兔死狗烹”是皇帝和功臣之间不可避免的定律之一。双方都存着侥幸心理想避开,但很少有人能避开。所以,这个定律始终在血光中运行着。

第一批被这一定律的巨轮碾碎的是西汉开国皇帝刘邦的那群功勋,这些倒霉鬼包括临江王共獾、燕王臧荼、韩王信、赵王张敖和赵相贯高、代相陈欷、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燕王卢馆,还有一位则是由齐王徙为楚王又贬为淮阴侯的韩信。

这些出色的功臣在刘邦和项羽争夺天下时贡献了他们的全部力量,可以说,没有他们的帮助,刘邦就不可能击败项羽。当刘邦建立西汉帝国后,他们理所当然的得到了王爵和厚禄。但是,刘邦对他们不放心,千方百计的逼他们交出权力,这些人当然不甘心解甲归田,于是纷纷造了刘邦的反。遗憾的是,他们运气太差,纷纷败给了刘邦。

在这些人中,“兔死狗烹”定律在其身上运行最完美的人就是韩信。韩信是最能干也是刘邦最倚重又最忌惮的人。

韩信用兵如神,刘邦曾高度评价他,战必胜,攻必取。自他从项羽阵营扎进刘邦阵营后,就屡创军事奇迹,轻而易举的灭掉项羽的力量强大的联盟国赵国、齐国,并且做了齐王。

据说,刘邦对韩信的疑忌就始于韩信灭齐时。韩信灭齐后,刘邦正被项羽兵团围困于荥阳,他盼韩信来解救他如大旱盼望雨水一样,可他等来的却是韩信的一封信。信上指出,齐国是个狡诈多变、反复无常的国家,它的南边又与楚国相邻,如不设立一个代理王来统治,局势将不会安定。韩信表达了他的想法:我希望做代理齐王,这样对形势有利。

刘邦暴跳如雷,指着齐国的方向大骂道:“他妈的!老子在这里都快被围困死了,你不来解救我,反而为自己争王爵,我他妈宰……”

后面的话没有说出口,因为他的谋士张良踩了他脚一下,向他使眼色。刘邦这才发现韩信的使者正目瞪口呆的看着他。张良又凑到他耳边说:“我们现在处境艰险,怎么有力量禁止韩信称王?不如就此机会立他为王,安抚他,让他为我所用。这是顺水推舟的事。”

刘邦马上反应过来,立即改口:“他妈的大丈夫平定一国是多大的功勋,要做就做真王,还做什么代理王!”

韩信被封刘邦封为齐王后,项羽看出了点门道,他派蒯彻去提醒韩信:如今有三家最大,你、我和刘邦,如果你能独立,那就是三分天下。

韩信毫无兴趣,说:“我奉事项王多年,官不过是个郎中,位不过执戟之士。我的话没人听,我的计谋没人用,所以才离楚归汉。汉王刘邦授我上将军印,让我率数万之众,脱衣给我穿,分饮食给我吃,而且对我言听计从,所以我才有今天的成就。汉王如此亲近、信任我,我背叛他不会有好结果的。我至死不叛汉,请替我辞谢项王的美意。”

蒯彻又警告他:你如果帮助刘邦夺取天下,刘邦绝不会容你,狡兔死走狗烹。

韩信和文种一样,对他的主子抱有美好的幻想。他坚决的摇头说,汉王绝不是那样的人。

然而汉王就是这样的人:天真的韩信以为自己是汉王最器重的将领,却不知刘邦已经因为封齐王的事情,暗地猜疑起了韩信:汉五年(公元前202年)十二月,楚汉之争走入尾声;韩信与刘邦带领四十万兵马,在垓下将项羽团团围住。最后项羽兵败自刎,韩信也达到了人生之中的最高峰;可就在全军收兵返回定陶时,刘邦却突然来到韩信军中,当着大小将领的面,收走了韩信的大将军印信,剥夺了他的军权。

韩信当然颜面大伤,可是到了这个份上,他又有什么资格同当了皇帝的刘邦争执?韩信在政治上或许有些迟钝,但绝没有到幼稚的地步;他明白刘邦此举的深意,所以当刘邦论功行赏,将韩信论为次功、封为楚王时,韩信没有提出什么反对意见,而是乖乖地收拾东西,赶往下邳就任王爵。

韩信觉得,自己没有争辩功劳大小,也没有因去齐徙楚提出异议,这下刘邦就没有理由追究自己了吧?可树欲静而风不止:韩信投汉前,与项羽的部将钟离眛私交很好。汉朝建立后,钟离眛整日东躲西藏,四处寻找容身之地。听说韩信做了楚王,便来到下邳投奔韩信,想让他当自己的保护伞。

韩信没有多想收留了钟离眛,却不知已惹下了天大的祸事:钟离眛之所以要浪迹天涯,正是因为他屡次击败汉军,刘邦恨不得将他食肉寝皮。听说钟离眛在楚国后,刘邦怒不可遏,坚决要求韩信将他逮捕下狱——这既是皇帝的命令,也是刘邦对韩信的试探。

接到诏令的韩信很为难:钟离眛是他在项羽处难得的朋友,韩信不愿出卖他;刘邦给了韩信荣华富贵,他又绝计不能背叛;结果陷入两难之中,正中刘邦下怀。第二年,有人告发韩信谋反,朝堂里顿时炸开了锅:将领们都嚷嚷着要把韩信坑杀,刘邦却忌惮他的用兵之术,不敢随意攻打楚国。这时,深知上意的陈平献上计策,让刘邦以天子巡视云梦泽为由,命各地诸侯到陈地觐见自己——韩信若来,则将其生擒活捉,留他一命;韩信不来,则证明他有反心,刘邦可以立刻令诸侯们发兵讨之。

陈平的计策的确完美:不久韩信就收到诏令,要他前往拜谒。韩信哪能上这个当?但他不敢轻易起兵反抗——被逼反叛和主动反叛都是“叛”,一旦坐实了这个罪名,他就彻底走到了刘邦的对立面。正当韩信犹豫不决的时候,下面的臣子献策说:“陛下痛恨钟离眛,大王如果拿着他的人头去觐见,陛下大喜过望,一定不会再追究大王。”

这个计策让韩信十分欣喜,便告诉了钟离眛,想看看他反应如何。哪知钟离眛却怒目道:“你当刘小三为什么没有兴兵伐楚?还不是因为我在这里!你我一帅一将,天下又有谁能对付得了我们?现在你拿我的人头去讨好他,到头来也定会遭遇我的下场!”

末了,钟离眛仰天叹道:“韩信啊韩信,我当你兵仙神帅,可为你效死;不想你也是个偷生无力、道德沦丧的死徒!”然后引刀自杀。

钟离眛死后,韩信果然带上他的头颅,前往陈地拜见刘邦。结果未来得及问安,刘邦就命左右武士将韩信五花大绑,朝着长安开去。韩信好不气恼,瞪着刘邦冷冷道:“果真如古人所言:‘狡兔死,走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现如今天下大定,看来你也该烹杀我了。”

听到抱怨,皇驾上的刘邦头也不回地说:“有人告你谋反,朕只是做当做之事。”随后命左右给韩信戴上囚徒的械具,一路上吹吹打打,让百姓们知道韩信被擒。

到达洛阳后,刘邦又假惺惺宣布说:“韩信功盖大汉,是平定江山的不世之功臣。大汉朝没有杀他的刀,我刘邦亦不愿做刽子手。故今日赦免韩信谋叛之罪,剥其王爵,徙为淮阴侯,令他自省。”

从称雄一方的异姓王沦为皇帝脚下的淮阴侯,犹如从天堂跌入地狱;对自视甚高的韩信而言,这种感觉更为难受。可是,当淮阴侯把难受表现在朝堂之上时,就轮到做皇帝的刘邦难受了:每逢朝会,韩信一定不会出现,商量国事时,他总也称病不来。刘邦很愿意看到韩信穷于自保,但如果韩信总摆出个消极态度,刘邦也就不高兴了。

韩信为人心高气傲,对周勃、灌婴等不如自己的从龙旧臣很有些看法,还当众折辱过他们。他去樊哙府上拜访,樊哙感到十分荣幸,送迎皆以跪拜礼对待,嘴里还称道:“大王乃敢临臣!”韩信临走时却笑骂说:“想不到我竟沦落到和樊哙为伍!”

他说起来轻松不以为意,樊哙为人豪爽,亦不曾记在心上。但当事人不在乎,不代表别人不在乎:樊哙是吕后的妹夫,又是刘邦的老兄弟兼死忠。韩信是什么东西?胆敢羞辱她的家人!一怒之下,吕后的毒辣劲也上来了,时刻准备对付韩信。

偏偏韩信犹不自知,处处得罪人。刘邦某日同他手谈,期间问起诸位将领的将才,韩信答得心不在焉;刘邦又问他,自己这个皇帝能带多少兵?韩信轻描淡写地说:“陛下也就领十万兵的本事。”言外之意,刘邦的军事水平至多是中人之资。

刘邦当然不高兴,追问道:“那你能带多少?”

韩信笑了笑:“多多益善。”

刘邦一听也乐了,便笑骂说:“你那么有本事,如何能被朕捉回长安?”

“陛下不善带兵,却善用将,所以我才会被陛下捕回。”韩信斜眼看着刘邦,似乎还在记恨他智擒自己的事情;但又觉得不妥,于是辩解道,“陛下受的是天命,不是我这种凡人能反抗得了的。”

这段事就这样过去了,韩信以为自己及时吹捧了刘邦一番,对方心里应该美滋滋的。殊不知,当那句“多多益善”脱口而出的时候,刘邦对韩信的最后一丝信任也烟消云散。他满脑子想的,是只能带十万兵的自己,究竟该如何对付多多益善的韩信?

更何况,韩信不过三十出头,刘邦却已近花甲之年了。

对皇帝心中的担忧,韩信丝毫不知,依旧日复一日的张狂、郁闷。钜鹿守陈豨赴任前,到淮阴侯府辞别韩信。心事重重的淮阴侯拉着他的手,语重心长道:“钜鹿那个地方,别的做不了,只适合养兵。你现在虽然是陛下的宠臣,可如果接二连三有人告你造反,陛下一定会痛下杀手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大干一场!你放心,到时我和你来个里应外合,夺个天下又算得了什么?”

从后来的反应看,韩信当时说的应该是气话,就像他随意羞辱樊哙一样。可陈豨想不到这一环,而且真的反了。刘邦大发雷霆,亲自点将带兵讨伐陈豨;叫到韩信时,一向视兵机如玩物的淮阴侯照例称病不从。

刘邦没有过分考虑韩信的反常,便带着大军出征平叛,韩信的末日也迅速到来——既然陈豨造反,韩信就只得硬起头皮继续谋划:他立刻派人前往陈豨处,表示长安城一切准备就绪,只要陈豨初胜,韩信就和家人矫诏打开天牢,发动刑徒闯宫诛杀吕后和太子。

然而就在这时,侯府的一个仆人开罪了韩信。未免节外生枝,韩信便打算把这个仆人杀掉了事。然而,仆人的弟弟得知此事后,情急之下竟跑到吕后那里,状告淮阴侯有“反状”。吕后大惊失色,担心长安不保,连夜就召来相国萧何商议对策。

萧何对韩信有知遇之恩,但眼见韩信树敌多年,加之自己也正在被刘邦猜忌,便顾不得当年的情分了。他见吕后为难,便出主意说:“淮阴侯称病多年,决然不肯出府。不如广发消息,称陛下已平定陈豨,不日就将返回长安、大宴群臣。到时韩信不来也得来。”

萧何很快就发布政令给京中各大臣,要他们按时入宫朝贺。韩信又惊又怒,他没有料到陈豨的战斗力这么差,三下五除二就被刘邦收拾了。想到这里,他就萌生了逃跑的想法。可是韩信跑了,他的家人就得替自己死;况且别人倒罢,萧何却对自己有知遇之恩,政令又是他亲自写的,如果不去,岂不是要萧何寒心?左思右想之后,韩信只好穿戴起朝服,违心地入宫贺喜。

韩信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他刚走过宫门,只听得吕后一声令下,埋伏好的武士们就从左右窜出,一拥而上将他死死摁在地下。等到韩信反应过来,他已被重兵押解到未央宫锺室。

高高在上的吕后冷眼盯着这位绝世兵仙,话中没有一丝温度:“逆贼韩信,你还有何要说?”

看到眼前的阵势,韩信也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仰天叹道:“我没什么可说的,只是后悔!当初如果我听从了蒯彻的计策,何至今日被竖子女人所害。果真是天意啊!”

紧接着韩信话锋一转,死死瞪着吕后:“陛下当日有言于我,大汉没有杀我的刀,你拿了谁的旨意,非要将我置于死地?”

面对他的质问,吕后却没有解释什么;她命武士给韩信套上麻袋,然后用竹子削成的利刀将韩信斩杀,不久又族灭了韩信的三族,彻底断绝韩氏的血脉。待刘邦平定陈豨回京后,等待他的,只剩下了韩信的人头。

看着死不瞑目的兵仙韩信,刘邦不禁又悲又喜——悲的是年仅三十五岁的韩信没有死于战场,却最终死在了心思毒辣的吕雉手里;喜的是从今往后,刘姓江山最大威胁被成功拔除,刘邦终于可以安心地君临天下了。

风光一时、被列为古代十大名将之首的韩信,就这样在血泊中结束了自己的一生,成了汉高祖刘邦手下的“走狗”。然而,韩信的死只是开端:围绕着皇权的稳固和担忧,历朝历代的开国之君们,都毫不犹豫地将屠刀挥向自己的老部下,“兔死狗烹”定律继续不断上演;而其中除刘邦外最出名的,当属明太祖朱元璋。

明朝开国之初,大部分都是忠臣:朱元璋一朝列爵公侯的功臣共五十九人,除一人封于洪武二十五年旋即被削爵外,其他五十八人均封赏于洪武二十三年前,此后没有再封赐任何人。而这些人被大批诛戮也开始于洪武二十三年追论胡党和洪武二十六年的蓝玉案,在这之前有诸多功臣生病而死,因真正有罪的被诛仅三人,剩下的则多死于洪武二十三年以后。

洪武二十三年至二十八年中,不计子嗣诛废和病死的,公侯被杀二十三人,其中直接死于胡蓝案中的有十六人。洪武三十一年,朱元璋归天,当初被封的功臣中只有兴侯耿柄文、武定侯郭英还活着,但也是半死不活。整个洪武一朝功臣几近整体覆灭。

在这些功臣里,廖永忠第一个被杀。廖永忠在诸多战斗中立有功勋,其在鄱阳湖之战中的骁勇让朱元璋刮目相看,并在建国后封其为德庆侯。洪武八年,朱元璋将其诛杀,罪名是“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也就是私自穿着绣有龙凤图案的衣服逾制。在他之后,永嘉侯朱亮祖、曹国公李文忠、信国公徐达先后死于非命。关于徐达的死,有一种说法是:他患一种疽疮,最忌鹅肉。朱元璋偏偏送一盘鹅肉给他,并命送鹅肉的锦衣卫在旁监视他吃掉,徐达一面吃,一面流泪,当晚就死掉了。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反”罪将胡惟庸诛杀。洪武二十三年,朱元璋“追胡党”,在这一“胡案”中,李善长、陆仲亨、唐胜宗、费聚等大臣株连被杀;称为明初文臣之首的宋濂也涉案被流放,死于途中。案件前后株连三万余人,史称“胡狱”。洪武二十六年,凉国公蓝玉因“谋反”罪被杀,诛连死者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狱”。两狱合称“胡蓝之狱”。

此外,平定云南的颖国公傅友德,父子同时被绑赴刑场腰斩。大臣李仕鲁劝朱元璋多行儒道,遭拒后在金銮殿上辞请告老还乡,朱元璋哪里肯放过?当即命武士将李仕鲁摔下殿堂,脑浆迸裂而死。淮安侯华云龙,太史高启,右丞相汪广洋,户部侍郎郭桓,江夏侯周德兴,靖宁侯叶升,定远侯王弻,宋国公冯胜,监察御史王朴等,都因各种“罪名”被处死或赐死。

据说,在朱元璋统治时期,朝中大臣人人自危,每时每刻都担心飞来横祸。官员们每天早上入朝,会跟家人诀别。倘若晚上平安归来,全家会当作节日庆祝一番。

朱元璋血洗功臣,自然和他的“刚猛治国”有关。但倘若只以“刚猛治国”四字解释其大杀功臣就流于皮相之识了。

在所杀功臣里,的确有几位“骄横跋扈”。凉国公蓝玉“虎将粗暴,不善为容”,骄纵有之,却“非反也”,可杀他的罪名却是“谋反”。胡惟庸案显然是个冤案,有人告他“谋反”,说是在城外看到他家里刀枪林立,可一个想要造反的人即使比猪还蠢,也不至于蠢到把兵器摆到院子里来吧?倒是《明史·胡惟庸传》中谈到了其被杀的真正原因:他受到朱元璋的宠爱好几年,自己一个人独揽丞相大权,随便提拔人和处罚人,很多人奔走于他的门下,给他送的金银财宝多不胜数。甚至,有时候,很多事情他都没有让朱元璋知道。实际上,朱元璋对于胡惟庸最恨也最怕的是他的专权。于是,才有了胡的“谋反”罪名。

但这只是个别人,当时的功臣情况是:“公卿大臣,猛将谋卿,外拥数十万众,驰以一介之使,拱手听命,莫敢后时。”

用现在的话来讲,当时的功臣无论文臣还是武将都是很乖的。即使如胡惟庸那样飞扬跋扈,闭塞朱元璋之视听、蓝玉粗暴不顾礼仪,骄恣有失,但他们心里根本就不可能有谋反的心思。

所以那些死在皇帝刀下的大臣,无论罪名有多冠冕堂皇,实际都是死于朱元璋的担忧:今日你们辅佐我夺了天下,明日你们也可以辅佐别人。只要那个人开出的价码比我更高,你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背叛我。

当然还有朱元璋最不愿提及的可能:弑君自立。

对皇帝朱元璋而言,杀人其实不需要理由,杀开国功臣更是如此;不为其它,只因这天下姓朱——作为朱家的皇帝,朱元璋并不在乎别人的性命。枭雄出身的他,早就对“君臣相知”的本质了然于胸:为了朱家的皇位,哪怕这些兄弟们全是旷世忠良,朱元璋也一定会挽起膀子,将他们全部送上断头台,包括他们的家人。

范蠡口中的“狡兔死,走狗烹”,既是悲剧,亦是成制;只要这个世界上有开国之君,功臣们就只能等待身死族灭——谁叫你不是皇帝?

据说,皇太子朱标很看不惯朱元璋屠戮功臣的行为,曾温和地劝谏他,认为杀人太多“恐伤和气”。意思是照父亲的做法继续杀下去,即便忠心耿耿的老臣,也会因皇帝做得太绝而被逼反叛。

朱元璋没有直接回复朱标的谏言:他把一根荆条丢到地上,让朱标去捡起来。荆条浑身倒刺,皇太子自然无从下手;于是朱元璋冷冷地说:“我今日所做之事,都是在为你拔除木棍上的荆刺,帮你日后坐稳江山。如此岂不更好?”

出乎朱元璋的意料,挨骂后的朱标并未伏地称罪,而是同样冷冷地回敬父亲:“上有尧舜之君,下有尧舜之民。”言语之中,对朱元璋大杀功臣的行为极度不齿。

这个看法很有见地,而且一针见血,朱元璋却不以为然,依旧大兴杀戮。对此,史书上只有寥寥的一句话:“于是元功宿将相继尽矣。”

只是,朱标口中的“尧舜之君”,难道就真的存在吗?他们真的能抛弃“家天下”的旧制,放过那些立下汗马功劳的勋贵功臣吗?

【例外】

还真有一位。

公元960年,后周大将赵匡胤在陈桥驿发动兵变,迫使小皇帝柴宗训禅位给自己,建立北宋王朝,成为宋太祖。虽然君临天下做了开国皇帝,但赵匡胤的成功并不属于自己——将帅一心、士卒同力自不必说,在实施兵变的过程中,赵匡胤真正依靠的,是那些手握重兵的禁军大将;假如这些人当初稍微抵制一下,赵匡胤的皇位绝不会来得那么轻松。

成功的要诀,在于参与“陈桥兵变”的将领——石守信、王审琦、韩重赟等人不但是后周大将,而且还有另一重身份:义社兄弟。

所谓“义社兄弟”,其实是赵匡胤在军中培植的个人势力;他通过分析价值和功用,主动交结后周军中的将领,与他们约定富贵前程,从此互相支持、共同进退。于是,后周世宗柴荣在位,“义社兄弟”就是赵匡胤自保的后盾,让他在皇帝面前安享荣宠;柴荣病死、幼帝即位,“义社兄弟”自然化作赵匡胤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有赵匡胤把算盘打得琵琶作响,只怕即使柴荣重生也不难以撼动他半分。

只不过,等赵匡胤做了当朝皇帝,这些“兄弟”就显得很碍眼了。

赵匡胤是武人出身,对政治斗争并不很敏感。称帝初期,他觉得石守信等人诚意拥护自己,又同是义社兄弟出身,自己称帝后也给了他们不少好处,封爵拜将无所不用其极,对方至少没有背叛他的理由。但谋臣赵普不这么看,还多次劝告赵匡胤:“石守信等自然不愿背叛陛下,可若是他们的部下中有贪图富贵的小人,某朝一日大声拥戴,到时候他们还能自主吗?”

对赵普的进谏,赵匡胤起初颇为反感,觉得文弱书生的心肠未免有些歹毒;但当入主明堂、皇国初定后,他终于认同了赵普的论断——他必须在皇权和兄弟之间做出选择:要么,为了家天下大开杀戒,然后承受千古骂名;要么,放下屠刀,给子孙们留下巨大隐患。

最让赵匡胤担心的武将,莫过于最中心自己的石守信:赵匡胤兵变当晚,正是石守信传来口信,表示京城禁军完全拥护兵变,赵匡胤才敢放心地黄袍加身、打回京城。可如果真像赵普所说,某一天深夜,当有人照葫芦画瓢、给石守信披上黄袍时,他这个大宋皇帝又该如何应对?

想到这里,赵匡胤就不敢再往下想了。

其实,有汉高祖的范例在前,赵匡胤并不需要考虑什么,直接开刀问斩便是。然而到了下决心的那一刻,他又犹豫起来——这个石守信,不只是他宋太祖的从龙大将,还是他赵匡胤的生死之交。就这样逆着心意杀掉,赵匡胤做不到。

万般无奈之下,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突然闯进脑海。

建隆二年七月初九深夜,赵匡胤晚朝结束,宣布要在宫中宴请石守信、高德怀等将领,后者自然没理由拒绝。于是大家坐在一起,共同追忆戎马岁月,把酒言欢好不热闹。

然而就在这时,赵匡胤突然斥退左右侍者,自顾自地唉声叹气起来。皇帝突然来这么一出,将领们都觉得莫名其妙,于是石守信便上前问道:“皇上有何惑事?”

赵匡胤感慨道:“朕能有今日,全靠当日兄弟们的倾力支援。如今朕虽然做了官家,大家却也如愿同享富贵,如此甚好。只是你们不知道,从坐上皇位起,朕竟整日难以安枕啊!”

世上还有睡不着觉的皇帝?听赵匡胤这么一讲,石守信顿觉十分诧异,便追问皇帝:“到底是何忧心事,竟会让皇上如此劳顿?”

“因为想做皇帝的人实在太多了。”

石守信虽是武将,却并不幼稚;赵匡胤此言一出,他就听出了弦外之音,急忙带领众将跪下谢罪,口称“不敢”,还信誓旦旦地赌咒道:“我等诚意追随当今,至死不敢言叛!”

眼见众将上钩,赵匡胤便继续叹道:“我与诸将倾心交结十数载,你等的忠心自不必多言。可你们不愿当皇帝,你们的部将却未必不想做开国元勋。黄袍加身之时,就算你们有心抗拒,怕也无能为力!”

见皇帝讲起当年兵变的内幕,大家都以为赵匡胤已经动了杀机,想要杀掉他们稳固皇统;惊愕之下纷纷大哭不止,恳求赵匡胤能手下留情,饶过他们的性命,一时间,偌大的宴会厅竟哭成一团。

赵匡胤却早料到他们会这样做,便继续说道:“我早明白你们的心意,当日共图举事,只是想求得权势富贵,儿女多福。现在大事已成,富贵也早有了定局;你们却随我戎马半生,未曾享得半日清闲。何不干脆交出兵权,多置备些田宅仆役,安心

享乐一世呢?如此,尔等不再结交祸事,我这个皇帝也可以睡个好觉,君臣之间互不猜忌,上下相安,这样难道不好吗?”

说到这里,再迟钝的人也能明白皇帝的意思了:第二天早朝时,石守信等人就纷纷上书赵匡胤,表示自己征战多年,现在年老多病,希望能卸甲归田,从此退隐。赵匡胤则一一允准,将石守信等人的兵权撤去,依次外放为有名无实的节度使,并与他们结为亲家,进一步消除将领们的疑心。同时,他又选取了一批资历尚浅、威望不高的将领统领禁军,为自己所用。“杯酒释兵权”也流传为千古佳话,成为宽和帝王的代表。

不过,这些幸存者的表现却令人大失所望。

石守信为将时,身上颇有江湖豪气,为人重义轻利,兼具仁侠风范。然而“杯酒释兵权”后,这位为人称道的开国大将,却被史书记载“累任节镇,专务聚敛,积财巨万。”不但沉醉在声色犬马之中,还公然暴敛财富。另一位主动上交兵权的将领王全斌,也曾是有口皆碑的仁义名将,交权后依然被赵匡胤授予军职。可是,攻破后蜀时,这位将军竟带头扫荡蜀中,巧取豪夺无恶不作。有他们当榜样,其他的将领也好不到哪儿去,交权之后都像变了个人似的,沦为祸害一方的豪强。

明眼人都知道,他们这是在拼命玷污自己,站在百姓们的对立面,好让百姓衷心拥护赵匡胤,好让皇帝没有追杀他们的借口!

曾经的名将,如今的恶霸,这就是“杯酒释兵权”的本来面目。

刘邦、朱元璋的行为,不过是用粗暴的方式巩固帝位;赵匡胤看似宽和,却在精神上彻底扼杀了功臣们的人性,令他们变成自己都意想不到的模样,完全抹消了这个种群的存在。这样的连带反应,也许赵匡胤自己都没能想到。相比刘、朱二帝的单纯,赵匡胤烹“走狗”的招数岂止残忍!

【特例】

开国之君们如此对待旧人,身为“走狗”的开国重臣势必噩梦缠身。然而,当皇帝们挥动屠刀大兴杀戮时,忠臣往往会陷入两难之中:用心抵挡,无疑是在给君上制造杀自己的口实;引颈待戮,则明显不符合期望结果。一个有不世之功的人,想要在主子面前活下去,难度甚至远远高于帮主子打下江山。他们的人生既然如此艰难,那么当年提出“兔死狗烹”的谋臣范蠡,又是如何应对勾践的清算之举?

事实上,范蠡不但活下来了,而且活得很好,一直到年届九十的罕见高龄才无疾而终:当年勾践伐吴成功,范蠡被封为越相国、上将军;为了表彰他的功绩,勾践还赐予范蠡上大夫爵位——这是春秋时期人臣的最高礼遇。一时间范蠡的荣宠足以傲视天下。

然而,人前风光的范蠡察觉到的,却是勾践与众不同的心思。

范蠡和文种并非越国人;当年他们痛恨楚国的腐败和黑暗,感慨有志难伸,于是前往吴越,一心想要辅佐明主,雄霸天下。他们先去了吴国,却遭到吴王阖闾的冷遇,这才改换方向,成为勾践的座上宾,二十年后灭吴兴越。

可如果当初阖闾能够慧眼识珠、留下范蠡和文种呢?想必被灭国的一定就是勾践了吧?无聊的时候,范蠡免不了会这样兀自想象一番;毕竟往事不堪回首,如若没有勾践的礼贤毕至,他和文种或许还要继续南下、北上,寻找某个愿为自己提供机会的国君,帮助他们灭掉敌国,称雄春秋。

但当同样的心思在越王勾践的脑海里不断翻滚时,就只能解释成赤裸裸的杀意——勾践能有今日实在太不容易了,他绝不可能容忍有人对他的越国构成威胁,哪怕这个人对自己无比忠心!

在任何一个手握天下的国君眼里,“走狗”的忠诚永远都只是暂时的。

勾践的担忧,正是范蠡不愿面对的噩梦。他当然在意上大夫的尊贵和上将军的权势,但同时范蠡也意识到:只要还活着,凭借着自己的能力,他终有一日同样能获得这些东西。可如果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成为刀下之鬼,那就什么希望都没有了。

知舍有得,不贪恋虚位,范蠡的人生注定要比陷入权贵泥潭的文种精彩许多。

灭吴不久,范蠡找到勾践,说自己抒展抱负的大愿已了,今生再没有别的追求,希望能交出不久前才被赋予的高位,回到乡下去做普通人。

这是范蠡对越王最后的试探,也是一代名臣仅存的憧憬。他不指望勾践和谋士们君臣两相知,但至少能不疑不惑,依旧将他看做是当年共尝甘苦的臣子,如此范蠡便可满足。

但勾践终究让范蠡失望了:当后者口中迸出“去”字时,这位被千古传诵的卧薪尝胆之君,眼中悄然划过的不是失望、不是落寞,而是森森然的寒光。他一把攥住范蠡的手,坚持道:“少伯(范蠡字少伯)毋去,孤之于国,非子可也!”

一顶厚重的高帽扔过来,勾践说得堂而皇之、字字真切,却让范蠡心中陡然生出阵阵寒气:国君对臣子推崇备至自是美事,但他们绝不可能把相同的赞美抛洒给刚立下不世之功的重臣,否则诸侯的风度、尊位将无地自容。

盛名之下的凶险,范蠡无论如何都不愿再做品尝。他小心推开越王拉着自己的虬筋大手,再拜道:“臣闻主忧臣劳,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会稽,所以不死,为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请从会稽之诛。”

话讲到这里,范蠡的意思已然很明确:当初勾践在会稽受辱,他作为越国的臣子,是为了报仇才活着的。如今勾践报仇雪耻成功,他这个范蠡也没有了存在的必要,如果勾践非要留他,就干脆将他杀掉好了。

勾践听出了范蠡话中有话,干脆也不再假惺惺地做出什么挽留,却仍抛出最后一份恩威并用:“孤将与子分国而有之,不然,将加诛于子。”

范蠡笑了,笑得很苦。面对早已经将同甘共苦抛诸脑后的勾践,他淡淡地答道:“君行王令,臣行心意。”并在当天深夜,就带着家人收拾细软,轻装简从离开了越国。然后乘船泛舟于五湖之上,将过去的荣辱都留在了越国王宫中,甚至连名字也没有带走。

为了尽可能远离勾践的势力,急流勇退后,范蠡带领家人辗转来到东方的齐国。他改名叫鸱夷子皮,在海边结庐居住。靠着从越国带出来的金银,范蠡和家人在海边耕作,兼营海盐、水产等副业,绝口不提政事。但他依旧担心身在越国的文种,于是修书一封送往越国,希望文种也能跟自己一样离开勾践。然而为时已晚:文种接到书信不久,勾践就派来士兵将他逼死。听闻死讯后,范蠡虽心有戚戚,但终究少了一件纠葛,于是更加专心致力产业,不到几年竟成为齐国巨富。

可是范蠡并不知道,在重商的齐国,一个人是否有才能,是与商业头脑成正比的;加之范蠡平时仗义疏财,贤名早就传遍齐国,结果又引起了齐人的重视。齐公将“鸱夷子皮”请到临淄,双手奉上相印,请他辅佐自己治国。才从勾践虎口逃出不久的范蠡感慨万分:“出仕可为卿相,行商可获千金。我一个区区布衣,景能做到如此境地,又还有什么值得我继续奋斗呢?盛名之下,绝非吉兆。”于是三年后,他再次主动交出相印,辞别齐公,将几年来耕耘治得的家产尽数散给邻里乡人,带着细软离开了临淄城,从此不再关心国事。

彻底离开了政治舞台的范蠡,犹如一只回归山林的飞鸟:他举家来到陶地定居,继续潜心商业,不出数年,竟又成为天下巨富。由于之前“鸱夷子皮”的名号已经为齐人所知,所以这次范蠡干脆不起名字,转而自号“陶朱公”,从此行商天下,终于得到了善终。

范蠡无疑才是最聪明的那个人:身为国君的谋士,他呕心沥血地为勾践出谋划策,在勾践落难时,陪着他一起卧薪尝胆,忠心大义诚可见于天地。然而,完成霸业后,范蠡却丝毫也不留恋勾践给予的富贵,执意离开这片是非之地,只为保全自己的性命和家人。他的做法虽然不同于以往的忠心臣子,却是最明智的选择。因为他深知,在权力的游戏中,自己无论占尽多少先机优势,始终都只是勾践座下的一条“走狗”;而既然是走狗,他就必须始终追逐那只“狡兔”——吴王夫差。可是夫差死后呢?很显然范蠡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可怜的文种,因为迷恋权势而轻信勾践,终究做了范蠡的反衬。

范蠡的善终并非个例;任何一个有心天下的臣子,只要能保持本心,永远不把希望寄托在主公身上,就有可能在祸事的来临前抽身自保。同样吸取“兔死狗烹”教训的,还有刘邦手下的楚汉第一谋士张良。

张良与范蠡的经历类似,可单从谋略而言,张良的做法却比范蠡更加复杂:早在楚汉相争时,张良就通过刘邦对韩信的态度,读懂了日后隐隐发作的灾难;所以在刘邦入住关中、登顶称帝后,素来体弱多病的张良就以养病为由,整日闭门不出,非诏绝不入宫。他的合作态度也让当皇帝的刘邦十分欣喜,看出张良只求自保、不图其他;加之张良对刘邦素来恭敬非常,从未像韩信、英布那样,仗着军权讨要封赏。因此在议论封爵时,刘邦对张良格外慷慨,要他自己在原先齐地选择三万户,作为张良爵位的食邑。

刘邦对张良的信任是显而易见的:齐地身处遥远的东方,是距离国都最远的地方。此处地大物博,战国时一度富甲天下,是所有野心家眼中的肥肉。敢把自己最重要的谋士封在这里,足以见得刘邦对张良有多么放心——韩信的齐王当上没多久,刘邦就把他迁往南方做了楚王。

可张良拒绝了刘邦的提议:他向刘邦表示,自己原是韩国贵族出身,母国被暴秦灭亡后,他这个韩国公子已然同市井布衣无异。如今暴秦被灭,他又被主公要求受封万户侯,作为臣子,他已经很满足了,没理由再贪得无厌。谦恭的表现自然很得刘邦欢心,更与那些为了争功而日夜争吵的老臣泾渭分明。

但张良的高明不止一点:他同时又像刘邦说,如果皇帝一定要封他为侯,就请把自己封到留县——张良当初举兵抗秦的时候,正是在这里遇到了刘邦,从此追随于他。

张良又解释说,他认为遇到刘邦,是命中就有的定数,是上天要把他交给刘邦。现在张良年纪大了,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要再大的封地也没有用,甘愿受封留县。刘邦听后果然十分高兴,便让张良做了留侯。

一项水势颇深的论功行赏,到了张良这里,却成了为自己谋身立命的关键:假使刘邦还记得几丝当年留地相遇的情形,就断不会再猜忌张良——这是一个始终对自己忠心耿耿的人。

更何况,如同张良自己说的那样,他已经体弱多病很多年了,又能掀起多大的风浪?

于是刘邦不再疑心张良,但张良照旧不敢放松对刘邦的警惕:从剪除异姓王的大幕拉开,张良似乎突然从朝堂里消失了;他不再为刘邦出谋划策,也极少跟丞相萧何来往。即便是遇到了,也很少谈和国家大事有关的话题。因为没有参与剪除行动,张良自然也乐得清静,整日呆在府中钻研黄老之术。而刘邦呢?他巴不得看到张良明哲保身,于是再也没有杀他的想法了。

张良的谋算并未因此终结:从日渐衰老的刘邦身上,他再次嗅到了危险的味道。而气味的来源竟是刘邦的妻子,皇后吕雉。

刘邦能够成功剪除韩信等异姓王,吕后的心狠手辣是出过大功的:刘邦不忍杀韩信,吕后就帮他杀了;刘邦把彭越流放,她把彭越带回来剁成肉酱,顺势逼反英布,导致后者兵败被杀。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默默无闻的女人:刘邦能成帝业,吕后功不可没。但饶是母仪天下的吕皇后,到头来还是要面对那个足以决定吕氏全族的风暴:太子。

刘邦的太子,是他与吕后所生的儿子刘盈。但刘邦并不喜欢他,因为刘盈太过孱弱,吕雉又太过专横。相反,刘邦宠妾戚夫人所生的儿子刘如意,因为母亲的关系,所以很得刘邦的欢心,多次想要废掉刘盈,改立刘如意为太子。

虽然经过吕后与群臣的数次周旋,刘邦没能废掉太子,这场烽火却眼看着愈演愈烈。吕后急得团团转:一旦刘如意被立为太子,她这个皇后的位子也迟早是戚夫人的。到时候群臣如何考量依附,就不可能再是吕后能掌控的了。无奈之中,吕后只得派建成侯吕泽找到在家中修养多年的张良,向他强征保护太子之位的法门。

张良虽然在府中静修,但对朝堂里的明争暗斗一清二楚。吕泽气势汹汹地前来拜访,不用想也知道她抱了什么打算。张良深知自己今日的安稳来之不易,始终想抗拒皇室内部的争斗。但吕泽已经找上门来,自己不说个一二三出来,恐怕尚未得罪新皇后,就得先被吕后收拾。

于是张良回复吕泽说:“陛下在这件事上已经下了狠心,任谁也不可能凭着口舌说服他了。但是,当今天下还有四个人能为太子分忧。他们就是‘商山四皓’;起初他们认为陛下对待文生傲慢无礼,所以躲进深山,始终不肯做大汉的官。但也正是由此,陛下才对他们十分敬重。”

吕泽对“商山四皓”也略有耳闻,见张良忽然提起他们的名号,吕泽对他的意思也有些了解了:“留侯是说——只要有‘商山四皓’辅佐,太子之位便可安然无虞?”

“不错!”张良答道,“如果皇后果真愿为太子不惜代价,那便请太子殿下准备聘礼和手书一封,言辞务必谦卑恭谨,聘礼务必丰渥精美;在专置四套车马,派遣能言善劝之人进山相邀,‘商山四皓’方肯出而辅佐东宫。但是——四皓心性颇高,太子必须将他们奉为上宾,优加礼遇,出入都要请他们跟随。这样陛下见到四皓,便会惊而奇之……”

“当陛下看到连‘商山四皓’都拥护太子的时候,戚姬之子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有望了!”吕泽兴奋地向张良致谢,当晚就回宫将消息报告给了吕后。

吕后果然按照张良的建议,命太子刘盈亲笔书写聘函,又带着丰厚的礼品,盛情请出“商山四皓”。不久,当刘邦发现自己数请不出的“商山四皓”,竟然衷心拥护太子刘盈、跟着他亦步亦趋后,也只好抚慰戚夫人,彻底打消了废太子的想法。

帮吕后巩固了刘盈的太子之位后,张良再次退隐,整日躲在府中修炼辟谷之术,极少进食水米。后来刘邦驾崩,刘盈登基为汉惠帝,吕后大权在握。这时,她又想起当日帮助自己扶助儿子的张良,于是专程遣人去留侯府,恳求张良开口吃饭。

八年后,张良寿终正寝,死后追赠谥号“文成侯”,成为西汉初年,唯一不曾遭受厄运的功臣——如果没有当年的那场谋算,和吕后无亲无故、终生只忠心于刘邦的张良,很可能也会遭遇韩信的下场。

帝王之心难以揣测,作为臣子,明枪往来的战场或许要不了他们的性命,但到了暗流涌动的朝堂,想要在皇帝脚底图得容身之地,却是比登天还难的事情。自古以来,功盖天下、名动山河的将军、辅臣,没有一个能得到好下场,偏偏是那些视功名利禄如粪土、天下大定便抽身退走的人,往往能够求得善终。人生在世,很多事情都只是过眼云烟,权势如此,皇位亦是如此。真正宝贵的,永远都是那条只有一次机会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