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历时290余年，100多个诸侯经过兼并战争只剩下十几个，最后是七个国家主宰了天下。比之春秋，战国七雄又是一番局面，各国国力更强，战争的强度和烈度都达到空前规模，动辄发生几万甚至几十万人规模的战役。彼此间的竞争压力也更大，所以各国的国策更加向功利性和实用化的方向发展，只要能富国强兵，往往不择手段，传统的道德规范进一步衰落。

从儒家衍生而来的法家学说，极端性地发展了其技术层面的要素，很好地适应了这一时代要求，因而受到各国君主的青睐。

这一时期，战国七雄均先后进行了法家意义上的政治改革，涌现了一些代表人物，如李悝、申不害、公仲连、孙膑、吴起、邹忌、乐毅、商鞅等。

变法基本上以奖励耕战和严刑峻法为标志，目标是建立专制君权与编户齐民并存的绝对主义国家。其中以秦国的商鞅变法最为彻底也最为残酷，因而效果也最佳。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是：

1．实行社会什伍编制，在社会军事化编制的基础上，实行违法连坐，鼓励告发，打破乡里的温情和道德联系。

2．打破贵族世袭制，实行军功授爵，所有人，只能靠杀敌立功才能改善自己的地位。

3．强制分家，实现普遍的小农体制，奖励农业生产，以增加国家的赋税。

4．开阡陌，垦荒地，扩大土地耕种面积，建立广泛的小农私有制。

5．建立和完善地方区划，以郡县统治地方，进一步扫荡贵族分封体制。

6．迁都咸阳，脱离旧贵族的包围，便于向东发展。

人人皆知的商鞅徙木立信的故事，实际上不是在“立信”，而是宣示一种有别于散漫的贵族时代的执法精神。无论法令多么荒唐，就像搬一根并不沉重的木头，从一个城门到另一个城门就会得到50金赏赐的法令，也会得到严格而刻板的执行。

到了战国中叶，七雄并立已经转化为秦国独大的局面，其余六国都感受到了秦国咄咄逼人的威胁。就情势而言，六国只有联合一致，才有可能应付秦国的压力，但是，六国的联合由于各国差异和秦国的破坏，往往又很难真正实现。

苏秦是纵横家中有名的人物，他了解到山东六国都感受到了秦国的威胁，于是大力倡导六国联合，共同对付秦国。他首先得到了赵国的支持，然后陆续说动齐、楚、魏、韩、燕五国君主，于公元前333年在赵国的洹水会盟，订立盟约，一起抗秦。由于六国联合相对于秦国而言是纵向的，所以这件事，史称“合纵”。会盟结束后，苏秦被封为“纵约长”，身佩六国相印，象征着六国的团结。相对于合纵，秦国的对策是连横，即对六国进行分化，破坏其联合，政策的主导者传说为苏秦的同学张仪。

经过变法，各国均建立起了军事化的行政网络，各国官僚机构都有所发展，地方郡县体制普遍建立；由春秋时国人（平民）和部分奴隶转化而来的农民成了编户齐民，变成君主制的基石；各国的贵族势力受到了极大的削弱，失去了对自己封地的军事统治，著名的贵族四君子：魏之信陵君、赵之平原君、齐之孟尝君、楚之春申君，虽然富可敌国，门客如云，可一旦失势，不去别国寻求出路，就变得什么都不是。

齐国的孟尝君，一旦失去齐国的相位，回到封地，就变成了一个简单的富翁，而这个富翁也是靠了门客为他营造三窟，在自己的封地收买人心才做到的。齐公子孟尝君派门客冯驩到封地薛城收账，临行前，冯驩问孟尝君，收了账之后，买点什么回来，孟尝君说，缺什么就买什么吧。冯驩到了薛城之后，发现该地的百姓十分困苦，就将手里的债券当众一把火全烧了，说是孟尝君不要账了。回来后，冯驩将收账的经过告诉孟尝君，说是你这里什么都不缺，只缺点仁义，所以我就给你买了点仁义回来。孟尝君听了很不高兴，但也说不出什么来，只好无奈地说，先生回去歇着吧。不久，齐王将孟尝君免了职，让他回封地薛城去。见主人丢了官，昔日的门客四散而去，只剩下了冯驩，冯驩赶着车拉着孟尝君回到了薛城，受到了老百姓的热烈欢迎，这个时候，孟尝君才体会到冯驩当初的用心。

在战国时期，士阶层变得更加庞杂，求仕的竞争更趋激烈，纵横家的出现，实际上说明出现了士为求得任用而自荐的风尚。原来带有强烈贵族气质的士的处事规则，至此彻底分化，一批转化为纵横家之类的功利之徒，一批则转化为豫让、荆轲一类的侠士，前者为求利而为人主服务，后者为义而受人驱使，此外是介于两者之间的带有某种道德意旨的儒生和墨子之徒，显然，在这个时期，他们的行为往往显得迂腐，在政治上所起的作用也最小。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一阶段，原来出身平民甚至奴隶的文吏阶层，在军功封爵得官的政策下，开始与春秋时代的士阶层混杂，原本没有爵位的文吏通过军功得到爵位，地位日益上升，由于这些人没有土阶层那种讲求气节和行为狷介的毛病，所以这些上升的文吏很得各国君主的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