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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红 / 浙江大学历史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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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82年前，1936年2月26日，日本发生了“二·二六事变”，帝国陆军的皇道派军官发起政变，对“统制派”对手进行刺杀。其后，政变被镇压，而以此事件为分水岭，日本逐步走向法西斯化。在这个意义上，这一事变的影响并不仅仅关乎于日本的内政，与东亚的局势，尤其是其后中国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那么，中国在此事件发生之后以怎样的方式面对局势？做出了怎样的选择？本文考察了国民政府对“二·二六”事件的回应方式与相关的外交政策，呈现出了“二·二六”事件之后到37年七七事变之间的这一关键时段中东亚态势的复杂状态。

1936 年 2 月 26 日清晨，日本少壮派军人因不满元老重臣、政阀和财阀的政策，由驻扎在东京、即将调往中国东北的陆军第一师团部分青年军官发动叛乱，占领首相、陆相官邸和警视厅，刺杀了内大臣斋藤实、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和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天皇侍卫长铃木贯太郎身受重伤，首相冈田启介及元老西园寺公望和牧野伸显侥幸脱险。此次东京事变不仅关乎日本内政，而且对远东局势和世界秩序均有重大影响，尤以中、苏两国首当其冲。本文试图以蒋介石为中心，考察以其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对该事变的认知与反应，并通过对其外交政策得失之评判，从而管窥当时复杂的中、日、苏三国关系及国民政府所面临的困境。

▍二二六事变前蒋介石对中日形势的研判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依靠国联调停无果，致使蒋不得不重新考虑对日外交策略。另外，1933 年日本退出国联后，为了缓和国际关系，打着“协和外交”旗号的广田弘毅外相登台。8 月，蒋介石、汪精卫、黄郛三人会议决定“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方针。11 月左右，国民政府开始为解决对日悬案表示出若干的诚意。日本外务省表示愿意主要通过外交手段，以期扩大协商外交。根据这一外交政策，1934年日中关系较为平稳，但于同年4月17日，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就中国问题发表了所谓“天羽声明”，在国际间引起轩然大波，被各国指摘为日本的门罗主义。为了缓和对外关系，日本政府召开五相会议，制定了旨在缓和对外关系的新外交方针，决定对中国释放出一定善意，以防将来中、苏、美联合起来对付日本。外务省在5月向国民政府提出“中日直接交涉”，却被国民政府外交部以仍由地方当局处理为由而予以拒绝。1934 年下半年，中国出现空前金融危机，几次向英国告贷失败。与此同时，关东军不断策划内蒙和华北三省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活动，在此严峻形势下，蒋介石不得不谋求与日本直接谈判。1935 年1月，蒋介石托 “徐道邻”之名，发表《敌乎? 友乎?》一文，希望 “以此为中日两国朝野作最后之忠告”，在中日局势危急关头，“设法打开僵局”。1 月 22 日，日本国会开议，广田演说表示悬案已渐解决，中国人民已渐了解日本诚意，盼共同促进此一倾向。以此为契机，汪、蒋都公开从事了多项具有“亲善”意涵的活动。5 月 17 日，中日使节正式升格，由“公使”改任为“大使”，形成了这波“亲善”的最高潮。

1935 年的中日关系，如同过云霄飞车，上半年“中日亲善”的高潮即闪而过，下半年则中日危机波涛连连。5月底“河北事件”爆发，局面即开始急转直下，6 月底《何梅协定》签订，中央军被迫退出华北，10 月以后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不断制造所谓“华北自治”运动。随着华北危机加深，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审视“联苏制日”政策，决定重新解冻之前的中苏联盟提议，开始正式积极与苏接触，甚至触及中苏军事同盟的议题。蒋于1935 年10 月18日向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暗示欲订一军事密约，并于1935 年底派陈立夫潜赴苏联，甚至有令邓文仪联络中共等行动。但蒋“联苏制日”的想法，可谓全无基础，直到 1935 年底中苏互助协定的谈判仍延宕未决。另一方面，当“华北自治”运动甚嚣尘上之际，10 月 7 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也顺势推出“广田三原则”，条条都是防堵中苏结盟的预行步骤。

国民政府为了调整中日关系，延缓中日间的紧张情绪，争取国内统一和国防建设的时间，在1935年11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全大会中，进行了政府改组。改组后的政府，行政院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内政部长由原驻日大使蒋作宾担任，外交部长由张群担任，军政部长为何应钦，实业部长为吴鼎昌，铁道部长为张嘉璈。这六个人均曾留学日本，与日本有些渊缘，明了日本政情。蒋介石这一安排，乃鉴于国际间对于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动，无法加以阻止和制裁，希望能运用这些人的对日关系，直接与日交涉。对日外交由原来的避免政府与政府之间的直接交涉，改为主动与日本外交当局谈判的战略，不采取地方谈判的办法，希望对中日关系有一个整体的调整，不再做零碎的谈判。国民政府于 1935 年 12 月 27 日向日本提议，在南京举行会议，调整国交。

对于南京会议，日本外交人员一方面怀疑国民政府的真意，另一方面又在原则上不反对，但前提是中国不能提出“恢复国权”等要求。日本军部则对南京会议方案态度极为冷淡，认为: 1．中国政府对日本三原则仍未有具体表示，中国仍持目前态度，则会议毫无结果可言; 2．蒋就任行政院长以来，与汪相较对日态度冷淡，此时会议为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建立两国平等原则，则日本认为目前毫无考虑余地; 3．中国政府此次提案，无非希望由南京会议来牵掣“华北自治”运动，若国民政府或蒋介石不脱离国民党，企图与日本调整国交，实为不可能。

中日双方均试图调整两国关系，却因巨大分歧而僵持不下时，日本突然爆发了二二六事变，双方基于不同考虑，均放缓了谈判进程，呈现一定的观望与试探状态。从中国方面来看，蒋介石在处理中日关系问题时基本采取“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国民政府最初采取避免与日本直接交涉，试图将中日问题放在国际舞台上解决。在企图获得西方国家干涉和有效援助的希望泡沫破灭后，蒋及国民政府深知中国尚无力单独抗日，故尝试改以直接交涉，企图以中日亲善的形式 “以拖待变”。蒋介石期待的变化大体可分为三个方面，其一是中国自身国防实力不断壮大; 其二是西方国家态度的转变; 其三即日苏矛盾的恶化从而导致日苏战争。蒋介石推断日苏战争难以避免，故而希望游走在日苏之间，甚至激化并利用二者矛盾。二二六事变对于蒋来说是一个可利用的好机会，因此要放缓交涉步伐，慎重考虑如何应对远东问题。日本则因事变后政局不稳，被迫放缓中日问题的交涉。

▍蒋介石对二二六事变及远东局势的认识

1930 年代日本军国主义不断崛起，军人干政现象日益剧烈，一连串的抗命、暗杀以及政变导致日本宪政体制不断衰弱。从 1932 年五一五事件犬养毅首相被刺杀到1935 年永田军务局长被暗杀，再到 1936 年二二六事变，反映了日本少壮派军人的崛起和日本政府的失序状况。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内政即和对华外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所以中国朝野对于日本局势向来十分注意。蒋介石对于日本政局以及内部派系斗争亦一直甚为关注，对于日本历次大政变，蒋日记中都有记载。1932 年 5 月 16 日，闻日本军阀击毙内阁总理大臣犬养毅，蒋认为“此为倭寇内政一大变动，其乱可立待，惟我之国防建设，更应提前，恐时不及也”。1935 年 8 月 12 日，日本军务局长永田铁山被刺死，蒋认为此乃 “倭军内讧不可再加掩饰之起点”，故今后应注意 “倭情内部变化”，因“倭之所害即我之所利”， “倭之弱点即我之强点”，并在庐山会客，“讨论倭情，至五时之久”。通过对日本情势的研究，蒋认为“倭寇强迫必至，战争准备应从速完成矣”。忽闻二二六事变，蒋认为“倭寇此次政变至少可与我以三个月余裕准备之时间，故六月以前可以尽量准备与外交之运用也”。对于日本历次政变，蒋均视为危机与机遇并存。

蒋介石之所以有这样的想法，乃因蒋与日本统制派、皇道派一直以来都有密切联系，且和国民政府对皇道派的认识有关。蒋和日本元老重臣、稳健派有顺畅的沟通渠道，例如1933 年，日本重臣西园寺公望秘书与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约谈，谓: “中本多愿向好方面谋解决，现内阁或变动，将来政权决不在军人或法西斯之手，中本从此拟指导舆论归于一致，贵国政局亦由蒋公逐渐统一，以后交涉不难进行”。与此同时，蒋和少壮派之间也长期保持密切联系。在蒋日记中曾多次提到他和皇道派代表人物荒木贞夫的交往情况。在华北事件交涉中，国民政府认为皇道派表面上主张急进，实际上不愿改变现状，期望华北处于悬而未决的局面，好让自身派系有更余裕的空间。针对两派之间的矛盾，国民政府认为有可利用的空间，表面上拉拢统制派，私底下却寄望皇道派出面搅局，因皇道派每欲滋事，总带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战事似乎一触即发，但最后中国所失往往不多。

虽然蒋介石对如何运用日本内部斗争早有思虑，但二二六事变发生后，究竟如何运用突如其来的当前形势，使中国利益最大化，蒋仍是苦恼不已。“心神已觉疲劳矣，而对倭策动之运用未得其道，余不敢自逸，思虑无已”。从蒋日记来看，蒋及国民政府一时似乎并无实际高明的主意和举动。二二六事变发生后，因日本当局戒严封锁消息，中国官方所得确切消息非常有限。从蒋介石日记对该事变的连日记载可窥知，蒋对该重大政变极为关注。蒋推测“倭之少壮派与元老派斗争，结果当归少壮派胜利”，因此，“若不于其胜负未决之前，求得自立，则国危而亡矣”。对于日本政府如何善后，蒋和各国朝野均甚为关心，因为这关系到日本政局及外交的走向。最初日本呼声最高的是由近卫、荒木、真崎合作组阁。3 月 5 日，广田出面组阁，这一消息颇有些令人意外，但中、英、美等国舆论普遍较为欢迎，较近卫等人而言，广田被视为稳健派的代表。而蒋介石对广田内阁则抱有疑虑，“倭广田组阁，其为和俄乎? 抑攻俄乎? 然而其对我国压迫必益加急也”。因广田最初组阁名单上稳健派仍占支配地位，难免让蒋怀疑广田组阁是否有缓和日俄关系之举。广田初次组阁很快因军部反对而搁浅，蒋“闻倭政府与关东军两相反对，广田内阁搁礁矣”，怀疑其原因是“未能决定对华政策之故欤”。3 月 9 日，广田新内阁成立，中国舆论多持消极评价，认为新阁为“军部的傀儡”，必将“秉承军部意旨，向中国加紧掠夺”。蒋介石却认为“倭阁果以对俄强化为条件”，并自诩“所料不误也”。可见舆论关注日本军国主义抬头对中国的威胁，蒋虽也有此担忧，但又有微妙不同。蒋更关心日苏开战的可能性，对以苏联为目标的少壮派占据优势持乐观其成态度，甚至有幸灾乐祸之感。

蒋介石与一般舆论对广田内阁的不同认知和态度，是由各自对日苏开战可能性的判断所致。尽管各方都认为二二六事变将导致中日、日苏关系更趋恶化，但是否会导致日苏马上开战，则分歧甚大。东京事变以后，有不少人以为日苏战争不久就要爆发。但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 “日俄战争尚非其时”，更有学者指出，日苏战争是“日本的烟幕弹，或者也可说是日本的骗局”。对于国人的此种看法，蒋介石并不认同。实际上，蒋对日苏开战抱有很大期待，认为“夫倭俄之战争以理测之，犹两虎食人而斗，当迫在眉睫矣。而有人犹以为欧洲无事，则倭俄不至战争，此固亦有一部分理由，殊不知倭寇迫不及待，正欲以东方之战而挑起世界大战，惟俄阴险尤甚，其心意可知，其行动则不易测，吾中国更宜慎之又慎也”瑏瑠。

▍蒋介石的外交因应

在远东局势上，中、日、苏三国关系就像一个连环锁，牵一发而动全身。联苏、联日还是中立? 这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一直以来根据远东形势及世界局势变化而不断思考、必须小心翼翼处理的大问题。蒋深知作为一个弱国，在尚无力与日本对抗时，稍有不慎就会使中华民族陷入深渊。

日本政府自 1907 年颁订《国防方针》以来，其间虽四次更改国防方针，但苏联一直被其列为首要、次要假想敌。蒋介石对日本国防政策长期观测的结论是日本陆军以对苏作战为目标，海军以对美作战为布局。因此，如何促使日苏先战，以及日苏战争爆发时，中国应采何种应付之道，是蒋在其日记中反复思量的问题。例如，1934 年 8 月 14 日蒋写道: “倭俄战息日急焦灼万状，其将何以处之? 应先与倭说明中国参加战争必在统一全国以后，否则鲁莽参战或强迫被动，则中途政府必倒，中国大乱，倭派兵镇守，实于倭多不利。”8 月 17 日，蒋又明确提出: “如能不参加日俄之战，维持中立地位，则民族复兴即在此十年之内，否则万不得已受敌来攻，则亦取单独作战方式，而不加入其中任何一方，留有自由旋转之余地，此为处今战时之道也。”倘若中立不能成立，蒋倾向与日本亲善。11 月 27 日，蒋称: “应急与倭寇乘机谅解，以促进倭俄之冲突。” 1935 年，蒋甚至开始认真考虑中日结盟的可能性，“归还东北，则与之公开同盟”。蒋期盼能借日苏开战之机，日本有求于中国之际，顺势要求归还东北失土。

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在寻求与日亲善，甚至考虑与日结盟的同时，日本军部对中国华北的侵略却日益加深，蒋不得不同时将目光转向同样受日本威胁的苏联。为了拉拢苏联，1935 年 10 月 18 日在蒋介石与孔祥熙会见鲍格莫洛夫时，孔甚至告诉苏联当事人关于日本人坚持与中国签订反苏军事协定的中日交涉秘密。孔企图通过此举来显示中国与苏联结盟的诚意，其实也是告诫苏联，中日并非完全没有达成妥协的可能性。苏联为了牵制国民政府，对中国抗战愿意给予力所能及的支持，但拒绝与中国建立军事同盟。直到二二六事变发生后，苏联仍认为难以与中国缔结互助条约。蒋亦察觉到“俄与共态度渐冷”，故“应再观其后”。二二六事变后，蒋介石认为日本军部矛头必首指苏联，因此“俄方或亦更为着急”。因日本目的在于“攻俄而制华”，从这个意义上，中苏为命运共同体，显然有联合的可能。但蒋又担忧联苏的后果，“华俄如协定果能使倭屈服乎? 抑强其速攻乎?”而且中苏关于签订互助协定的商议并不顺利，尤其在处理中共问题方面，两方分歧明显，所以蒋决定对苏态度为“在晋匪未受打击以前不与之商讨一切”。蒋介石与苏签约的意向不似之前积极，虽有双方在处理中共问题上未能达成妥协之诱因，但更重要的是蒋基于对日苏开战可能性的推测，从而做出的外交决定。3 月 1 日，蒋日记中写道: “倭寇政变之新成分促成倭俄战争，可使其关东军向俄挑战而不待中国问题解决之后乎?”3 月 2 日，蒋考虑日苏战争爆发，在日本有求于中国的情况下，“应以承认我东北主权与不订防共协约为要点。对倭以对俄为主题，以少壮派为对象，以冀察问题为要点。”实际上，这也符合蒋长期秉持的思想，即促使日苏先战，中国尽可能中立，若不成即倾向亲日。1936 年 3 月 7 日，德国军队进入莱茵兰非军事区，德法矛盾进一步升级，基于法、德、苏三国关系，蒋介石又开始怀疑日苏战争可能不会马上爆发。“法德不即战乎? 倭人待俄德战争之机乎?”但蒋转而认为广田新内阁以对苏强化为条件，“若俄倭三月之内不启衅，则倭之内政必起更大之革命乎?”蒋介石不断研究中国与日、苏的利害关系，转而批判那些主张联苏者，“一般书生文人以为非联俄不能生存，青年无智者多从而附和之，非痛加惩创，不足以使生觉悟也”。蒋决定与日妥协，并嘱托张群，对日外交应采取“微与之期”及“践墨随敌”之道。

从 1935 年底蒋介石虽有与日本整体调整中日关系的意愿，但恰逢日本驻华大使接连更迭。 1936 年 2 月 26 日，新任大使有田八郎接任有吉明刚抵达上海，日本便发生二二六事变，交涉无从展开。随即有田又受命入阁，担任外相，离华在即。因此张群以个人名义，在 3 月 16—19 日，双方做了四次非正式意见交换。会中张衔蒋命，先提满洲问题，有田讽之“犹民国十三年戴季陶先生所谈，先解决台湾问题，然后方能谈中日亲善一样”，无从谈起。张乃改提废除塘沽、何梅协定，有田又称非以“承认满洲国”相交换不可。最后有田要求“共同防共”，张又以“满洲问题商有解决办法，此事当可商量”为托辞，故而双方毫无交集。事实上，此次谈判从满洲问题谈起和以前对日谈判有很大的不同。在 1935 年八九月间的中日谈判中，为了改善中日关系，蒋介石命令驻日大使蒋作宾谈判原则为中国东北问题暂置不问，在经济提携基础上缔结军事协定等，以此作为重大妥协。1935 年底，蒋考虑若日本归还东北则可与之公开结盟。但二二六事变后，蒋决定应以承认东北主权与不订“防共”协约为要点。可以看出，随着时局变化，蒋不断提高对日谈判的砝码，而这正是基于蒋对日苏开战可能性的判断，并希望以此来使中国利益最大化。 1936 年 4月，蒋介石观察日苏冲突情势认为，“三月二十六日以后，倭俄与蒙伪边境冲突，较前加紧，且激烈形势为从来所未有。……吾料倭俄正式宣战，不能出于本年六月之内，否则倭寇不有外战，必启内讧也。俄蒙协定宣布之日，实即倭俄战局完成之时，盖倭寇之狡诈疑忌与狭隘横暴决不能长此隐忍而不破裂也。”蒋认为日本二二六事变与苏蒙协定之间有着因果关系， “倭寇政变之启其端，俄蒙协定之结其局”，因“苏联原本在技术上予外蒙以援助，苏联现在库伦设置外交代表，其在外蒙外交上、经济上已享有优越势力。兹益以议定书，显系对日本向外发展政策有迎头应付之决心，因苏联已允实力援助外蒙也”。另外，在日本政变期间，斯大林特意对美记者谈话，宣布苏俄随时可以抵抗日本攻击。

斯大林的强硬表态，使蒋有理由相信苏联正在改变原来消极政策，开始实行积极远东政策。蒋的乐观情绪没有持续多久，却发现“倭俄形势始急终缓”，继而担心“倭俄不开战，而我国处境愈危”，因此“愈应从速准备”。在此后蒋日记及公开演讲中，蒋基本上对于日苏开战不再抱太大期望，而是不断提醒国人要自强自立。 1936 年 2 月，蒋介石起用许世英出使日本，对其和广田折冲樽俎期待甚殷，因许和新任首相广田、外相有田都是老朋友。但随着中日关系的不断恶化，这种私谊很难发挥多大作用。因有田离华在即，川樾茂尚未到任时，日方已决定强化华北驻军，日本在天津驻屯军从 2000 多人骤增到 8000 多人，虽经中国外交部一再交涉，并无结果。与此同时，在日军掩护下的华北浪人走私和贩毒问题也猖獗到了极点，外交部虽向日本外务省提出六次严重抗议，日方也延不答复。此后又连续爆发了“成都事件”和“北海事件”，日本趁机提出更多无理要求，中日关系雪上加霜，中日谈判随时濒临破裂的局面。1937 年 1 月 23 日，广田内阁总辞职，中日谈判遂完全停顿。

▍与日结盟的难度: 基于日本对蒋介石的认识及外交策略

在对华认识和策略上，日本政府和军方一直有分歧，军方一直试图夺取对华及对外决策的主导权。九一八事变后，军部势力日涨，致使日本二元外交特征更趋显著，日本外交政策中军人的意志和影响力日益增强。日本政府试图采取外交手段与中国政府沟通，军方则对国民党和蒋介石政权一直存有偏见，并策划各种阴谋，意在推翻南京政权。二者在对华外交手段和策略上虽有分歧，但在侵华的总目标下，却又能相辅相成，最后殊途同归。二二六事变前后，日本外务省以 “广田三原则”为中心与中国政府展开交涉，军方以对苏作战为目标，不断谋划“华北自治”活动，看似矛盾的两条对华路线对这一时期的中日关系有着重要影响。

1935 年上半年，日本外务省和国民政府间的亲善活动达到了高潮，日本军方少壮派对此却十分不满。关东军少壮派板垣征四郎参谋长于 3 月在长春召集武官谈话，认为中国国民党内之重要分子始终不忘“排日”之成见，若国民党政治势力统一告成，势必为“排日”之劲敌。如果此时默认军、外两部对华外交之协和，则足以阻挠关东军进占察哈尔，完成“满蒙”第二道国防线之根本大计。从而主张“最低限度亦必先将察东问题先行解决，方可接受和平”。日本政府为了统一人心、加强对华侵略，在 1935 年 5 月 25 日冈田首相和元老西园寺商议对华方案时，决定采用双管齐下政策，一方命令关东军部以急进步骤威胁中国之欧美派，一方在外交上故作善意之交接，以扶植亲日势力。1935 年 10 月 7 日，广田约蒋作宾会谈，要求中国须先完全同意“广田三原则”，然后才可对中国所提三原则照办。中国则提出如日本完全履行中国所希望的三原则，可以与之协商“广田三原则”。广田认为这和日本的意见正好相反，恐怕永远解决不了。10 月 28 日，广田用威胁的口吻警告蒋作宾，“广田三原则”是经外务、陆军、海军、大藏四省会议所决定的基本方针，坚决不能让步。11 月 20 日，在蒋介石与有吉明的会谈中，蒋对于“广田三原则”表示“个人意见赞成”，“无有对案”。日方以此为据，广田在议会演说中谓中国对“三原则”已表示承认。 1936 年 1 月 23 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以半公开式谈话之发表来否认该说法。中方辩称蒋介石系赞成“三原则”之商讨，因“三原则”无具体意见，所以无从提出对案，决非无条件赞成，进而希望日方提出具体意见，以便商谈。因此，日方认为蒋介石新政府虽然表面上承认“广田三原则”，且有意以此调整国交，但具体实行上却“采取颇为缓慢的态度”，“对日方在华北问题及悬案解决上的要求亦无法立即接受而有所迁延”。1936 年 3 月，在有田与张群的连日会谈中，有田又提出“三原则”，张群表示不赞同以“广田三原则”为调整中日关系的基础。 3 月 28 日，有田在回国途中听取了关东军方面对华、对苏的意见等。板垣征四郎认为有着国民党背景的南京政权，日本不论采用哪种手段都难以使其与日本亲善。南京政权的思想根基是以排日为生命，如果与日本亲善，将失去存在的意义。南京政权常把承认 “满洲国”独立称为两国国交之癌，因此涉及“满洲国”独立的“广田三原则”将成为纸上空文。由此看出，不仅中国难以接受“广田三原则”，日本军队对其也不甚满意。

贯穿“广田三原则”始终的主旨为“共同防共”协定，这和军部对华实施分治的策略又有异曲同工之妙。日本军部对蒋介石亲日的真实态度素表怀疑，有疑其表面亲善，实为以此示欧美，与日本接近乃一种烟幕。日本少壮派军人主张: “必须策划中国之分立，使各个地区相互连结，进而积极促进帝国现在正进行之对华北及内蒙工作。”通过“华北自治”运动，试图使其成为对苏战争的大后方。实际上，自1905 年日俄战争后，日本就认为日苏早晚会有一战。到了1935 年下半年，日本军方对苏的危机感更强了。该年度苏联于第七次共产国际大会上改变了原来的态度，将日本、德国和波兰作为共产国际活动的主要目标。在此前后，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发表两面作战可能性的豪言壮语，不断强化军备。而中国共产党于 1935 年 8 月 1 日发表八一宣言，要求国民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11 月中共西迁陕西延安，将其作为新根据地，12 月提出结成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倡议。1936 年 2 月末，中共又突然从陕西向山西出击，此举让日本陆军一时感到非常紧张。苏联和中共的动向，对日本影响甚大。日本外务省坚持要求国民政府“共同防共”，以此堵上中国与苏联结盟的道路。日本军方虽然也认为日苏战争之际，国民政府的向背至关重要，但与外务省的拉拢政策不同，军方判定国民政府成为苏联友邦的可能性更大，认为日本对外政策的重点应基于日“满”不可分原则，促进“满洲国”的健全发展，对苏、对华及其他施策都必须统一于此一方针。

《苏蒙互助协定》签订后，向以“防赤壁垒”自居的日本，不等中国对苏提出抗议，就由其驻京代表造访中国外交部，问中国究竟采取何种态度，为何不诉诸国联，唯恐中国和苏联有密约，发生战事时中国会选择和苏联站在同一战线。日本通过观察认为，一般中国民众对日苏关系尖锐化采取隔岸观火态度。但中国舆论引导民众认识到日苏逐鹿中原的牺牲品是中国，与日本“共同防共”会让华北变为第二个“满洲国”，这比《苏蒙互助协定》损失更大。驻南京日领事须磨弥吉郎认为新改组的蒋介石政府，对日没有更趋屈服，而是从面子出发，也要对外表示抗日决心。对于《苏蒙互助协定》，中国政要及报纸几乎异口同声认为不应该抗议苏联的外蒙经略，因该议定书是针对日本满洲经营的结果，是中国牵制日本的好机会。日本军方认为南京政府对日态度依然极为暧昧模糊，南京政府对日本表现出来的依存倾向不过是权宜之计罢了，日苏战争爆发之际，中国联苏的可能性甚大。为了迫使中国明确表态，日本一方面加紧促使中国接受“广田三原则”，另一方面公开威胁并要求中国表态。 1936 年 5 月 30 日，须磨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称: “我已向蒋介石申明，中国要么对日依存，要么对日战争，除此之外别无选择。我确信日本如退让半步则意味着总退却。”

为了应付对苏战争危机，日本军方不断向中国华北增兵，加紧“华北自治”活动。这与日本外务省的“广田三原则”看似有矛盾之处，被人视为广田玩弄二元外交，但实际上，“广田三原则”本身就有《附属文书》，鼓励华北自主案。外务省深怕同时执行会有扞格。1936 年 2 月 23 日，广田用密电通令在华的使领馆说: “操纵华北地方政府，使它升华是 1934 年 12 月 7 日阁议的成案，各有关使领人员应在交涉时使三原则与鼓励华北自主案相成相助，互相补充。依目前对支政策看，故可使华北地方政府常与中央政府对立，然吾人对于中国统一或分离实无意参与。吾人目的在使中国接受三原则，建立中日新关系而已。”在战后的国际审判中，广田是唯一被判决的外务大臣。法庭认定广田至少从 1933 年起就参加了实行侵略战争的共同计划和阴谋。在他所任职的整个时期中，他对于军部及各届内阁所实行的侵略计划，有时是设计者，有时是支持者。特别是 1936 年由广田内阁计划和采用了向东南亚及南方地区扩张的国策，终于引起了1941 年日本和西方各国间的战争。同时在1936 年，还重申并推进了日本的对苏侵略政策，其结果就是“防共协定”。另外，必须提及的是二二六事变后的 5 月 18 日，新政府颁布了新敕令，恢复了海陆军大臣必须以现役中将或中将级以上者充任的旧条例，这使军事当局掌握了一个可以使内阁上台或垮台的武器，而不必再用暗杀和威吓的手段了。广田所倡导的所谓“一元化积极自主外交” 只能是在军部的挟裹下一步步走向战争。

▍联苏制日的困境: 基于蒋介石与苏联的相互认识与外交策略

1923 年蒋介石第一次访苏之后，便对苏俄所谓的国际主义与世界革命，颇有戒心，认为“皆不外凯撒之帝国主义，不过改易名称，使人迷惑于其间而已”。而苏俄与英、法、美、日相比，“其利于本国而损害他国之心，则五十步与百步之分耳”。蒋归国后的建言中明确反对孙中山施行联苏容共政策，后虽改变态度与苏联、中共合作，但短暂的“蜜月期”后，很快以四一二对中共的大屠杀和中苏断交而告终。通过既往与苏联的合作经验，不论是从国家利益还是个人情感出发，蒋对苏联都有极其厌恶和极重的防备心理。在中日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呼吁中苏联手的舆论高涨。于是有 1932 年中苏恢复外交关系和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谈判，但蒋及国民政府中一部分人依然对苏联充满了不信任和戒备心理。而且，蒋对苏关系经常从属于对日关系，亦即视日本动向，再决定对苏态度。毕竟中日若能避免危机，中苏“亲善”即无迫切必要; 尤有进者，如果日苏一朝决裂，中国即臻“左右逢源”之优势地位; 故中苏关系的加温，也多在中日关系受挫之后。 1935 年下半年由于华北危机，蒋介石希望同苏联签订军事同盟。二二六事变后，蒋亦考虑过中苏联合的构想，但蒋反复思虑联苏的利害关系，仍有太多的疑虑和不安。蒋继而比较日、苏态度，认为“俄之狡猾恶毒甚于倭寇”。

蒋介石认为，从长远来看，联苏存在前途未卜的祸端，并且联苏势必涉及如何处理中共这一难题。在 1936 年 1 月 22 日蒋介石与鲍格莫洛夫的会谈中，鲍根据苏联政府的指示拒绝了蒋介石要求苏联担任国共调停人的角色，致使中苏互助协定谈判陷入僵局。蒋介石认为，只有彻底解决中共问题，才能与苏进行谈判，因此惟有继续加强对中共的作战。

从苏联方面来看，其对于国民政府的外交方针可谓有着一针见血的认识，鲍格莫洛夫与张群谈话中即明确指出，“中国政府对外政策的主要之点是对日关系，而对苏关系似乎是次要的”，在苏中关系的任何一个问题上，中国总是“首先考虑的是日本会有何印象”。基于此，苏联在处理对华外交中总是非常谨慎小心，向来担心被国民政府所利用。1933 年在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谈判中即认为中国政府反应冷淡，拖延的最主要原因是，“南京政府目前正与日本就下一步政策进行极为重要的谈判，而且可能尽量利用似乎正在进行中的同我们的谈判与日本讨价还价”。1935 年底，在蒋介石提出与苏联签订互助合作条约时，苏联除了认为时机尚未成熟外，对于蒋的目的亦有怀疑，“并不排除他还可能同日本谈判，并试图为此目的也利用我们的谈判”。因此，“在着手办理互助条约之前，弄清蒋介石的真实意图是适宜的”。再者，苏联对中国希望苏、日先战早有戒心。鲍格莫洛夫的电报中即有此描述: “我同南京政府领导人的谈话，给我留下一个印象，他们个个都想要加快我们同日本可能发生的冲突。我同蒋介石谈话也证实了这一推测。”另外，苏联亦特别注意蒋与红军的关系，因苏联怀疑如果蒋将主要武装力量用于对付红军，“不实行军事统一战线，就不能真正有效地进行抗击日本侵略的斗争”。直到 1936 年 2 月 29 日，苏联仍没有弄清蒋介石的真实意图与具体计划，鉴于蒋介石仍旧动摇的态度而且没有解决抗日问题，苏联认为难以与中国缔结互助条约。

就在苏联认为蒋介石的对日态度不明朗，且蒋对中共的实际行动也没有明显进步之时，苏联与外蒙古当局于 3 月 12 日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 《苏蒙互助议定》。该协定签订后，苏联为了反制中国提出抗议，鲍格莫洛夫以与蒋的私人谈话作为得到蒋对该协定谅解的借口。对此，蒋气愤不已，认为“苏俄外交之卑劣毒辣，一如乡间之土霸无赖，可恶已极”，“彼对我外交部吓诈，几有强制我外交部对苏蒙伪约不得提出抗议之势”。蒋大骂鲍之言行无赖，狡诈欺弄，“特令孔祥熙与之三面对质。彼至此乃情虚，只作狡赖，并证明彼未与我提及俄蒙协定，更未曾得我谅解。情伪既白，是非既明，不使彼辈以后再作此狡猾可也。”

《苏蒙互助协定》引起了日本的强烈反应，日本趁机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诬称在该协定书的 “背后有中苏秘密协议”，并要求中国对该协定书采取坚决措施。蒋介石认为“俄蒙协定订约之日，即倭俄战争开始之时，中国渐离黑暗之势”，如果能够运用得宜，则“革命完成即在其中”，因此必须慎重。对中国来说，苏蒙协定书虽旨在防范日本，却侵犯了中国主权，违反了1924 年《中俄协定》对外蒙主权归属问题之规定。再加上日本趁机向国民政府施加压力，国民政府不得不向苏联政府提出两次抗议。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只是照法律立场抗议，词句不甚严重，留有余地。即便如此，苏联认为自己的举动未能得到国民政府的理解，国民政府的抗议引起苏联极大的不快。尽管此后孔祥熙向鲍格莫洛夫作解释，说中国对《苏蒙互助协定》的抗议“某种程度上是在日本压力下提出的”。但孔对日本在苏蒙签订互助协定书上对中国还有哪些要求并没有明确回答，而苏联所关心的恰恰是日本利用苏蒙议定书，提出联合中国共同“反赤 ( 苏联) ”的问题。这样，鲍格莫洛夫不能不对南京更加疑虑。

基于二二六事变后，蒋介石对日苏战争的预判以及中苏在苏蒙互助协定方面的龃龉，中苏双方关于互助协定的谈判一度中断。但随着日本在华北势力的增强、中日谈判无果以及日苏战争可能性的减低，国民政府又回过头来积极争取因苏蒙协定书而中断的中苏互助协定谈判。双方虽重启谈判，但苏联仍对国民政府充满疑虑，又回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立场。苏联认为近两个月来，“中国政府对谈判的态度发生了极为剧烈的变化。实际上因受到日本压力就蒙古条约而发出的照会、某些中国报纸的文章，把我们签订的这个条约与( 日本) 占领东北和华北相提并论的做法，并离间中国人民和其他国家同我们的关系，又节要公布了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那个著名的宣言———所有这一切都给人们造成中国政府全面改变对苏立场的印象。”尽管蒋介石更加积极地争取订立互助条约，却再没有出现新的机会，谈判以无果告终。直到 1937 年 8 月 21 日，双方才正式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

▍结论

由于蒋介石推断中国不配作为日本的对手，在中日战争爆发之前，日本必先攻苏，因此在长城战役、中东铁路售卖纠纷事件中，蒋均一度认为日苏将要开战。二二六事变发生后，蒋对日苏开战的期待更是空前，因为此次事变主因之一即少壮派力主加紧对苏侵略。蒋亦明白即使日苏先战，中国也不可能采取事不关己的消极态度和措施，日本为了将中国作为对苏作战的大后方，对中国的侵略亦必然更加紧迫。夹在日苏之间的国民政府，到底是联苏、联日抑或中立，一直是蒋介石为之殚精竭虑的重要问题。

二二六事变后，蒋介石更加强化其长期以来所秉持的以对苏作为对日外交筹码，日苏如果开战，可趁日本有求于中国之时，要求收回领土、废除不平等条约等，甚至可以考虑与日结盟。但蒋介石以保持中国主权完整与日结盟的前提条件，与日本对中国分而治之的策略及大陆政策显然南辕北辙，毫无共同基础。而且日本“急谋调整中日经济关系”，而政治军事方面则“置于次要地位”。另外，日本一味采取强硬压迫措施令蒋介石政府屈服，致使中国人民反日情绪空前，民心向背亦使蒋不可能轻易与日结盟。蒋介石往往在日本加紧对华侵略或中日交涉陷入困境之时，又反过来加紧对苏外交谈判。但是苏联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之间，双方向来颇有误会和疑虑。苏联虽然希望通过对国民政府进行一定的援助，从而牵制中国的抗日力量，但同时又认为，时机尚未成熟，不愿同中国签订某种军事联盟协定，而导致自我束缚。

蒋介石素来认为，若日苏开战，中国最理想的状态乃采取中立，自由游走在日苏之间。但这种想法实际上却无法见容于日、苏两国。蒋介石所期望的中立亦因日本要求中国对苏强硬，苏联要求中国对日强硬而无法实现。日本忧虑中苏结盟，坚持要求国民政府以“共同防共”为由共同反苏。1936 年 8 月 7 日，更是决定了一个“帝国外交方针”，对华则是使之修正对日态度，实现“共存共荣”为基本方向的“中日提携”，进而使整个中国“反苏依日化”。苏联以各种手段想迫使国民政府不能抗议《苏蒙互助议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即欲逼迫国民政府表明联苏抗日的态度。国民政府向苏联提出抗议，虽有基于主权和日本压迫的成分，实际上应该也有蒋的自主考量。因若不抗议则等于摆明了联苏、与苏亲善的政策态度，这与蒋介石当下最期待的中立理想显然相违背。

总而言之，蒋介石在对西方援助无望的情况下，艰难地游走在日、苏之间，探索联日、联苏或中立的可能性同时进行，这既让中国有更多自由选择的空间，但同时也让苏、日均不能完全信任国民政府。所以只有在中日战争爆发，中国真正决心抗战之时，苏联才同意和中国相继订立互助条约和军事同盟条约。二二六事变后，由于蒋对苏联根深蒂固的警戒心和对国际形势自我判断，未能把握时机联苏、联日或中立。但是若将其原因完全归结为蒋的外交措置失当，显然有失公允。因为作为强大对手的苏、日，其立场和态度显然更为重要。

本文原载《民国档案》2017年第3期，原标题为《二二六事件后中国国民政府的因应及其困境》。篇幅所限，注释从略，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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