桐城方氏,儒家大族,出来的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大才之人。这一门出文人,也出国士。
比方说明末的方以智,明末最重要的思想家、文学家,而后就为反清复明创造出一个至今遍布全球的华人黑帮——三合会。
而方家中最有成就的除了方以智,大概就是方苞,作为桐城派散文创始人,方苞的才情自然不需赘言。
他更为可贵的是在经历生死大劫之后,方苞能够以更加入世的态度去面对世事。
而今天说的就是文人方苞的真性情。
方苞19岁才开始科举,22岁中首案秀才,32岁首案解元,39岁中了进士,大家甚至私下猜测他必定是首案状元。
方苞本不喜欢八股文字,他愿意参加科举,或许在事实上说明,桐城方家和满人政权的一种和解。
在20年的时间里,他蹉跎考场,却没有蹉跎于声名学问,在当时已经名闻天下。
在京城,士林领袖李光地读了他的文章,惊叹:“韩(愈)、欧(阳修)复出,北宋后无此作也。”
状元出身,文名播扬海内的韩菼见了方苞文章,竟欲自毁其稿,他这样评论方苞的文章:“庐陵无此深厚,南丰无此雄直,岂非昌黎(韩愈)后一人乎?”
多少巨公贵族,想将他召入自己门下,那些长年留滞京师等待科考的士子们更是以与之结交为荣。
如史学家万斯同,天文学家、数学家梅文鼎,都比方苞年长三十多岁,但他们都对方苞视如小友,降齿论交。
但是,方苞的童年及少年时期,由于战乱所造成的时局动荡和家庭经济的贫困,使他并未能接受正规的学业训导。
简而言之,方苞没有上过学。
如果说他有满肚的才华和锦绣文章。大概就是文风世家的熏陶以及他努力刻苦的自学。
据《方苞年谱》及多方资料记载,四岁时,父亲曾以“鸡声隔雾”命方苞属对,方苞应声答道:“龙气成云。”小小儿童,不仅对得工整,更难得的是以“龙”对“鸡”,以“云”对“雾”。
方苞的教育是从口授开始的,那个时候大概还不认识字,结果到了该真正学堂教育的时候,父亲又四处奔波。
让方苞真正接触文学的是父亲收藏的孤本书记。他的哥哥教书授徒,身边结交一大帮名士,这些都是方苞的解惑之人。
解惑不是传道受业,对于方苞来说,不热心功名,他父亲和爷爷也算江南闻名,却一次科举也没有参加。
方苞却参加科举,为的就是一位真正给自己传道授业解惑的人,高裔,康熙十五年的进士。
作为他的老师高裔,深深懂得,不经过科考,无法取得功名,即便步入仕途,也便无法取得良好的经世治学环境。
这一点,他不能放任方苞的少年义气。在方苞看来,接受这种管教,叫做“孝”。
最终,厌烦功名的他在老师过世之后,方苞为其作《墓志铭》,回忆了恩师对自己文章的赏识,说自己唯有以写好这篇“铭文”来报答先生。
于是他便以第四名成绩考中进士,而他更是所有人私下揣测的状元。名满天下,锦绣文章,一个殿试似乎不足为道。
可惜,本就厌烦功名,又遇到母亲病重,他果断回乡,缺席殿试,连宰辅爷亲自派人追他。
看上去十分可惜,只是对于他日后的成就来说,这个状元有和无并没有什么关碍。
之后母亲病逝、父亲病逝。寡嫂和几个儿女,自己一大家子人口,生养死葬,责任都落在他的肩上。
那一度,生活紧张,京城的旧友请他到京城为官,不热心功名,不愿做官,所以邀请也被一一拒绝,在守孝的日子以及后来,均已研究学问为要。
在方苞与功名擦肩而过之时,他的好友戴名世以五十七岁高龄重出江湖,并且以一甲二名高中榜眼谁能料到“福兮祸所伏”,仅仅过了二年,《南山集》案发,又二年,戴名世被斩。
《南山集》案是清代著名“文字狱”案,前后查了两年,牵连数百人。方苞也因为《南山集》作序而被捕入狱,况且那集子的梓版就寄放在方苞家。
父亲方孝标又牵扯进吴三桂“反清复明”的叛乱中。
涉案多人论斩,方苞本也在斩首之列。康熙大约动了恻隐之心,最后只将戴名世判了斩首,方孝标免戮尸,余下方、戴二家五服之类亲属均免死发配黑龙江,其他涉案人员充入旗籍。
某一天,康熙与大臣们议事,闻听退休大儒汪霖去世,康熙叹道:“汪霖死,无能古文者。”李光地一直为营救方苞殚精竭虑,此时灵光一闪,答道:“唯戴名世案内方苞能。”
方苞的才学,康熙当然早有耳闻,于是他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赦免方苞!不仅不杀他,还要将他留在身边时时顾问。
康熙于是下了一道谕旨:“戴名世案内方苞学问,天下莫不闻。下武英殿总管和素。”
第二天他便被召入南书房。统治者拥有翻云覆雨的至高权力,康熙这样杀伐怀柔,无非是炫耀自己的君权。他赦免方苞并让他布衣入值南书房,是为了笼络天下士子之心吧。
命运如此跌宕,死生只在君王一念间。朝为阶下囚,暮为座上客;朝为田舍郞,暮登天子堂。这样的生死祸福,喜焉悲焉?
旗籍,说白了,就是奴隶,能做官、能为将,但还是奴隶。
这对于方苞来说,侮辱至深,可想而知。但一大家人在他肩膀上,忍辱偷生也罢,或者其他。。。
总而言之,方苞被逼做官了。
自康熙52年,方苞入值南书房,直到61年康熙逝世,方苞在康熙身边呆了近10年。
他并无功名,只是康熙身边的顾问,除了顾问之外,他担任的工作是在武英殿编书校书。
康熙除了自己将他带在身边,像老朋友一样,时时顾问,还让他的工作主管诚亲王以师礼尊重他。康熙命皇子们以“先生”称呼方苞。
这些礼遇并没有让方苞沾沾自喜。人生的磨难只是使他性格更加刚强,操守更加严谨。在担任编修工作中,坚持原则,遇到学术问题,据理力争。
修之余,方苞继续钻研学问,专心著述,《周官辨》、《春秋通论》、《春秋直解》、《周官集注》、《周官析疑》,这些方苞主要经学著作都成于此间。
在朝政方面,因为知道方苞是康熙亲信顾问,大学士李光地、礼部侍郎徐元梦常常私下与他商讨政事,方苞也是秉持公义,直抒己见。
但是,当你把我看成奴隶的时候,我就是不做官。
康熙多次欲让他为官,都被他拒绝,甚至朝廷的大员直接奏折举荐,也被他推辞,他说自己是罪臣,安安分分做事情就行,不可以收到这样的待遇。
或许说的也有道理,但是为何雍正将他恢复汉籍的时候,却又立即做官呢?说他心里对康熙没有怨恨是不可能的。
在二月河的《康熙王朝》和《雍正王朝》中,将方苞刻画成精明的绍兴师爷,大错特错,坚守如此,又怎么以阴谋示人。
但是对于雍正来说,方苞可谓功不可没,在康熙后期,方苞服侍左右,本身正直,不喜欢结利益之群,这种形象的欣赏映照的正好是雷厉风行、勇敢果断的雍正身上。
方苞也欣赏雍正的耿直,偶尔游玩,雍正求教,必定细心教导,指出可周正的暴虐地方,这对雍正的影响甚大。
雍正继位,感念当年的教导和帮助,方苞被彻底赦罪。此,方苞及其家人,才脱旗恢复原籍。方苞接旨,悲喜交加:“苞闻命,惊怖感泣,涕泗交颐。”
这一回,方苞才真正扬眉吐气,恢复了自由身,恢复了做人的尊严。他立刻请假一年,回乡祭祖。十几年来,他像人质一样羁留京城。
如今他名正言顺地步入了仕途,先是任武英殿总裁,继而升左春坊中允、翰林院侍讲、翰林院侍讲学士。
(方家故居)
方苞任职这二十年,正是张廷玉掌握实权的时段。他与大学士鄂尔泰的关系也很好,有了什么想法主张,经常上书鄂、张二相国。
方苞政治境界很高,凡国计民生、富国强兵、边疆开发、人才教育和选拔方面,都有上好的建议。
他所上的奏折,被采用的很多,如《塞外屯田议》、《台湾建城议》、《浑河改归故道议》、《黄淮议》、《贵州苗疆议》、《论考试翰林劄子》、《论山西灾荒劄子》、《请矫除积习兴起人才劄子》等。
雍正和方苞的性格很像,外柔内刚,在将皇位传给乾隆的时候,就言明:凡事多问方先生。
即便是在他告老还乡被拒绝后,乾隆还是常常单独召见他,凡礼部人员升降等大事,都要秘密听取他的意见。
最终因为年老,乾隆不得不放行,比起因为辞职而被乾隆抄家的张廷玉来说,身份地位,不可同日而语。
方苞一生心血,都用于做学问、写文章和培养人才上。
学问二字,终究不是玩乐之物,而是要能够经世致用。但在当时的风气来说,不过是雅玩之物,方苞开始用心于经义之学,尊宋儒程、朱之说,究心《春秋》、《三礼》。
在古文创作方面,也讲求“言之有物”、“文之有序”、“文以载道”。 这也是桐城派文论的发轫之说。
这使他的文章一改明代文风的轻浮之气,立意深远,结构严谨,文辞淳厚,有很高的存史和资政价值。
这一文风的蔓延,形成了今天所谓的“桐城派”,而方家一支也将这种文风传延到近代。
比方说张恨水的小说就是典型的“桐城派”文风。
人们比较熟悉的金庸自己也坦诚,自己受桐城派的影响最为深远,不是笔墨技巧,而是为文的思想。
方苞高才厚学,文章传世,却又命途多舛,尤其《南山集》案,死里逃生。他历事康、雍、乾三位皇帝,与康熙的关系最为奇妙。
他身上的一些遭际,实非寻常人所能遇到。加上后来“桐城派”绵延二百余年的持续影响,方苞作为开山鼻祖,名字当然被时时提起。
但是从这些事情上能看出来一个人的真性情,命运多舛,而不迁就自己,悲喜之间,不丧失自己。
大概这有这样,一辈子没有算是白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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