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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石涛

1928年11月1日，是上海金融史上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南京国民政府的中央银行正式在上海外滩15号成立。

国民党政权在建立过程中，曾先后于1924年8月创办广州中央银行，1927年1月创办汉口中央银行。这两家银行对于早期国民党政权的巩固，尤其是北伐时期，维持财政，调剂金融，配合军事行动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这两家银行无论活动范围，还是业务内容、规章制度，都不符合中央银行规范。而且，在北伐战争期间，该两行不断向政府提供借款，大量发行钞票，最终发生多次挤兑风潮，信用破产，名存实亡。

广州中央银行开幕

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建立之初，中国并无真正的中央银行，蒋介石政权也没有能够直接掌握的金融机构。但是，新成立的南京政府却急需建立自己的金融机关。从建立黄埔军校到发动北伐，再到建立南京国民政府，每走一步都离不开金钱的支持，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深刻地认识到金融的重要性，认识到要控制军队、维持政权必须掌握大银行，尤其是既能发行钞票又能控制其他银行的银行，这样才能掌握金融命脉。于是，南京政府成立之后，立即开始着手筹建新的中央银行。

1927年4月，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时任武汉国民政府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到上海接收江浙财政。鉴于“上海为全国金融枢纽，中央银行为国库收支之特殊机关，且为便利纸币兑换计，应有亟行设立上海中央银行之必要”，他随即在财政部驻沪办事处内设立中央银行筹备处，4月9日开始办公，希望中央银行尽快开幕营业。随后，因宁汉分裂，宋子文的筹备工作被迫中断。

周佩箴

南京国民政府正式成立后，于1927年5月任命曾任广东省土地厅厅长的周佩箴为中央银行行长兼筹备处主任，财政部钱币司司长王文伯为副主任，继续在上海进行中央银行筹备工作。周佩箴奉命筹备中央银行后，先租爱文义路房屋设立办事处。随后，又看上外滩15号华俄道胜银行旧址，向道胜银行清理处商议租用，于6月7日迁入办公。周佩箴筹备初期，国民政府政治会议曾议决将上海中央银行名称改为“国立孙文银行”，后因“钞票既已印就，改印殊不雅观”，遂决定仍用中央银行名义。

1927年6月底，报章上已有上海中央银行即将开幕的消息，并宣称中央银行各项设施已逐渐就绪，“先筹基金一千万元， 开幕时期， 已决定阳历九月一日。”9月时，又有报道说：“中央银行现已筹备就绪，不日即可开幕”。然而，上海中央银行并未如期开业，周佩箴并否认了报章上关于中央银行即将发钞的说法。因国库空虚，开办资本没有着落，导致中央银行迟迟未能开办。正如周佩箴所言：“资本迟到一日，即须迟一日开幕，情事实然，无可如何”。

1927年8月，蒋介石下野。9月底，周佩箴借病辞职。随后，新任财长孙科改派王文伯为行长，负责中央银行筹备工作。周佩箴负责筹备时期，中央银行规模颇大，王文伯负责后，因经费不足，“即抱减政主义，将发行部裁撤，已印钞票封存，以环境关系，未能稍有展布，郁郁而去”。中央银行筹备工作再次陷入停顿。周佩箴、王文伯筹备时期，一方面因国民政府财政非常拮据，无法拨出充足资金筹办中央银行，另一方面因国民政府内部派系斗争激烈，宁汉、宁粤矛盾重重，政局不安，严重影响了中央银行的筹备工作。因此，这一时期的筹备工作，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宋子文

1928年1月，蒋介石东山再起，宋子文重任财政部长，继续筹备中央银行，并任命前汉口中央银行行长陈行为上海中央银行行长，负责具体筹备工作。其后，国民政府多次宣称“中央银行应从速营业”，但陈行所主持的筹备工作，同样进展缓慢。其“所以不能进展者，大半固因时局关系，而资本筹集之不易，要亦为其原因之一。”直到二次北伐完成后，中央银行的筹建工作才开始加快进展。

在筹备中央银行的过程中，财政当局曾有意借重中国银行的既有规模，改组中国银行为中央银行，行使执行国家最高金融机构的职权。1928年6月，宋子文向中国银行负责人张嘉璈提议，将中国银行改组并易名为中央银行，政府股份应多于商股。但张嘉璈认为将现存的中国银行改为国有的中央银行，似乎害多利少，对宋的建议“婉予拒绝”。宋子文也向交通银行提出了类似的改组建议，同样遭到拒绝。宋子文为谋求与上海银行家们在购买政府公债上的合作，“因此他认为与其对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加以控制以后反而与上海银行界的关系弄得疏远，还不如另外开设一个新银行更好些”。于是，宋子文最终放弃了将中交两行改组为中央银行的想法，加快了重新组建中央银行的进程。

1928年10月5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央银行条例》，同时还公布了《民国十七年金融短期公债条例》，决定发行短期公债3000万元，并指定从该项公债中拨出2000万元，交付中央银行作为股本。随后，由财政部出面以该项公债向上海银行界抵借现款作为流动资金。10月8日，国民政府任命中央银行理事、监事人选，并于当日下午举行理监事联席会议第一次会议，各理监事就职。10月20日，国民政府特任宋子文为中央银行总裁。10月25日，国民政府公布《中央银行章程》。与此同时，宋子文还令华俄道胜银行清理处将外滩华俄道胜银行旧址地产作价规元140万两，卖给中央银行作为行址。至此，经过数月准备，中央银行条例章程先后修订颁布，理监事人选均已确定，开业资本筹集到位，行址也已完全确定，中央银行正式开业条件基本上都已具备。

外滩15号，原中央银行大楼

1928年11月1日，中央银行举行开幕式及总裁、副总裁、理事、监事就职典礼。在开幕式上，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亲自为中央银行授印并致“训词”。在“训词”中蒋介石称：“十七年来，中国经济破产，民生凋敝，无非为经济没办法，政治不得进行，今中央银行开幕，即可进行经济建设，为经济上之解放。总理在粤组中行，资本仅五十万，今中央资本，十愈（余）倍于昔，以良好经济之发展，进行建设事业，则三数年后，其成绩可期”。蒋介石亲自到场参加中央银行开业典礼，既有为中央银行大做广告之意，又公开表明中央银行在国民党政府决策者心目中居于特殊地位。宋子文致答辞时特别指出，新的中央银行与广州、汉口中央银行根本上不发生连带关系，直辖于国民政府，执全国最高金融大权，地位超然。并宣称创设中央银行的目的有三：（一）为统一国家之币制；（二）为统一全国之金库；（三）为调剂国内之金融。同时，为说明中央银行与财政部之关系，宋子文还专门强调，自己并非以财政部长资格兼任总裁，而是以中央银行常务理事身份担任总裁。

作为南京国民政府创办的唯一一家国家银行，中央银行在上海金融界的出现，具有较大的象征意义，它标志着国民政府在上海金融业中有了自己能够完全控制的银行。而且，中央银行不仅是一家最高金融机构，更是国民党政权逐步控制整个金融界的重要工具。中央银行的成立，被视为1928年上海银行界的重大事件。从此近代中国银行业的发展，进入了中央银行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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