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一场新的冒险总是最令人愉快的—你不知道要去往何处，会觅到何物，这将会非常激动人心。而本次冒险要从7年前说起。

我家在法国南部，距离阿尔勒50英里，阿尔勒市因遗存的古罗马遗迹和梵高在19世纪80年代末曾在这里居住而闻名。正是在阿尔勒，发生了广为人知的梵高割耳事件。我常常与朋友或家人拜访这座小城，在这里，到处有导游向一群群听得入迷的游客讲述这位疯狂的荷兰艺术家的传奇故事。这样的奇闻逸事令人百听不厌。就我所知，鲜有当地人真正谙熟梵高的生平故事，许多细节被加工夸大了，有些故事甚至纯粹是捏造出来的。随着梵高声名鹊起，该市有了许多机会。一家当地酒吧的招牌挂了六十多年，骄傲地宣称这里就是“梵高画中的咖啡馆”。世界上最老的女人，一个阿尔勒人，宣称她是最后一个“拥有”文森特·梵高的人，从而使她生命的最后阶段充满了趣味。甚至关于梵高“耳朵”的故事也有了当地特色：斗牛士在获胜后会把牛耳朵割下送给女士，所以梵高把他的耳朵给了一个姑娘—这成为关于梵高传奇的种种假说中的一个。梵高割耳的故事可能是所有艺术家中最著名的一桩奇事，后世也据此对梵高的性格及其艺术作品做出论断。如果我们对梵高多次记录在册的精神崩溃不甚了解，就无从聆听他画作中传递给我们的点滴心声。然而割耳故事本身仍是谜团重重。

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是全世界对梵高各方面研究的集大成之地，它是这样描述那个事件的：“1888年12月23日晚，梵高经受了一次严重的精神崩溃。结果他割下了他左耳的一部分，送给一个妓女。第二天警察在家中发现了他，并把他送进医院。”

梵高在阿尔勒一定发生了什么事，这事令他的绘画成就达到最高境界，但也将他推入绝望的深渊。我想，终有一天我会将1888年12月的那个夜晚所发生的一切弄个水落石出。

由于一个偶然的原因，三十多年前我搬到了普罗旺斯居住。本来只是去探望一位兄长的，最后就在这里住下了。因为对法语几乎一无所知，我频频调换工作，渐渐我的法语能力有所提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日子过得挺艰难，直到十多年后，我终于有了一份稳定的工作。我的生活慢慢开始安定下来；我搬到一个小村庄，适时地买了一栋房子。某天，我突然意识到我在法国居住的时间已经远远超过在故乡的时间。尽管生活如此安稳，我却并不感到满足。在新环境里工作和生活带来的那种挑战—和刺激—已经很久不见了。年复一年，我对日常的生活渐渐失去了激情。然后，命运出现了转折。我的大姐过世了，自己也生了一场病。辞去工作后，我有了许多空闲时间。我小的时候就热衷于解谜游戏，于是，我顿时有了打发时间的绝佳方案：探究梵高的故事，弄明白在1888年12月的命定之日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蛰居在家，去不了图书馆或档案馆，我就利用家里现有的艺术书籍，并在网上做些搜索。我重读了梵高博物馆的介绍，立刻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割下了他左耳的一部分”—只是一部分？和很多人一样，我一直以为梵高割下了整只耳朵。这种印象从何而来？那个妓女是谁？梵高为什么送她这么一件血淋淋的礼物？梵高怎么会在1888年2月满怀激情和期许来到阿尔勒，却在不到两年半后自杀了？

不久，我就整理出了梵高在阿尔勒生活的时间线。然而，当我了解的越多，疑问就越大。起先只是一些小问题，我以为这些疑问只是人们的误解或是对当地人来说不合逻辑的小细节，但随着我的调查愈加深入，前后矛盾的事情就越发困扰着我。例如，梵高显然是从巴黎坐火车南下的，却在距离他原来目的地整整10英里远的小城就下了车—要是他背着沉重的行李和全部画具，他为什么要这么做？早就有几代专家学者从方方面面研究了这位艺术家的生平，我很难相信我是第一个注意到这些矛盾之处的人。或许这些对其他人来说只是些无足轻重的细节，并不能引起他们的兴趣或产生什么至关重要的影响，但是我开始怀疑—如果连这些小细节都遭到误解，那是不是还会有别的什么也是错误的。而最让我关心的问题，就是众所周知的耳朵的故事。

文森特·梵高热衷于书信往来，除了画作外，我们对他生活的了解大多来源于他自己的笔下，尽管他没有在信件中直接写下割耳的事。1888年12月23日当夜的真相扑朔迷离。能够解答这些问题并掌握令人信服的第一手证据的人，是当时与梵高同住在一起的法国艺术家保罗·高更（Paul Gauguin）。但其实，高更给了这个谜团两套说辞，一个是在事件之后很快就给出的，另一个则是在多年之后。很快我就发现，极少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那一晚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们对这次事件的主要认知，来源于两张肖像画和一篇新闻报道：

《共和党人论坛报》，1888年12月30日，星期天

本地新闻：阿尔勒

上周日晚间11点半，荷兰画家文森特·沃高出现在“妓院1号”，要找某个叫拉谢尔（Rachel）的人，把他的耳朵……递给她，还对她说：“好好收着。”然后就消失了。

关于这件事的报道在此戛然而止，这真是奇怪。19世纪的报纸充斥着平民的日常琐事：钱包丢了，晾衣绳上的亚麻布被偷走了，耳环找到了，当地人酗酒被抓了。即便文森特在1888年还是个名不见经传的画家，我还是想不通为什么阿尔勒的其他报纸都没有报道这一奇怪的事件。

我是出于偶然才开始进行这项调查的。正巧当时一些梵高的信件新近公之于众，在网上也能阅读到。以前，他生活中那些不太光鲜的部分—例如他常常光顾妓院—在早期公开的信件，尤其是翻译成其他文字的信件中被掩盖了起来。如今，近800封信已经公开，为人们了解这一传奇人物的生平和创造力提供了非常宝贵的机会。其中数量最多、收信人最为亲密的是梵高寄给他弟弟提奥（Theo）的信。其中许多信是在两人身处两地的时候写的，尤其是在梵高1888年2月搬到阿尔勒之后。这些信以独特的角度记录了梵高到达阿尔勒后的生活和他在这里结交的朋友。读着这些信件，我走进了他的世界，分享着他的激情与忧伤，仔细关注着他完成一幅幅伟大的杰作。那些在往后的时光里，每当我产生疑问，我便回去重读梵高自己写下的那些话语。

我决定一切调查从头开始。重新翻检别人花费数年时间研究梵高的成果，总是感觉有些奇怪。到底还能找到哪些别人尚未发现或反驳过的东西呢？此刻，我心里没底。但是我想自己去寻找答案。如果我想要有什么新的发现，就应当去探索别人尚未涉猎的领域。我决定在这次研究中尽可能多地利用第一手的材料，希望能全凭自己描绘出梵高及其在阿尔勒生活的图景。这将是我的冒险、我的发现，或许也会更有乐趣。

我对这一地区及其风土人情非常了解。和梵高一样，我也来自北欧，迁居南欧。我也是一个外来者，不得不面对许多困扰、偏见和傲慢—这些也是他在19世纪80年代遇到的问题。这种对本地的熟悉，对我的研究来说至关重要，并提供了许多无价的真知灼见。法国是一个区域特征显著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每个地区都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美食、地貌、语言和文化。普罗旺斯有种独特的气质。一个巴黎人和一个阿尔勒人完全不同，今天如此，19世纪末也是如此。巴黎人在法国是出了名的持重、自负；而普罗旺斯人则精力充沛，至少表面上和你亲密无间。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言，一旦你被当地人接纳，他们就会尽全力帮你，不过被他们接纳可能要花上好多年。总之，法国南方人都是抱团的，对那些“外地佬”（estrangers）天生有种防范心理。“外地佬”是普罗旺斯的一种说法，要比字面上的“外国人”（foreigner）有着更深的含义。它被用来指代那些与你不是同族、同宗教或背景相近的人。广义来说，叫别人“外地佬”意味着这个人不太可信；今天是这样，一百年前则尤甚。

我的计划一开始是对1888年12月23日发生的事进行法证调查。这么做似乎是非常符合逻辑的，我想象自己就是当时的阿尔勒警察局局长约瑟夫·多纳诺。他将引领着我。我们有共同之处：这位警察局局长1888年初来到阿尔勒，他必须一点点了解这里的人文、地理、风俗，就像我要了解梵高在这里的生活一样。阿尔勒是最适合作为起点的地方，因此我给阿尔勒市档案馆写信，预约查阅档案。在一个清冽的冬日，我开始了一百多次阿尔勒之旅中的第一次。

市档案馆坐落于旧公共医院的小礼拜堂里，那也是阿尔勒唯一留存至今的梵高曾生活于其间的建筑。小礼拜堂的中庭有一个花园，如今这里一直都种植着各种植物，以便使之与梵高描述的“满目鲜花和春日绿景”相仿。穿过简朴的石门，进入繁花与灌木之间，实在是非常迷人。在清晨，沿着二楼的阳台走向正南面市政档案馆的沉重胡桃木门，这条路线对而今的我来说已经再熟悉不过了。那一刻是祥和平静的，我对当天可能会有的新发现怀着希望和憧憬。拧开熟铁制的门把手，老门发出很响的“咔嗒”声，宣布着新访客的到来。几乎没什么人抬头，每个人都伏案凝神，沉浸在他们的研究中。房间里非常安静，只能听见落满灰尘的纸页被翻动的沙沙声。

尽管我得到了档案馆工作人员的好心接待和帮助，但是我的第一次拜访令人沮丧。我拿到了档案馆里梵高的全部记录。在想象中，我将面对几大盒堆得高高的档案，要逐个翻阅。然而我却只拿到了几张从1889年开始的记录，仿佛梵高从未在阿尔勒居住过一样。没有关于割耳一事的警方报告，没有目击者证词，没有患者入院记录，没有旅店入住记录，没有梵高租房的证明。在阿尔勒认识梵高的人也没有写下他们对梵高的回忆。在这个浸淫于官僚体制和繁文缛节的国度里—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体会，发生了割掉耳朵的事件，却没有背景调查和细节，真是令人吃惊。太匪夷所思了。

2000多年前由罗马人建立的阿尔勒是法国最古老的城市之一。对这个相对较小的城市来说，阿尔勒档案馆的馆藏倒是极其丰富，最早的档案可以追溯到12世纪。在其悠久的历史画卷中，梵高仅仅是微不足道的片段。这里的档案如此之多，以至于还没有电子存档，所以我在第一天翻阅了老式的档案卡片，慢慢熟悉了这种归档系统。由于缺乏现成的材料，我想我只能深入挖掘，并试图通过迂回的路径发现一些信息。梵高在阿尔勒居住的时间是1888年2月20日至1889年5月8日，所以我调取了最接近这一时间段的人口普查数据，看看能否找到什么线索。人口普查在1886年和1891年都进行过，但是我只拿到了1886年的数据。我向工作人员询问在哪里能找到1891年的数据，档案馆馆长西尔维·雷布蒂尼（Sylvie Rebuttini）告诉我她从未在阿尔勒看到这份资料。我在那天找到了各种信息，但我只能猜测哪些在今后有用。在这么少的材料中，任何东西都可能是重要的。查阅一遍人口普查中的人名后，我发现19世纪80年代在阿尔勒工作的妓女会被标注“FS”，那是fille soumise的缩写，意思是“被控制的女孩”。考虑到在梵高的故事中有一名叫作拉谢尔的妓女，我想这次调查可能会得到一些有用的信息。我开始编写一份从事这类职业的女孩和妓院老板的名录，这些妓院老板在人口记录中被写作“卖柠檬水的”（limonadiers）。这雅称让我乐不可支。

无论我多么热衷于这些细节，一个更大的问题越发凸显出来。我对于1888年的阿尔勒究竟是什么样子一无所知。不仅因为梵高所居住的区域与现在的城市甚少相似，更因为新街的名字和大规模的战后建设计划使之更加扑朔迷离，难以识别。我不是唯一遇到这个问题的研究者。2001年，有人绘制了一张平面地图，描绘了梵高居住的市区部分，但是缺少细节。假如我要描绘出当梵高迈下火车后第一眼看到的19世纪80年代的阿尔勒，我需要知道得更多。我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去了解阿尔勒为什么以及怎样发生了如此巨大的变化。

序章

1

《小马赛人报》，1888 年 12 月 26 日，星期三：

阿尔勒地方新闻：和煦的天气仿佛特别青睐平安夜，连下四天的大雨完全止住，每个人都盼望着跑出屋外，去快活一番，或是履行他们的宗教义务。大街上熙熙攘攘，教堂里的人更多，到处是一派安静祥和的景象。凌晨五点完成巡逻的警察，在街上没碰到一例酗酒的案子。

1888 年 12 月 24 日清晨，当警察局长约瑟夫·多纳诺坐下来喝当天的第一杯咖啡时，外面的天色还很暗。这是他一天中最喜欢的时间。警局已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从他的窗户看出去，视线落在庭院里，他目送骑着马的巡逻队和城警出发巡逻。前几天持续的降雨让城市变得荒凉而尤为寂静，但是周一的破晓时分却是晴朗和煦的。几小时后，他们就将坐下来享用大餐。这是圣诞假期的完美开端。

在警察局长的胡桃木桌上摆着前夜送来的文件，待他查阅。除了一些日常的争吵和家庭纠纷外，一份报告尤为瞩目。就在 12月 23 日周日午夜前，布·阿尔勒街上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这条街位于红灯区的中心，街上的 12 栋房子不是妓院，就是妓女的宿舍。当约瑟夫·多纳诺开始看报告时，他检查了那个和报告一起交上来的、杂乱地包在报纸里的小包裹。前一晚发生在阿尔勒的事情是那么不同寻常，又毫无头绪，所有与此事件有关的人至死都会记得这一天。

大约在晚间 11 点 45 分，一名执勤的地方警察被叫到一间官方登记的妓院 — 妓院1号，位于城墙内格雷希路与布·阿尔勒街的夹角处。那里发生了一场骚乱，一个男人涉事其中，还有一位姑娘晕倒了。那人就住在警察局对面，所以警察局长叫他的助手派人赶去那人的住所。大约在早上 7 点 15 分，一名宪兵被派了过去。

房子沿街的那一面朝东，建筑物这一边照得到冬日的第一道阳光。沿街的窗户没有百叶窗，黎明破晓后，宪兵透过窗户看向屋内，家里似乎没有人。一楼的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几把椅子和几个画架。一开始，似乎一切都很正常。然而，当晨光渐亮后，宪兵注意到地上丢着一堆脏布条，墙上溅到了深色的斑斑点点。他回到上级那里，汇报了他的发现。

警察局长刚到阿尔勒就任没多久，这位矮小、敦实的 45 岁科西嘉人就赢得了诚实与公正的好名声。约瑟夫·多纳诺仔细聆听了年轻警察的话，让他离开了。他靠在椅背上，瞥了一眼桌上用报纸包着的小包裹。这起特别的事件引起了他的关注。他戴上圆顶礼帽，拿起拐杖，离开了办公室，和两名宪兵一起去往街对面的拉马丁（Lamartine）广场 2 号。

当他到达事发现场时，一小群当地人已经聚集在那里，早晨的空气中充斥着八卦与好奇。警察们打开了门，房间里死一般寂静。他们一进门就闻到一种刺鼻的气味 — 油画颜料和松节油混合在一起的味道。这间房间既用作厨房，又是画家的画室：房间一侧有五颜六色的画布重叠着倚靠在墙上，画刷插在罐子里，用了一半的油画颜料管，染着油彩的布条，还有靠在画架上的一面大镜子；另一侧是上面放着搪瓷咖啡壶的炉灶，便宜的陶器，烟管，散落的烟草，还有窗台上燃尽了的油灯，仿佛在等着什么人可能在夜里晚归。虽然房间里安装了煤气灯，但是半夜里全城都熄灯了。这个地方仍然有着夜间的昏暗气氛，画架的影子投射在红砖地上。

这个房间完全是杂乱无章的，满地都是沾满深褐色污迹的碎布条。赤红色的地砖上有着更多的深色痕迹，有一道点点滴滴的痕迹通往开向门廊的蓝木门。门廊有一扇棕色的前门，通向狭窄的楼梯。在早上，只有从楼上的大窗中透过百叶窗照射下来的一小束光照亮楼梯井。扶着金属制的扶手，多纳诺局长攀上了楼梯。墙上溅上了锈迹斑斑的颜色，就好像有人将一支沾满油彩的画笔不小心掉落在了地上。楼梯的顶部只有一条通往右手边的通道。警察局长拉开门，进入了一间狭窄的、阁楼一样的、笼罩在黑暗中的房间。

他命令一名宪兵打开窗户，光线透过沿街的窗户涌进了卧室。门后有一张用廉价松木制成的双人床。角落里的桌上有一个脸盆和水壶，桌子上方的墙上挂着一面剃须镜。墙上有些油画：几幅是肖像画，还有一幅是风景画。和楼下的房间不同，这里并没有杂乱的迹象。在半掀开的寝具下方有一个人，以胎儿的姿势躺着，腿蜷缩着靠近胸口，头倒向一边，脸被一堆碎布包裹起来。床垫被深深地浸染了，大片大片的血印在那个人枕着的枕头上。当地的报纸后来称，这个受害者已经“没有生命迹象”了。

约瑟夫·多纳诺穿过房间，打开通向相连的客房的门。房间里的椅子上，有一个半拉开的大号旅行袋，仿佛客人即将离开。墙上挂着几幅亮黄色调的油画，让处在深冬季节的房间明亮了不少。蓝色的毯子、鼓起的枕头还有折叠整齐的白色床单显示出前一夜床上并没有人睡过。 局长向同行的警察使了个眼色，表示他们已经看得够多了，便拉开门，走过那具“尸体”，下楼离去。在这座小小的、宁静的城里，一桩罪案的新闻就此传开。

在平安夜当天早晨 8 点左右，几乎就是约瑟夫·多纳诺在黄房子里调查客房的时候，有人看到一名仪表堂堂的中年男子穿过公园。他穿着一件长款的羊毛外套，有着绅士的举止与优雅。当他大步走过骑兵门和公共花园时，他听到不远处传来嘈杂的声音。向着那个方向越走越近，声音也变得更加清晰。当到达拉马丁广场和那栋他与画家朋友共同居住的小房子时，他看到路边聚集了一大群人。

对警察局长而言，这是个一目了然的案件。看到现场后 —染血的布条、溅血的墙、一具尸体和失踪的房客 — 他能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那个古怪的红头发画家被谋杀了。约瑟夫·多纳诺都不用去找那个犯人，因为他的运气很好，要找的人正穿过广场径直走来。在 1888 年明朗的平安夜当天清晨刚刚到达黄房子的艺术家保罗·高更，就因谋杀文森特·梵高的罪名被逮捕了。

尾声

11 月末或 12 月初，白昼变短，田野上第一场霜冻降了下来，普罗旺斯立刻展现出一幅繁忙的景象。收获橄榄的季节开始了。1889 年末，梵高开始画当地橄榄园中枝干扭曲的橄榄树。经过修剪之后“燕子可以在枝丫间飞过”的橄榄树，是普罗旺斯风景的一部分。采摘工作是劳动密集型的，体力消耗极大 — 11 到 13 磅橄榄才能榨一升橄榄油 — 不过这项冬日里的愉快仪式，自古以来历经千年未变。虽然很多人会用耙子和网兜来收集橄榄，但我更喜欢徒手采摘，小心翼翼又灵巧地在树枝间穿梭忙活。眼看着树枝上一个橄榄也不剩了，但一阵风吹过，突然又显露出一片甘美的绿珍珠的藏身之处，仿佛是银色树叶间藏匿的小小鸟蛋。一个橄榄几乎没什么用，但成百上千个聚集起来，就能榨出“液体黄金”橄榄油。

采摘橄榄与我在本书中进行的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梵高的耳朵》有一些重要的发现 — 关于耳朵、“蕾切尔”和请愿书 —但也有许多细微的、似乎没有关联的细节，当它们组合在一起时，就能更细致入微地展现梵高在阿尔勒的故事。这是一项缓慢而系统的工程：在档案馆中翻阅，从各个角度研究故事，不间断地从我能找到的、包括梵高画作在内的每个地方一点一滴地收集故事。

当我开始进行这项研究时，我的目标仅仅是了解梵高人生中的一小段情节 — 这段情节确定了他在大众面前的形象，同时也是梵高神话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些讽刺的是，虽然欧文·斯通的材料帮助我回答了最初的问题，但他本身对于那个传奇故事的形成也负有责任。阿姆斯特丹梵高博物馆前任收藏部主任写道：“在塑造文森特·梵高广为流传的传奇故事的过程中，《渴望生活》一书要比其他任何一本书都更有用。”《渴望生活》将梵高的生平浪漫化和小说化，已经深入人心，被大众当作事实来接受了。我如今才意识到，很多年来我对梵高的理解几乎都没有脱离欧文·斯通塑造后又经好莱坞夸张的那个形象：一个粗鄙的、精力充沛的酒鬼，一个在女人、酒精和精神病刺激下迸发出创造力的人。我曾为自己接受有关 1888 年 12 月 23 日命定之夜片面的公众观点而沾沾自喜，而不是试图理解他的精神状态，或是研究到底是什么迫使他采取令人震惊的自残行为。我以非常狭隘的视角去分析他的作品，看不到他作品中绚丽、耀眼的色彩，对其作品中不断运用此种笔法无动于衷。我被这种表象迷惑了：一个盛名加身、无人超越的梵高 — 文森特的传奇 — 那个“疯了”的画家。

当我开始这项研究时，我才发现自己在几十年中都没有好好看过文森特·梵高的作品，这多少是因为他太过知名。这份名气不仅仅只停留在艺术圈里。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馆每年有超过 160万参观者，使得那里成为全世界最受欢迎的十大博物馆之一，也是其中唯一一个为某个画家所建的博物馆。梵高是棵摇钱树（我的一个朋友最近送给我一双印有梵高《耳朵上绑绷带叼烟斗的自画像》的袜子）。所有这些冰箱贴、茶巾、雨伞和笔记本都帮了倒忙：过高的知名度有时反而会弱化他的形象，模糊真实的他以及他创作的动机。

如今，我以不同的视角看待他，更深的了解带来的是真正的欣赏和尊重。同样，我也用全新的眼光来看待阿尔勒了，用梵高那犀利的视角来观察那些人、那些景。我无从知晓我是如何被他的世界和那里的居民吸引过去的。一开始，他们只是一些在 19 世纪的纸页上难以辨认的名字，后来渐渐成为故事中真实的人物。一个多世纪前留在画布上的面容，如今对我来说是那么熟悉，仿佛我真的认识他们一样。这些人不再是住在某个法国小镇的随处可见的人，他们是梵高着意挑选用来作画的人，对他而言有着独特的意义。

人们几乎总是在“疯狂”的前提下评判梵高和他的作品。如此简单地理解他的作品是非常草率的，事实绝对要微妙得多。梵高无疑患有严重的精神疾病，但他并非总处在癫狂中。他时而清晰、时而癫狂的精神疾病对他的作品有着影响。他的许多作品都堪称杰作，但并非所有作品都是。正如他告诉提奥的，梵高自己其实很清楚这一点。在完成了他认为是最佳作品之一的《盛开的杏树》之后，第二天他就“画得一塌糊涂”，他因无法控制自己精神状态对造力的影响而感到沮丧。在 19 世纪，精神病的治疗手段少之又少，梵高能够创造出那么多作品已属不易。

拿历史去附会传奇故事，要比揭露历史真相容易得多。如果我们一直都以“疯狂”的角度来理解他的艺术，那我们也只关注了他人生中精神病发作的那段时光。然而当我开始这项研究后，我渐渐意识到，我对梵高和他疾病的简单认识并非事实的真想。梵高达到艺术创造的巅峰并非仅仅因其糟糕的精神健康。

至于那封请愿书，根本不是举城民众一致同意，急切地要把一个精神病人从家中赶走。那不过是两个勾结起来的朋友动用他们的关系，绑架少数街坊的情有可原的恐惧心理。文森特·梵高从来都没有不由自主地干坏事，如果他真的对人们造成了威胁，警方早就会采取行动。他是平静而自愿地进入精神病院的。高更也并非一个懦夫，捏造了在阿尔勒的事实之后，飞也似的逃回了巴黎。其实，他不过是发现自己与一个几乎不熟的人共同居住在黄房子里，而那个人正经历一场极为严重、无法预测的精神崩溃，高更把那些细节详尽地记在了他的笔记本中。他对事态的发展是无能为力的。在公园里遭到剃刀威胁之后终于心力交瘁的高更丢下了梵高，也丢下了他想在南方建立工作室的梦想 — 一个更为不堪的人或许早就逃得远远的了。

所有这些关键点都被误读了。最大的扭曲是割耳事件本身。雷伊医生那张被遗忘在一家美国档案馆里的素描，使得人们终于能够理解梵高究竟做了什么。拿着一把能割开喉咙的长柄剃刀，对着镜子割下身体的一部分，想想这个画面就让人不寒而栗。那些血淋淋的场面 — 身陷危机之中的梵高绝望地扯着布条，拿毛巾试图止住不断流淌的鲜血 — 顿时变得无比真实。

梵高过于敏感，有时甚至失去了理性。但在他看似冲动的行为背后，总存在一种有破绽的逻辑，在割下耳朵的那一晚尤为如此。他在 1888 年 12 月 23 日的行为并非一种完全偶发的自残行为 — 割下耳朵，清洗，用报纸包好，带着它在城里穿梭 — 这一系列行为都是深思熟虑又头脑清醒的。“蕾切尔”并不是我一开始以为的妓女。“蕾切尔”，或者说加布里埃尔，是一个年轻、柔弱的女子，她靠努力工作换取薪水。她在最低贱的场所 — 妓院 —做着夜间清洁工作时，梵高曾仔细观察过她。加布里埃尔的大伤口清晰可见，深深地刺痛了梵高的心灵。就像他年轻时做实习牧师的时候把衣服送给穷人、睡在地板上一样，就像他由于无法接受自己成为弟弟的负担而决意自杀一样，梵高在那晚把耳朵送给加布里埃尔并不是为了吓唬她，而是给她送去救赎。这当然是一种不理智的行为，甚至在布·阿尔勒街妓院 1 号的门边把那个姑娘吓得不轻，但对梵高而言，这是一个私人的、亲密的礼物，他想通过这个礼物减轻她的痛苦。这一行为向我们传达了太多被我们忽视的梵高心底无私的本性 — 这是善良、敏感和极具同情心之人的一种行为。梵高成为了“文森特先生”，一个满怀同情心的个

体，他是吉努一家、鲁兰一家及其他许许多多住在拉马丁广场的人所认识和喜欢的人。

在那么多年以后，我终于意识到，在研究开始之前，我对文森特·梵高在阿尔勒期间发生的种种事件的认识全是错误的。梵高有过危机，但是从他的油画、友谊和书信表达出来的，远不止他自己的哀痛与苦难，他的创作永不止息。他的世界广袤无比。

荷兰梵高博物馆官方认证，英国BBC制作同名纪录片；

从一个疑点开始，历时七年深度调查，还原真实的梵高；

如果以推理小说的视角去看“梵高割耳”事件，真相将会如何……

【基本信息】

书名：《梵高的耳朵：一个真实的故事》

著者：[英] 贝尔纳黛特·墨菲

丛书名：未读·艺术家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装帧: 平装

出版日期: 2018年2月

书号：978-7-5596-1259-5

定价：75.00元

【编辑推荐】

被误解几乎是每一位超前于时代的天才的宿命。与如今大众文化偶像的地位不同，在梵高所生活的时代，真正理解他、尊敬他的人寥寥无几。沉默和孤独是他的底色。在阿尔勒的一年，是他人生中极为高产的一段时期，可同样是在这一年，他的灵魂备受折磨，先是割去耳朵，而后生命走向终结。《梵高的耳朵》以长达7年的深度调查，逐渐还原出梵高在阿尔勒所生活环境的真实图景。一位特立独行的艺术家，如何与他所处的社会碰撞和连结，又如何为身边人所看待？《梵高的耳朵》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展现这位传奇艺术家丰富而真实的心灵世界。 ——本书编辑 任菲

1. 荷兰梵高博物馆官方认证，BBC制作同名纪录片：荷兰梵高博物馆作为国际上极有威望的梵高研究中心，肯定了作者的研究成果，并将作者找到的关键证据举办个展展览。BBC于2016年播出同名纪录片The Mystery of Van Gogh's Ear；

2. 作者调查过程历时7年，深入阿尔勒一百余次，建立起梵高生活当时的阿尔勒逾15000人的居民档案，全书664条注释注明资料来源，句句有出处。根据资料中的蛛丝马迹逐渐拼凑出事件真相，还原出一个被造神运动遮蔽的、真实的梵高；

3. 作者的调查结果打破了大众对梵高的固有印象，腾讯文化、搜狐历史、华夏收藏、《中国商报》、界面等国内媒体纷纷报道本书；

4. 如果以推理小说的视角去看“梵高的耳朵”事件，真相将会如何？将“梵高割耳”事件当作一件疑案，不断搜集被遗漏的关键线索，有某种抽丝剥茧、逐步发现真相的阅读快感：是什么促使梵高割下了耳朵？为何高更曾因“涉嫌谋杀梵高”而被逮捕？为何梵高的邻居会发起请愿送他去精神病院？

5. 收录珍贵历史老照片，包括梵高割耳当日收治他的医师所画梵高耳朵速写、梵高之家“黄房子”被炸毁之前的样子、阿尔勒市民要求送梵高去精神病院的请愿书等。

在阿尔勒的那个深夜，梵高割掉耳朵的那一天，究竟发生了什么？这是在法国南部长大，从小就经常造访阿尔勒的贝尔纳黛特·墨菲一直所困惑的问题。被梵高赠与耳朵的神秘女子Rachel究竟是谁？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位伟大艺术家的怪异举动？为何高更说自己曾因涉嫌谋杀梵高被捕？梵高在1888年2月满怀激情和期许来到阿尔勒，却何以在不到两年半后自杀？在历经几代的造神运动之后，墨菲致力于挖掘出已成定论的历史背后的真相，以长达七年的深度田野调查，大量事发当时的一手资料，建立起15000多位阿尔勒居民档案库，还原出一个不同于大众印象中的、真实的梵高。

【作者简介】

贝尔纳黛特·墨菲出生于英国，曾在伦敦学习艺术史。成年后，她在法国南部生活了很长一段时间，从事过多种行业。由于家乡距因梵高而名声大噪的阿尔勒只有50英里，从小她就经常造访此地，听导游讲过无数次梵高的传奇故事。但她发现，这些故事中很多细节经不起推敲，甚至纯属捏造。机缘巧合之下，她决心再次前往阿尔勒展开调查。在七年间，她先后一百多次前往阿尔，以法证调查般的严谨、细致，寻找事件发生时代的一手资料，寻访事件当事人的后代，逐渐拼凑出梵高及其所生活环境的真实图景，以及“梵高割耳”事件背后的真相，从而带我们走进这位伟大艺术家真实的心灵世界。

【媒体评论】

《梵高的耳朵》一书是作者伯尔纳黛特·墨菲长达7年的研究成果，这部引人入胜的作品比梵高的耳朵更吸引人。梵高的精神错乱对他的传记来说至关重要，而这也是梵高博物馆第一次把它作为整个展览的焦点。这个结果揭示了文森特的心理，以及他的心理状态对他艺术创作的影响。——华夏收藏

墨菲的调查结果非常激动人心，为梵高人生中的重大转折事件增添了许多耐人寻味的有趣细节。——《泰晤士报》

梵高在阿尔勒度过了苦闷而灵感勃发的旅居生涯。从没有人将这一时期他身边人们的群像描绘得如此细致。——《电讯报》

这本书有推理小说般的节奏。墨菲重塑了梵高在逐渐脱离现实之际，所发生的令人痛心的戏剧性事件，为之注入新的血液。——《每日邮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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