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沙关古称石门关，位于云南省盐津县城西南22公里。盐津是秦汉以来中原通往云南的通道之一，鬼斧神工的豆沙关是锁滇扼蜀的雄关天堑，秦、汉“五尺道”的要隘。因其对岸壁立千仞的石岩，被关河一劈为二，形成一道巨大的石门，锁住了古代滇川要道，故又称“石门关”。

战国秦昭王末年(公元前256-251年)，当时的蜀郡太守李冰主持开凿了由青衣(今四川名山)沿青衣水经夹江、乐山、犍为至僰道(今四川宜宾)的''僰青衣道''。至公元前221年秦统一六国后，又派常颁在''僰青衣道''的基础上，将道路继续向前延伸，由僰道南下，过今盐津豆沙关、昭通，然后到味县(今曲靖)。由于当时道路仅宽5尺，故称''五尺道''。汉武帝时，为打通''西南夷''，开辟通往身毒国(印度)的通道，又派唐蒙对五尺道加以整修扩建，一直修到滇池地区，''道长''二千余里，山道广丈余;深三四丈''，并在道路沿线设置郡县，将西南夷地区纳入了中国版图，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整体。

这条古道的确经历了太多的历史事件和故事，也承担了川滇商贸文化往来交融的重任。川滇两地的马帮载着布匹、盐、大米、山货、药材、茶叶、银、铜等物品，络绎不绝地往返于这条古道上，马蹄声、吆喝声不绝于耳；中原文化、蜀地文化、夜郎文化、古滇文化随之汇集相融，衍生出了朱提文化。

如今，在豆沙关保存完整的秦代五尺道长约350米，道宽1.7米，路面留存的凹陷马蹄印痕39处，有的深达3、4寸，要在硬石上踩成这样的蹄印，非千年万次难成，不知有多少马蹄的磨蚀，才留下了这深重的历史印记。

石门关（关隘建筑）始建于隋朝，以前有一尺二厚的两扇门，门一关，门杠一顶，中原和边疆两面就隔绝了。特别在唐朝的时候，天宝年间战争爆发，南诏叛唐后，石门关就关闭了，一关就是40多年。到了袁滋受命赴南诏去册封异牟寻，才重新打开了石门关。

对于石门关，《蛮书》是这样记载的：“石门东崖石壁，直上万仞；下临朱提江流，又下入地数百尺，惟闻水声，人不可到，西崖亦是石壁，傍崖亦有阁路，横阔一步，斜亘三十余里。半壁架空，欹危虚险。”其险无比。如今“石门关”三字，云南著名书法家楚图南之手，极拙朴耐品，意味绵长。

豆沙关处在五尺道的咽喉位置，城门上题刻的仍然是古时的“石门关”三字，这是通往古南滇的第一关，关内为中原地界，关外则为蛮夷之地。古时的关门为1.2尺厚的木门，除有人值守关门外，楼上也驻有重兵，可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今人将石门关称为“险关”。古时，每逢将士出征，家人们便会守候在石门关，翘望着亲人归来，石门关又被人们称为“情关”。相传，盐津普洱一代出美女，清代曾先后7次有美女被选入宫，故而，石门关又有“美人关”之称。故而，当地又流传着一句话：“不到石门非好汉，英雄要过豆沙关。”

在唐代的天宝年间，唐王朝对南诏发动了两次战争，都与失败告终。南诏乘机联合吐蕃，加紧开疆拓土、统一如今云南地区的步伐。如此一来，双方在军事和经济上都难以支撑，代价惨重。南诏遂与吐蕃发生矛盾，将其势力逐至金沙江以北，同时派出使者赶到成都说和，要求归附。唐王朝因此十分重视，授命御史中丞袁滋赴云南册封南诏国王，双方关系方才修好。此关在过了40多年后才又重新开启。这段历史，就记录于唐碑亭内的摩崖石刻上，是袁滋赴南诏，途经石门关时有感而发的杰作。

这块石刻就叫《唐袁滋题记摩崖》，刻于唐德宗贞元十年（公元794年），至今有1200多年，全文仅120余字，且石刻面积小，字迹也小，甚至模糊，要仔细辨认才可弄清，但文物价值大，是国家级重点保护文物，独有“维国家之统，定疆域之界，鉴民族之睦，补唐书之缺，证在籍之误，增袁书之迹”的历史作用。

僰人悬棺，位于关楼直线150米外的对岸绝壁的岩缝中，现存棺木6具。用望远镜头摄下来看，悬棺都是整木凿成，用木杠搁在避雨的岩缝当中，虽经2006年7月两次地震，悬棺并未受损。悬棺悬在关河水面以上百米的绝壁岩缝当中，盗棺者都无力攀达，而安放悬棺如今更是一个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