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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永东 /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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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昨日，李敖去世的消息传来，台湾媒体报导称之为“一个时代的结束”。这位留给世人放任不羁印象的台湾老人为何有如此影响力？他在台湾社会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本文梳理了青年李敖曾经深入参与的一场中西文化论战，呈现出战后台湾思想界所思考的核心议题以及李敖早期的思考轨迹。特此编发，以飨读者。

在60年代的台湾知识界, 曾爆发过一场声势浩大的中西文化论战。这场延续了四年之久的文化论战 , 其影响尽远远超出了当时的台湾学术界,而波及到了整个台湾社会。今天, 对我们大陆学者来说 , 了解一下 60 年代台湾那场文化论战的起因、经过及其内容, 对促进我们的文化研究、加强海峡两岸的文化交流, 无疑是有所裨益的。

▍胡适的一篇文章是这场论战的引线

1961年11月6日, 在美国国际开发总署主办的“亚东区科学教育会议” (会址在台北) 上, 胡适应邀做了演讲。他的演讲稿是用英文写成的, 题目是Social Changes Necessary for the Growth of Science（《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不久, 这篇英文演讲稿被译成汉语发表在1961年12月份的《文星》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 胡适阐明了他对东西方文明的基本看法。他说: “在消极方面, 我们应当丢掉一个深深的生了根的偏见, 那就是以为西方的物质的 (material)、唯物的 (materialistic)文明虽然无疑的占了先, 我们东方人还可以凭我们优越的精神文明 (spiritual civilization) 自傲。我们也许必须丢掉这种没有理由的自傲, 必须学习承认东方文明中所含的精神成分(spirituality)实在很少。在积极方面, 我们应当学习了解、赏识科学和技术绝不是唯物的, 乃是高度理想主义的(idealistic), 乃是高度精神的 (spiritual) ; 科学和技术确然代表我们东方文明中不幸不很发达的一种真正的理想主义, 真正的`精神’。

又说: “我认为我们东方这些老文明中没有多少精神成分。一个文明容忍象妇女缠足那样惨无人道的习惯到一千多年之久 , 而差不多没有一声抗议, 还有什么精神文明可言? 一个文明容忍`种姓制度 ’ (the caste system) 到好几千年之久, 还有多少精神成分可说? 一个文明把人生看作苦痛而不值得过的, 把贫穷和行乞看作美德, 把疾病看作天祸, 又有些什么精神价值可说? ” 因此他得出结论: “现在正是我们东方人应当开始承认那些老文明中很少精神价值或完全没有精神价值的时候了 ; 那些老文明本来只属于人类衰老的时代, 年老身衰了, 心智也颓唐了 , 就觉得没法子对付大自然的力量了。的确,充分认识那些老文明中并没有多大精神成分, 甚或已没有一点生活气力, 似乎正是对科学和技术的近代文明要有充分了解所必需的一种智识上的准备；因为这个近代文明正是歌颂人生的文明, 正是要利用人类智慧改善种种生活条件的文明。”

胡适的这篇文章在《文星》杂志发表之后, 立即在学术界引起一片哗然。喝彩称赞者固然不少, 但批评责难者也大有人在。如著名学者徐复观教授按捺不住满腔怒火, 在《民主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人的耻辱,东方人的耻辱》的文章。文中指斥胡适“以一切下流的辞句,来诬蔑中国文化,诬蔑东方文化,我应当向中国人,向东方人宣布出来,胡博士之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是中国人的耻辱，是东方人的耻辱。……以诬蔑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方法，以掩饰他为什么不懂中国文化、东方文化。以赞颂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掩饰他为什么不懂西方人文科学方面的文化。因为他是志在自然科学，以忏悔少年走错了路的方法来掩饰他为什么又不懂自然科学。”

紧接着, 在1962年1月份的《文星》杂志上刊出了著名学者胡秋原的一篇长文——《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这篇文章也是针对胡适的那篇引起争议的文章而写的。胡秋原对胡适所说的西方文明也有其理想主义精神性、东方人并无理由以精神文明自傲这两点都表示同意, 但他认为“此外全文推论和议论, 大都是站不住的。因为他将文明、精神、科学、技术、价值完全混为一谈, 并在内部逻辑上缺乏谨严和一贯。”

胡秋原指出, 胡适文中的观点, 还是重弹了三十几年前他提出的全盘西化论的老调。他表示坚决反对西化派, 同时也反对传统派(或称复古派) 和俄化派。他说: “文化是人性人力之创造。人性人力本质相同, 故文化本质相同。其所以表现不同者, 一由外部环境之不同。迄今为止, 中、西、俄三派所说中西文化根本不同, 以及西洋学者所说根本不同, 无一经得起批评。中国文化在古代媲美西方, 所以然者, 双方都在发展。在中古超过西方, 所以然者, 我发展彼不发展。至于近代, 中国逐渐落后于人, 此绝不可否认之事实。所以然者, 我以闭关、八股之类自缚发展, 而他人则以航海及自由思想拚命发展而已。中西俄三派不对中外文化兴衰之故作全盘研究, 以求发展自己; 而只是执著于三百年左右之事, 说祖宗如何, 西洋如何, 苏俄如何, 作终古定论, 如是只在`维持现状’与`同化他人’之间选择其一, 此所谓错误。”

又说: “ 一国与优势文化相遇之时, 发生‘传统’与‘外国’两派之争, 亦是全世界历史上普遍现象; 欧洲、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土耳其, 特别是近世亚洲各国都曾经有过的。然只有经过一番‘新’‘旧’之争后, 进一步发展创造自己新文化的国家, 才能自立而贡献于世界之文明。而陷于此一争执之中不能自拔者, 则新旧并皆空虚, 亦永不长进。我们即是如此。此所谓有害, 这是我的根本看法。”

他认为“复古”和“西化” 这两块招牌, 都是抱残守缺。“复古派守自己之残缺, 西化派守他人之残缺。” 复古派认为, 没有一个国家是可以去掉自己的传统的。胡秋原同意这种看法, 但他反对把这一看法当成是恢复传统的借口。他说: “须知古不可复的, 时间一去不复回, 人不能还童, 民族也不能复古。因此, 不是保守任何传统, 而是鉴古知今, 广知益智, 向前发展和创造新传统。然我们复古派或传统派不措意于正途, 在过去, 不是专门保持现状, 便是一味注意所谓新派之流弊。”

然而, “正如古之不可复, 中国不能西化的。西化者, 变成西方国家之意。中国的情况、环境、问题与西方不同, 如何能‘化’呢? ‘全盘西化’之说不可解。这也许是‘打倒帝国主义’之反动, 然他也有‘西方殖民地化’的流弊, 都是过犹不及的。且西方国家多矣, 又‘化’为哪一国呢? 或曰，西化者, 现代化、科学化之意。然而还是不清楚的。这不是名词问题, 而是观念问题。须知问题只在发展中国人聪明才智, 发展中国的文化到并世诸国的水准。如中国人无此能力, ‘化’ 也‘化’不成。如有此能力, 学人之长, 以益自己之长就够了, 焉用化为? 孔子说见贤思齐, 说得再好没有。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未说胡化。近代世界各国亦多取法他人知能解决自己的问题。福禄特尔留英归国, 主张取英国制度精神改革法国, 并未主张英化。……即以美国而言。其思想制度、本于英法。使美国开国诸贤之志仅于英化法化, 尚有今日之美国乎?须知西化与复古同为闭关。复古是要将我们闭入古关之中, 西化是要将我们闭入西关之中。都是要将我们固定在一定之时空, 不能前进。”

在这篇文章的结尾, 胡秋原说道: “必须树立一个民族的前途与远景, 有一坚实人生观, 远大世界观, 向前苦功创造, 使一切中外古今之学, 皆为我用。因此, 我便认为中国青年必须拒绝所谓复古派、西化派、俄化派, 中国才可望生存和进步。拒绝不是拒绝中国文化、西方文化或拒绝研究俄国, 只是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拒绝之道就是超越。中国青年应该研究中国历史与文化、西方文化与科学以及俄国事情, 向学问正当方向前进, 发展中国人之聪明才智, 创造新中国的新文化, 以求超胜古人、西人与俄帝; 如是也便将那三个派抛在历史的后面。而只有站在这向前创造的运动中, 才能将中国人的创造力解放出来, 人才辈出, 创造新的文化, 而其光、热与力,才能使瓦解而分裂的中国,重新融合而统一。”

由上述可知,从门户之争中超越出来,研究古今中外问题作为参考和借鉴,独立而向前地创造自己的文化,便是胡秋原“超越前进”论的主要内容。

徐复观和胡秋原等人发表了对胡适观点驳难的文章之后, 虽然论战的气氛已经形成, 但由于胡适一直保持缄默, 所以论战没有全面展开。

▍李敖的一篇文章导致了论战的全面展开

李敖是台湾大学历史系的学生, 一直是胡适自由主义思想的狂热崇拜者。作为当时台湾 “新生代”的一个重要代表, 他对老一代人因循守旧的习气及其对青年一代的压抑十分不满，1961年11月在《文星》杂志发表《老年人和棒子》一文, 给台湾知识界带来了一次强有力的震动。这篇向老一代挑战的宣言, “ 广泛地引起了上一代知识分子的不安”和“下一代知识分子的共鸣” (殷海光语) 。在文化观上, 李敖接受了胡适的“文化有机论”和“全盘的反传统主义” , 主张“全盘西化” 。所以当胡秋原、徐复观等人向胡适的西化论质疑问难的时候,李敖不能不出来为胡适“打抱不平”了。1962年2月，李敖在《文星》杂志发表了那篇被誉为“狂飒年代来临之标志” 的雄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以下简称《看看病》) 。此文一出, 立即在台湾思想文化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 导致了文化论战的全面展开。

在《看看病》一文中, 李敖这样写道: “ 三百年前, 徐昌治编了《圣朝破邪集》。这八卷论丛是中国人对西洋近代文明最早的抗议文献, 也是最有力的反西化理论的集成。三百年来, 朝代换了,古人死了, 这部书的纸张也变黄了, 可是圣朝破邪的细菌并没有消失, 它钻进中国人的感情里, 一代又一代, 随着愚昧程度的深浅而有着不同的病象；有时候中体西用的澹语出现了, 那好象是一场伤寒 ; 有时候超越前进的怪调出现了, 那好象是一场白喉; 有时义和团的疯狂出现了,那好象是一场猩红热。”

接着, 李敖便用他的所谓 “代表取样法 ”开列以下病名: 1 . 义和团病 ; 2 . 中胜于西病; 3 . 古已有之病 ; 4 . 中土流传病 ; 5 . 不得已病 ; 6 . 酸葡萄病 ; 7 .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病 ; 8 . 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 ; 9 . 挟外自重病 ; 10 . 大团圆病; 11 . 超越前进病。

李敖自称是“文化医生” ,在诊断出以上病情之后, 便对病情进行了分析, 然后又探讨其致病的原因。他把这些原因归纳为以下四项，在对这四项原因的分析中, 就反映了他的中西文化观。

第一个原因是“ 泛祖宗主义” :

李敖说: “ 我们今天已经陷于一种文化的僵化 ( petvifactive)。僵化的原因之一是要想抱祖宗的大腿。我们民族是最重视祖宗意见的民族。祖宗的意见并非不能解决问题, 至少在祖宗的时代里, 在`蛮夷率服’的时代里, 那是行得通的; 但是到了今天, 我们已进入一个`蛮夷不服’ 的时代, 于是问题就来了: 在蛮夷刚来闹事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经常是传统主义 (traditionalism) , 在他们开始横行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经常是复古主义 (revivalism) ;在他们所过披靡不可一世的时候, 我们的反应经常是未来主义（futurism）……他们的通病在于不明瞭返老还童绝不能用老药, 使中国现代化也绝不能借助古法。如同你治一种病, 绝不能西药中药全吃 , 专心吃西药足够了 , 中西合璧反倒糟。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步骤早摆在那里, 我们直接去学就行了, 何必麻烦祖宗呢? ”

第二个原因是 “浅尝即止的毛病 ” :

李敖说 : “ 我们同胞有一种绝症, 就是`浅尝即止’ 。任何好东西, 到咱们嘴里, 舌尖一舔, 还没吃, 就说不好吃了! 吃了就要坏肚子了 ! 至少是不合我们胃口的! 没有什么营养的! 泛祖宗主义是对旧的依靠 ; 浅尝即止的毛病是对新的怀疑。 ”

第三个原因是 “ 和经济背景脱节 ” :

李敖认为, 中国文化纯粹是农业社会的产物 , 它的基础是落后的小农经济。中国要前进 , 就必须改变这种落后的经济形态, 经济形态要改变 , 与之相应的文化形态也必须改变。怎样改变? 那就是毫不留情地全盘抛弃! 他说 : “ 不想做落后国家的唯一办法是改变经济形态 , 从农业社会跨进工业社会。但是工业社会是动的、扩展的、进取的、不知足的、不靠祖宗的、不依赖白胡子老头的。在工业社会里面, 一切传统的价值体系 , 不论是好是坏, 全都是生了锈的发条, 全部不能配合新的齿轮发挥作用。我们要跨进工业社会, 要光明磊落的跨进, 不是`犹抱琵琶’ 的跨进。旧琵琶除了能遮丑, 别无用处, 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 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琶。

第四个原因是“ 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 ” :

针对某些学者提出的“ 取长舍短”、“择善而从” 的文化观, 李敖指出：“他们只会做裁缝, 不曾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 他们的通病在对文化本是‘完全的整体’（integral whole）上面没有真正的理解, 他们总想择肥而噬, 总想任意剪裁, 总想只要好的不要坏的… … 不客气的说, 他们对西洋文化 , 通通打着一个`买椟还珠’ 的算盘, 他们不知道这种好梦是根本做不成的。在文化移植上, 要椟就得要珠, 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珠也不成其为椟, 要就得全要, 不要也得全要。”

“我们面对西方现代文化, 就好象面对一个美人, 你若想占有她, 她的优点和缺点就得一块占有。这个美人是任性的、不可塑的, 她根本不理解你这一套农村文化的忠告, 她即使有缺点, 即使想在人老珠黄时有所改正, 也绝不会用你这一套发了霉的东西… … 。”

“也许西化的结果会带来不可避免的`流弊’ , 可是我们总该认清我们的`大目标’是什么, 为了怕肚痛, 难道就不养孩子吗? 为了怕噎着, 难道就不吃饭吗? 我们的`大目标’ 是建设现代化的强国, 在这个`大目标’ 下 , 我们该有`衣沾不足惜, 但使愿无违’ 的决绝与胸襟。”

以上便是李敖那篇文章的主要内容, 从中可以看出, 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全盘西化, 就是李敖的中西文化观。

由于李敖在文中点名批评了胡秋原的超越前进论, 说胡秋原“实在属于`传统派’ 中的一个流派” , 引起了胡秋原的强烈不满。胡秋原立即撰成一篇长达六万字的文章进行反击。这篇题为《由精神独立到新文化之创造—再论超越前进》的文章, 发表在1962年3月份的《文星》杂志上。在这篇文章中, 胡秋原首先对其“超越前进论” 作了比前文更为详尽而系统的阐述。他说：他那篇《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是一篇‘精神独立一宣言’, 意在打破‘门户主义之虚妄’ (英译可作The Fallacy of Partizanship) , 盖不超越门户之见,根本不能认清问题,研究问题, 解决问题。数十年来我们学术思想之不进步, 三种门户主义要负甚大责任。再不能让门户之三种颜色眼镜障碍视线了。”

“超越云者… …不是超越中西文化等等及其研究之外, 而是超越三种门户主义成见之外。……`超越论’ 只是`论’, 不是要树立第四个门户。因此不能`派’的。”

他认为, 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都是门户主义的产物。于是, 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对门户主义进行了分析批判。

第一、“门户派根本不是面对问题求合理解决, 只是死守其一孔之见, 便算解决问题。”

“问题是如何建立中国之新的文化力量, 提高自己文化水准到与人对等乃至更高水准, 以解决中国内外问题; 如何使国家富强, 人民安乐, 保障中国之生存和进步。在这目标下, 中国自然站在自己固有地位, 亦必然采用世界新知。然一切要从根做起, 一切看有效与无效, 一切看必要与可能, 一切看条件与步骤。一切集中于发展民智民德民力。凡中必好, 凡西必好, 或反过来必不好, 皆无理由。借中外之名以自足, 皆无益于国家, 亦即门户之见。”

第二、“三派是空想的。三种门户主义, 不是对不对的问题, 而是可能不可能的问题。”

“ 古今环境不同, 问题不同, 此传统主义之不可能。各国问题不同、条件不同、目标不同, 此西化主义、俄化主义之不可能。一定要做不可能之事, 自然弊害百出。传统如能维持, 如有效, 根本不会有鸦片战争以来的国耻了。传统派之有害, 尤在藉传统之名, 阻碍合理的改革。”

第三、“由于不可能, 三派共同秘诀是模仿。仿古,仿西, 仿俄。即令真正的古法、西法、俄法, 已不可完全用于今日中国, 而三派又不真知之。”

接着, 他又对“ 超越论之根据、主张及其目标” 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阐述：

第一、“超越论首先肯定人类之平等, 人类心理之`齐一性’ , 以人类文化皆人心智之成就, 根本否定中西文化之先天的`二元论’。而传统西化二派共同之基本错误, 即在以中、西文化有生来不同之本质差异、优劣。”

第二、“超越论基于世界文化史之比较研究。”

“超越论一面基于中西人性大同之论(如性相近说, 人心同然说, 东海西海心同理同说; 近世心理学、人类学及史前文化研究大抵肯定心理齐一论), 一面则‘超越’ 近世西人研究历史之局部与偏枯。同时超越我国三派研究中国近代史之观点。西洋人在二十世纪以前研究历史是欧洲本位,本同本位。… …他们以十九世纪标准看中国, 养成优越感、夸大狂。而我国两派也只看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先看见洋人船炮好, 承认船炮, 夸张自己的政治。看见洋人政治被人(日本人) 打败了, 承认西政, 夸张自己的道德。民初这道德也破产了, 才一切不如人, 变为自卑感。由自卑感发生虚骄狂夸大狂, 每一夸大狂失败, 又反为更冷血的自卑狂。”

“然将历史放长研究, 图画将完全改观。简言之( 暂用西人三分法) : 在古代 , 中国在任何方面与希腊罗马并驾齐驱。在中世纪,中国在任何方面超过西方。只是近代才落伍。而近代初期,中国犹在世界之先。中国落伍, 是1600-1750年之间发生的。我称此为同时比较法。”

“由这种巨视研究… …使得我得到文化赛跑论。在历史过程中, 每一时代, 各民族的选手登场。有时甲在前, 有时乙在前, 有时震旦先生在前, 有时泰西先生在前 ……而使我注目的不是‘洋华优劣’ , 而是‘中国由富强而贫弱’ 的问题, 亦即文化兴衰问题了。”

第三、“ 超越论除基于上述之巨视研究外又基于文化之微视研究, 即文化之本质、兴衰、传统、交流、移植现象之分析, 特别是文化创造之分析。文化根核为人格观念与理性观念。

第四、“超越论又一面研究历史上中外文化接触、移植、冲突的情形, 一面研究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外关系, 深知国家命运之艰难, 能以平衡心境, 作公平判断。”

第五、“超越论检讨鸦片战争以来应付西洋文化之失败, 认为在未从根本处、关键处, 填补自己不如人处, 求东西发展之平衡, 而此关键应为发展国民资本主义。”

“ 如求平衡,先必须向人‘学’。传统、西化二派皆学, 然皆学浅近、学皮毛。超越论主张由根本处学, 即学其优胜之由来, 学其精神, 学其方法, 学其才能, 而具体言之, 即有充分了解西方文化之人才。而任何事当皆有本末先后, 亦皆区别轻重( essential)缓急 (P riority)。‘全盘西化, 固不通, “全盘的学’也是不通的。因不能亦不必样样学。在关键处学者, 即首先在学问(科学)、政治(民主) 、经济 (工业)三点学。这都要由基础做起(基本的人才、工夫、设备等等) 。而关键之关键是在经济上渐求自立之道, 即学习来建立中国之国民资本主义。”

第六、“因此, 超越论认为中国问题只是完成正常发展问题。在文化学术上, 只问文化与反文化, 学问与不学问, 真学问与假学问, 不问中西, 不问门户。故与三派学问内容都不冲突, 只是不受三派统制。”

那么, 超越前进的具体步骤是怎样的呢? 胡秋原说：“第一事是: 立正! (即认`认真’、` 规矩’。) 向前看! (看学问、看中国、看世界。) 如是: 超越——超越门户, 超越势利, 超越伎求。前进——向古今中外之学问研究之正道前进, 向文化之本质前进, 向一切问题之一切方面前进, 向中国与世界之自由、独立、统一之路前进。向`能人所能’ 前进! 再超越`能人所能’ , 向`能人所不能’ 前进! 如是中国不逊于任何人; 终于, 无人胜于中国! ”

在这篇文章中, 胡秋原还用了大量的篇幅对李敖的全盘西化论进行了抨击, 说“李敖主张全盘西化, 而走到何典文体” , “嬉笑怒骂不成文章” , “如全国青年皆为李敖, 我承认中国无望” 等等。

面对胡秋原的反击, 李敖没有沉默, 马上撰文《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载1962年4月份《文星》杂志) , 说胡秋原的《再论超越前进》一文实际上“还在用传统派的花鼓, 表演他的` 击鼓骂曹’ ! ” 这时, 李敖的校友、西化派人物许登源、洪成完等人也撰文助战(许文是《从超越前进到狂妄》, 洪文是《玄学英雄的狂想曲》, 均载于1962年4月份《文星》杂志) , 向胡秋原发难。而胡秋原也不是孤军奋战, 也有一些人为他摇旗呐喊, 向李敖等西化派人物反击。至此, 台湾文坛上刀光剑影、硝烟弥漫, 论战进入了白热化阶段。

在论战过程中, 逐渐形成了两大阵营—— “西化派阵营”和“反西化派阵营”。西化派阵营里的成员多是台湾大学的青年学生, 如李敖、许登源、洪成完、包奕明等人, 此外还有居浩然、黄富三等人; 反西化派阵营里的成员多是从大陆迁台的老一辈学者, 成分比较复杂, 其中有“ 超越论”者胡秋原等人, 有“ 新儒家”徐复观等人, 还有“折衷派” 徐道邻、郑学稼、任卓宣等人。西化派以李敖为首, 而反西化派可以胡秋原为代表, 这场论战主要是李、胡之争。

▍《文星》被封, 论战结束

这场论战, 一开始是围绕着中西文化问题进行的, 但随着论战的发展, 论战的双方(首先是西化派) 逐渐地越出了这个范围, 而达到政治的层面上。这样, “文化论战” 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 而学术色彩越来越淡。西化派之所以首先“不按牌理出牌, 故意把学术论争导引到政治论争上来, 实在是因为他们并不是纯学术的人物 (这一点他们自己也承认, 如李敖说他自己“ 实在是一个介乎文学—学术—政治之间的人物” , 其实其他西化派成员也多是这类人物) 。他们大都是对现实强烈不满的“愤怒青年” (angry youngman ) , 他们之所以挑起文化论战, 只不过是想以此为招牌, 发泄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他们否定传统文化的真正目的是主张民主自由 , 向当时的国民党当局在政治思想上实行的高压政策反抗。有了这种目的, 这场论战就会不可避免地超出学术论争的范围, 进入到现实和政治的论争范围里。

论战进行了没有多久 , 风头就转了方向, 李敖等人由批判传统文化、批评学界名人转向了抨击现行政策、批评政界要人 , 甚至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批评起国民党的“道统”和“法统” 来。李敖主编的《文星》杂志、西化派的大本营已经到了“ 剃刀的边缘” 。 1 9 6 5 年 12 月 , 李敖在《文星》上又发表了一篇题为《我们对“ 国法党限” 的严正表示》的政论文章, 毫不客气地批评了国民党的保守政策。当局在震怒之下, 马上下令查封了《文星》。

至此, 在台湾文坛上, 从1961年开始的这场“ 中西文化论战” 经过了长达四年的厮杀之后, 终于在国民党当局的高压政策下, 随着《文星》的被封而结束了。

▍评论与思考

尽管这场文化论战由于过早的夭折而没能更为广泛深入地研究中西文化问题, 但仅就这四年之中在文化学研究上所取得的成就看, 也远远超过了“五四” 时期中西文化论战的水平。通过几年的论战, 发表了大量的文化论著, 许多学者在文化的理论解析、文化的哲学阐释以及中国文化的出路、中西文化融合的前景直至整个人类文化的未来等方面, 都提出了系统而深刻的见解。从整体上看, 60 年代台湾文化学研究的理论水平是高出于“五四” 时期的, 而对某些问题研究的深度, 也是“五四” 时期的文化学者所不及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论战时期的台湾学者注意吸收现代西方某些新兴学科如文化人类学、心理分析学等方面的知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研究, 因而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也是“五四” 时代的学者所不及的。

胡秋原的“ 超越前进论” , 虽然在其阐述中还存在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 但应该承认, 他在理论上确实把文化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层次。李敖按着他非此即彼的二分法思维模式, 把非西化论者统统斥之为传统派, 谓胡秋原的超越论实际上还是传统论, 是有欠公允的。胡先生能够从“传统” 与 “西化” 的百年门户之争中超脱出来并认识到这种门户之争的严重危害, 是他的识见过人处。他对中国文化发展方向的一些构想以及对西方文化的评价态度, 反映了他在此类问题上的理智和冷静。显然, 与李敖的“全盘西化论”相比, 胡先生的“ 超越前进论” 更现实一些, 更符合中国的国情, 也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 因而它的现实可行性就更大一些。

而李敖的“全盘西化论”,不仅在理论上难以成立, 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其理论错误在于他坚持“文化有机论”,把文化看成是一个有机的整体, 不能做任何选择取舍, 而忽略了文化的各个部分之间既有一定的联系又有一定的独立性。他在主张“全盘反传统”和“全盘西化 ” 的同时 , 有意无意地接受了“全盘西化=现代化” 的观念等式, 而没有注意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实际上是涉及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传统、民族情感及社会心理诸多因素互相作用的一个十分复杂的、多层次和多侧面的历史过程, 也没有注意到西方的所谓现代化国家也正是各以其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为基础不断吸收融会外族文化因子发展起来的。文化是可以选择取舍的, 不同的文化的交流就是一个选择吸收的过程( 如日本吸收中国的唐文化而拒绝唐朝的科举制和宦官制, 美国吸收英国文化而双方政体并不相同等等 ) 。历史的实践和实践的历史证明, 文化的全盘移植是根本行不通的。因此, 从这个意义上说, 胡先生对李敖“全盘西化论”的批评是中肯的, 也是有说服力的。

应该注意的是, 在进入80年代之后, 李敖的文化观已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他不再一味地坚持他的“全盘西化论” 了。他在1980年的一次记者采访中曾公开宣称：“我所谓全盘西化只是充分世界化, 并不是百分之百。 ” (见《台湾时报》1980年1月2日) 这与 60 年代文化论战时他宣扬的对西方文化“ 要就全要”、“优点和缺点一块占有” 的观点相比, 其差别是显而易见的。他又说：“所谓西化的意思就是要我们面对、选择、并接受真正的现代文明。 ” ( 同上 ) 文化论战时的李敖, 坚持文化是一个“完全的整体”的理论, 主张不加选择地全盘移植西方文化, 坚决反对象“ 裁缝” 那样 “任意剪裁” 西方文化, 但现在他也认为可以有“选择” 地接受现代文明, 这不也是做起 “文化裁缝” 来了吗? 由此可见, 李敖的文化观实际上已由“ 全盘” 走向了“ 选择”。

在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上, 他也由“全盘否定”走向了“部分保留” 。他说 : “ 从传统而来的东西如果可以保留, 我们就应保留… … 。 ” 又说“我们必须检讨:这个传统是否仍须保留?在现代生活中我们对这个传统要求承受多少? 要抛弃多少? … … 必须用开清单的方法一件件地谈… … 。 ” ( 同上 ) 这是承认了某些传统的东西还有继承的价值, 还有现实的生命力, 这与他当年主张的要把传统的东西都送进博物院的观点相比有了明显的分别。另外, 他还主编了数十册的《中国名著精华全集》, 他在为该书写的序中直言不讳地道出了他 “从古典中寻新义, 从旧籍中找时潮”的心声。这意味着李敖已不再把旧文化都看成是死的东西, 而是认为今人还可以从中寻出“新义” 和“时潮” , 这和孔老夫子的“温故而知新” 简直一脉相承了。这种观点和他以前所宣扬的“ 固有文化不但成事不足 , 而且败事有余” 的观点相比较, 显然是大相径庭了。

这一切, 都标志着李敖的心路历程已由狂热的全盘西化、激烈的反传统转向了对传统文化某种程度上的复归。如果我们把李敖与近代中国的反传统主义者如梁启超、严复、章太炎、胡适等人比较一下, 就会发现他们的心路历程竟是如此的相似, 他们都由年轻时的反传统转向了老年时的复归传统(当然程度不等) 。面对的同是一种传统文化, 前期的反叛与后期的眷恋简直判若两人, 这种现象到底怎样解释? 有人说, “ 时间是最大的改革家”。是时间把人变得圆滑、世故、意志消沉、朝气萎靡而使人的言论行为前后判然有别呢? 还是时间把人变得成熟、老练、阅历丰富、思虑周到而使人由激进走向了中庸?又有人说, “全盘西化”的口号实际上是“ 取法乎上” 的权宜之计, 而选择取舍才是它的真正归宿。这是否符合实际情况? 也有人说, 社会环境和政治背景的改变, 必然导致文化观的改变, 随着客观条件的变化, “全盘西化论”者就不能不对其文化观进行必要的改头换面以重新粉墨登场。这是否接触到了问题的实质了。还有人说,中国的反传统主义者并没有超出传统, 总是站在传统的立场上反传统,总是在意识的层面反叛而在无意识层面回归,或者说总是在理智上趋新而在感情上恋旧,因此这就注定了中国的反传统主义者必然回归传统的悲剧命运。从心理学的角度看,这种心理悖论是否存在?

总之,这是一种有趣的文化现象。而这种文化现象之谜至今却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解答。因此,它就更值得我们进行思考和探索。

在文化论战中,西化派人物在认同西方文化的同时,也认同了“五四”时期西化派人物信奉的“文化有机论”和“全盘的反传统主义” ,把传统文化看成是阻碍中国走向现代的绊脚石,因此他们首先对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平心而论,他们对传统文化阴暗面的批判,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但他们那种“全盘的反传统”的态度是不可取的。

实际上,他们反对传统的目的是为了反对现实,反对当时国民党的保守政治和思想文化界的复古气氛。因此,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与现实政治联系起来。到了论战的后期,论战的政治色彩越来越浓(西化派人物在论战后期曾发表了一系列政治文章抨击现实政治), 而学术气氛却越来越淡。因此可以说, 60年代台湾的中西文化论战,是政治色彩冲淡了学术气氛。也可以说,这场文化论战并不是纯学术的论战,西化派人物也不是纯学术的人物,作为论战主战场的《文星》杂志也不是纯学术的杂志。他们对现实的反叛和冲击, 对改变当时台湾思想文化界保守气氛、对促进台湾社会政治民主化的进程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本文原刊于《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4卷，原题为《六十年代台湾中西文化论战述评》。图片来源于网络，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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