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剑》电视剧作为为数不多的抗战良心剧，曾经风靡一时，看过的人不少。因为历史原因，电视剧取材自原著上半部分，应该说未及原著一半内容，以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主线，着力塑造了以李云龙为代表的共产党将领在艰苦环境下的卓绝斗争，同时，片中对以楚云飞为代表的国民党将领亦是正面评价为主，甚至对侵略者，也不像某些神剧，一味丑化，在描述其凶残的同时，亦有对其单兵素质、武士道精神的肯定。

片中李云龙大别山泥腿子出生，打仗英勇，屡立奇功，重情重义，但有时以大老粗为傲，思想局限性较大；楚云飞黄埔五期毕业，智勇双全，但在与亦敌亦友的李云龙较量中总是落后半子，最后在无奈中退败台湾。

《亮剑》中英雄，优点与缺点犹如两面镜子，可能就因为这样的真实，让人喜欢。在重温数遍电视剧及原著后，亦发被剧中人物吸引，根据个人喜好，对其人物进行解析。

《亮剑》人物之田墨轩

田老先生在书只能算排名15以外的配角，其人格魅力，使我将其排至首位，原因无他，人和物一样，都以稀为贵，田先生的品格，该为中华道德之楷模，或者说，中华民族正气精神，靠的就是如田先生这样的人去坚守，可惜的是，这样的人似乎越来越少。

田先生第一次出场，是李云龙上门求亲，当时国民党节节败退，全国解放近在眼前。面对共产党高级将领，田墨轩依然故我。“如今贵军挟胜利之威，数百万大军已横扫大半个中国，如摧枯拉朽，明眼人都能看出，坐天下者，非共产党莫属”，“那你凭什么娶我的女儿？就凭你是师长？还是凭你们共产党将夺得天下”。田先生的开场，附带知识分子的清高固执、不畏权贵。在他的眼中，他悉心培养疼爱的女儿，应该嫁给一个高知分子，这样才能有共同的精神世界。但看到田雨陪着李云龙淋雨的时候，也会心软，对于婚姻的价值观让位于天然的父爱，最终同意了他们的结合。

田先生的第二次出场是和妻子去李云龙家里看望女儿,正巧碰上丁伟,两人堪称剧中的智慧型代表,酒桌上的一席谈话侧面展示了田先生的政治智慧和战略思想.而基于思想的局限性,李云龙这次起得是陪衬作用。这个片段中,书中台词和剧中台词并不一致,但作者和编剧都从中体现出了田先生的智慧。

书上——当丁伟说起接收东北与苏联红军打交道的经历时,田默轩对苏联不归还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和支持外蒙古独立提出质疑,在面对李云龙对其反革命言论进行怒吼时,面无惧色:“李云龙同志大概忘了宪法规定的公民言论自由的权力，我田默轩不仅是个公民，还是个政协委员，这些看法我在政协会议上表达过，既然贵党邀请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共商国是，我田默轩对我国的外交政策提一点儿看法又何罪之有呢？我认为这种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值得斟酌。任何时候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都是第一位的，任何潜在的威胁都应引起警惕，国家决策者们应该具备冷静的判断力和预见性。”

剧中——针对朝鲜战争，田先生侧面说道“战争是政治的延续。如果我们的争论，仅仅是喝白酒好还是喝红酒好，海参是葱爆还是红烧，那就争论好了。历史上从来没有这样的争论，而引起有组织的残杀。有组织的残杀，不外乎有以下几点争论而引起的：哪个民族是最好的，哪个宗教是最好的，哪种政治理论和政府形式是最好的，为什么其他人是如此的愚昧和邪恶，他们为什么要抗拒我们把他们纳入我们的控制之下。我们为什么不能搁置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当初共产党和国民党如果可以搁置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就不会有后来的三年内战。和美国的关系也一样，应该搁置这些意识形态的争论。”“作为中共将领，你们有你们的战争观。作为民主人士，我田默轩有我自己的看法。就目前中国的经济，与这样一个世界人口大国相比，可以说是一穷二白。应该把精力，集中到国内的经济建设上来，无论国际国内，凡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暂时搁置，发展国与国之间的正常关系，不要以意识形态划分敌我，甚至卷入战争，这才是中华民族的最大民族利益。”

我把田默轩与丁伟在李云龙家的对话，看做煮酒论国势。在当时中国是紧跟着苏联老大哥，且刚刚以极大的代价结束朝鲜战争的背景下，田默轩能在军事战略上，预见到中国未来的威胁会来自现在最亲密的伙伴（丁伟受此影响，军事毕业论文主题就是将与苏联的国境线作为国防的重点，其战略预见性让后参与珍宝岛战役的孔捷将军感慨万千）。在国家建设上，在当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背景下，田默轩提出了对内将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对外和平相处的方式。中共在此后走了20年弯路后，才按照田先生原先的设想，走向了正轨。

田先生的第三次出场，是在北京赵刚家中的酒宴，之前李云龙和赵刚刚刚闹出公共场合打架进派出所的事情，当大家将此视为玩笑的时候，田先生却指出了我国法治体系流于形式的问题。“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斗殴的问题，看似是件小事，却反映出一个深刻问题。试想，如果他们的身份不是将军而是百姓，按《治安管理条例》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有理也属违法行为，理应受到惩处，这再正常不过了。不正常的倒是当违法者亮出自己的身份时，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连声向违法者道歉，像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制观念的淡薄。”接着在和赵刚的交谈中，进一步指出，“任何一个政党，哪怕它的理论再先进，也难免有缺点，要是连这点起码的道理都不懂，也无所谓先进的政党了。贵党的国家体制也是按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至少参考了三权分立的原则~~~恕我直言，这只是一种表象，事实上无法做到相互制约，还是贵党一家说了算，缺乏最基本的监督，民众缺乏干预能力，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如果贵党的国策出现偏差和失误，而民众有无监督与干预能力，那么只好等贵党自身去改正和调整，这需要一段时间，这时间也许会很漫长，整个民族会付不起这种代价的。此外，贵党的阶级斗争理论作为国策也值得商讨。我认为，政府的职责是管理国家，调和各阶级、各阶层由于政治、经济定位不平衡所产生的矛盾，尽量去减小这种差别，使矛盾趋于缓和。而不该激化这种矛盾，使某一阶级或阶层成为贵族，而某一阶级或阶层沦为奴隶。管理国家需要法治，颠覆国家的行为应该受到法律的公正审判，而不是个人意志的随心所欲~~~。”

田先生对国家法治建设的担忧，其反面在反右倾扩大化及文化大革命中变成现实，当红卫兵跑到现任国家主席刘少奇家中对其进行批斗时，刘少奇手拿《宪法》却不能保护自己。法律得不到保障，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统治阶级，都会成为受害者。

田先生的第四次出场，来自东北劳改农场狱友老K对田雨转述其父亲去世的消息及在劳改农场接受改造的情况。在1957年反右运动中，田先生作为右派被发配到东北农场。在艰苦的环境和高压的政治环境下，很多文化人为了撇清自己，把事情往别人头上推，开起批判会来一个比一个积极，连劳改场的刑事犯都看不顺眼，不符合“盗亦有道”的江湖价值观。田先生在打进劳改队，就不承认自己犯了罪，对管教干部说到死也是“三不”，不承认有罪，不改变观点，不落井下石，那股硬劲儿连刑事犯都佩服。在灾年劳改场人们把食物看的比命还珍贵，每天有人饿死的情况下，田先生拿出自己的食物，救了奄奄一息的老K一命，当老K下跪以谢救命之恩时，得到的是“没出息，男儿膝下有黄金，岂能为口食物下跪！”的回应，田先生之傲傲风骨让人为之动容。劳改场的大部分文化人骨头软，打小报，批判别人的时候一个赛一个凶，而田先生的品行，连刑事犯都佩服，人不管有多坏，见了好人还是不能不佩服，流氓也有良心。最终，田先生还是死在了劳改场艰苦的环境之下。

苦难是人类品格的试金石，把人置于苦难的炼狱中，才能看到人性的真谛和心灵狂飙闪电的壮观。悲剧把人生的善恶推向极端，它所提供的人生哲理和历史教训是无可比拟的。人性太复杂了，它有巨大的包容性，让人失态的迷狂，叫人切齿的卑鄙，使人扼腕的怯懦，令人轻蔑的圆滑和世故，也有与之相对应的冒险犯颜，极言直谏的脊梁和风骨，举国吾敌，而不改其度。而田先生无疑属于后者，当今社会，这样的后者，又有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