价值，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谱牒专家王鹤鸣将其概括为文物价值、资料价值、教化功能、寻根价值。专家还指出，尽管家谱和国史、方志一起构成三座历史“大厦”，但其弊端和局限性不容忽视：
其一，家谱宣扬封建伦理道德。王鹤鸣说，几乎所有的旧家谱的谱序、凡例、族规家法等内容，都宣扬封建忠孝节义、三从四德、重男轻女、族长专制等封建伦理规范乃至封建迷信等。
其二，家谱中存在“攀附”“杜撰”现象。王鹤鸣指出，不少家谱为“光宗耀族”，往往攀附帝王、名臣为自己的先祖。有些名人作序也是假托，如朱熹一篇谱序，竟为周、黄、刘、戴、郑、洪、吴等姓家谱同时采用，其中只姓氏一字之别，其余文字均雷同，大部分系假托。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葛剑雄说，历史上部分家族的确有过迁移，但很多家族把他们祖先的迁移史附会于著名的移民运动，如永嘉之乱、安史之乱、靖康之乱后的北人南迁，具体的迁移时间、地点不一定正确。如果轻信了这些家谱中的记载，就会影响我们对移民历史的正确复原。
其三，家谱往往扬善隐恶。王鹤鸣说，家谱中凡本族列祖列宗系官宦、名人、奇才、烈女的，则辟有小传，乃至编写传记、行状，刊载墓志铭等。另一方面，对家族中所谓“叛逆”“犯刑”“败伦”“背义”“杂贱”者，则采用“除名”“出族”“出谱”等措施，不予书写，名不见谱。对此，葛剑雄说，必须看到一般的家谱无不扬善隐恶、夸大溢美，如果不了解当时当地的历史背景，一味相信家谱的记载，就不可能得出正确结论。
存世家谱为何“南多北少”？
目前可以查阅到的家谱，无论是名人家谱还是普通家谱，南方家族所修家谱数量远超过北方。国家图书馆方志馆副研究馆员郝瑞平告诉记者，国图曾对清代乾隆以前修纂的60多种各地家谱进行整理，家谱源地几乎全在南方，其中13种来自浙江。近年来出现的重修家谱热潮中，也以江浙、湖南等地为盛。那么，家谱领域为何出现“南多北少”的现象？
对此，上海图书馆家谱研究中心副研究馆员顾燕分析说：其一，环境因素。近代以前，南方环境平和安定，为家谱编纂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相比之下，北方战乱和人口迁移较为频繁，不利于家谱保存。其二，经济因素。现存家谱多为宋代以后所修，当时中国经济中心在南方，“苏湖熟，天下足”。良好的经济条件，为家谱编纂奠定了经济基础。
郝瑞平说，国图地方志家谱阅览室每天接待读者10余人次，有很多人来此查阅资料，为自己家族修谱做参考。这些前来查看家谱的读者也多是南方人，在他的印象中，已经很久没有北方读者到这里查阅家谱了。郝瑞平认为，从古至今，南方家族已经形成一种修谱传统，并一直延续到现在。南方家族在人口传承上更为连续，家谱留存不仅数量多，版本质量、完整程度也远胜于北方家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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