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越王句践世家第十一》中曾浓墨渲染了被后世奉为“商圣”的范蠡的一个“传奇故事”，其梗概如下：

范蠡辅助灭吴后归隐，发家致富，世人号称陶朱公。其有三子，“中男杀人，囚于楚”，次子杀人被囚于楚国。按照当时的社会“风气”，陶朱公觉得自己的儿子虽然该死，但不应“死于市”，因为“杀人而死，职也。然吾闻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在当时，有钱人是可以通过钱财免于死在闹市之中。于是他便派其第三子带着千金前往楚国救人。然而，他的大儿子觉得自己作为长子更有责任亲自前往去营救弟弟，所以请求范蠡让自己代替三弟前往楚国。但范蠡却不同意让长子去。于是长子便在其母亲（是不是西施待考）一哭二闹三上吊的帮助下，最终使得父亲把这一关系家族荣誉的光荣使命交给他了。

按照范蠡的安排，长子只需去楚国找到他的老朋友，一位名叫庄生的楚国“名士”，送上“千金”之礼，便能解救次子于牢狱之中。果不其然，庄生“受千金”后答应了“请托”并让范蠡长子赶紧回家。然而，自做聪明的长子害怕庄生不能解救弟弟，不但没有离开楚国，还通过楚国另一个贵族打听弟弟的消息。这时候，庄生通过其“三寸不烂之舌”说服了楚王，准备以大赦天下之囚的方式营救范蠡次子。结果范蠡长子听到楚国要“大赦”的消息，以为弟弟可以不通过庄生的营救便能逃脱牢狱之灾，所以又返回去找庄生想把千金要回来。事实上，庄生本来也没想受“千金”，他原本是想把范蠡次子营救出来后再退还给范蠡。但一旦范蠡长子拐回来赎要千金，他便觉得“很没面子”（作为中国“士人”的通病），于是又找楚王说了个理由，结果楚王直接下令把范蠡的次子杀了，然后再宣布大赦。此时范蠡长子傻眼了，无奈只好带着弟弟的尸体回家了。

此时，陶朱公才告诉大家为何让三子去营救：因为长子曾和他一起吃苦打拚，过了很多苦日子，所以舍不得千金。反而是三次自小生活优越，视钱财如粪土，只有派他去送千金才会成功。

这个故事成为后人赞扬范蠡是一个善于识人用人的“智者”而被流传千古。

本文主人公范蠡的祖上，即上篇所说的“范氏三英”。但发展到他父亲这一代，已经流落到楚国，成为一介寒民。在当时的楚国，如果不是贵族，即使学富五车，也很难有发展机会。史载范蠡出身贫寒，但聪敏睿智、胸藏韬略，少年有志，时人未知。《越绝书》里说他“一痴一醒，时人尽以为狂；然独有圣贤之明，人莫可与语”，经常“被发佯狂不与于世”。《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则说他“佯狂倜傥负俗”——假装疯癫，很洒脱，与一般人的行为不一样。时任楚国宛县县令文种同样胸怀大志，并希望能找到志同道合者，共谋大业。他认为“狂夫多贤士，众贼有君子”（语见《越绝书》），所以亲自登门拜访范蠡，在遭到范蠡恶作剧戏弄后，文种坚持拜访并最终感化了范蠡。两人终于“抵掌而谈”、“终日而语”、“疾陈霸王之道”、“志合意同，胡越相从”。

大约在公元前511年，约25岁的范蠡和文种一起离开楚国，踏上了谋国“创业”之路。他们先是来到吴国，结果发现吴国已有两位名人——伍子胥和孙武。他们深知，有这两个人在吴国主政，他们的才华便难以施展。于是他们把目光转向当时力量相对较弱、人才匮乏的越国。

说到越国，还要交代一下当时的“国际大背景”：春秋末年，晋、楚、秦、齐四大国都陷入混乱，晋国为了对抗楚国，从国家战略出发，开始努力拉拢在当时还很不起眼的江东小国吴国，而时任吴国首领的阖庐在晋国的大力扶持下，加上有伍子胥、孙武等人的大力帮助下，很快得到了发展壮大，并一度入郢灭楚。而当时比吴国更加弱小和落后的越国，还算是未开发的蛮夷之地。越国首领勾践虽然是一个纨锢子弟，但也想使越国繁荣强大并最终走出被吴国遮蔽的“问鼎中原”之路。而他也需要杰出的人才来辅佐他实现“越国梦”，于是，他欣然接纳了文种和范蠡，而越国也就此走上了“强国之路”。

公元前496年，吴王阖闾率军攻打越国。在范蠡的筹划和帮助下，越国面对入侵之敌，奋起反击，并在檇李（今浙江嘉兴）之战中大败吴军，吴王阖庐在交战中被击中脚趾，最终因伤势过重，不久死去。吴王阖闾死前，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语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公元前494年，勾践听说吴国日夜演练士兵，准备向越国报仇，便打算主动出击，先发制人。范蠡极力反对，认为吴国秣马厉兵，越国决不是其对手，盲目开战必然凶多吉少。

果然，不听劝告的勾践很快遭遇会稽山之败，本来就很弱小的越国经此一败，立即处于亡国边缘。此时，范蠡又力劝勾践答应吴国的任何条件以求保全性命，“卑辞厚礼以遗之，不许，而身与之市。”而“心太软”的吴王也没有听从伍子胥“今不灭越，后必悔之”的远见之论，罢兵而归。

按照吴越双方议和条件，越国战败两年后，越王勾践带着妻子到吴国为奴仆。勾践本想带文种一起去吴国，范蠡则主动提出随勾践同行，他说：“四封之内，百姓之事……蠡不如种也。四封之外，敌国之制，立断之事……种亦不如蠡也。”由此可以看出，范蠡不但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而且是一位“敢于担当、勇于牺牲”的忠诚之士。

在吴国“服役”期间，吴王夫差看到范蠡人才难得，想劝他离开勾践，降吴为臣。而范蠡却回答夫差道：“臣闻亡国之臣，不敢语政，败军之将，不敢语勇。臣在越不忠不信，今越王不奉大王命号，用兵与大王相持，至令获罪，君臣俱降，蒙大王鸿恩，得君臣相保，愿得入备扫除，出给趋走，臣之愿也！”

据说在吴国期间，一次夫差病时，范蠡还劝说勾践运用“尝便试病”、“降身为镫”等下作手段以迷惑夫差。这出由范蠡导演、勾践出演的“春秋戏剧”，最终成功感动和迷惑了吴王夫差。他开始对勾践君臣动了恻隐之心。今天的我们知道，在任何一场政治斗争中，一旦掺入了个人感情，必然会导致悲剧的结果。

成功返回越国的勾践君臣开始按照范蠡和文种的谋划展开了长达二十年“卧薪尝胆”式的复仇计划。范蠡建议勾践劝农桑，务积谷，不乱民功，不逆天时。先抓经济，继而亲民，稳定社会。施民所善，去民所恶。协调内部关系，内亲群臣，下义百姓。有人生病，勾践亲自去慰问。有人去世，就亲自去办丧事。对家里有变故的免除徭役。一系列措施使得越国百姓安定，国力锐增。

为了提高军事力量，范蠡还重建了都城。在建城过程中，范蠡建了一座小城，一座大城。小城是建给吴国看的，而大城则建得残缺不全，尤其是面对吴国的方向，不筑城墙。这样就迷惑了夫差。范蠡还很重视军队训练，为了提高士气，增加战斗力，越国组织了敢死队，并以最高金额奖励军功。在此期间，为进一步迷惑夫差，范蠡又投其所好，派人送给他珠宝和著名的美女西施，既讨夫差欢心，又消磨其意志。

公元前476年，伐吴条件终于成熟了：吴王夫差正倾全国之力，北上中原争霸，其国内仅有太子率领老弱留守。范蠡建议勾践立即兴兵伐吴。公元前473年，吴军国内守军全线崩溃，引军回国的吴王夫差兵败如山倒，只好派出使者向勾践乞和，希望勾践也能像20年前自己对他那样宽容，允许保留吴国社稷，而自己也会像当年的勾践一样倒过来为之服役。勾践动摇了，这时范蠡站出来，陈述利弊，坚定了勾践灭吴的决心。据说夫差自杀之时，想起伍子胥当年的劝导，认为自己无颜在九泉之下见到被自己杀害的伍子胥，遂以蒙面方式而自杀于姑苏之台。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记载，灭吴后，范蠡根据长期观察，认为勾践的性格是“可与同患，难与处安”，便装其轻宝珠玉，和自己的几个心腹家人乘舟浮海以行，和越国相忘于江湖。

范蠡离开越国之前，还请好朋友文种和他一起退隐，并留下了一段名言：“高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良犬烹”（语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但文种不听。稍后勾践果然赐文种一剑后说了一句让人心生寒意的名言：“子教寡人伐吴七术，寡人用其三而败吴，其四在子，子为我从先王试之。（语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文种无奈，含恨自杀。

相传范蠡浮海出越，先到了齐国，化名为鸱夷子皮，和他的儿子家人们一起，在齐国的海滨选了一块地开垦创业。没过几年，又置产数十万。齐人闻其贤，请他出任郷相之官。范蠡喟然叹道：“居家只致干金，居官则至卿相，布衣之极也。久受尊名，不详（语出《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乃归相印，尽散其财与知友乡党而去。

一身布衣的范蠡第三次迁徙至陶（今山东肥城陶山，或山东定陶），在这个居于“天下之中”（陶地东邻齐、鲁；西接秦、郑；北通晋、燕；南连楚、越）的最佳经商之地，操计然之术（根据时节、气候、民情、风俗等，人弃我取、人取我予，顺其自然、待机而动）以治产，没出几年，经商积资又成巨富，遂自号陶朱公，司马迁对此曾赞称：“范蠡三迁皆有荣名。”《史记·货殖列传》同时还称赞范蠡能“与时逐而不责于人”、“择人而任时”。

范蠡之所以被后世一致尊为“商圣”，是因为《史记·货殖列传》中记载了他在经商中的许多“经典作法”，至今仍是经商者必备的基本“理论指导”：

他提出了“知斗则修备，时用则知物”商品价值理论，认为只有把“时”和“用”这两者的关系搞清楚，才能充分提高各种货物的价值并获取利润最大化；并特别强调“从时者，犹救火，追亡人”，把把握时机、运用时势作为经商的最高原则。

他提出了“贵出贱取”的营销理论，认为当商品价格涨到最高点时，要果断出手；而当商品价格跌落到最低点，要像珠玉一样买进。

他提出了“三八价格”理论，认为商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经营粮食商品；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就不会去发展农业生产。商人与农民同时受害，就会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最好的办法就是由政府把粮食价格控制在八十和三十之间，这样农民和商人就可以同时获利，这一理论至今仍然是许多国家进行商品价格指导的“理论根源”。

他提出了“积着理论”，指出要合理地贮存商品，加速资金周转，保证货物质量，成为后世建立“常平仓”的理论基石之一。

他提出了“待乏论”，主张把握商机，候时转物，不要人等货，应让货等人。要准备别人没有的或想不到的货物（人无我有），这样才能在市场上占据优势。

比如，他提出了“薄利多销”理论，主张逐十一之利，薄利多销，不求暴利。

另外，更难能可贵的是，范蠡还象今天的世界首富盖茨那样“富好行其德”，他意识到物聚必散，天道使然。所以“三聚三散”，把赚到的钱都赠送给贫困人民，从而在一定意义上践行了先秦时期士大夫们渴望的“天下大同”理想。

博按：范蠡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杰出的商人，被誉为“治国良臣，兵家奇才，商人始祖。”他功成名就后急流勇退，为中国式官场中人树立了一个既能入朝建功、又能下野善终的典范，被后世许多为官者私下里奉为楷模；他辞官经商三聚三散，被历代商人尊为“商圣”。但是，范蠡的“辞官下海”行为，并不为当时的“主流社会”所推崇和认同，因为这样的行为违背了礼教社会关于“士”的理想。中国传统礼教社会大多歌颂那些“君有道则仕、君无道则隐”的“清贫隐士”，偏偏范蠡“隐退”后不安份，创造和开辟了“退而商”的新路，还屡屡成为商业巨贾，是有“不清贫”、“不检点”、“与民争利”的嫌疑。何况他在“退隐”时还“拐跑”了君王的爱妃（这样的野史传说很有可能是后世为了攻击范蠡而进行的编撰，因为他是在冒着被勾践追杀的危险而逃跑的，不可能拐妻携子，逍遥“五湖”的），是以尽管范蠡有“三聚三散”的杰出表现，但还是难以进入传统儒家史学家们的“法眼”，所以不但司马迁没有专门为范蠡立传，后世的所有史学家也很少为其立传颂扬。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范蠡这位对中国历史产生过巨大影响的一代伟人，竟然被夹杂在《史记》中的《越王勾践世家》和《货殖列传》中流传下来；而在班固的《汉书古今人表》中则将他列为一个“智人”；三国时期的刘劭在他撰写的《人物志》里则把范蠡定位为“术家”，“表扬”他“思通道化，策谋奇妙，是谓术家，范蠡、张良是也”。

当然，范蠡之所以不为后世历史所重视和宣扬，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在此后的历代中央集权王朝里，高高在上的皇权一贯强调为臣者一定要“忠”，而范蠡看到勾践阴险毒辣，竟然不由分数把君王“炒”了，这样因为君王的性格缺陷就辞官“下海经商”的人，不但为历代儒家史学家所不容，更为此后的历代中央集权统治者们所仇视和否定。在至高无上的皇权威慑下，即使个别士人认识到范蠡的价值，也不可能在“正史”中为他大书特书。而这正是历史上范蠡的名声远不如诸葛亮、岳飞等忠臣显赫的最主要原因——在他身上，没有任何皇权统治需要的东西——然而，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说，正因为范蠡不会皇权所重视，所以他最终被同样不被历代中央王朝所重视的商人们奉为他们的“圣人”和“财神”。这不能不说是公正的历史老人给予范蠡的最终“打赏”吧！