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

戴望舒,原名戴朝宷,望舒是他的笔名,来自屈原《离骚》“前望舒使先驱兮,后飞廉使奔属”,望舒是神话传说中替月亮驾车的天神,美丽高洁,温柔大方。戴望舒以此为笔名,不仅侧面反映出他受古典诗词影响较大,也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他的艺术追求。戴望舒生前出版四部诗集,共计诗歌99首,加上后来发现的4首佚诗,一共103首,而且多是短诗。

据好友杜衡回忆,戴望舒写诗大概开始于1922年到1924年间,也就是17岁到19岁之间。每个青年都是天生的诗人。当时朋友中,和戴望舒同时写诗的还有杜衡和施蛰存,但渐渐地他们都不再写诗了,而只剩下戴望舒还坚持写着,并在诗艺上不断探索不断进步,一直到他逝世。他写诗没有匠气,从不生写、硬写,有了灵感,也许援笔立就;没有灵感,就宁愿一个字也不写。他真正意义上被自己所承认的处女作是1926年发表在《璎珞》上的《凝泪出门》,时年21岁。这首诗后被收录在戴望舒第一本诗集《我底记忆》中《旧锦囊》一辑中。

昏昏的灯,

溟溟的雨,

沉沉的未晓天;

凄凉的情绪;

将我底愁怀占住。

——《凝泪出门》

如今看来,《凝泪出门》当然略显稚嫩,但并非全无可取之处。就以所选一节而言,诗句结构整齐,音韵和谐,读来颇具美感。这首诗,包括收录在《我底记忆》中的另外十几首诗歌,在一定程度上都反映了戴望舒早期诗歌的审美倾向。这个时期他受传统诗词影响较大,在诗歌形式上追求古典美、音乐美,“努力使新诗成为跟旧诗一样地可‘吟’的东西”;同时因为受西方象征派诗人的影响,意象朦胧、含蓄;而在内容上,多写个人的孤寂心境,感伤气息较重,如:

可知怎的旧时的欢乐

到回忆都变作悲哀,

在月暗灯昏时候

重重地兜上心来,

啊, 我底欢爱!

——《可知》

欢乐只是一幻梦,

孤苦却待我生挨!

——《生涯》

这最后一点颇为论者所指摘,而他自己后来也逐渐摒弃不用。戴望舒在《诗论零扎》中讲到自己的诗歌,说他的诗是“由真实经过想象而出来的,不单是真实,亦不单是想象”。这其实在一定意义上决定了戴望舒的写作风格,浪漫也好,象征也好,他注定要写熟悉的生活。因此他早期作品大多关注个人的爱情和理想,诗风苦闷、感伤气息浓重;后期诗作则转向对民族命运和未来美好生活的关切,诗风也变得明朗、沉挚:这与作者自身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变化有很大关系。

不在“雨巷” 的“雨巷诗人”

撑着油纸伞, 独自

彷徨在悠长, 悠长

又寂寥的雨巷,

我希望逢着

一个丁香一样地

结着愁怨的姑娘。

——《雨巷》

提起戴望舒,当然不能不提《雨巷》。这是他的成名作,也是他早期的代表作品之一,更曾是他一度想要摆脱的影子。戴望舒年少成名,《雨巷》写成于他22岁那年的夏天,次年投稿《小说月报》,时任编辑叶圣陶见稿后大为赞赏,立刻写信给戴望舒,称许他替新诗的音节开了一个新的纪元。因为叶圣陶先生的欣赏,戴望舒一夜成名,从此被称为“雨巷诗人”。

戴望舒曾说:“诗的情绪不是用摄影机摄出来的,它应当用巧妙的笔触描出来。这笔触又是活的,千变万化的。”这在《雨巷》一诗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全诗七节,每节六行,节奏舒缓,首尾相扣,生动地刻画了雨中独步的诗人形象和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形象。长短变化的语句中间, ang韵反复出现,情绪流淌,犹如音符,将现实和梦幻交织在一起,一唱三叹。读完全诗,你分明就是在雨中,就是身边飘过一个丁香一样的姑娘,就是哀怨,哀怨又彷徨。

《雨巷》一诗展现出来的诗境的朦胧性和语言的音乐性,一方面来自于古典诗歌的影响,特别是晚唐诗人诗歌的华丽和隐秘,对戴望舒影响甚大,丁香这一意象更是和“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等抒情传统遥相呼应;另一方面,他又深受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影响,诗歌往往含有深层的象征意义,《雨巷》就常被解读为对理想的追索以及对当时白色恐怖的控诉。这两方面交织,最终构成了戴望舒独一无二的诗歌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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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巷》带给了诗人荣耀,却并未束缚住诗人求新求变的脚步。《雨巷》之后,戴望舒开始逐渐摒弃之前类似于格律诗书写的写作风格,他开始更为随意自然地抒情,不再刻意追求句式的整齐、平仄的协调,真正解放了诗句。他在《论诗零札》中讲“诗不能侧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分。”这揭开了他写作的另一页,它逐渐将散文的写法引入诗歌写作中,用平淡朴素的叙写抒发深沉真挚的情感。

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

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

我等待着, 长夜漫漫,

你却卧听着海涛闲话。

——《萧红墓畔口占》

以此诗为例,诗人并未直接抒写自己对萧红的怀念,而是通过描写,形成两组对比,“走六小时寂寞的长途”只为“到你头边放一束红山茶”,情感之真挚跃然纸上;而最后两句,生者与逝者,“等待”与“卧听”,“长夜漫漫”(当时中国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刻)与“海涛闲话”,无限的时间和空间之感,读来令人感慨万千,不尽回味。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

抗日战争爆发后,戴望舒转至香港主编《大公报》副刊,多次撰文宣传革命。 1941年,香港沦陷,第二年春天,戴望舒被日本宪兵逮捕入狱。在狱中,他受尽酷刑的折磨,但他并没有屈服,在牢狱里写了《狱中题壁》和《我用残损的手掌》等诗。

只有那辽远的一角依然完整,

温暖, 明朗, 坚固而蓬勃生春。

在那上面, 我用残损的手掌轻抚,

像恋人的柔发, 婴孩手中乳。

——《我用残损的手掌》

据冯亦代回忆:“我昔日和他在薄扶林道散步时,他几次谈到中国的疆土,犹如一张树叶,可惜缺了一块,希望有一天能看到一张完整的树叶。如今他以‘残损的手掌’为题,显然以这手掌比喻他对祖国的思念,也直指他死里逃生的心声。”随着人生的变故和家国社会的变化,戴望舒的诗歌选材逐渐不再只瞄准个人的哀怨闲愁,而是开始关切民族命运和社会未来,诗歌风格也逐渐转向明朗、沉挚。

如果生命的春天重到,

古旧的凝冰都哗哗地解冻,

那时我会再看见灿烂的微笑,

再听见明朗的呼唤—— 这些迢遥的梦。

这些好东西都决不会消失,

因为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

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

而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偶成》

这首写于抗战最后的诗歌,我非常喜欢。这首诗诗句明朗、音韵和谐,句子却朴实真挚,充满信心和希望。从诗句也可以看出诗人一生追求“灿烂的微笑”和“明朗的呼唤”,他相信“一切好东西都永远存在”“有一天会像花一样重开”。

(本文摘自“读书吧”系列之《戴望舒与他的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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